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军事行动之探析

作者：高栋，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1943年初，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亲英派企图阻止盟国援华物资经由西藏运往内地，此举引发国民政府强烈反应。国民政府积极采取军事行动，向青海玉树地区秘密部署军队，这一系列举动引起西藏上层亲英派和英国的高度关注。英国采取种种外交手段阻止国民政府用兵西藏计划，并劝说西藏地方政府重启陆运。驻扎于青藏交界地区的军队在陆运重启之后并未返回原驻地。英国在太平洋会议上得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关于国民政府不会发动内战的口头保证，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却得知国民政府在西藏东部再次增兵。英国认为国民政府有借武力解决西藏地方政府不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等问题的计划，可能会损害其在藏利益，遂联合美国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压。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国民政府实现重启陆运，确保治藏主权。

关键词：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治藏主权；玉树

全面抗战爆发后，蒙藏委员会拟定抗战期间处理藏事以期安定的两项原则：“（一）徐谋政治之调整，（二）避免与英外交上之摩擦”，此后对藏之一切措施均秉持此宗旨进行。1941年，热振活佛卸任摄政，亲英的达札活佛上任。次年，西藏上层亲英派成立“外交局”，严重破坏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同年年底，西藏上层亲英派为逼迫国民政府发布一份尊重西藏“自治”的声明，打算利用盟国援华物资做文章。随着局势的演变，国民政府意识到单靠政治手段尚不足行使治藏主权，必须辅之以军事压力，于1943年向青海玉树地区秘密部署军队。这次军事行动再次引发中英两国政府在西藏开辟物资运输问题上的较量。本文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及相关材料，分析西藏地方政府在盟国援华物资驿运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厘清国民政府与青康地方当局在对藏军事行动中的微妙角力，通过梳理英国与国民政府在西藏开辟物资运输问题上的较量，深刻揭示英国如何通过外交方式干涉中国内政，阻止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以及国民政府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时局下，仍积极想方设法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确保治藏主权。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称霸亚洲的野心，主动挑起太平洋战争，攻占缅甸、新加坡等地。滇缅公路被迫关闭后，西藏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国民政府希望利用西藏“开辟一条交通运输线，从而使战争物资得以运往中国”。蒋廷黻表示“西藏这条驿运线的货物年吞吐量在1000吨左右”，而美国方面最初设想这条驿运线“每年最大运量估计为3000吨左右”。国民政府并没有因获得如此少的物资而放弃这条陆运通道，因为这条沟通重庆与拉萨的陆运线对“开发边疆，挽回西藏政权”大有益处，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然而，西藏上层亲英派拒绝盟国援华物资经由西藏运输。英国驻华大使随即向伦敦发出警告：“如果西藏不同意经由西藏运输货物，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单独对西藏采取行动。”英国遂利用经济手段向西藏地方政府施压，同时为安抚西藏，于1942年6月间要求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发表一项尊重所谓西藏“自治”的公开声明。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同时，国民政府还表示，这条驿运线路必须由国民政府派员管理，开通期限为一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的施压下，于1942年7月作出让步，同意盟国援华物资中的非军事物资经由西藏运输，但并没有限制汽油的运输。经由西藏的驿运线开通半年后，西藏上层亲英派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公开声明，决定采取鲁莽的行动逼迫国民政府。

1943年1月初，西藏上层亲英派以防止走私为由，命令驻亚东商务委员检查“由汉商负责运往内地的货物”，同时着手“扣押运往中国内地的汽车零部件和其他货物”。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也发现“西藏政府派驻亚东的商务委员扣押了48箱属于汉商的货物”。1943年3月初，西藏上层亲英派正式发布一项针对国民政府的物资运输禁令，要求西藏驻亚东商务委员对“所有经由西藏运给中国政府的货物进行暂扣”，同时声称“除非签订一项有英国参与的三方协定，否则他们不会允许货物立即通过西藏运往重庆”。西藏上层亲英派将上述决定通过其驻京代表转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坚持抗战和维护祖国统一，实现重启陆运，决定在玉树地区部署军队。

同年3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得知“国民政府已命令青海军阀向昌都附近增兵4000”的消息，认为昌都有西藏地方政府派驻的噶伦和地方军队，防守不成问题。西藏地方政府担心1942年青海军队进入西藏地界的事情再次发生，采取首先增兵那曲的策略，决定“将驻日喀则的军队调往那曲”，借此增强青藏交界处的防御力量。6月，一部分青海商人由拉萨返回西宁，在那曲以北的地方遭到抢劫，遂请青海地方当局派兵接应，驻那曲的堪穷帕拉并不知此事。当青海部队到达由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的那曲附近时，帕拉误以为“这支军队准备进攻西藏”，马上动员民兵，筹集军火，做战争准备，但最终证明这只是一场误会。

西藏地方政府增兵那曲的同时，也召开会议来商讨应对之策，经过两天讨论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向乃琼护法神求助。乃琼护法神给出“青海地方军队进攻西藏可能性不大”的预言。乃琼护法神能给出这样的预言，乃是因为他们自恃“英国人有提供外交手段帮助西藏政府应对国民政府军队进攻的义务”。此预言又助长了西藏上层亲英派的嚣张气焰。

实际上，英国对西藏上层亲英派鲁莽阻止盟国援华物资运输的行为一开始是不知情的。当这一消息传入英国人的耳中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Sir Horance Seymour）提醒英国政府，“国民政府可能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薛穆的提醒发出后不久，卢德劳（Ludlow）告知印度“3000名青海军人正在南下”的消息。英国政府马上令卢德劳接触所谓的西藏“外交局”，劝说西藏上层亲英派放弃这一已引发国民政府强烈反应的命令。西藏所谓的“外交局”负责人索康以“无法就此事与西藏政府进行官方性质的接触，因为担心被指责是亲国民政府”为由，拒绝向西藏地方当局汇报英国人的态度。不过，英国人的态度令西藏上层亲英派重新审视其阻止盟国援华物资的命令。

1943年4月8日,亲英的摄政达札同意卢德劳的拜访请求，一方面是想打探英国人对西藏阻止盟国援华物资事情的真实态度，另一方面是想借机刺探国民政府军队“在云南、四川和青海调动的信息”。卢德劳表示国民政府只成功调动青海地方军队，这或许对西藏上层亲英派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只需要应对青海地方军队即可。当双方谈到西藏阻止盟国援华物资运输事情时，卢德劳表示，“扣留政府和商业货物，对国民政府而言，几乎相当于封锁”，并委婉地劝说达札“应该允许民用物品，特别是药品，不受阻碍的通行”。达札表示会认真考虑卢德劳的建议。

西藏上层亲英派虽然重视国民政府在青藏交界处的军事调动，但自恃英国人在国民政府进攻西藏时会帮助他们，依然阻止物资经由西藏运往内地。驻噶伦堡的汉商在西藏地方政府发布物资禁运命令后不久，请求西藏地方政府“允许他们的棉织品和纱线等货物经由西藏运往内地”，表示这些货物完全是出于贸易目的。西藏上层亲英派没有理睬汉商们的请求，反而向印度提出“在没有得到西藏（地方）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任何汉人或军事物资不得进入西藏地区”的无理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最初的物资禁运只是针对国民政府，但是这时已将这一物资禁运对象扩大到普通汉商。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其阻止盟国援华物资命令的时间越久，国民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决心越强。在执行物资禁运命令期间，西藏地方政府不断收到青海地方军队向青藏交界处运动的消息。驻类乌齐的西藏军官报告，“700名骑兵和100名步兵并带着16个装有枪支的大箱子，在中国军官的指挥下抵达囊谦附近的逊达（Shonda）”、“200名军人已经到达距昌都3天行程的苏莾”、“3000名军人已经离开西宁往西藏北部而来”。当越来越多的青海地方军队出现在青藏交界处时，西藏上层亲英派猜测“这场军事行动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可能是私人的）目的”，出于他们所谓的“为维护宗教和政治独立”的目的，请求英国向其出售军火，并承诺这批军火只用于自卫行动。西藏上层亲英派虽然积极备战，但是又担心因此而引发与国民政府的战争，遂请求英国人出面阻止国民政府的行动。

1943年4月15日，西藏上层亲英派主动致信谢里夫，表示“青海地方军队已经到达青藏交界处，而且，更多的军队正在路上”，此举意在渲染西藏北部恶化的形势，督促英国尽快向他们提供战争所需的弹药。然而，英国需要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抵抗日本对其殖民地印度的侵略，碍于同盟关系，表示无法为西藏地方政府提供军火方面的帮助。

英国虽不能向西藏提供军火，但表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帮助”西藏地方政府，这当然需要西藏地方政府的配合。在英国的干涉下，西藏上层亲英派表示，只有在“不得运输任何军事物资”和“国民政府不得设立陆运监管人员”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允许盟国援华物资经由西藏运输。在英国与国民政府交涉未果之前，西藏上层亲英派担心国民政府进攻西藏地区，在青藏一线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有500名正规军驻扎在距中国军队1.5至2天路程的地方，并且这些部队的指挥官能够再召集到至少500名当地民兵。”

上述消息是索康透露给谢里夫的。谢里夫察觉到“西藏军队和中国地方当局（青海）军队间的距离太近，非常容易产生军事冲突”，也洞悉出西藏地方政府“非常害怕来自玉树方向的进攻”，因而建议英国政府尽快行动。同年5月14日，薛穆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谓“西藏对我中央将向藏用兵，表示惊骇，希望我国否定其事”。蒋介石明确表示“西藏为我国内地，为何英国出面干涉”，令吴国桢将备忘录退回。国民政府借此彰显出中国拥有西藏的完整主权。

西藏地方政府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压力的同时，在英国的劝说下，改变其在阻止盟国援华物资问题上的态度。西藏地方政府此后呈文国民政府，关于驿运一事，明确表示“除运输军火遵办外，其余货品可与英方合作，由汉藏商人分段承揽，经西藏北路运达内地，但中央人士不能假借运货随意往来”。西藏地方政府虽然在阻止盟国援华物资运输一事上的态度有所软化，但是依然拒绝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这背后的障碍之一自然就是英国政府。

综上所述，西藏上层亲英派阻止盟国援华物资经由西藏运往内地的行为，引发国民政府强烈反应。国民政府在玉树部署军队，英国得知玉树出现青海地方军队的消息后，立即提醒西藏地方政府要放弃物资禁运的做法。西藏上层亲英派对此毫不在意，试图调集军队阻止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当越来越多的国民政府军队出现在西藏周边时，西藏地方政府深感压力巨大，一方面被迫重启非军事物资运输，一方面主动向英国求助。在军事压力和英国“劝说”共同作用下，西藏地方政府同意运输非军事物资，但是借助英国人的势力阻止了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英国担心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会损害其在藏利益，遂再次利用外交手段干涉中国内政。

达札担任摄政后，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越发疏离。西藏上层亲英派以对外事务增加为由，决定成立专门负责外事的所谓“外交局”机构。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以下简称“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拒绝同所谓的“外交局”发生联系，坚持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往来。为逼迫驻藏办事处同“外交局”交往，西藏地方政府从1942年10月开始，停止向驻藏办事处供应食品等生活物资。拉萨警察还冲击驻藏办事处，无故殴打汉族同胞。西藏局势的演变，使得国民政府意识到单靠政治手段已经不足行使治藏主权，必须辅之以军事压力。1942年冬，国民政府给青海省和西康省发了一个密令，大意是说，“西藏地方当局拒绝中央开辟国际联络线修筑中印公路，修建拉萨飞机场，阻碍继续抗战；并与外国勾结，擅自设立外交局，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为难，企图分裂国家。为了坚持抗战、维护统一，决定对藏用兵。”

国民政府此次对藏军事行动，最初设想是以西康地方军队为主，辅以青海地方军队，从东、北两个方向西藏地方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刘文辉于1943年1月初来电表示，“对藏布置军事，已电总裁遵办。”

关于对藏军事行动的动机，刘文辉与国民政府用意并不相同。当时的西康“控制着对西藏人民生活上必不可少的茶叶贸易”，与西藏地方政府有经济上的联系，不大愿意发生军事冲突。刘文辉借国民政府此次对藏军事行动，主要是想趁机从国民政府处捞取大批军火自用，以巩固自己在西康的地位。刘文辉向甘孜和巴安（今巴塘）两处派出不满一个旅的兵力，实际上以观望为主。

国民政府决定对藏用兵派遣西康军队，主要是因为西康“可以控置新疆、西藏、青海”。当西昌、雅安康军向康藏交界处移动之时，国民政府欲调其直辖部队接防西康东部，借此增强国民政府对西康东部的管理。国民政府是想“一箭双雕”，既能给西藏地方政府施压，又可解决西康省刘文辉不服从中央问题。对于刘文辉增拨军火的请求，何应钦以“应先修康青公路”予以驳回。刘文辉察觉出国民政府试图借对藏军事行动取代自己在西康地区的统治地位，坚决不同意国民政府军队接防西昌和雅安。

刘文辉没有得到想要的军火，对国民政府心生不满。图拉尔又抓住时机，以“英国在和平时期也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产生冲突，更不要说中国正处于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期间”的说辞,成功影响西康省对国民政府的态度。西康省最终决定不服从国民政府的调令，国民政府两路兵力施压西藏地方政府的计划破产。

在青藏交界处，西藏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布置。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设立‘西藏边防督办公署’派禹图（宇妥）为督办。”西藏上层亲英派还利用青海藏族百姓对青海军阀的不满，向玉树拉秀、休玛、麦玛等部百姓发放武器，以协助在丁青以东的藏青边界沿线藏军进行防守，并封锁青藏边界的各个山口。西藏地方政府严阵以待，随时应对青海地方军队的进攻。

西藏上层亲英派在3月初发布驿运停止命令后，国民政府遂令青海军队开进玉树。因西康治藏地位的重要性，国民政府试图再次争取西康省的支持。4月2日，蒋介石给刘文辉发去电文，大意是：“目前对藏应就现有兵力加强戒备……现在应加紧修路，所谓补助各节，暂缓从议。”刘文辉终究没有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国民政府只得依靠青海地方军队向西藏地方当局施加军事压力。5月，宇妥派遣孜仲到结古商谈，表示“仍旧维持青藏和好愿望”。驻玉树的青海地方长官马绍武接受了这一建议，青藏交界处的形势趋于缓和。但是，驻玉树的青海地方军队没有返回原驻地，西藏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依然存在。

5月12日，西藏驻京代表阿旺坚赞等人，就国民政府在玉树的军事行动一事晋谒蒋介石。蒋介石向阿旺坚赞解释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一方所以保护西藏，免受他国侵略，一方所以保修路及办理驿运。”实际上，国民政府因“西藏政府目前对中央的态度十分不满，希望向西藏政府施加压力”，才决定对藏用兵。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之中，还提出五项事情：

一、经过西藏至印度之公路，必须修筑。二、由印度经过西藏至内地之货物运输（即驿运），必须办理。三、必要时，在印之华侨必须经过西藏内撤。四、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与西藏洽办事件，必须与噶厦自洽，不能经过外交局。五、中央人员入藏，如持有蒙藏委员会正式护照者，西藏须照例支应乌拉。

蒋介石要求，“以上五事望西藏照办，并派兵员保护之责，则中央军队自可不必前往，不然中央只有自派队伍保护之。”其实，蒋介石对阿旺坚赞所言主要是为实现“协助驿运，及予入藏人员便利”的目的。由于对藏军事尚未布置妥当，虽然有吴忠信“非军事不足以解决藏事”的忠告，蒋介石也早已决定“先采取政治而后军事”的策略。

国民政府收到西藏地方政府关于5月12日所提五项事情复文后，因电文内容有暗示西藏地方政府不想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之意，吴忠信痛批西藏上层亲英派“一向夜郎自大，时想独立”，并指责英国在西藏“独立”问题上推波助澜。西藏地方政府态度忽然变化，确实与英国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脱不开关系。西藏上层亲英派得知“康、滇两省军队迄未移动，仅青海动员骑兵两团”，且依恃英国所提供的外交“支持”，在青藏及康藏交界地方积极布置军队，甚至“有进犯囊谦及苏莾模样”。西藏上层亲英派的回复令蒋介石大为光火，国民政府再次决定在青藏交界处大举增兵。

青海省借口两团兵力不足以应付西藏军事，主张增兵一团于邓科。邓科当时处于西康省管辖之下。青海进驻邓科完全是想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不是协助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刘文辉深感青海此举威胁到自己，以“深恐藏军尚未渡江，两边区先行动摇”为由进行阻挠。国民政府却以“业经下令开拔，未便中止”为由，未理会刘文辉的反对。

吴忠信根据蒋介石指示，再次拟定对藏用兵方案。该方案大意是，“加强青海对藏军事。以政治方式调洽西康，企能达到向金沙江布防之目的。云南维西驻军速派一步驻德钦（即阿墩子）一带驻防，以遥作青军声援，俾收威胁西藏之效。”吴忠信还试图借邓珠朗杰将返回西康之际，令后者转告康北土司等：“此次对藏军事，完全由中央主持，非往昔地方事件可比，现在是效忠党国机会，望各土司、头人等多多努力。”

不过，国民政府7月份的这次军事调动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仅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导致青康地方当局产生嫌隙。国民政府为能够让青海地方军队出动，曾慷慨赠送其14辆卡车的军火。然而，英国人得到的消息显示，“青海统治者不会向同他关系还不错的西藏人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青海省将从国民政府处骗来的军火收入自己囊中。这也说明，青海省从一开始对国民政府就是“明顺暗逆”的态度。刘文辉因担心国民政府借对藏军事行动削弱自己的地位，拒绝执行国民政府令其向康藏交界处调兵的命令。英国得知国民政府在玉树部署军队之后，利用外交手段干涉中国内政，且利用盟国援华物资大做文章。

蒋介石在决定是否对藏采取军事行动问题上，必须考虑当时国民政府所面临的现实环境。蒋介石在其9月19日的日记中写下“英国侵略我藏之野心，丝毫未有变更，但我国国防，必先将新疆充实为急务，而西藏尚在其次也，故对英备忘录驳斥而不受理可也”的内容，最终决定暂缓对藏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西藏政局的演变令国民政府深感单靠政治手段无法行使治藏主权，必须辅之以军事压力。国民政府最初计划由青海、西康两地出兵，以此向西藏地方政府施压军事压力。西康刘文辉因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军火补充，且忌惮国民政府借机取代其在西康的统治地位，未遵令如期出兵西康，后来，又因青海军队进驻邓科而与后者产生嫌隙。青海省对国民政府的命令也是阳奉阴违，甚至有借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之机来扩大自己地盘的嫌疑。西藏上层亲英派得知国民政府内部情况之后，态度为之一变。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的努力还遭到英国的外交干涉。种种不利因素阻碍国民政府顺利行使治藏主权。

西藏地方政府阻止盟国援华物资经由西藏运输的行为，引发国民政府在玉树部署军队。英国人担心西藏地方政府如果不同意盟国援华物资假道西藏运往重庆，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单独对西藏采取行动，这样的行动会导致国民政府重新行使治藏主权。基于所谓的一个“自治”的西藏“对于印度的安全和印度东北边境的宁静”至关重要，英国决定再次介入中国内政，干涉国民政府的对藏军事行动。

英国得知国民政府在玉树部署军队后，指示薛穆“向国民政府通报西藏决定取消非战争物资通行障碍，并向国民政府表示拉萨对青海军队进攻西藏的谣言表现得非常焦虑，要求国民政府否认此事”。随后便发生薛穆于5月14日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备忘录之事。此后，蒋介石授意王世杰，由王世杰派杭立武以私人关系警告薛穆，勿再干涉中国内政。而在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上，宋子文向到访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不会向西藏派遣军队或对其使用武力”。然而，英国并不满足宋子文的口头保证。

5月21日，驻中国的盖奇（B.E.F.Gage）同李维果就西藏发生的事情进行意见交换。李维果身份特殊，“充当着委员长的私人秘书。”英国正可借李维果向蒋介石表明其在国民政府对藏军事上的态度。盖奇利用国民政府亟需外部援助的机会，警告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只会导致“这条补给线完全枯竭，除了中英关系恶化之外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至于驻扎在玉树地区的青海军队，盖奇警告李维果“由于我们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友好关系，我们不可能赞同国民政府作出任何对西藏有威胁的举动”。

国民政府坚决维护中央治藏主权，英国对此横加干涉。宋子文担心这会影响两国关系，以“英方将来对于西藏交涉，必能让步”规劝蒋介石。因“英国已失数百年之积蓄，故希望战后中国建设获得一部分贸易也”，宋子文劝蒋介石“在此危机之时，务恳避免冲突”。宋子文也向蒋介石转达罗斯福“千万勿因此酿成意外”的希望。宋子文还为蒋介石分析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

中国生死关头，一发千钧之际，不一致对敌，反分散兵力于和平之边境。在法律上，英国绝无干涉我内政之权，万一中藏间稍有冲突，事实上英国势必借题发挥，至少可能阻碍中印国际交通，破坏攻缅计划。

英国本就无权干涉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民政府亟需西藏地方政府协助运输盟国援华物资，也需要英国的配合来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可以说，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国政府有着现实需求，在是否进行对藏军事行动上有后顾之忧。

英国一再阻挠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因为“一个自治的西藏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况且，如果国民政府顺利行使治藏主权，据英国人自己推断，这一行为对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产生影响。因为“尼泊尔曾是清朝的藩属，尼泊尔人是印度军队重要的兵源。一旦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他们会利用尼泊尔与清朝旧有关系来恢复中国与尼泊尔的关系，甚至会在锡金和不丹重建中国的影响力”。

6月，马绍武早已接受昌都地方官“示好”的行为，刘文辉因没有得到好处而拒绝出兵，再加上英国所施加的外交压力，国民政府难以施行对藏军事行动，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紧张的关系逐渐缓和。

8月1日，美国人托尔斯泰的一位随从由玉树返回拉萨，带来玉树青海军队的近况。他声称，“他在玉树看到大约2500名中国骑兵和步兵，在逊达(Shonda)又看到500名中国士兵。”索康表示玉树四年前只有200名军人，但是他无法证明自己此说的真实性。这些士兵声称他们是为了修路而驻扎于玉树，然而，他们却“修建了一座新的飞机库”。种种迹象表明，玉树附近的中国军队已经做好长期驻扎的准备。

谢里夫根据这位随从和索康所提供的信息，于10日向印度报告：“中国在玉树地区驻军人数为3000人，相较于去年，驻军人数大幅增加。”西藏驻康区的宇妥也提及“更多的中国军队已经被招募，更多的武器正在运抵”的消息。谢里夫所提供的可靠消息，使得英国更加不相信宋子文在太平洋会议上的保证。英国从另外一条渠道得到情报显示：玉树附近的形势同谢里夫所报告的情况非常吻合，英国也开始着手阻止国民政府在玉树地区的行动。

印度察觉“国民政府从玉树进攻拉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竭力阻止国民政府行使治藏主权。英国为阻止国民政府旨在行使治藏主权的军事行动，曾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印度建议英国利用盟国援华物资作文章，英国应该向美国阐明：“国民政府利用援华物资发动内战，这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同时,国民政府要向美国“保证不会有武装进攻西藏事情的发生”。

英国驻华盛顿的坎贝尔（Sir R.I.Campbell）与美国国务院的霍恩贝克（Hornbeck）商谈玉树附近的驻军问题。霍恩贝克表示这是“英国人的事情”。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对西藏问题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因而暂时选择作壁上观。英国虽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是坎贝尔猜测美国会命令高斯（Gauss）秘密调查玉树附近的情况。因为美国需要国民政府牵制日本，以减轻其太平洋地区美军的压力，不太愿意看到国民政府因爆发内战而消耗宝贵的战争资源。

坎贝尔随后又与宋子文商谈玉树驻军问题。宋子文表示，“不清楚玉树附近是否如报告所言存在大量军队”，也明确告知坎贝尔“玉树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英国插手中国内政是不合适的。从英国在华利益角度出发，宋子文提出“良好的中英关系对我们和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暗示英国应当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不是一直干涉中国内政来破坏中英关系。驻美的英国人就西藏问题在华盛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哈利法克斯建议英国直接同国民政府商讨关于玉树驻军的问题。

霍恩贝克和宋子文在西藏问题上的表态，令英国深感棘手，英国也感觉到“我们已充分陈述我们在西藏的利益，进一步的交涉不会有任何有用的目的”。就在英国一筹莫展之际，美国又决定介入中国西藏问题。美国的介入，最终使得国民政府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9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驻华大使高斯，就国民政府用兵西藏的军事行动表明美国的态度：“如果国民政府发动行使治藏主权的军事行动，这会导致中国内战的爆发。这种不幸的事件必然会对正在为击败日本人而进行的合作努力产生不利影响。”由此看来，印度提出的利用盟国援华物资向国民政府施压的策略奏效了。在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后，吴国桢向高斯承诺“国民政府不会有任何举动”。27日，霍恩贝克告知桑森（George Sansom）,美国已经令驻华大使高斯调查玉树周边的形势。

英国外交部的克拉克（Ashley Clark）借霍恩贝克访问英国之际，就国民政府在玉树驻军问题，同其进行了沟通。虽然，宋子文一再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政府采取任何行动都是他们的内政问题”。霍恩贝克基于印度与中国西藏的地理关系，认为“印度在西藏的利益述求也是要得到保证”。关于这一点，霍恩贝克也与宋子文进行了沟通。同时，霍恩贝克表示“任何可能引发西藏问题尖锐化的事情在战争期间都要避免”。宋子文也向美国保证“国民政府对西藏不会采取军事行动”，霍恩贝克选择相信宋子文。美国人选择了一种聪明的做法，承认印度在西藏的非法利益，又利用援华物资向国民政府施压。美国的表态促使国民政府要慎重对待用兵西藏的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在收到西藏地方政府关于5月12日所提五项事情的复文之后，其谋求“独立”之态度令国民政府非常恼火，决心借助军事行动向西藏地方政府施压。面对上述情况，英国，一方面直接同国民政府接触，一方面联合美国共同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英国抓住国民政府亟需物资援助这一软肋，大作文章。美国虽然没有过多干涉国民政府在玉树的军事行动，但也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中国爆发内战。美国的介入令国民政府意识到军事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国民政府遂运用政治方式来稳定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不致恶化。

1943年这场军事行动对英国、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藏地方政府从其驻京代表处得知国民政府军事行动消息，暴露了西藏地方政府与其地方驻军缺乏有效的联系手段。西藏地方政府尝试着变革，试着在拉萨开设英文学校以培养军事通讯方面的人才。国民政府所表现出的不放弃中国固有领土的态度，令英国意识到必须调整其对藏政策，方能在战后保障其在藏利益时占据主动。英国最终决定有条件地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地区”。而国民政府1943年的军事行动是对西藏地方政府一系列分裂中国行为的自然反应。实际上，蒋介石并不打算军事占领拉萨，只是想借助军事压力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服从中央的命令。但是，英国的外交压力、青康军阀的不和以及国民政府内部意见的不统一，都阻碍着国民政府顺利行使中央治藏主权。国民政府无奈采取政治方式来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沈宗濂也正是在这种缓和的氛围下开启了自己的驻藏使命。 

                                            发布者：次仁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