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实还应添上“政治之训练”的评语。对此，我们可以《淮阴侯列传》为分析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太史公将韩信的一生写成了半径不一的几个圆环——对淮阴侯命运的封闭。在撰述方式、文本结构、修辞手法上同史实（淮阴侯的经历）上巧妙镶嵌，其中的“政治的训练”以末尾“太史公曰”呈现给读者。
我们先从“太史公曰”的盖棺定论开始，对《淮阴侯列传》在叙事结构上进行逆向解读。即从太史公下的确定性结论上去找文献本身载明的史实（证据），从而得出，这些史实（证据）是否足以支撑结论。或对结论而言，太史公列举的证据是否足以形成优势证据。再或者，结论所体现的价值宣讲是否符合事实依据，是否符合当事各方的行事逻辑。
“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淮阴侯因涉及与陈豨阴谋叛乱而被吕后巧用萧何计将之诛杀于长乐钟室，这段故事被形象化为谚语“成也萧河，败也萧何”——因为韩信投靠刘邦，在无尺寸之功且开小差当逃兵非但没有被砍脑袋还被破格封为上将军，成就此后丰功伟绩的伯乐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国士无双”等耳熟能详的典故，都是出自这里。
这就是韩信政治生涯的起点与终点，太史公完成了第一个闭环。至于 “人或说信曰：‘斩眛（钟离昧）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未计事。眛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於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後车。”韩信为取悦刘邦，背信弃义将钟离昧逼死，自己身死“钟室”，也可算是文字意义上的巧合。
不过，钟离昧“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却呼应了韩信起家之初的经历“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这一段叙事的闭环在韩信被封为楚王时“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韩信先是基于友谊匿藏钟离昧于楚地，此后根据情势又将其逼死献首于刘邦，这和他指责亭长“为德不卒”——“好事做不到底”其实是一个逻辑。
这一前后自相矛盾的处事方式也构成了一个闭环：韩信背叛了自己的信条或道德律令，如果他有的话。关于淮阴侯前后矛盾所形成的闭环证据我们还可以简要列举如下。
例一，“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衣锦还乡后，“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与之对应，“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对待的方式是：“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於此。’”淮阴侯对漂母和亭长发达前后的恩遇与赏赐诠释了什么是“一碗水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而对于胯下之辱的匹夫之勇或所谓江湖义气，却以“中尉”的官职予以“褒奖”，赏罚不成比例，楚王也无以立威。亭长、漂母、无赖子在司马迁的先后叙述中塑造了韩信对社会生活处于童稚、任性而无度的形象闭环。比例或对称是美的关键要素，淮阴侯对以上三人的对待丧失了比例，显然不是出于理性的计算，而是兴之所至。
例二，关于对项羽和刘邦的评价与认识上，体现出了韩信拙朴的权力观。在“汉中对”的著名场景中，韩信点评项羽 “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在楚汉之争焦灼的情形下，韩信取得了齐王的位置，在蒯通等人看来，韩信倾向于谁，谁就能问鼎，因而自身也足有三分天下的实力和机遇。在此情形下，面对项羽的说客武涉，淮阴侯是这么回复的：“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对韩信来说，项羽和刘邦的人情冷暖都被归之为“妇人之仁”，但他更愿意领受的恩典则是“言听计用”。
在《淮阴侯列传》中，太史公以时间为轴线，对韩信由生入死形成了环环相套的叙事结构，即前文出现的人物在后面必有回应。就像在小说理论里，如果作者说墙上挂了一幅画，那这幅画对情节推动就要有用处。例如在文中，“不矜其能”恐怕在言辞上指的是韩信说自己将兵多多益善，而刘邦则顶多十万余众。韩信在被贬斥为淮阴侯前，坐拥齐、楚王冠，旗下兵丁数万而至十余万，攻无不胜战无不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瓦缸渡江等等精彩战例，塑造了落魄贵族子弟骤然而能左右时局的“战神”传奇。但被贬斥为淮阴侯欲呼应陈豨谋反之时，手中却无兵可用的境况：（韩信）“阴使人至豨（陈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兒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韩信失败乃是被即将处死的舍人之弟上告吕后而泄密，在被问斩之时，还叹口气说“我悔恨不用蒯通的计策”——又将谋士蒯通卖了个一干二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亡身”。刘邦对出谋划策的主犯蒯通缉拿到案后，蒯通一番“桀犬吠尧，各为其主”的辩解而予以无罪释放，当然表明了刘邦对“忠诚”价值的重视和维护。我们似乎可以隐约感知，刘邦和韩信等人的权力观念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甚至是可以作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刘邦对田园风格的霍比特人韩信所代表的质朴进行了绞杀。例如，对刘邦而言，囚禁韩信于后车之上从楚地而至洛阳释放并由楚王降格为淮阴侯，就是对韩信传奇（克里斯玛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神形象予以斩首，从此之后韩信的威权已经大不如前。心有不甘的韩信在出樊哙家门口叹息“而今竟然与樊哙等为伍”，实际上是对刘邦依为柱石的丰沛故人集团的整体性冒犯。这个例子之所以会被太史公写于竹简之上，无疑是谴责淮阴侯对自身的政治处境缺乏基本的慎惧之心。在太史公眼里，淮阴侯无疑具有不合时势的幽默感，类似的例子在《淮阴侯列传》中还有很多。
是时候讨论“太史公曰”了。太史公作为汉武帝时人去点评百年前风云人物，评语会带有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评价标准吗？尤其是，从高祖到武帝这一刘姓天下并未易代、法统形式上延续的情形下，“太史公曰”意欲传达、褒奖何种政治价值。
再说一遍，太史公对淮阴侯的定评之词还与开篇的“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是呼应的。出生决定出路。对刘邦倚重的丰沛集团而言，韩信是外人，本身就是不足信的。这从“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就可以看出来。从韩信的履历上看，他长期服务于项羽，直到刘邦被封为汉王移师汉中时才加入刘邦。加入刘邦后还当了逃兵。在楚汉相争中关键战役荥阳之战的焦灼状态下，非但没有发兵救援陷入危机的刘邦还待价而沽自请为齐王。等等。这一些列做法，结果看上去并没有背叛刘邦，但态度上并不斩钉截铁，政治忠诚度也大打折扣。
“不伐己功，不矜其能”中，我们试着站在韩信的立场上看，为什么战功和军事技能会成为带来杀身之祸的“负资产”？如果韩信没有“汉中对”的战略视野、奇兵出陈仓、定齐击楚的军事能力，为刘邦训练数万、数十万可以随时夺帅印而调动的士兵，刘邦会用他吗？楚汉之争鹿死谁手真尚未可知。这本就是互相成就的正统道德叙事，为什么会扭曲变成为恩典与领受的金字塔权力支配？换言之，这里的权力支配是不是扭曲了共同尊奉的道德原则，而最终的命运走向说明谁背叛道德原则更甚，谁就更获益？
这一切与李开元教授所指出的汉初法统由打江山“共天下”的有限皇权向皇权-官僚集权体制转型紧密相连。韩信这样起初被封为王的异姓王在法统剧变中均属于被剪除、清理、弱化和靠边站的对象。早期封的八位异姓王有六位要么叛逃要么被处死。马迁太史公曰“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能保命“后世血食”富贵绵延，是站在“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角度看的，忽略了刘邦诛灭陈豨、英布等异姓王或封国大侯所蕴含的法统遽变。不过，杀韩信这样的脏活由吕雉干了，刘邦得知韩信被吕后诛杀“且喜且哀”便也足堪玩味。刘邦死后，吕后又对刘姓王孙大开杀戒也实属刘邦违背誓言造成法统裂痕的报应。吕后亲自动手剪除的异姓王有韩信，也有彭越。但事实上，韩信这类异姓王的存在是刘邦死后吕后擅权大封吕氏后人作王可以依靠的政治惯例，他们的存在具有宪制意义上的“先例”地位。吕后亲手诛杀了韩信、彭越，使得其后封吕氏为王时遭到了激烈反对。吕后权势自身的法统裂痕也为其覆灭和被反攻倒算留下了线索。
《淮阴侯列传》从形式、内容上都代表了司马迁所知晓的西汉所处的时代和世界运行法则、起因和结果。二千余年后，我们用现有的知识去看在形式上早已封闭的文献，可能会得出超出文本的结论。太史公很少写天气。如果换我来写淮阴侯的一生，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晴天，其余都是泥泞、昏暗、雾霭朦胧，卡斯特梅的雨季。想象一下，一个长衫佩剑、头发湿乱、眼神忧郁的少年，一手遮头上的绵绵阴雨，一手还要扶剑，穿草鞋走在淮阴泥泞的路上饥肠辘辘一步三滑去亭长家混口饭吃，却被告知来晚了。他会忌恨这个世界吗？他是用什么方式去“报复”他们的？我们能看出这种报复方式里丧失了比例，但仍然有淮阴侯所看中但他也很难做到的道德律令。质朴就此别过，淮阴侯从此步入更为幽暗的权力漩涡。太史公凭将华夏古代世界蕴含的政治品性以精妙的修辞术留给了后人。自此之后，求真务实和有趣的历史撰述品性被武断的“官修”打断。上古时代政治和社会的淳朴、庄严淹没于“驯化”、“教化”中，也变得繁复、无趣，在文学性上诘诎聱牙、虚伪，在德性上贫乏和消亡，并日渐成为系统性谎言的集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