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藏学研究】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及理论实践探索

摘要：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的研究实践路径，主要以民间说唱的口述史料、民族志、地方志档案汇编以及民间文人的搜集整理本与古代书面文献、寺院经典文献和考古遗迹等口头与书面、民间与寺院等“大传统”与“小传统”史料为依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组合而成。格萨尔史诗话语体系在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从“仲”、“德乌”、“苯”口传人和“游吟说唱人”到民间艺人大脑文本“演述中的创编”，当代新文化艺术实践呈现多样性表达，话语实践不断丰富，形成民间话语、艺术话语、国家话语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格萨尔史诗理论体系建构正处在努力发展的实践探索阶段，从“口头诗学”、“演述理论”转向中国化、本土化的“中国史诗学”、“全观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格萨尔史诗已开启与世界史诗新的接轨与对话，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传统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关键词：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实践探索

格萨尔史诗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形态”文化传承，在千年的历史传承与文化演变中，已经发展成传承类型多样、语言表述多样、文本形式多样、艺术形态多样的层累性“超级文类”和“超级史诗”，这种多重叠加、多元延展的“宏大叙事”，表现出世界史诗文化遗产中独有的罕见特征。格萨尔史诗以中国青藏高原的“三江源”为核心发端，持续不断向国内各地、域外世界辐射性传播，在不同区域和社区形成史诗传播的“核心区域”，伴随“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带一路”，形成不同国家、民族、语言史诗传播的“辐射区域”。广阔的史诗流传带，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印度河流域和喜马拉雅山脉周边诸多民族文化圈。目前格萨尔史诗在中国国内7个省区、67个州县流传，涉及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白族等13个民族，“国外对这部史诗的研究，是从俄国旅行家帕拉莱斯在1776年出版一本《格萨尔的故事》开始的”。格萨尔史诗从此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已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文字，已成为推进东西方文化交往交流的主题之一，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华文化生命力、民族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作为“语类文献”，格萨尔史诗的口述史料是流动的语言。口头说唱具有民间“口头创

作、口头加工、口头传播和口头保存的性质”，包括根据神话、传说、口述等直接记录艺人说唱的文字写本。南喀诺布在《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一书中认为：

在传说中，岭·格萨尔被描述成一位超凡的英雄，与瑜伽师、大悉达或伏藏师一样拥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即便我们认可他的历史地位，但依然很难准确地确定其生活的年代，也不知道他能否在一生中取得如此辉煌的丰功伟绩。围绕这位伟大人物而虚构的史诗《霍岭大战》、《门岭大战》、《大食宝宗》、《朱古兵器宗》等（总计六十卷，十万余诗节）讲述了这些丰功伟绩。不过，纵然这些传说的核心内容是有历史依据的，且大部分情节是诗体创作出来的成果，但内含如此大量情节的格萨尔史诗是其他国家同一体裁的作品无法比拟的。因此，它宛如一颗诠释民族文化的无价之宝闪烁在西藏文学创作的地平线上。此外，作为传播教育和文化的一种手段，它在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证实了“仲”在古代文明中的重大作用。

尽管学界对口述史料作为历史存在争议和担忧，但口头传说保存、创造和积累的智慧，远比文字、书面保留的资料广泛得多。

早期苯教文献《修行分神》记载了古代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作为“天神下凡而为人主”，“以山为阶梯，上下往返于天地间”。这一“历史事件”与格萨尔王“天界神子”、“英雄下凡”的神幻故事如出一辙，虽混杂了历史、神话、传说、故事，但正如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这是由一些人类命运的象征性承载者的故事混合而成的“历险的召唤”，正是英雄使命的迹象。《汉藏史集》记载：

格萨尔军王的选任办法是，由四名大力士取四只箭分别向四方射出，谁射得最远谁就被选任为王。大食财宝之王的选任办法是，谁能从宝岛上取得财宝，此财宝之主人即被选任为王，……因此，印度法王能除无明黑暗，汉地之王明察善恶如宝镜，格萨尔王能降伏敌军，大食之王能除贫困之苦。以上是南赡部州大部分王统之提要。

文献中关于“格萨尔军王”的名称也表征了其英雄事迹的来历。同时，文献还记载了格萨尔所属地域方向，《安多政教史》中说，“从前黄河上游全部地区，在岭·格萨尔王治理之下。”《朗氏族谱灵犀宝卷》《格萨尔·林葱族谱》《五部遗教》等约16部经典文献，都有可信度的记录。《拉达克王统记》记载：“当时的拉达克(根据《王统记》)被西藏史诗中的英雄格萨尔的后裔所控制。”

1900年，德国传教士弗兰克（A.H.Francke）搜集、记录、整理了拉达克地区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王的口述故事——《格萨尔王传奇：春天里的神话》，“都是来自不同村庄和由许多人说唱的片断。”这部用拉达克方言记录的格萨尔故事，神话色彩非常浓厚。这则并不完整的故事，主要以片段性叙事流传的口述记录本发表在当时的《印度考古学家》。1905年，拉达克方言版的《格萨尔王传奇：春天里的神话》，经弗兰克用英文翻译为《格萨尔王传奇：一个下拉达克文本》出版发行，这是当时第一部向国外学界介绍的、以藏西北方言口述记录的格萨尔史诗如何流行于西藏地区的“口传文本”，并非如弗里和劳里·航柯(Lauri Olavi Honko,1932—2002)所言是“源于口头的文本”或“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此书共分为七章，分别为《岭国十八英雄的诞生》《下界投生》《格萨尔与珠姆成亲》《到中国内地与汉公主》《北地降魔》《珠姆被霍尔王所抢》《降服霍尔夺回珠姆》。拉达克版所涉及的格萨尔王传说故事的单元章节、语言表述、叙事结构和地域作者等问题，引发了后继学者们持续不断的讨论。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在《格萨尔王传》引言中说：“很久以来，欧洲人只能通过用拉达克方言写的口头流传的一些概要或片段来了解藏文本。直到1956年才由现代作家用拉丁文转写出版了岭仓印本的前三章。”

《西藏王臣记》记载：“时有天竺法王，大食富王，格萨武王，英俊昌王，亦各遣婚使，来迎公主。”将唐朝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以史为诗，把历史事件和神话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糅合在一起，真实与想象、史籍与史诗、史诗结合，传唱千家。格萨尔王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传说，抑或是历史人物在传说中被不断神圣化而逐渐形成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在格萨尔史诗的史料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格萨尔的历史形象、民间形象、文学艺术形象，以及这几种形象之间从未停息的互动与融通，也可以看到历史的传说化、民间故事化和文学艺术化，以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学艺术的历史化。或许，所有的历史都是混杂了历史真相（正史）、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学艺术等诸多实有的、非实有的、想象的（或虚构的）、物质的、精神的多元素混合体。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时代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学艺术等文化元素都在不断补充并丰富着那个时代的“历史”，甚至参与并创造了“历史”。在中原，有刘邦作为“赤帝之子”“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在西藏，则有格萨尔作为“天神之子”下临凡界降妖除魔的故事。翻开世界不同民族的史书或中国历代的所谓正史，这样亦真亦幻的历史（故事）俯拾即是。

关于“格萨尔”相关史料的记载，刘立千在《谈谈藏族民间史诗中的林·格萨尔》一文中，有更加详尽的阐述：

沿着刘立千的思路，18世纪，西藏史学家松巴·益西班觉在其《答问》一书中说:“格萨尔生地是朵康上部,在黄河、金沙江、雅砻江三水环绕的地带……所居的部落,是德格地方的邓和林两大部落的林部。”历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唐代地图就有“岭”地理位置的明确标记。

格萨尔史诗口头流传和歌手吟唱的口述史料、语类文本，有格萨尔木刻本、格萨尔抄本、格萨尔誊写本等。1735年，由多位史诗艺人歌手汇集誊写的《格萨尔·霍岭大战》完成。20世纪50年代，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曾邀请宁玛派僧人索巴口头讲述格萨尔史诗“四大战役”之“霍岭大战”篇章，之后特别刻印了源于其口头讲述的“油印讲义”。1956年，余希贤和赵远文搜集到20多部《格萨尔》，铅印了《大食若尔宗》《降伏妖魔》，使《格萨尔》有了开创性的铅印本，打字油印的《地狱救母》，藏文称作《年岭卓巴钦保》，还刻字油印了《阿达拉姆》《安定三界》，等等。格萨尔史诗经过民间“仲肯”的口头传承，以及寺院僧人、抄书世家的誊录整理，高僧大德的编纂修订，前辈学家跋山涉水的寻经问典，多种异文本史料被发掘。现当代语境下作家诗人的书面文本以及多种文体的创作、创编、改写和重述，已经发展演变和呈现出更多形式的新文本形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格萨尔史诗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已经形成自身独特的多重路径。所谓“二重证据”、“三重证据”、“四重证据”以及当前提出“五重证据”的史料学研究话题与格萨尔史诗的口述史料、考古实物、遗址留存、古代文献、图像史料、档案汇编、民族志等史料内容，几乎完全吻合且相互重合，彼此同质，从“二重证据”史料到“五重证据”史料的内容，还有“证据间性”，彼此参照，互证辨伪。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研究，目前已突破传统史料单纯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限，试图找回文字或其他形式记载疏漏或失落的审美艺术维度的历史文化信息，建构多视角、多维度的立体性文化样本的史料体系。格萨尔史诗从口头流传到形成书面文本，其史料体系经历了最早的口头说唱、口述记录到手抄本、木刻本、铅印本、誊录本、整理本、编纂本、翻译本、改编本、现代印刷本以及各种校勘本。在进入高科技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今天，史料学界同样开始关注音频、视频高阶语料库建设，以及电子化、数字化、数据库史料建设。无论是说唱艺人、民间文人，还是高僧大德、寺院艺人、现代作家诗人的创作性文本……格萨尔史诗已然形成了多元类型混合、资料丰富且庞杂多面相的史料体系。大浪淘沙，历史总会在史料的沉淀里还原史诗的丰厚，守正创新，留下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史诗史料。

格萨尔史诗阐释部落社会的历史发展，反映古老民族文化传统事象，从表象来看是通过史诗口头说唱与书面文本的“音声”与语言，讲述部落征战与民族迁徙、英雄降妖伏魔的故事，实际上在“十八大宗”、“三十六中宗”、“七十二小宗”战争与和平的外在结构与表象下，始终内含人类早期民族历史文化表征的哲学意蕴，涉及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心理学、艺术学、社会学，甚至建筑学、军事学、医学等诸多领域，推动世界史诗研究的范式转换和当代史诗传承实践。格萨尔史诗“宏大叙事”的崇高性、神圣性和艺术性话语体系，始终融合于民间话语、艺术话语和国家话语的传承体系中，表达历史与文学、社会与实践、艺术与审美的诗学想象力，以及传统与现代、交往与接受、理解与认同关系的交流性话语互动。

“话语”的真实含义在于社会交往交流过程中的对话实践。亚里士多德《诗学》认为，各种艺术都是凭借话语、节奏和色调进行模仿。法国著名哲学家“话语理论”奠基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话语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的分析不仅仅阈于语言学研究领域，还开创了话语研究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视野，涉及历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福柯认为，话语研究具有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维度，“话语”的“说”和“写”是文化史研究，话语实践产生了怎样宽广的空间领域才是重要的，“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s）既是一种公共话语空间，也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话语的表达从微观上构成了历史话语文化以及各种社会机制。“话语实践”、“话语世界”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格萨尔史诗的民间话语、艺术话语和国家话语实践，正是指向“公共话语空间”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多维度”，是“活形态”发展的动态性话语陈述方式，以及特定历史情境下“话语事件”交流诗学的多样性表达。

追根溯源，格萨尔史诗民间话语、艺术话语，最早应属于“语类文献”说唱本体的“仲”、“德乌”、“苯”口传人，“游吟说唱人”、“唱诗人”的口头话语故事传播。早期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四处“流浪游吟”、“指画说唱”，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格萨尔艺人及其史诗被纳入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以来，边缘地域、草原牧区杰出的民间艺人被逐渐发现和重视，格萨尔艺人大脑文本“演述中的创编”和“书写中创作”的状况越来越丰富、复杂，不同特征和不同风格的艺人开始逐渐显现其多样化，艺人说唱、传承方式的自然分类和个体差异随之凸显，史诗学者们开始对不同地域、不同特质、不同类别、不同模态的说唱形式进行田野调研、艺人普查、说唱录音与区别研究。石泰安在其《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中，将格萨尔艺人分为“神通艺人”和“普通艺人”两种类型。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将格萨尔艺人区分为神授艺人、吟诵艺人、闻知艺人、顿悟艺人、圆光艺人、掘藏艺人、智态化艺人等多种类型，各有特色，别具一格，世界罕有。其中“神授艺人”又称“托梦艺人”、“天授艺人”、“唱诗人”，通过梦境，或者因生病等传奇神秘之经历，唤醒其惊人的记忆，精彩的说、唱、演与诗、文、曲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技艺最受关注。被称为“当代荷马”、“语言大师”、“天才诗人”、“歌唱家”的扎巴老人、桑珠老人、玉梅、昂仁、格日尖赞、达娃扎巴、斯塔多杰等，是我国目前格萨尔“神授艺人”代表性演述人。当地民众说，这些被选中说唱格萨尔史诗的人，都是神选中的使者。

扎巴老人是新中国国家话语体系中被发现的第一位格萨尔史诗神授艺人，9岁那年莫名失踪，家人苦寻七天后，发现他昏睡在离家不远的巨石后面。他说梦中见到一位自称丹玛将军的人，将遗失已久的格萨尔史诗故事塞进了他的肚子，要他为后世吟唱，大字不识的扎巴，从此以后居然流利地说唱了近600万字的《格萨尔王传》。1922年出生于藏北丁青县的桑珠老人，11岁时梦见自己与逼债人扭打在一起，格萨尔王解救了他，之后他经常梦见关于格萨尔王的故事，后来就能非常自如地说唱格萨尔王故事。桑珠老人流浪半生，他的说唱也不断吸收各地的谚语歌谣、生活俗语、当地方言。“他不爱讲话，也并非绝对的，若遇到话语投机时，或者谈论起《格萨尔》，他就有说不完的话，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时而幽默风趣，随口诵出史诗中的诙谐诗句，令人捧腹；时而又格言、谚语联珠，充满人生哲理，让人肃然起敬。”桑珠老人因其独特的说唱风格被誉为格萨尔说唱“语言大师”、“国宝级人才”，成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84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专门录制了桑珠老人的说唱，一共2114盒磁带，被整理成说唱录音编辑出版，《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共计45部48册，525608诗行，是目前世界史诗艺人个体说唱篇幅最长、记录最完整的艺人说唱本。

斯塔多吉，1989年出生于西藏昌都边坝县一户牧民人家，9岁读小学二年级时，梦见草原上两个骑马的红脸人将他带到一个大营帐前，逼他将两本很厚很长的经书吃掉。从此他眼前不断出现格萨尔王骑马征战的各种场景，终于有一天，他突然无法抑制，滔滔不绝说唱起来，整整唱了2个小时，只有老师知道他说唱的内容是格萨尔王的故事。说唱艺人中还有手持铜镜或一张白纸或一碗清水说唱格萨尔史诗的“圆光艺人”（如果没有铜镜、碗、纸张等物体媒介，他们就不会说唱了）。还有因“慧眼”、“缘分”能够辨识、挖掘出地下、地洞或岩洞里埋藏已久的《格萨尔》古老抄本的“掘藏艺人”。不同类型的艺人通过一场场动人的说唱演述，深受民众喜爱、追捧。故事、唱腔、篇章、段落、幽默、哲理，通过艺人的说唱不胫而走，口口相传，家喻户晓。民间口头文学的集体性，早已使故事“分布式存储”于草原社区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杰出的说唱艺人，在他们反复说唱、精彩演述的过程中，与听众、接受者互动交流，彼此心领神会，直至废寝忘食，甚至心心相印，光芒无法遮蔽，“个人就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了”。

人类总是喜欢通过讲故事和听故事来完成“交流”，感受、领悟并创造生活的意义。“口头表演诗学”代表人物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等将表演视为交流性的互动，“一种交流的方式”,把说唱演述视为“一种说话的模式”,是诗学功能展演的一种交流诗学。灵活、动态、生动的创编与演述，是说唱者和听众在“说唱”与“听闻”的交流过程中相互补充、共同完成的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神幻故事。交流诗学让我们在特定社区的文化系统和社会生活中，重新感受和定位人类话语表达的具体运用和表演过程中的交流互动，除在表演场域的特定文化空间发生外，还在于演述人、表演者和听众、受众从各自生命经验和审美艺术想象中发生，以愉悦的情感和精神共鸣、共情，以非功利性、非物质形式进行交流互动，进而使民族志、地方志的描述过程与语言运用的描写过程发生有机勾连，对人类文化表达所承载的形式、功能和意义展开整体性研究。

格萨尔史诗民间话语融通文学艺术话语、国家话语。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已录制100多版艺人说唱本，近5000盘磁带，其中笔录成文90多部。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力支持，西藏自治区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依托文旅部和国家出版发行专项基金，多角度开展了两项重要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程，一项是“史诗数字资源库”的建立，由传承人口述史、音乐唱腔、风物遗迹、传说纪录片等六部分组成；另一项是“史诗音频库”的建立，录制了4300小时、153部、共计171部藏北牧区格萨尔艺人的独家说唱故事，将流传和保存在藏北草原艺人记忆中的格萨尔故事，用数字化音视频、图像图片和书面文字等多种手段进行记录、保存，其中360首珍贵的音声唱腔成为世界史诗音乐库之精品。

格萨尔史诗艺术话语除格萨尔唐卡、格萨尔藏戏、格萨尔音乐、格萨尔壁画、格萨尔石刻等传统形式外，还有新时代国家语境下的格萨尔相声、格萨尔小品、格萨尔对唱、弹唱、歌舞剧、动漫、影视等。格萨尔说唱从“说话的音乐”、原生性“音声语”，已演变为如今说、唱、调三位一体的“音乐演讲”。史诗音乐源于民间，如民乐、歌谣、“古尔鲁”等，“唱词”就是诗行。据统计，格萨尔史诗的唱腔多达80多种，曲调有130多种，有经验的说唱艺人，几乎能唱史诗中每一个人物约定俗成的几种曲调。这些曲调，有雄浑高亢的“神咒伏魔调”，如《攻无不克金刚古尔鲁曲》，有喜庆的“扎西调”，如缠绵委婉的《吉祥八宝曲》等。这些曲调，既适合于表现史诗人物的性格，又与故事情境相吻合，既有严密的乐理规范，又有民间说唱的随意性和即兴创作。格萨尔史诗可谓一个“巨型音乐诗剧”。格萨尔史诗听觉文化的意义在于通过民间艺人口头说唱的交流模式，欣赏、认同艺人和演述者如何展示自身的交流能力以及他的知识、才华和睿智，从而感受史诗音乐说唱本身的口语之美、声音之美和母语之美，感受诗与歌、音与乐、诗与史话语形态的抒情性、戏剧性、想象力，还有说唱家、演述家即兴说唱且幽默诙谐的创造力和乐曲的感染力、审美力。“口头传统究其实质,乃是无限次重复的交流活动。口头文学永远处于交流中,因为作为其主体的人生生不息,交流就时时发生。……民间诗性智慧包含着对无限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进行艺术抽象和概括的能力。”

格萨尔史诗与世界话语的交往交流始于18世纪。1776年，帕拉斯（P·S·Pallas）出版了《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从此打开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史诗、格萨尔史诗关注的窗口。近三百年来，国外学者从未停止过对这部史诗的搜集和研究。1839年，北京木刻版《格斯尔》（蒙文版,1716年出版）被翻译成德文出版，即《功勋卓绝的圣者格斯尔王》，成为西方学者了解格萨尔史诗的最早翻译本。随后英文版《格斯尔可汗：西藏的传说》出版，1900年《格萨尔王传奇：春天里的神话》出版，1902年《格萨尔王传奇：冬天里的神话》出版，1905—1909年《格萨尔王传奇：一个下拉达克文本》出版。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在西藏生活了23年，出版法语版、英文版、俄文版等多语版《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影响深远。波塔宁（G.N.Potanin）于1876—1899年多次来到西藏、青海等格萨尔史诗传播区域探险、考察、搜集《格萨尔》手抄本。石泰安以人类学家的治学方式，多次深入喜马拉雅山南麓进行民族志田野考察，搜集记录史诗并进行学术交流，他的博士论文《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及《格萨尔生平的藏族画卷》成为法国格萨尔史诗学界的扛鼎之作，《格萨尔史诗导论》《西藏史诗的古文献——〈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论格萨尔》是其研究格萨尔史诗的重要论著。国外早期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者还有罗列赫、霍夫曼、达木丁苏伦、格里木、鲍培、达斯、古伯察、图齐、海希西等。20世纪60年代，不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由国家图书馆主持，用藏文出版了33部《格萨尔》；印度出版了45部《格萨尔》，是国外规模最大的一次出版。

1996年，道格拉斯·潘尼克（Douglas J.Penick）根据大卫·妮尔《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撰写了歌剧《格萨尔王战歌》，在美国波士顿智慧出版社出版，2009年再版；2011年福格斯从知识考古、文献角度完成博士论文《格萨尔实践材料研究》；艾尔费对格萨尔音乐进行研究，出版了专著《格萨尔赛马篇的歌曲研究》。可见，上述所有文本，都在回应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从而形成多种话语之间协商而成的关系。格萨尔史诗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和文化对话中，增强了国内各民族和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话语体系表征内部文化的发展变化和价值体系的思想表达。格萨尔史诗话语体系经过跨文化交流实践的传播，使得史诗发展传播过程中的表演、讲述、说唱、研究等皆被视为艺术审美思想阐释的文化交流性互动，开启了与世界史诗新的接轨与深度对话。互动的社会结构会从互动中新生，并使互动交流拥有特殊潜能，得到意义的升华，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所言，“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格萨尔史诗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的话语传承实践，最终构筑了多样性样本意义的格萨尔史诗话语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建构与研究发展都是在梳理经典、承继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史诗的研究格局确实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简单概括的话，出现了这样几个学术转向：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格萨尔史诗口头传统理论正处在努力发展建构的阶段。从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到文人的誊写整理，到书面文本的创编书写，到多模态新艺术文化形式的转化创新……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学术理念、学术认知、研究方法随之也经历了史诗叙事民间话语的搜集整理到史诗本体指向的再认知，到走向田野、重返本土，史诗生态文化语境再度被关注。

格萨尔史诗学术历经七十年光阴，“由于阈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受制于几千年青藏高原传统学术的桎梏，其研究一直处在前现代学术的藩篱中。”20世纪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格萨尔史诗具有了全人类意义的文化范例，从学术概念—学术理念—学术范式—学术实践，开始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接轨。格萨尔史诗研究不仅需要进行学术内容的梳理与研究范式的转换，还面临如何接受新理论、新方法的指导，从而建构史诗研究的本土话语体系。笔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史诗研究已从以往集中于文学作品人物、主题叙事、社会结构、宗教面貌等议题的探讨逐渐转向对文化传统、文化遗产、传承形态、口头诗学、审美艺术、诗性智慧等方面的研究，史诗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得以敞开，思路得以拓宽，史诗研究的格局也得到了提升。为了进一步推进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我们可以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出发，借鉴历史学、语言学、比较文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理论方法，对民族志诗学、口头程式理论、文化记忆理论、表演理论、叙事学理论等进行本土化阐释；同时推动史诗从文学研究转向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加强史诗的叙事形态、史诗的演述创编以及文本内涵研究等。”

诺布旺丹在《〈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一文中，讨论了集体记忆、语境、文本形态、结构形态等概念，提出格萨尔史诗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以及集体记忆的时空要素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结构形态。在《〈格萨尔〉史诗的个体记忆形态及其建构》一文中强调个体性记忆、演述者经验和主体性审美。丹珍草在《〈格萨尔〉意象化文本的哲学阐释》和《格萨尔史诗遗产活形态传承与研究范式转换》中认为，对口头文学和格萨尔史诗叙事形态的史诗学理论探讨迫在眉睫，应该开始进入深度性考察分析和学理性研究阶段。新的研究成果应以多学科角度为研究进路，揭示格萨尔艺人传承类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曼秀·仁青道吉的《对史诗的概念、内涵及外延的探讨》一文，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到钟敬文、陶立璠，梳理了“史诗”一词在中国的汉文、藏文的译介，其《论黑格尔的史诗观——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为例》一文，通过黑格尔的史诗观对“东方史诗”、“希腊古典型史诗”、“浪漫型史诗”进行阐述，思辨地论证了格萨尔史诗与其史诗观的统一性和辩证性。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以及高校的硕、博研究生论文，涉及格萨尔史诗的美学思想、记忆诗学、口头诗学、交流诗学等研究，虽致力于史诗理论的探寻，但大多属于描述性研究，学理化、理论化的深入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提升。

“全观诗学”（Holistic Poetics）理论的提出者是深耕中西方史诗学理论多年，同时对中国体量庞大的各种类型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教授，他以多年的学术积累、学术实践和学科经验，原创性地提出“全观诗学”理论，“全观诗学强调共时方法,注重要素间关系和彼此作用,同时引入历史发展的维度，从而多方面展现民众口头文学活动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等。”笔者理解，“全观诗学”体系的“全观”应是将多维立体性引入多学科，面向口头与书面、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系统性地观照和阐释口头文学的研究对象。“诗学”更靠近文艺理论审美艺术问题，阐释分析口头文学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建筑、舞蹈艺术、当代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女性研究等领域的相互关联与发展。格萨尔史诗理论实践同样需重视口头传统、田野实践和历史文本三者之间展开充分对话，开创一种新的田野工作模型，为研究变动中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相比国内史诗学理论研究，西方史诗学理论从研究古希腊《荷马史诗》开始开宗立派，比如人类学派、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帕里—洛德口头诗学学派、历史学方法论学派等，理论丰富、派别林立。其中“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理论，经过朝戈金、尹虎彬和巴莫曲布嫫等史诗学专家译介，为国内史诗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深远影响，推动了中国史诗研究观念的跃进和学术转型。“口述史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演述理论”、“民族志诗学”、“口头历史学派”、“民族音乐学”等理论接踵而至，国际学界多学科的广阔视野和文化多样性观念兴起，使得史诗理论与口头传统、“口承”与“书写”以及“口头传统”作用、价值和意义的讨论逐渐深入中国史诗学术领域。

纵观格萨尔史诗传承演变与叙事形态发展，格萨尔史诗理论体系的实践探索，立足本土文化传统，加强了“中国史诗学派”的建构与形成。依托格萨尔史诗学研究力量的本土优势，从传统内部认识交流和传播的意义。再则，从格萨尔艺人“歌手立场”所代表的研究视角，发现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书写的变异移译，阐释了生态语境与语言文化传统的特征或误读，发展出一系列被世界范围内承认的格萨尔史诗口头艺术的特定学术概念、叙事结构和美学传统的观点和方法。比如：首先，从发掘史诗艺人及其说唱资料的录音、搜集整理转向对口头演述的叙事类型话语理论研究；其次，从艺人说唱转向书面文本、文化传统、口头传统的史诗本体研究；最后，提炼归纳自身的理论主张、思想基础，从史诗本体、史诗文本、史诗语境、文化传统、艺术新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诗学等多面相展开综合性、整体性研究，深入多学科、跨学科性或学科性的实践，拓展格萨尔史诗理论研究维度。

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实践的探索，从史诗活态性、多民族性的历史发展和学术实践出发，研究格萨尔史诗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互为补角”，关注口头传统的流变轨迹，从口头生产—双向互动—过渡形态—书面文本，从“演述中创编”—“书写中创作”，强调在整体性的视域中考察口头传统中的演述创编、文本化趋势的得失，还原表演者的主体性及其创造性与能动性，进而探讨书面文本如何表现出其实验性、探索性、创新性和跨文体书写的新视角及其利弊，把握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关系演进的历史谱系和当代语境，寻绎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之间的历史轨辙、内在互动和文化意义等。芬兰民间文学家、比较宗教学家、著名史诗学者劳里·航柯认为，史诗是表达认同的故事,由一种体裁样式进而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格萨尔史诗告诉我们当下每一个人，无论面对何种挑战，勇气和智慧都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格萨尔史诗强调平等、自由、正义、忠诚、虔敬、慈悲、责任感，唱吟和平给人民带来安宁、幸福的美好生活，歌颂部落时代尚武勇敢、坚韧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高扬家国情怀、济世之道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之心、报国之志和担当之勇。

格萨尔史诗的史料、话语和理论实践研究，可以从四个层面纳入比较口头传统研究领域：一是对格萨尔史诗史料研究从资料的搜集整理转向史料体系的谱系化、数字化、精细化；二是从口头演述转向“艺人立场”、“演述人至上”，提升“大脑文本”如何在“演述中创编”、“书写中创作”等多面向叙事话语的理论实践；三是从口传文学—书面文本研究转向对史诗本体—史诗文化传统生态语境—“全观诗学”多维视野下口头传统与不同文本关系进行整体性、艺术审美理论研究；四是从民间—国家—国际出发，旨在对地方性与全球性相互交汇的关系进行比较性研究，升级格萨尔史诗的学术格局，强化格萨尔史诗的学理性，梳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肌理。将中国化、本土化的“中国史诗学派”、“全观诗学”、“中国经验”融入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把本土看成世界，将地方视为全球，让族群被列入人类支系。遵循“艺人立场”，以民间生活社区为基础、专家学者为智库、国家政府为后盾，多方合力，同构格萨尔史诗本土化理论实践的“中国方案”。 

原刊载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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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次仁拉姆

校正：张阳

审定：米玛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