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绿色发展的实践逻辑与现实挑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绿色发展的实践逻辑与现实挑战

       ——以川西S村的调查与分析为例

作者：段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摘要：民族村寨的绿色转型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命题。深入剖析川西S村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发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共治”推动S村草原生态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促使其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得以成功激活，从而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构建利益共同体、促成多方联动和整合优势资源构成了S村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基础，但利益共同体基础不够稳固以及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也给S村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挑战。为确保S村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必须继续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拓展优势资源的价值实现路径，着力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发展格局，推动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回应广大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关键词：乡村振兴；民族村寨；绿色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些论断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新时代农村发展与治理的高度关注，也为全面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与行动指南。新时代需要着力破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民族村寨是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凸显和集中的地区。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受环境承载力低、基础设施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条件落后等多方因素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注重民族地区在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人口构成与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将乡村振兴的各项具体要求与民族村寨发展实际情况有机结合，实现两者的精准对接与联结，以此推动民族村寨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之路，最大限度地破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历史性难题。

推动民族村寨迈向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对于筑牢民族村寨经济、社会与生态良性互动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民族村寨绿色转型发展的价值内涵、重大意义、主要困境、实践进路展开了大量深入且有益的研究。其一是关注到绿色发展的价值内涵。绿色发展必须考虑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进一步加重。绿色发展是一种包含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等众多以环保特征为衡量标准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其二是论证了民族村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有学者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与必然趋势，而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将生态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支柱的新型发展模式。因此，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实现了绿色发展的伟大目标，相应地也完成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长远任务。还有学者提到，绿色发展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价值理念引领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实现了短期利益与长期福利的整体一致性，达到了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合理统一。其三是讨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遭遇的主要困境。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价值观念指导并最终决定实际行动。由于绿色发展观念的自觉意识尚未确立，无序开发利用自然的“人本中心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当下民族村寨绿色转型发展遭遇的重大现实阻力。其四是探讨了新时代民族村寨实现绿色发展的多重可行路径。研究者意识到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是推动民族村寨乡村振兴的关键议题，针对当下民族村寨绿色转型发展的实践困境提出了优化制度安排、强化政策支持、提供技术保障、激活村民参与内生动力等一系列应对举措。

总体而言，民族地区绿色转型发展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呈现出从制度文本安排走向落地实践，从概念内涵界定走向困境分析与构建相应的优化路径，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参考借鉴意义。党的二十大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之中，而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这使得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发展特别是民族村寨的绿色发展既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下功夫的研究点。当前对于民族村寨绿色发展的研究，许多学者单纯从理论层面解释民族村寨为何以及如何实现绿色发展，结合民族村寨实际情况并从经验层面剖析其绿色发展深层逻辑与可行路径的典型案例调查仍略显薄弱，还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发力，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根基。另外，学者们虽然就民族村寨绿色发展这一基本议题达成了共识，但对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及人民群众扮演何种角色、起到何种作用的认识却相对模糊和笼统。本文在延续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川西S村的田野调查，首先系统梳理了S村绿色转型发展的实践历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和探究了S村绿色转型发展何以可能的深层原因与逻辑，进而重新审视S村绿色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实践路径。

本文选取被评为最美中国世外桃源和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的阿坝州S村进行案例分析，试图解释民族村寨成功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S村位于阿坝州北部，距离州府马尔康市200多公里，共99户400余人，几乎全是藏族。该村拥有草地面积十多万亩，属于典型的人少地多的藏族牧业村。S村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以RQ河为界，整个S村背部是绵延万里的高山草原，对面则是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自青藏高原东缘牧区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以后，S村村民增加牲畜饲养量，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S村开始着手治理日益恶化的草原生态，取得明显的治理成效，并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将“沉睡的资产”转化成“活化的资源”，顺利实现了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华丽转身”。 

（一）不利因素：草原环境问题的形成

从我国东部沿海的发展经验来看，发展工业很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污染和破坏，而相应的解决路径则是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或转移污染企业。在实践中，受交通区位、资金、人才等因素限制，大多数民族村寨都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反而是由于发展急迫感、环境规制强度差异与社会容忍度差异等因素的存在，使得污染企业向后发展地区转移存有可能并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后者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然而，S村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其地理区位的制约更无法承接中东部地区的企业和产业转移，草原环境问题的形成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一是S村属于高原气候，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对气候的细微变化相较其他地区更加敏感。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和降雨量减少等自然因素影响，S村草地植被生长速度放缓、生长周期延长，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地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二是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下，广大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与能力快速增长，慕名而来的游客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特征，游客数量大大增多。在此背景下，当地不得不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既满足游客的观光旅游需要，又满足本地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三是伴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先发展地区对优质毛皮、奶制品的需求规模扩大，而得益于全国性农产品市场的形成，S村的农牧产品具有顺利输送到先发展地区的条件。在具有市场和销路的情况下，一些牧民扩大牛羊养殖规模，从而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破坏了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之外，忽略地方实际情况，将适用于农耕社会的制度简单套用和移植到游牧社会的政策错位供给，也是影响S村草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原因。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社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两套不同的文明体系，长期以来，隶属于不同体系的地方百姓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生存智慧的指导下开展日常生产活动，基本未给生态系统造成明显的负面作用。但市场化以后，包括S村在内的全国牧区开始逐步推行“牲畜到户”和“草场到户”的双承包政策，原本试图借助市场机制整合碎片化的草场资源，推动牧区畜牧业发展，结果引发了草原退化和牧民生计脆弱性加剧的非预期后果。据统计资料显示，S村隶属的阿坝州2009年总共落实草原承包面积5000多万亩，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93.9%，而同期全州草原“两化三害”面积达到4000多万亩，约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74%。草原“两化三害”导致牧草产量急剧下降，毒杂害草比重增加，以及季节性和永久性落地面积不断扩大等消极后果。可见，排他性的草原到户政策虽明确了草原权属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草场归公的群体共有传统，但也给草地资源的健康可持续利用形成了一定负面效益。

（二）资源治理：S村草原环境整治的实践

草场承包到户以后，一方面由于草原畜牧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分散、落后及低效的放牧生产仍然是主导的生产经营方式；另一方面，草场退化、水土流失、湿地萎缩和荒漠化沙漠化等草原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面临严峻形势，地方政府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开展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首先，出台退牧还草政策。通过明确划分禁牧、休牧和规定轮牧的区域，同时辅之以草种补播，实现恢复草原植被和修复草原生态的目的。其次，开展川西北沙化草地治理工程。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包括S村在内的全州退化沙化草地。在这一工程中，牧民可以获得每亩8元的生态管护费，尽管补偿标准较低，但参与草场面积大，“聚少成多”也是一笔可观收入。再次，实施禁牧补助。在草畜平衡区给予牧民禁牧补助，并针对禁牧区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对未超载过牧的牧民给予补贴。最后，实行牧区安置计划。牧民定居计划与草原家庭承包政策是并行的，但就S村的实际而言，本村牧民的居住点一直都相对集中，然而，有许多牧民为方便放牧在自家草场上搭建帐篷。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发展生态旅游业，S村要求这部分牧民要么转换生计方式、要么到离聚居点更远的草场放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庄的环保压力，减轻了草原的生态负担。总体来看，政府出台的草原政策及主导的各类生态修复工程取得了显著治理成效，有效遏制了草原持续沙化退化趋势，很大程度上修复了草原生态，推动重建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

实地调查发现，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当地村民逐渐形成了爱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每月22号村里人都会集体参加清理村内及周边垃圾的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这项活动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一到当天几乎所有村民都自发到定居点附近清理各种废品垃圾，草原上、森林里及河流边的垃圾也基本得到清理。近年来，地方性文化知识中保护环境的精神与国家环保政策相契合，在地方 环境治理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修复草原生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优势激活：S村迈向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生态旅游业是一门综合性强、辐射范围大和带动能力强的绿色产业，对民族村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存有显著正外部性。近年来逐渐发展成建设“强、富、和、美”乡村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方式。为避免发展过程中对草原生态的再破坏，S村积极探索生态旅游业发展路径，顺利实现了生计模式转型目标，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伴随草原生态日益向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致在S村开始重现。从实践来看，S村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历程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乡贤参与和S村优势资源的激活。乡贤能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社会，扮演着帮助国家治理乡村的角色。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有知识、有背景、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贤能人士，以自身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资源为依托，对促进乡村发展与治理有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村的昂T曾是阿坝州A县副县长，他说，“退休回村以后，看见漫山遍野的牦牛几乎要把山都吃光了，我认识到如果再不进行产业转型，S村的草原生态将越来越坏……当时是一个偶然机会让我想到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业，所以我那时候一方面挨家挨户劝说牧民改传统民居为特色民宿，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资源为他们争取改造资金。还积极动员牧民自愿出劳出力修通了本村通往外界的公路……做完这些，我就发动之前单位的同事和朋友，让他们来村内旅游，帮忙宣传宣传嘛。”如此一来，S村的生态旅游得到了初步发展，来S村的游客也逐年增多。

第二阶段，政府引领与S村优势资源的扩大。地方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其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持对美丽乡村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S村生态旅游业起步之后，A县政府不断加大对S村的投入力度，成为引导S村生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村支书告诉笔者，“2017年，政府投资4000万，用于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政府又追加投资350万，用来打造本村的红色旅游点，并支持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地方政府的引领作用还体现在以下六个维度：一是细致梳理S村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在总结短板的基础上持续深挖当地旅游资源潜力，针对S村旅游业未来发展制定详细规划；二是不断完善村社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厕所改造、路面硬化及饮水安全等基础民生工程；三是强化管理工作，严格管理村内民宿与餐饮产业，不断提升管理标准，确保游客吃得安心、住得顺心；四是依托舆论工具为S村旅游宣传造势，不断提升S村旅游知名度，打造S村生态旅游品牌；五是设置公益性岗位，确保缺乏发展能力和发展能力弱的牧民能够享受生态旅游发展带来的益处；六是强化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既能获取发展生态旅游的专业性指导意见，又在无形中宣传S村的旅游品牌和周边旅游产品。总之，在政府的引领作用下，S村的生态旅游业实现了快速发展，而旅游业发展创造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逐渐扩展到整个村庄。

第三阶段，村民参与下绿色转型的完成。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受益者和主要参与者归根结底是广大村民，推动民族村寨完成乡村振兴的伟大任务，必须着眼于广大村民，尊重其主体性地位，充分激发其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新动能。村民自始至终的广泛参与和配合是S村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变量。发展生态旅游业初期，正是一批牧民主动放弃放牧，积极参与当地草原环境修复各类公益性活动，并在昂T动员领导下结束了S村不通公路的历史；生态旅游业得到初步发展后，又涌现出一大批牧民投身和致力于旅游产业，使旅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多样化、差异化的就业岗位，比如村内约有40户牧户发展乡村特色民宿，还有许多牧民提供向导与讲解服务、从事餐饮等，满足了村民发展家庭生计的需求。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牧民认识到维系草原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共同参与当地草原环境治理，现在除了每个月的定期垃圾清理活动，牧民还自觉发起了植树种草活动。伴随S村生态旅游开发合作社的成立，新型“支部+合作社+农户”旅游管理模式得到落实，牧民对S村旅游发展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主动性也越来越强。可见，在生态旅游业的纽带作用下，原本分散、原子化的牧民重新组成了利益高度联结基础上的亲密共同体，而S村也因此顺利实现了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重大转型。

从上述案例看，通过政府与社会主体有效互动和双向配合，S村草原环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草原生态平衡重新得到维系。在此基础上，通过乡贤助力、政府引领和村民参与等方式，S村的自然资源禀赋等优势被成功激活，使得S村迈上了绿色发展之路。就本质而言，S村的绿色转型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条件，深入挖掘这些原因与条件，不仅是揭示S村绿色转型何以可能的关键，还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模式的内在要求。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是S村顺利实现绿色转型的制胜法宝之一。一方面，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得以链接各方资源，从而为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物质支撑；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牧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才得到了更好地满足，日常生活问题也才得以更好地解决，经过长期持续的需求满足和问题解决之后，牧民就会自觉生发出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维护人民利益的价值认同，进一步增进对党的忠诚，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和政府规划与部署绿色转型发展进程中，S村的牧民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大力支持村庄产业升级换代，积极探索生计模式转型的新渠道，为绿色转型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党的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与释放建立在夯实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基础上，通过选优配强基层党支部书记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实干能力及战斗力，确保基层党组织当好绿色转型发展的“主心骨”；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激活党员干部为推动绿色发展干实事、出成效的内生动力，并利用好党员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激发广大牧民参与绿色转型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二）重构利益共同体是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核心所在

S村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核心所在便是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赋予更多利益主体以责任，从方法论上有效解决责权统一的问题，很好地规避了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现象的发生。具体而言，在共同利益导向下，广大牧民通过参与生态旅游业既能获得更加轻松体面的经济收入，又能通过产业迭代升级享受到更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政策支持发展生态旅游，既塑造了“有为政府”的正面形象，又能解决就业等民生问题，从而实现维系社会长治久安的伟大目标；游客群体则能在旅游过程中“按下生活的暂停键”，认真感受原生态大自然，获得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愉悦。然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各利益主体不得不明晰自身责任并自觉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行动。譬如广大牧民被赋予提供优质旅游服务的责任，并且其所拥有的房屋、草场等资源是发展生态旅游的必要依托，必须依据地方规划和要求进行合理使用；政府作为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关键主体之一，被赋予管理责任；游客群体被要求践行绿色旅游和文明旅游。总之，赋予责任意味着在主体与事务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一旦被赋予推动村社绿色转型发展的责任以后，多元化主体就要统筹整合已有资源，积极参与村社绿色转型的具体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三）促成多方联动是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有效方式

促成多方联动是S村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又一重要法宝。具体而言，一是尊重牧民在绿色转型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推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本质目的在于改善牧民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这表明绿色转型需要当地牧民切实主动参与，只有其积极性和内生动力被充分调动起来，绿色转型的质量和效能才有保障，才能出真成绩、取得好效果。另一方面，从方法论视角出发，尊重牧民主体地位也是促进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因为本地牧民经过与大自然的长期互动，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丰富生态智慧的思想体系与行为方式，这些地方性生态知识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绿色转型，需要主动吸收其中有益的经验做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环境治理机制，夯实绿色转型发展的社会基础。二是利用好乡贤的带动作用。乡贤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居民，不仅对家乡有强烈的依恋感，回馈家乡的心情和渴求也十分强烈。乡贤作为乡土社会中“天然权威”的享有者，能够洞察村民行动背后的伦理规范和潜藏规则，因而在绿色转型中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引领能力。三是合理界定政府在绿色转型中的角色和地位。强调村民主体性和乡贤带动作用，并非意味着不重视党和政府的引领作用。恰恰相反，政府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履行好绿色转型发展的“引路人”角色，从整体层面上设计好绿色发展蓝图，做好顶层设计，为推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四）激活优势资源是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

自然灾害、技术滥用等风险的融合使人类社会愈发陷入一种高度不可感知和深度复杂性的不确定境遇当中，为了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对城市生活感到倦怠，向往“出入相扶、守助相望”的稳定的乡村田园生活。这构成了S村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前置性条件。正是因为人们渴望回归真实、质朴的乡土社会，S村才有可能激活优势资源，依托生态旅游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民众增收。换言之，在“城市推”和“乡村拉”的双重作用下，广大民族村寨要着眼于自身自然资源禀赋，多措并举、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通过唤醒和激活优势资源，就有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沉睡的资产”撬动产业升级和生计转型，走上经济、社会和生态良性互动的绿色健康发展道路。由此出发，激活优势资源可以说是民族村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

就S村的经验而言，激活资源优势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唤醒生态资源优势。从地理分布上看，大多数民族村寨都位于地形复杂的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自然风光十分优美，具有很强的观光游览价值。发挥和利用好民族村寨的生态资源优势，打造出独特的旅游品牌，就能从中获取实际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得益于“全国一盘棋”的制度安排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过去很难创造经济收益的阳光、水力和风力等自然资源现在能够直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技术进步重新定义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为广大民族村寨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契机。二是充分释放民族文化的增收作用。由于地理区位条件特殊，广大民族村寨基础设施通常相对落后，交通较为闭塞，与外界的沟通交往不多。然而也正是得益于此，悠久独特的民族文化才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外界游客有着天然且强烈的吸引力。因此，经过与市场的有机融合，民族文化也具备了生产力，起到了增加村民经济收入的重要作用。譬如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开发出相关配套的文旅产品；针对某些民俗文化活动，采取收费式、体验式的开发利用模式；针对部分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偿性展示等，都能促进牧民增收。总之，在市场化背景下将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不仅能为生态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能为提升村民收入来源拓宽渠道，民族文化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更新换代，具备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

绿色转型发展是兼具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长期工程，涉及产业转型、观念升级及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并不是简单地实现粗放农牧业向高端产业的迭代升级，而是要求完成乡土社会内部所有资源要素各个方面的重构与发展。因此，对照S村的绿色转型实践，仍然存在着多维困境与现实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利益共同体的基础还不够坚实可靠。当前S村初步建立了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这对推进S村的绿色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市场力量日益深入的当下，利益共同体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是村社内部共同体成员分化造成的利益分化问题。详言之，市场化改革以前，S村村民以从事农牧业为主，这一时期村民们在可使用劳动力、生产成本和劳动收获等方面的付出与收益相差无几，因此村民间的经济社会地位分化程度不高，互惠性关系也因而得以在村社内部人际交往中占据主要地位；改革开放初期，共同体成员尽管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分化，彼此间的竞争关系也在缓慢发展，但传统的社会结构与亲缘关系还存有较大效力，互惠合作仍有很大的可能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共同体成员在职业类型、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等方面的分化愈发扩大，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不同层级成员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譬如等级偏下的成员为了提升生活水平和让人看得起，会拼命努力追求达到中上层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而处于中上层的成员为维持自身优势，又会想方设法地拉开与下层成员的距离。在这场“你追我赶”的竞赛中，利益共同体的社会基础面临着“崩塌”与“撕裂”风险。此外，政府、企业与牧民在绿色转型的具体实践中追求的目的与希冀所得也具有一定差异，如何寻求多元主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对于筑牢利益共同体的根基至关重要，也是涉及S村绿色发展能否长效可持续的重要课题。

二是优势资源的盲目开发与不合理利用。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文化是S村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优势资源和重要依托，也是其脱颖而出成功吸引游客消费的关键变量。但由于过度市场化，当前S村的生态旅游业在资本裹挟下，有发展成纯粹盈利工具的风险，不是以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初心发展生态旅游，而是将利益最大化作为开发旅游的指导原则和行动遵循，造成盲目的、“小打小闹”式旅游资源开发现象频繁发生。换言之，不着眼于一定政治高度和视野对待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就很难认识到发展生态旅游业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抓手，事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将生态旅游业当作一种促收促发展的工具，就容易产生任意开发的情况，导致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这本身并不利于生态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生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发展存在脱钩现象，其在优化产业结构及推动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效能未能充分释放，造成其经济社会效益无法完全凸显。除此之外，利益最大化原则下进行的资源开发，往往在开发手段、模式和形式上相对单一，难以挖掘本地独特的资源优势，造成旅游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显然，这无法满足游客群体多层次、个体化和多样化的旅游需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客的消费体验，反而不利于提升生态旅游业促收促发展的能力，同样给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巨大阻力。

上述民族地区绿色转型中遭遇的种种挑战，事实上也从侧面印证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着力突破上述困境，是民族地区绿色转型发展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生态宜居”是关键，“生活富裕”是根本。绿色转型发展以重组乡土社会内部资源要素为主要路径，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在增益于地方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发挥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实现乡土社会的“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以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村S村为例，本文分析了民族村寨绿色转型发展的实践逻辑与现实挑战。研究表明，S村在开展草原环境治理工程、修复草原生态的基础上，成功激活了乡土社会内部的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顺利迈上了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了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华丽蝶变”。S村之所以能够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构建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促成了多方联动和将“沉睡的资产”转化为“活化的资源”，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利益基础、社会基础和资源基础。然而，绿色转型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也预示了绿色转型进程中面临的多维困境与现实挑战。另外，当代中国乡土社会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整个乡土社会的利益关系、发展目标、主体构成及社会结构等内容都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也给民族村寨的绿色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为有效应对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挑战，可着眼于以下维度重点发力。

一是坚持基层党组织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在村庄“空心化”、农户“原子化”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上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对下是代表广大村民利益的“当家人”，必须充分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联结上级政府和基层民众的中介作用，使上级政府的各类资源和政策方针在基层得到更好地贯彻落实，切实推动民族村寨的绿色转型与全面振兴。此外，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普遍过度干预乡村产业发展现状，民族村寨在绿色转型发展时尤其要注重利用好基层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这是因为民族村寨的绿色转型发展十分需要依托本地人才储备和资源优势等“在地性资源”进行发展布局，因此，要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或者其在村社中的权威功能与关系资源，来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以更好服务于绿色转型发展的实践。

二是重视村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优势资源的价值实现路径，让广大村民能够从绿色转型发展中持续受益，从而为绿色发展的长效运行提供内生动力。推动民族村寨绿色转型发展不仅是实现民族村寨经济、社会和生态良性互动的策略，本质上也是促进集体成员生计模式转型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路径，其中的核心在于推动资源的价值实现。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制定产业发展政策，避免优势资源的盲目开发与不合理利用。以绿色转型为契机，加快完善配套支持措施，具体包括不断完善村社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村社成员的专业技能培训等，竭力创造有益于资源价值实现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氛围。应积极整合民族村寨的资金、土地、人才等发展资源，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夯实民族村寨绿色转型的物质基础，走出一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振兴之路。

三是着力构建绿色转型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发展格局。本质上来讲，民族村寨的绿色转型发展作为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离不开人力、资金、设施等多元要素的全方位支持与保障，由单一主体主导的发展模式必然很难实现统筹整合上述资源的目标，无法真正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和谐统一。必需转换发展思维，构建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互配合的发展模式，以此规避单一主体主导发展下的缺陷与不足，更好地聚集和激活资源优势。同时，充分激发广大村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与热情，加强培育社区内部活力，走扎根乡土的内源式发展道路。这不仅能够突破西方发展模式的迷思，还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绿色转型发展的中国实践，为全球乡村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中国样板、贡献中国智慧。

               发布者：次仁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