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视阈下的汉藏语言接触
—以唐代汉藏音译语词为例
朗杰扎西，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藏语言比较、语言接触及藏语语音史研究，在《民族语文》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主持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科研项目。
索朗扎西，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格萨尔》史诗抢救整理研究，先后整理出版6部《格萨尔》故事。担任《格萨尔独家说唱本丛书》项目执行主编，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科研项目，并在《西藏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
摘要：语言接触是常见的、重要的语言现象之一，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体现。汉藏音译语词的产生是汉藏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相互影响过程中语言和文化密切接触的直接结果，亦是汉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其时代明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标音精细，亟待整理研究。从唐代汉藏对译语词的音译特点可以归纳、整理出汉藏两种语言的历史特征，对汉藏语音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这些数目庞大的音译语词也是深入挖掘、整理和探究汉藏民族和谐共处、彼此影响的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历史证据和活化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更多可靠的基础研究材料和新的论证方法。
关键词：唐代；汉藏语言接触；音译语词；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
汉语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二种语言历史悠久、方言分支众多、文献典籍丰富，这些为探求两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考察两种语言的渊源和演化特征提供了丰富资料。邢公畹指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正是原始汉藏语发生、发展、并随着人群迁徙而往各处流行的阶段。”近年来，西藏考古研究证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已经接受了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明在边疆发展的一支。”根据文献记载，7世纪始，唐王朝和吐蕃地方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深入，有唐一代双方以甥舅相称，唐蕃古道上的使者、商队络绎不绝，如此互通互联皆以语言接触为前提。本文以唐代吐蕃时期汉藏民族相互借贷时使用的音译语词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前辈学者汉藏对音（音译）文献的研究方法基础上，从《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雪碑”（ཞོལ་རྡོ་རིང་ཕྱི་མ། 763年立）、“唐蕃会盟碑”（དབོན་ཞང་རྡོ་རིང་། 823年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择录具有代表性的音译语词部分，以语言学角度考察这些语词的中古音韵和古藏语语音相对应（声韵母对应）的特点，并在古藏语语音演变基础上着重挖掘唐代音译语词产生的历史背景，通过研究投砾引玉，为推进汉藏语言接触与历史考证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多学科、多角度的基础研究材料。
一、古代汉文文献中的藏语音译语词
古代汉文文献浩如烟海，有许多关于吐蕃的记述，这些材料无论对汉藏民族关系史研究，还是汉藏语言研究都颇具学术价值。唐代的《通典》及后来编纂的《旧唐书》是较早记录吐蕃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之一。据《通典》记载：
盛夏节气如中国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婆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毡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俗养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不食驴马肉，以麦为麨。
难以想象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对几千公里外的吐蕃地方的自然地理、人文风貌、生活习俗等有如此翔实的记述，可见当时汉藏民族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通典》等文献所载吐蕃人名、地名等是依据当时藏语的语音特点进行音译后，进入唐代汉语的词汇系统，这些音译语词不仅是汉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借鉴影响的历史佐证，也是研究吐蕃时期藏语语音特点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有关吐蕃赞普姓氏据《通典》记载：
……招抚群羌，日以强大，遂改姓为窣苏骨反勃野，故其人至今号其主曰赞府，贵臣曰主薄（簿）。又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鹘堤悉补野，因以为姓。引文中提到的“鹘堤悉补野”一词的藏语语源，在吐蕃藏文碑刻中记载：
༄། །འཕྲུལ་གྱྀ་ལྷ་བཙན་པོ་འོ་ལྡེ་སྤུ་རྒྱལ། ཡུལ་བྱུང་ས་དོད་ཚུན་ཅད་གདུང་མ་འགྱུར་བར། །
༄། །བཙན་པོ་ལྷ་སྲས། །འོ་ལྡེ་སྤུ་རྒྱལ། །གནམ་གྱྀ་ལྷ་ལས་མྱྀའི་རྗེར་གཤེགས་པ།
可见，《通典》所载“窣勃野”、“悉补野”是古藏文“འོ་ལྡེ་སྤུ་རྒྱལ།”中“སྤུ་རྒྱལ།”的音译，此词被引入汉语的时间较早，史籍云：“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贞观八年即634年，吐蕃地方政权第一次通使唐王朝，故笔者推测“窣勃野”或“悉补野”的汉语音译词最晚于634年就已出现。之所以“སྤུ་རྒྱལ།”有“窣勃野”或“悉补野”的音译，在于“七世纪至九世纪时汉语和藏语的一个重大差异是藏语有复辅音声母，而那时汉语没有”。从中古汉语音韵角度来分析，“窣”和“悉”为心母字（拟音[*suət]、[*sjĕt]），是藏文“སྤུ།”（spu）的前置辅音s-（上加字“ས་མགོ།”）的读音，“勃或补”是“སྤུ།”的基辅音与元音pu的音译，“窣勃”或“悉补”能很好对应“སྤུ།”的古代读音，说明当时藏语中前置辅音s-和基辅音-p-分开发音，与现代藏语有明显区别。“鹘堤”为“འོ་ལྡེ།”的音译，其中“鹘”为中古匣母字（拟音[*ɣuət]）汉语声母ɣ-和藏语“འ།”音值相近，“堤”为端母字（拟音[*tiei]）能与“ལྡེ།”（lde）的基辅音d-和韵母-e整齐对应；“赞府、赞普”也是汉文古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可确定其为藏文“བཙན་པོ།”的音译词。检览古籍可知“赞府、赞普”的大量出现同唐王朝与吐蕃地方政权之间的和亲、会盟、出使、互通书信（皇帝与赞普）、报聘、吊丧、告丧、会葬等众多政治和文化联系密不可分，汉文史书中大致出现了15位赞普名，其中《新唐书》比《通典》《旧唐书》多5位，《新唐书》中的吐蕃赞普名收录如下：
其后有君长曰瘕悉董摩，董摩生佗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讵素若，讵素生论赞索，论赞生弃宗弄赞，亦名弃苏农，亦号弗夜氏。
“论赞”（即囊日松赞）前多出的5位赞普，应为《新唐书》编纂者按照某一文献作了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中“སྤུ་རྒྱལ།”用“弗夜”音译，“弗”为非母字[*pɨt]，与藏语“སྤུ།”的基辅音-p-音同，未用汉字心母字对译前置辅音s-（ས་མགོ།），证明《新唐书》编纂时代的藏语中前置辅音s-不发音或发音已不明显，足见汉藏音译语词依据不同时期汉藏各自语言的语音特征进行音译，同一词的不同音译体现出汉藏语言和文化在不同时空相互接触、影响的连续性特点。在古代汉文史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另一个藏语词是“论”（即“བློན།”的音译，义“大臣”），如《旧唐书》载：
……相为大论、小论，以统理国事。《新唐书》载：
其官有大相曰论茝，副相曰论茝扈莽，各一人，亦号大论、小论。
“论”（来母魂韵[*luən]）是“大臣”之意，有唐一代著名的吐蕃论相禄东赞：“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悉薰热：“俄而赞普之母遣其大臣悉薰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尚赞吐：“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在众多吐蕃大小“论”中，如禄东赞在新旧唐书泼墨较多，无人出其右，足见其在汉藏民族交往史上的贡献。除上述“窣勃野”、“悉补野”、“赞府”、“赞普”、“论”等政治类音译语词外，“拂庐”是唐代汉语中非常有趣的藏语文化词，始见于《通典》载：
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毡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俗养牛羊，取奶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
《旧唐书》也有记述：
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
《新唐书》中记载：
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
有关“拂庐”的词源众说纷纭，有“汉源固有词和藏源外来词两说”，笔者管见所及先后由劳费尔（1914/1915）、伯希和（1915）、王尧（1994）、佐藤长（2007）、尼玛才让（2013）等学者研究，可确定“拂庐”为唐代藏语“སྦྲ།”或“སྤྲ།”的音译词。《旧唐书·高宗记》记有吐蕃地方政权向唐王朝献“拂庐”的历史：
辛未，吐蕃使人献马百匹及大庐可高五丈，广袤各二十七步。
看来与吐蕃人民生活相关的“拂庐”一词不仅进入唐代中古汉语的词汇系统，还给皇帝及官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古汉语中还有一些吐蕃城池的音译词，如“疋播城”。据《通典》记载：
隋开皇中，其主论赞率弄赞都牂牁西疋播城已五十年矣。
有学者认为此城位于今山南市琼结县，如王忠：“川指平原，跋布川当即通典‘疋播城’之所在地。疋播城古藏文写本作pyiṅ-ba-stag-rce，在今西藏泽当西南之琼结宗，……”李勤璞、伍金加参认为“疋播城”即秦瓦达孜宫（མཁར་ཕྱིང་བ་སྟག་རྩེ།），但从历史上较为严密的汉藏对音方法来考量，“ཕྱིང་བ་སྟག་རྩེ།”难与中古汉语“疋播”形成对应关系。由此，笔者推测“疋播”应与吐蕃时期另一极为有名的地名“ངས་པོ།”有关。首先，“疋”虽有生母（鱼、语两韵）和疑母两读，此处作疑母（拟音[*ŋa]）似更恰当；其次，P.T.1287《赞普传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དགུ་གྲྀ་ཟིང་པོ་རྗེ་ནྀ་བརླག་གོ། མང་པོ་རྗེ་སུམ་བུ་ནྀ་དྲུ་གུ་ཡུལ་དུ་བྲོས་སོ་། ཕགྀ་ཡུང་བ་སྣ་མན་ཆད། །རྐོང་བྲེ་སྣར་ཡན་ཆད་། བཙན་པོ་པྱག་དུ་བོན་ཏོ། །བཙན་ཁྲི་སློན་བཙན་གྱྀས། བཀའ་སྩལ་ཏེ། ཡུལ་ངས་པོ་ལས། །འཕན་ཡུལ་དུ་མྱྀང་སྤོས་སོ། །
灭顽敌魁渠森波杰芒波杰孙波逃遁突厥矣。自是，上起“帕”之勇瓦那以下，直至工布咨那以上，均为赞普统领，之辖土矣；赞普墀伦赞乃发布命令。改岩波之地名为彭域。
在赞普墀伦赞（即囊日松赞）时代，起初“ངས་པོ།”是森波杰（ཟིང་པོ་རྗེ།）的属地，其地望在今拉萨河流域，势力颇盛。囊日松赞时期由于森波杰王众叛亲离，悉补野里应外合将它吞并，后赞普囊日松赞改“ངས་པོ།”为“彭域”（འཕན་ཡུལ། 即今林周县），“隋开皇中”的时间也与囊日松赞生活的年代相符。据此，通过语言和历史文献佐证，笔者初步认为古汉语“疋播”为古藏文“ངས་པོ།”的音译。
二、古藏文中的汉语语词
根据敦煌古藏文写卷，可发现唐代吐蕃时期通过音译方式在藏语中借入了大量汉语语词，不仅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藏语词汇，还提高了藏语的表达能力。经过近千年的语音演化，有些音译词已完全融入藏语中，成为藏语常用词，如今难以知晓其汉语借词的本质。“唐蕃会盟碑”记载：
ཆབ་སྲིད་གཅྀག་དུ་མོལ་ཏེ། །ཅེང་ཀྭན་གྱྀ་ལོ་ལ། །མུན་ཤེང་ཀོང་ཅོ། །
×××××× 贞观×× 文成公主。
敦煌藏文写卷P.T.1288《大事记年》载：
……བཙན་མོཿམུན་ཆངཿཀོང་ཅོ། མགར་སྟོང་རྩན་ཡུལ་ཟུང་གྱྀསཿསྤྱན་དྲངསྟེཿབོད་ཡུལ་དུཿགཤེགསོ།
……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
“文成公主”，这一借词已融入藏语词汇系统，成为藏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音译语词之一。“文”字古藏文用“མུན།”音译，显然是中古汉语读音，因为“文”字中古为微母（拟音[*mjuən]）唐代声母为m-，恰好用藏文“མུན།”来注其声母（m-）和韵母（-un），而后期的藏文文献中“文成公主”有不同记述，如成书于12世纪末左右的《弟吴宗教源流》载有“རྒྱ་མོ་ཟ་ཨོང་ཅོང་གྱིས་ར་མོ་བཞེངས།”（小昭寺由汉妃翁主所建），此处“རྒྱ་མོ་ཟ་ཨོང་ཅོང་།”即指“文成公主”，藏文“ཨོང་ཅོང་།”是汉语“翁主”的音译，“翁”影母（拟音[*ung]）与藏文“ཨོང་།”的声母和韵尾相同；成书于16世纪《贤者喜宴》中“文成公主”藏文作“འུན་ཤིང་ཀོང་ཇོ།”，藏文“འུན།”对汉字“文”，可见当时“文”的读音已发生变化，藏语音译可能受汉语北方方言影响。“文成公主”的名字在不同时期的藏文史书中拼写法不同，表明汉语语音的演变通过不同时期的藏语音译语词得以完整保存，进一步证明8至16世纪的八百多年里汉语和藏语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接触。囿于史料，目前难以确知唐代汉藏音译语词如何翻译及规范等问题，但从汉藏史料的一些零星记载可找出极具价值的线索。据《旧唐书》载：
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上引可知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开始有吐蕃的酋豪子弟学习汉文，这批子弟应是官方意义上的第一批汉藏翻译人员，此外唐中宗李显（656—710）在位期间，唐王朝与吐蕃地方政权依然存在培养汉藏双语人员的记录，在《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中记载：
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
《贤者喜宴》也有相同记载：
རྒྱ་ནག་པོའི་ལོ་ཙཱ་བྲན་ཀ་ལེགས་ཀོང་དང་། ལྷ་ལུང་གླུ་གོང་དང་། འོག་གོམ་དབུས་གོང་དང་། ཁྱུང་པོ་རྩེ་རྩེ་སོགས་ཀྱིས་བྱས།
唐皇帝的翻译由勃阑咖·勒恭、拉龙·鲁公、沃恭·卫公、琼布·孜孜等充任。
《贤者喜宴》所载内容系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742—797），当时汉藏翻译队伍已初具规模，许多汉藏对音语词可能出自这批译师之手，由此不难想象为何“文成公主”等的音译语词既能符合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又能切合古藏语的发音特点，唐代汉藏双语翻译人员在两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金城公主”的藏文音译也颇符合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据敦煌藏文写卷P.T.1288《大事记年》记载：
ཁྱྀ་ལོ་ལ་བབ་སྟེ། བཙན་པོཿ བལ་པོ་ནཿ བཞུགས། པྱྀ་དྲོན་ན་བཞུགས། མཁྲྀས་ཕ་ཏང་དུ་འདུན་མཿ འདུསྟེཿ བཙན་མོཿ ཁོང་ཅོ་གཤེགསཿ པའྀ་ཡོ་བྱད་བཀྲལ། ཞང་བཙན་ཏོ་རེ་ལྷསཿ བྱྀ་ན་ལསཿ སྩོགས་པས། གཉེ་བོ་བགྱྀསྟེ། བཙན་མོཿ ཀྀམཿ ཤང་ཁོང་ཅོཿ ར་སའྀ་ཤ་ཙལ་དུ་གཤེགས།
及至狗年，赞普驻于跋布川。祖母驻于“准”。于赤帕塘集会议盟，派员准备赞蒙公主来蕃之物事，以尚·赞咄热拉金等为迎婚使。赞蒙金城公主至逻些之鹿苑。
“金”字用“ཀྀམ:”对音，中古汉语“金”为见母（拟音[*kjəm]），与藏语的声母和韵尾对应，保留了唐代汉语“金”的读音，普通话虽读[jīn]，但粤语及闽南话仍保留了古代读音，如广州[kɐm⁵³]、厦门[kim⁵⁵]。史书记载金城公主不仅几次上表请和，还专门从吐蕃派使者向唐朝“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公主”在敦煌藏文写卷里作“ཀོང་ཅོ།”或“ཁོང་ཅོ།”此词仍在现代藏语中使用，只是书写形式演变为更符合现代藏语语音特点的“ཀོང་ཇོ།”。
另外，汉字“县”从古到今的藏语衍化过程中留下了汉藏语言接触的历史线索，“唐蕃会盟碑”中“县”作“ཧྱྭན།”，而现代藏文音译为“ཤན།”，例如：
……རྒྱའྀ་རྒྱལ་པོ་ཆེན་པོ་རྒྱ་རྗེ་ཧྭང་ཏེ། བཱུན་བཱུ་ཧེའུ་ཏེ་དང་དབོན་བོད་རྒྱ་གཉིས་ཀྱྀ་བར། །ཙང་ཀུན་ཡོག་ཏུ་རྟ་བརྗེས་ལ། །སྩེ་ཞུང་ཆེག་དུ་བྱ། །ཙེང་ཤུ་ཧྱྭན་དུ་བོད་དང་ཕྲད་པ།
×××××××皇帝，文武孝德皇帝×××××××，将军谷××××，绥戎栅××，清水县×××××。
“县”为匣母字（拟音[*ɣiwen]）,藏文“ཧྱྭན།”拼写稍显复杂，却如实反映了唐代汉语的读音，汉语声母ɣ-与藏文基字h-（ཧ།）音值相近，国内现代藏语方言中下置辅音-w-（ཝ་བཏགས།）不发音，但从“县”的对音中似乎能看出9世纪藏语下加字-w-有发音迹象，若不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和语言学阐释，则很难相信“县”这一行政词汇从唐代就已借入藏语中，且拼写形式有“ཧྱྭན།”到“ཤན།”的变化，这不仅说明汉语语音演变在藏文中留下了足迹，还证明汉藏两个民族以语词为载体的政治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茶是西藏各族人民喜爱的饮品，根据文献记载，古汉语“茶”借入藏语的时间较早。据《汉藏史集》记载:
……རྒྱལ་པོ་འདིའི་དུས་སུ། བོད་ན། སྔར་མེད་པའི་ཇ་དང་། དཀར་ཡོལ་བྱུང་བའི་ལོ་རྒྱུས་མེད་（ཡོད）པ། ……དུས་ནམ་ཞིག་རྒྱལ་པོ་སྙུང་དྲག་པོ་ཞིག་གིས་ཐེབས་པའི་དུས་སུ། བོད་ན། སྨན་སྤྱད་གཞུང་བཞིན་ཤེས་པ་ནི་མེད། ཟས་དང་། སྤྱོད་ལམ། རིགས་བཟོ་ལ་བརྟེན་པ་ཙམ་ཡོད་པས། སྐུ་འཚམས་བར་བཞུགས་ཡོད་པའི་ནང་ནས། ཕོ་བྲང་གི་པུ་ཤུ་ཟུར་ན། བྱ་ཡིད་དུ་འོང་བ། སྔར་མ་མཐོང་པ་གཅིག་གི་ཁ་ན། ཤིང་བུ་ལོ་འདབས་དང་ཉུང་ཤས་ཤིག་ཁྱེར་ནས། སྐད་སྙན་པར་སྒྲོག་གི་འདུག་པ།……ཤིང་དེ་རྣམས་ལ། བཞིག་མལ་བཅུག་པས། སྔར་མེད་ཀྱི་ཤིང་དུ་འདུག་ཅིང་། ཤིང་དེ་ཡི་སྣ་མོ་གཅིག་ཞལ་དུ་བཅུག་ནས། བྲོ་བ་མྱང་པས། ཞལ་སྐྱེམ་པ་སོས། བཏུང་བའི་མཆོག་ཏུ་མངོན་ནས།
此赞普（都松莽布支）在位之时，吐蕃出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茶叶和碗，……某一个时候，赞普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学的医生，赞普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赞普安心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之上。赞普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于是摘下树叶的尖稍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品。
“འདུས་སྲོང་མང་པོ་རྗེ།”在《通典》中作“乞梨弩悉笼”，《旧唐书》作“器弩悉弄”，二者都是古藏文“ཁྲི་འདུས་སྲོང་།”的音译。唐代饮茶是一种时尚，据史书记载，器弩悉弄长期在川西和云南西部活动，有习得饮茶之俗并在吐蕃推广的可能。劳费尔（B.Laufer）认为：“ja（dzha）茶。确系按照古汉语dzha，da现代汉语cha）‘茶’而复制的词，……此汉语声调较低，故西藏人以低调的ja字译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亚洲语言都按照汉语的叫法采用这个词，只有藏语还唯一地保留着此词的古浊声母。所以说早在唐代西藏人就知道了茶这种饮料是对的。”施向东也认为“茶，古字作‘荼’。……韵书又有‘木荼、木茶’字，即今‘茶’字。……高本汉拟作ȡ‘a，王力拟作ȡa。与藏语ja很接近”。据现有材料可推测，“茶”音译为（ཇ།）极有可能是在吐蕃时期，“茶”进入藏语系统及茶文化在西藏的盛行，说明祖国内地文化对西藏地方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汉语的古词“茶”（ཇ།）已完全融入藏语词汇系统，成为能产性极高的语词，出现了以“ཇ།”为词根的一批“汉藏”结合的新词，如茶馆（ཇ་ཁང་།）、茶碗（ཇ་ཕོར།）、茶袋（ཇ་ཁུག）、打茶桶（ཇ་མདོང་།）、茶友（ཇ་གྲོགས།）、茶和酥油（ཇ་མར།）、茶水（ཇ་སྐྱེམས། 敬语）、茶酒（ཇ་ཆང་།）、茶瓶（ཇ་དམ།）、头杯茶（ཇ་ཕུད།）等，若不从语言学和历史角度考证，则难以知晓“ཇ།”是地道的汉语借词，不过也有一部分很早进入藏语词汇系统，但沿用时间不长的音译词，如“雪碑文”（ཞོལ་རྡོ་རིང་ཕྱི་མ།）中出现的孝感皇帝（ཧེའུཿ འགྀཿ ཝངཿ ཏེཿ）、周厔（ཅིའུཿ ཅྀརཿ）、京师（ཀེངཿ ཤྀའིཿ མཁརཿ）、陕州（སྴེཿཅིའུརཿ）、潼关（དོངཿཀྭནཿ）等词语。
迄今未见古汉语音译语词在藏语中的数量统计，但这类语词应较为庞大，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整理研究，而这类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古汉语音译词至今仍在藏语词汇系统中发挥着强大作用和能产性，它们跟藏语的固有词结合或单独成为藏语的常用词，丰富了藏语的词汇量。
三、小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唐代汉藏音译语词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汉藏音译语词的产生是汉藏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是两个民族从古至今水乳交融的历史见证。
2.数量庞大的汉藏音译语词的出现，丰富了汉藏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提升了两种语言的构词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体现出汉藏语言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结构特征。
3.不同时期的汉藏音译（对音）文献是研究各阶段藏语语音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为藏语历史研究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但汉藏音译文献的历史价值、语言学价值乃至社会文化价值仍有待继续挖掘。
4.语言接触“可以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强化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语言接触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汉藏语言接触研究的不断深入，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更多可靠的基础研究材料和新的论证方法。
5.历史上的汉语和藏语中互相借贷的音译语词，如同化石一般见证着汉藏两民族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过去，也在不断的语言接触中创造着荣辱与共的未来。
原文刊载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5期。
脚注从略，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编辑：次仁拉姆
校正：张阳
审定：米玛次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