【专家笔谈】构建中国特色藏学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构建包括藏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了新的任务。

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中国藏学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成为一项服务国家和涉藏地区的重要事业。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涉藏工作需要、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藏学研究体系，推动藏学研究创新，借助藏学发展推动藏族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是中国藏学界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构建中国特色藏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世界性的藏学体系。

主体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特质，它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自觉以中国为观照，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国藏学研究根植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这是中国藏学持续深入发展的历史基础，也是增强中国藏学研究主体性的前提。构建中国特色藏学研究体系必须立足于西藏和甘、青、川、滇四省涉藏州县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着眼于党和国家涉藏工作的全局安排，将学术研究与服务国家相结合，为涉藏政策方针的制定提供学理支撑；扎根现实、深入基层，将藏学研究落实在祖国大地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中，挖掘汉、藏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发掘藏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议题，凝练出符合中国西藏和涉藏州县发展诉求的研究方向，讲好涉藏故事。中国藏学研究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和涉藏州县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学术层面予以积极回应。“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而“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当前中国藏学界在钩沉稽古、发微抉隐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但针对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应用性对策研究较为薄弱，前瞻性、战略型、储备性研究相对较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沟通不足，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学研究服务国家战略、响应国家需求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对此，中国藏学研究应在巩固、深化基础研究，并进一步加强应用性研究，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以实践深化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同时，推进涉藏智库建设，增强藏学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目前我国涉藏智库建设中，高校及科研机构兼顾了学术研究与智库建设的双重职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为智库咨政、建言献策的主要力量，其优势在于所提建议、对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其劣势也很明显，由于他们对国内外现实情况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了解不够及时，也不太准确和全面，在短时间内快速响应任务需求的能力较弱。此外，由于科研人员研究更多侧重于学术探讨，不免出现建言献策过于学理化而缺乏操作性。对此，未来在继续强化科研人员的智库咨政能力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国家专业高端涉藏智库建设，扶持民间涉藏智库发展，明确分工，紧密合作，将学术研究与时政分析、战略咨询有机结合，提升藏学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中国藏学研究自主性发展的根基。中国的学术成果应当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渗透着西方价值观的理论和话语无法有效阐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西藏和涉藏州县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观、伦理观、宇宙观、社会观等，以及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有关文化交流、族际关系、边疆治理等朴素经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智慧源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构建中国特色藏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上，从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资源，对传统文化进行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将其纳入现代中国藏学研究体系中，形成一套有效解释中国西藏和涉藏州县的历史及其发展历程的叙事体系、话语体系，从中凝练出具有普遍解释力和实用性的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智慧力量。

原创性，强调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坚持守正创新，“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构建中国特色藏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和涉藏州县实践，依托学术研究，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和民族标识的藏学概念，开发出一批具有原创性、民族性、引领性和标志性的藏学研究成果，凝练出一套融通中外、具有中国气派、彰显中国风格和立场的涉藏话语体系，在国际涉藏舆论和相关事务的处理中宣明中国态度，发出中国声音，向世界传递中国价值、中国观念，引领国际涉藏舆论走向，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完善贡献力量。

中国藏学研究的原创性，还体现在其继承性上。构建中国特色藏学研究体系，首先应当建立和完善本土的藏学知识谱系，了解现代中国藏学的发展历史、成果及特征。中国藏学研究创立于20世纪初期，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民众爱国热情，激发保卫祖国边疆的斗志，开始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从事包括藏学在内的边疆研究，自此拉开中国藏学研究的序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难发展，至20世纪中叶，中国藏学研究在成果产出、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中国藏学的研究路径亦日趋成熟，为新中国成立后藏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早期藏学研究虽然在学术观点以及术语表达等方面缺乏一定的严谨性和客观性，但其中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都是中国藏学研究自主体系建设的宝贵财富。近十年来，学者们也日渐意识到追本溯源的重要性，有关根敦群培、李安宅、王尧等已故藏学家，以及民国时期的藏学机构和相关刊物等的研究开始增多。“知其来路,知所趋赴”，只有在充分了解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才能提出具有深远意义以及学术深度的新命题、新观点和新方法；只有在学术传统的赓续中，学术研究才能不断丰富内容，积累经验进而实现自我超越。

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赖，探索中国藏学研究的独特道路，是中国藏学研究原创性的另一体现。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曾出现过两次译介海外藏学成果的热潮，这些被引入中国的西方人文社科理论和方法，客观上对早期中国藏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暗藏着西方学术殖民、知识霸权的陷阱。“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藏学研究中科学、客观地批判了西方学术中的殖民主义立场、逻辑漏洞、错误观点等。这是中国藏学研究从学习、模仿的“学徒状态”走向独立、自主发展的良好开端。打破学术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摆脱对西方的知识依赖、方法依赖，还应积极推动制订、健全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符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需求的藏学成果评价标准、审查和刊行机制，激发藏学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热情。

当前制约我国藏学研究原创性提升的瓶颈，主要在于学术研究缺乏自觉性和能动性，研究的张力不足、可持续性有限，而其根源则是学术基础不牢、知识体系碎片化、学术研究的全局意识和整体意识不足。对此，打破“亦步亦趋”的跟跑局面，调动研究者的学术激情、提升其学术创新能力，需从巩固基础研究、培养学术全局意识等方面入手。

第一，强化基础研究、巩固学术根基。文献史料、考古文物以及田野调查等一手资料是藏学研究的重要依据，重点应放在对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近年来，在党和国家政策支持下，藏文古籍整理、开发和保护以及西藏考古事业蒸蒸日上，一批被认为散佚或丢失的藏文文献重见天日，传统文献得到更科学和专业的保护与利用；涉藏考古工作也相继取得重要进展，新发现的多处西藏古代历史遗址以及出土的系列文物，为藏学研究的不断完善和深化提供了确凿的物质证据，为藏学研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藏学研究的资源宝库。由于资料分布不均匀、文物保护以及学者专业壁垒等限制，这些基础性资料大多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这是影响当前藏学基础研究深化的一大障碍，也是影响学者提升自主研究意识和原创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可依靠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科学工具，实现藏学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发展，推进藏学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为藏学研究的深化和精细化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第二，推进全面、完整的藏学知识结构建设。学科交叉、知识融合是中国藏学的重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藏学作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应当打破学科、专业、学院等有形和无形的壁垒，推动藏学知识的多元整合，在知识交叉与融合中，不断拓宽藏学知识的外延边界，丰富藏学知识的内涵；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全面、广博的藏学知识体系，提升中国藏学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知识融合既包括藏学内部不同研究方向的沟通对话，也包括藏学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互通有无，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在藏学研究中引入生态研究、地理变迁研究、生物进化、基因工程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助于更加系统、全面地还原青藏高原历史演进和文化发展的脉络。推动知识整合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深化学术合作。知识是流动的，无法被单一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所垄断，目前国内与藏学相关的科研机构、高校院系有百余所，且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各机构之间的互动有限，合作不多。强化学术群体间的紧密度、推动达成学术共识，是未来构建中国特色藏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自主并不意味着封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只有在开放的交流合作中，才能“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藏学既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同时也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知识。知识的全球流动对传统藏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愈益加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学者是否有能力应对藏学研究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对此，中国学者在强化学术研究自主性和原创性的同时，应注重提升中国藏学研究的世界性，在博采众长中形成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格局，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推动跨国学术研究共同体构建，向国际藏学界贡献原创性的中国经验，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引领力和影响力。

第一，在尊重不同学术传统、倡导学术平等对话和宽容理解基础上，批判、辩证地对待域外藏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西方藏学研究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一定的方法经验，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藏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参考性，有助于提升学术水准、开阔理论视野。如果偏激地否定或者故意忽视域外藏学研究成果，对域外藏学了解模糊、认识不足，就很容易陷入闭门造车的境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了解、研究域外藏学历史及其成果是为了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激发中国藏学研究的内生性创造力，推动自我创造，提升我国藏学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在与国际藏学的交流对话中，不断提升中国藏学研究的前沿性，增强中国藏学研究国际知名度，逐步掌握藏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第二，走出国门、多方推广，彰显中国藏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做好中国藏学研究成果的外宣工作，充分发挥出版机构的服务作用和功能，加强学术宣传平台建设，包括学术机构和学术出版物。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加大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成果和前沿成果的译介力度，推动中国藏学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推进跨区域学术共同体建设，主导国际性科研项目的跨界合作，利用多边学术机构普及中国藏学话语概念和术语体系。依托中国藏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让国内外全方位了解中国西藏和涉藏州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跨越式发展和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让世界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和涉藏州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继承和发展，这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驳斥国际上长久以来有关中国的错误认知具有积极意义。

推进中国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新征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广大藏学工作者应当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们应以“两个结合”为科学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尊重中国历史、立足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社会实践，在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藏学研究方法和命题、概念和范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涉藏地区实践以及中外藏学交流互动的国际视野中，不断丰富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做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藏学之力量。

原刊载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5期

脚注从略，引文请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编辑：次仁拉姆

校正：刘乃秀

审定：米玛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