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姓蕃名：吐蕃时期敦煌地区汉藏语言文化的交融

学术 2024-10-16 10:59 西藏

汉姓蕃名：吐蕃时期敦煌地区汉藏
语言文化的交融

作者：张艺凡，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陶志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吐蕃时期敦煌地区实行了一系列新政，推动了敦煌地区汉藏文化交流，并出现了一批汉姓蕃名的人群，其中以汉族为主。敦煌当地居民受族群记忆的影响，在冠藏文名字前加其本来的汉姓，此种情况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从汉文名字音译而来，另一种是重新取用。重新取用的藏族名字多采用藏文寓意美好的一些词汇。对汉姓蕃名的梳理有利于挖掘语言文化中的交融，构建文化交流的深层逻辑。

关键词：吐蕃敦煌时期；汉姓蕃名；文化交流

语言是文化交融的纽带，也是探讨我国多民族交流的重要研究课题。分析某个族群对其他族群语言文化的吸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交流态势与融合程度。吐蕃时期敦煌地区汉藏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语言文化交融成为族际交往的显著特征，敦煌文书中的汉姓蕃名现象为研究吐蕃时期敦煌地区汉藏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从整体看，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汉姓蕃名主要出现在藏文文献中，即法律、契约文书和作为抄经人或校经人身份出现于佛经题记中。汉姓蕃名的群体以当地生活的汉族为主，为了方便交流，会在某些场合取用藏族名字，并加其本来的汉姓。这类特殊人名，对于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意义。

一

相关研究情况

国外学界对吐蕃时期敦煌地区人名关注较早，日本学者藤枝晃在《敦煌僧尼籍》中对相关人名进行了解读和探讨，开此研究之先河；上山大峻收集了部分《无量寿宗要经》以及《大般若经》中抄经人和校经人的藏文名字，统计了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125号藏文文献捐献经卷名单中二百多个人名的常见姓氏；高田时雄的《吐蕃时期敦煌的写经人》对《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中的部分写经人、校经人进行了汉字复原，统计了频繁出现的一些抄经人、校经人姓名；俄罗斯学者撒维斯基（L.S.Savitsky）整理了列宁格勒藏202件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罗列出97位写经生和62位校经生的名单；德国学者滕策（Getraud Taenzer）根据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和武内绍人《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研究》，统计出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籍帐、契约以及写经题记中的汉族姓氏，与“安史之乱”前敦煌籍帐中出现的常见姓氏比对，制作成汉藏姓氏对照表。国内学界，张延清对我国甘肃省收藏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古藏文抄经生、校经生做了细致统计，指出除去某些抄经、校经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外，抄、校经总人数实为674人。

姓名的取舍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及语言交互的影响，但以往研究成果缺少对人名进行语言文化视角的研究，对藏族名字的具体含义也缺乏关注。不过上述成果对于人名的统计无疑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本文拟通过对常见汉姓蕃名的分析，探讨吐蕃时期敦煌地区语言在文化交融中的作用，以此探究汉藏文化交流的深层逻辑。

二

汉姓蕃译：社会记忆形式的保留

带有汉族姓氏的藏族姓名，其族属问题似乎无法解释，学界亦是众说纷纭。郑炳林指出汉姓蕃名的这类居民是藏族，他们的姓名除了姓之外，与藏族名字完全一致；武内绍人指出使用汉姓蕃名的这类人群应是汉族，在吐蕃影响下，开始取用藏族或汉藏混合的名字。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所有使用汉姓蕃名的人群归为汉族或藏族，应根据文献所处时代具体分析。吐蕃时期敦煌地区藏文本P.T.1089中谈到吐蕃时期沙州汉族官吏：“任命唐人为官吏者：杜悉诺悉结（དོ་སྟག་སྒྱེས།）为唐人都督及吐蕃节儿僚佐……任命张悉诺勒（ཅང་སྟག་ལེགས།）为水利官……。”可见当时有相当一部分汉族采用了“汉姓蕃名”。在其他文书中出现的许多藏族名字，并未带有汉族姓氏，例如尚赞勃藏（ཞང་བཙན་བཟང་།）、属庐·勒奴悉（ཅོག་རོ་ལེགས་འདུས།），因此这部分汉姓蕃名的人应是汉族。

敦煌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的观念较为牢固，以姓氏为基础的“五姓”说在敦煌居民的生活、生产、丧葬、婚姻，甚至日常吉凶宜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姓氏观念早已渗入敦煌社会文化网络中，深刻影响敦煌居民的文化价值认同、行为模式。由于姓氏文化的重要性，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汉族在冠以藏族名字时会加其本来姓氏，这是其对社会记忆的保留。这类汉族姓氏虽为音译，但常会出现同音不同字。汉姓蕃名是当时汉藏文化交流的证据。

关于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音译汉族姓氏，滕策上揭文做了详细统计。其文指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有148个，其中有103个是生活在敦煌本地的姓氏（包括31个主要姓氏），但作者无法广泛使用汉文文献，其所知的我国藏敦煌文献目录仅停留在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黄文焕《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阶段，统计并不全面。另一方面，人名简化是敦煌写卷中的常见现象，姓氏简化如S.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录》提到的金光明寺写经人“寺加”,又见于S.283《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五二尾记》中写作“张寺加”。滕策统计的一些姓氏，如“俾”、“灯”、“就”、“葵”等，属于不常见的姓氏，也有可能不是独立的姓氏，更有可能是姓氏双名首字的缩略写法。此外，滕策统计的P.T.2592、P.T.3354、S.3907、P.T.3557、P.T.3669等属于“安史之乱”前的文献中出现的姓氏，且无法证明属于吐蕃时期的敦煌。那么，汉族姓氏被音译成藏文的比例，综合武内绍人、上山大峻、滕策、张延清等的研究，将其常见姓氏整理如下：

表1：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汉姓蕃译

根据上表，我们大致了解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藏文音译汉族姓氏，其中部分姓氏只找到了个别案例，如“周”仅出现在滕策的统计中，有的姓氏则同时出现在五列统计中频率较高，如“李”、“索”、“刘”等，这种情况同当代姓氏的分布情况有很大相似性。敦煌文献中除出现较多的汉族姓氏外，还有安、曹等粟特人姓氏，有麹等高昌国姓氏，有尹、齐等羌族姓氏，这种现象表明上述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如P.T.1094中提到的“论敕腊卜藏（བློན་ཟླ་བཟང་།）之奴麹德杰（ཁུག་སྟེ་སྐྱེས།）”，后者的姓“麹”为汉字音译，名则是藏文，意为“出生于部落”，这是当时敦煌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有力证据。

汉姓蕃名群体是否会保留其原名，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会使用“汉姓蕃名”，或者在编入军队时会使用哪一种名字？笔者认为应是汉族取用藏族名字的同时保留汉族姓氏，即存在一人多名的现象。例如张意子参与藏文《佛说大宝积经》《大乘寿宗要经》的抄写，敦煌博物馆藏Db.t.1125《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如下：

张意子抄（ཅང་ཨྀ་ཚེ་བྲིས།），法灯校（ཕབ་ཏིང་གྱིས་ཞུས།），吉刚二校（ཙྀ་ཀེང་ཡང་ཞུས།），洪辩三校（ཤང་བེན་གྱྀས་སུམ་ཞུས།），法成四校（ཆོསགྲུབབཞིཞུས།）。

敦煌博物馆藏Db.t.2926《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为：

赞热抄（བཙན་བཞེར་བྲིས།），公子校（ཀོང་ཚེ་ཞུས།），悉诺札二校（སྟག་སྒྲ་ཡང་ཞུས།），文序三校（བུན་ཤུ་སུཾ་ཞུས།）。

一般情况下，抄写人就是报废人，Db.t.2926的背面左侧写有“张意子废叶（ཅང་ཨི་ཚེ་རོ།/རྨ།）”。可知张意子就是赞热。同样的情况如宋身奴——宋野勒、哈义奴——哈悉诺赖布、张潭潭——张没略。至于两种名字使用的场合区别，需有更多文献资料来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受当地姓氏文化影响，为了融入当地社会，部分藏族开始取用汉名。敦煌古藏文文本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便是很好的例子。陈于柱考证文本抄写于归义军统治时期，主要服务于藏族群体。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敦煌藏族开始采用新的族群社会文化建构，取用汉姓，是其融入敦煌社会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体现了汉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总之，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空间的互嵌及人员流动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互动增多，姓氏文化亦不断交融，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从吐蕃时期敦煌地区汉族采用汉族姓名的藏译到归义军统治时期藏族开始取用汉族姓名的变化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

三

人名考证：文化交流的典型

与姓氏相比，人名包含了更丰富的语言资料，是当时社会习俗和个人喜好组合在一起，受文化背景、个人身份等多种因素影响，从不同民族语言用词中，往往可窥探其心理特征及文化。人名亦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

从文献可以看出吐蕃时期敦煌地区藏族姓名的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表2: 吐蕃时期敦煌地区藏文姓名的种类

第一种类型为藏文人名结构，多属于吐蕃官吏，较常见于吐蕃契约文书中，这些官吏是会议召集人、证人或者债主，很少担任债务方、债权方或者担保人。

第二种名字是汉文人名的结构，属于当时采用汉姓蕃名的人群。这类藏族名字可能是其汉族姓名的直接对音，也有可能是重新取用的藏族姓名，即汉族姓氏＋汉族名或汉族姓氏＋藏族名，以P.T.1166借物契分析：

图1:P.T.1166

原文

1.ལྀའུ་ཀླུ་རྟོན་གྱྀ་བུ་ལོན་གྱྀ……གཆིག་།། སེར་ཛྀན་ཁེང་ལ་ཆགས་ཏེ་།།

2.འབུལ་བའྀ་དུས་ན་འབྲུགྀ་ལོའི་དགུན་སླ་ར་བ་ཚེས་ཉི་ཤུ་ལ་ཀླུ་རྟོན་གང།

3.ན་མཆིས་པའི་སྒོར་འབུལ་པར་བགྱྀས།དུས་དེར་མ་ཕུལ་ན་གཅིག་ལས……

4.གཉིསུ་བསྒྱར་ཏེ་།ཛིན་ཁེང་གི་སུག་སྱད་དང་ཤིའུ་གྀན་གབ་ལ་……ཀྱང་རུང

5.……སྟེ་དམ་རྒྱ་འདྀས་རྀང་ལུགས་བགྱིས་ཏི་ཕྲོགས་ཀྱང་ཞལ་མཆུ་།

6.ཚྀག་ཅིག་ཀྱང་མྱི་མཆིས་བར་བགྱིས་པའྀ་དཔང་ལ་།སག་སྟག་སླབས་ཨིམ་།

7.འབྱྀ་ལེའུ་དང་སོང་ལུག་ལུག་……།ཁང་མང་ཟྀགས་ལསྩོགས་པའི་དཔང

8.རྒྱ་དང་།ཛྀན་ཁེང་གི་སུག་ཡིག་ཚད་ཀྱིས་བཏབ་པའ་།ཆེ་ཆུང་ནི་ཨིམ་སྟག་རྨའི་

9.གྲི་ཙམ་མོ་།མཆིའད །།

汉译文

1.薛金庆向刘矩立敦借用小刀一把；

2-3.双方商定，在龙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归还刘矩立敦家，不管他在否。

3-4.如果［借方］届时未能归还，将双倍［归还］；并且……

4-6.根据契约，双方写成一份委托书，［商定］金庆的用品、手巾及其

他［所有财物］，将据［委托书］一任掣夺，不得争讼；

6-8.［契约］双方的保人，索悉诺悉猎、阴杰来、康芒息、宋六六等在契约上盖印，珍兴摁手印。

8-9.［刀］的尺寸与阴悉诺摩的刀相同。

其中的康芒息（ཁང་མང་ཟྀགས།）、刘矩立敦（ལྀའུ་ཀླུ་རྟོན།)、索悉诺悉猎（སག་སྟག་སླབས།）、阴悉诺摩（ཨིམ་སྟག་རྨ།）均有一个汉文姓氏和一个藏文名字。宋六六（སོང་ལུག་ལུག །）、阴杰来（ཨིམ་འབྱྀ་ལེའུ །）以及薛金庆（སེར་ཛྀན་ཁེང་།）是汉族姓氏和汉族名字。

第三种姓名类型主要出现在非汉族、藏族的其他民族，主要来自塔里木盆地以南、河西以及西藏东北部，包括于阗、党项、鞑靼和突厥等，如突厥拉春（དྲུ་གུ་ལེགས་ཅུང་།）、多弥玉宾（ ད་མྱི་ཡུལ་བྱིན།），这类姓名见于吐蕃统治下的其他地区。Hedin 2中的契约保人“萨波杨伯米”（ སྤ་ཡང་བེར་མྱི།），其姓名也是族群特征＋名字的形式。“萨波”是于阗官职spāta/spā的音译，又如M.I.XIV.24中的“弥药皮波”（མྱི་ཉག་ཕྱི་སྤོ།）也是这种形式。

在上述三类姓名类型中，第二类占很大比例，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吐蕃时期敦煌地区当地汉族取用藏族姓名的现象较为普遍。当时汉藏民族杂居的格局为汉藏民族民间层面语言上的相互学习创造了条件。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发现唐代吐蕃人编写的《蕃汉字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吐蕃人学习汉语文的“字典”。敦煌文书中还有汉藏对音的《千字文》残卷及《藏汉对音词语》《汉藏对照词汇》等珍贵文献。汉藏语言的交流为取用汉姓蕃名奠定了基础。

大致来说，汉族的藏族名字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宣扬美好的人名

这类人名都采用寓意美好的词语，在形式上取自汉族传统文化，但在内容和含义上不断将吐蕃文化内化。在取名上不断斟酌藏文意义，与存在的汉文命名方式有所区别，这种形式是汉藏文化不断冲突、交流、交融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例子：

1.“ལེགས།”，《藏汉大辞典》解释为“美好，善良,品质优良”。人名中带有“ལེགས།”的情况较多，这里以《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研究》中出现的58个文本为例，其中与“ལེགས།”相关的人名有：赵悉诺勒（ཛེའུ་སྟག་ལེགས།）（P.T.1297/3）、阴初勒（ཨིམ་གཙུག་ལེགས།）（P.T.1078）、郭摩勒（སྐྱོ་སྨ་ལེགས།）（P.T.1297/5）、张拉勒（ཅང་ལྷ་ལེགས།）（P.T.1088/2）、安春勒（འན་ཆུང་ལེགས།）（P.T.1088/2）、张顿勒（ཅང་ཨདོང་ལེགས།）（P.T.1088/2）、索格勒（སག་དགེ་ལེགས།）（Ch.frag.82）、罗勒禄（ལ་ལེགས་ལོད།）（Ch.86.ii背面）、华冲勒（ཧྭ་ཁྲོམ་ལེགས།）（P.T.1297/1）、刘拉勒（ལིའུ་ལྷ་ལེགས།）（P.T.1297/1）、李宝勒（ལི་དཔལ་ལེགས།）（P.T.1203）、高格勒（ཀེའུ་དགེ་ལེགས།）（P.T.1203）、氾悉诺勒（བམ་སྟག་ལེགས།）（P.T.1208+P.T.12211）、巴达勒（པ་དག་ལེགས།）（P.T.1208+P.T.12211）、张矩立勒（ཅང་ཀླུ་ལེགས།）（Ch80.V.1）、李玉勒（ལི་གཡུ་ལེགས།）（P.T.1098）、阴拉勒（ཨིམ་ལྷ་ལེགས།）（Hedin 3）、索格勒（སག་དགེ་ལེགས།）（Or 8212/194a）。

在58个文本共计185个汉姓蕃名中，除很大一部分从汉族姓名直译过来外，带“ལེགས།”的人名共出现18次，频率较高。以小窥大，可知整个吐蕃时期敦煌地区当地汉族取蕃名中较多出现“ལེགས།”。“ ལེགས།”是美好的代名词，在吐蕃“善政”中广泛运用，P.T.1287“赤都松赞普之事迹”中提到：“征服突厥等天下其他地区为属邦，征其赋税，攻克其坚固之城堡，制服其富裕之地域，广施善政，此处难以尽述”；在日常生活中，“对行善者给以满意之奖赏，作恶者给以准确无误的惩治。” “ལེགས།”在吐蕃被广泛推崇，含这类词语的名字自然表达了对被命名者的美好希冀。吐蕃有多位名字带“ལེགས།”的赞普与大臣，如：托勒赞普（་ལེགས་བཙན་པོ།）、肖勒赞普（ཤོ་ལེགས་བཙན་པོ།）、仲喜勒赞普（འབྲོང་ཞི་ལེགས་བཙན་པོ།）、章结扎勒息（སྦྲང་རྒྱལ་སྒྲ་ལེགས་ཟིགས།）。此外，与“ལེགས།”相似的“དགེ །”也有“善、好”之意，与其他字结合构成复合词，如ch.frag.82中的索格勒（སག་དགེ་ལེགས།）、P.T.1088/2中的索格丹（སག་དགེ་བསྟན།）。

图2：P.T.1287（局部）

2.“བརྟན།”，《藏汉大词典》解释为：“成熟稳重的”。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汉姓蕃名中“བརྟན།”字出现较多。如：康旦勒（ཁང་བརྟན་ལེགས།)、孔旦勒（ཁོང་བརྟན་ལེགས།）、吴孔旦（འགུ་ཁོང་བརྟན།）、吴旦贡（འགུ་བརྟན་གོང་།）、张贡拉旦（འགུ་བརྟན་གོང།）、张格旦（ཅང་དགེ་བརྟན།）、张旦（ཅང་བརྟན།）、张旦勒（ཅང་བརྟན་ལེགས།）、张拉旦（ཅང་ལྷ་བརྟན།）、赵旦贡（ཇེའུ་་བརྟན་གོང་།）、潘拉旦（འཕན་ལ་བརྟན།）、马旦贡（འབ་བརྟན་གོང་།）、王格旦(ཝང་དགེ་བརྟན།)、梁拉旦(ལཉང་ལྷ་བརྟན།)、李旦勒(ལི་བརྟན་ལེགས།)、刘禄旦（ལིའུ་ཀླུ་བརྟན།）、令狐悉诺旦（ལེང་ཧོ་སྟག་བརྟན།）、谢格旦（ཤིག་དགེ་བརྟན།)、索格旦（སག་དགེ་བརྟན།）、宋杨旦（སོང་ཡང་བརྟན།）、安格旦（ཨན་དགེ་བརྟན།）、张旦勒（ཅང་བརྟན་ལེགས།)、张旦布藏（ཅང་བརྟན་བཟང ་།）、张拉旦（ཅང་ལྷ་བརྟན།）、曹格旦（ཛེའུ་དགེ་བརྟན།）、王悉诺旦（ཝང་སྟག་བརྟན།）。

限于资料所限，无法全面掌握与“བརྟན།”相关的名字或“བརྟན།”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仅有被称为乞利胡的云丹（ཡུམ་བརྟན།）。“བརྟན།”是否是吐蕃后期政治的特定产物，需要有更多相关文献的支撑。值得一提的是，现今仍有许多藏族名字中带有“བརྟན།”字。

3.“སྟག”，高田时雄将藏文人名中的“སྟག”与藏文音译词“悉歹勺（悉诺）”对应，意为“老虎”。傅及斯进一步对敦煌文献中所见的“歹勺”字进行整理。历史上，藏族骁勇善战，形成尚勇文化。吐蕃时期敦煌地区人名较多出现了“སྟག”，与吐蕃对“虎”的崇拜分不开。从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创立了大虫皮制度，给立有战功的人奖励虎皮制品：“所谓六标志是：宣布命令的标志是印匣；……勇者的标志是虎皮袍；贤者的标志是告身。所谓六褒贬是：勇士裹以草豹与虎皮；懦夫贬以狐帽；……所谓六勇饰是虎皮褂、虎皮裙两者；缎鞯及马镫缎垫两者；项巾及虎皮袍等，共为六种。……”

对虎的崇拜反映了吐蕃尚武好勇的风气。除了以虎皮制品奖励勇士外，吐蕃在其他方面同样表现出对虎的崇拜，如赞普牙帐“以黄金饰蛟螭虎豹”。正因为“虎”在吐蕃是被尊崇和欣赏的字眼，其本身充满豪气和阳刚，名字中出现“སྟག”字就显得水到渠成。吐蕃有许多重要的大臣名字采用了“སྟག”字，这些大臣在对外征战以及内部事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与达延芒布支做大宗农作物交易的热桑王之丞相仍悉诺夏（རིང་སྟག་ཧ།）；704年冬召集议事会的论布（尚）钦藏悉诺匝卜（ཞང་ཁྲི་བཟང་སྟག་ཙབ།）；681、682年召集议事会的论布噶尔·芒年悉诺匝卜（མགར་མང་ཉེན་སྟག་ཙབ།）;762年，与尚结息等引兵至京师的大论恩兰木·达（悉诺）札路恭（ངན་ལམ་སྟག་སྒྲ་ཀླུ་གོང་།，即马重英）；719年定大藏王室田亩之赋税，726年召集议事会的大论额·芒响木悉诺匝卜（རྔེགས་མང་ཞམ་སྟག་ཙབ།）；726年召集议事会的大论卫·悉诺逻恭禄（དབའས་སྟག་སྒྲ་ཁོང་ལོད།）；担任岸本之官的努卜·赤松木杰悉诺赞（གནུབས་ཁྲི་སུམ་རྗེ་སྟག་རྩན།）；吐蕃最后一位大论的卫·结多热悉诺聂（དབའས་རྒྱལ་ཏོ་རེ་སྟག་སྙས།）；尚绮心儿即大论没卢·赤松木杰悉诺囊（འབྲོ་ཁྲི་སུམ་རྗེ་སྟག་སྣང་།）；论钦陵之子，后投唐的论布芒布支悉诺赞（མང་པོ་རྗེ་སྟག་རྩན།）。

汉族同样采用“སྟག”字取名，如王悉诺悉猎（ཝང་སྟག་སླབས།），体现了这一时期汉族对以虎为代表的吐蕃文化的吸收。

(二)含有地名标记功能的人名

一些人名会用出生地命名，如P.T.1095中的郑沙楚杰（ཟིང་ཤ་ཅུ་སྐྱེས།），意为“出生于沙州”；P.T.1094中麹德杰（ཟིང་ཤ་ཅུ་སྐྱེས།），意为“出生于部落”。杏雨书屋所藏羽191号写本《金有陀罗尼经》的末尾写经人有薛朵杰（སེར་མདོ་སྐྱེས།），意为“出生于沟谷”，同时其汉族姓名也出现在写本中，写作“薛漵”，这是汉族在取用蕃名时保留其汉族姓名的又一证据。

(三)带有丑名色彩的人名

敦煌自古有取丑名之风。学界对敦煌民间的丑名多有探讨，主要有杜文涛《也谈敦煌文书中带“奴”字的人名》、石小英《敦煌古代丑名、贱名的成因》等，这些文章将敦煌写卷中具有特色的丑名进行归纳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如狗（苟）、奴等，并指出这类取名是父母为了孩子更容易生养，期盼孩子健康成长。

吐蕃时期敦煌地区部分汉族在其藏族姓名中保留了丑名“狗（苟）”，如曹苟苟（ཛེའུ་གེའུ་གེའུ།）等，但采用的是藏文音译“གེའུ།（苟/狗）”。值得注意的是，藏族取名也有带“狗”的，如《吐蕃大事纪年》684年的额·乞玛热（རྔེགས་ཁྱི་མ་རེ།）,717年担任牧马官的尚郑赞乞布（ཞང་བྲིང་རྩན་ཁྱི་བུ།）,736年联合突骑施作战的烛龙·莽布支乞穷（ཅོག་རོ་མང་བོ་རྗེ་ཁྱི་ཆུང་།）等，其中“ཁྱི།”即“狗”。敦煌汉族的蕃名中出现“狗/苟”主要是汉族丑名的音译，或许因为藏汉文语境中“狗”的象征意义不同，藏族喜狗，与汉族姓名中“狗/苟”（意味着好养活）不同，所以汉族的蕃名不用“ཁྱི།”而用“གེའུ།”。

另一类典型是一些汉族姓名中带“奴”字，藏文音译为“འདོ།”。如：张更奴（ཅང་གེན་འདོ།）、张车奴（ཅང་ཚིར་འདོད།）、张文奴（ཅང་བུན་འདོ།）、张王奴（ཆང་ཝང་འདོ།）、陈奴子（ཆིན་འདོ་ཚེ།）、杜广奴（དོ་ཀྭང་འདོ།）、氾显奴（བམ་ཞན་འདོ།）、薛村奴（འབྱེ་ཚུན་འདོ།）、曹华奴（ཛེའུ་ཧྭ་འདོ།）、王憨奴（ཝང་ཧམ་འདོ།）、索潘奴（སག་ཕན་འདོ།）、索文奴（སག་བུན་འདོ།）、宋身奴（སོན་ཤིན་འདོ།）、郑奴？（སོན་ཤིན་འདོ།？）、宋平奴（སོང་བེང་འདོ།）、宋耶奴（སོང་ཧྱའེ་འདོ།）、常海奴（ཤང་ཧེ་འདོ།）、索本奴（སག་བུན་འདོ།）、卢像奴（ལུ་སཡང་འདོ།）、康华奴（ཁང་ཧའ་འདོ །）、刘英奴（ལིའུ་ཧིང་འདོ།)、赵和奴（ཇེའུ་ཧའོ་འདོ།）、王佛奴（ཝང་བུར་འདོ།）、唐佛奴（དང་བུར་འདོ།）。

这些带“奴”字的汉姓蕃名,是其汉文名字的直接音译。其中一部分如前所说具有丑名色彩，另一小部分直接缀于明显带有佛教文化色彩的词语之后，如王佛奴、唐佛奴等名字，反映了敦煌地区人民对佛教的信仰。

汉族在取蕃名时，常常用一些寓意美好的词语。受吐蕃崇尚豪气、阳光以及质朴、直白的性格特征影响，汉姓蕃名中亦存在取用标记特点以及具有英勇色彩的词语，体现了汉藏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影响。

总之，汉姓蕃名蕴含了十分丰富的信息，除名字本身的语言信息外，亦包含了汉藏民族交往的诸多历史信息，以此衍生的汉藏语言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原文刊载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4期

脚注从略，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注。

编辑：次仁拉姆

校正：王雷

审定：米玛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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