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海军战略缔造者山本权兵卫推荐东乡平八郎担任联合舰队司令时，明治天皇问山本为何会推荐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并不突出的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山本回答道：“因为东乡运气好”。
在海战史专家们看来，日本联合舰队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确实有东乡的运气成分。战争的天平最终偏向日本一方，不但取决于双方的战略、战术和炮舰技术，根子还在于两国立国体制的细微区别。通俗的说，在当时，俄国确定是一个陆权国家，对领土有着源自本能的追求。而日本却徘徊在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变的边缘。日本能不能变成卡尔·施米特笔下描述的英国那样，作为大海中的“一条鱼”在当时也只是一个面相模糊、前途未卜的命运背影。
马汉在《海权论》一书的最后部分讨论了日俄战争，对俄国的“要塞舰队”战术思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原因自然在于俄国以陆权国家宪制结构定位海军，并将旅顺港作为“要塞”这一领土观念进行占领和维护，而舰队对此而言无疑处于进退两难的附属性地位。这犹如将一匹日行千里的红鬃烈马用绳索绑定在旅顺的拴马桩上。
其实对当时及远至二战无条件投降的日本而言，这段时间无疑从各方面都验证了作为岛国的日本在远东塑造一个陆权帝国的极限。或者说，日本帝国因日清甲午海战、日俄战争带来的舰队荣耀是如何被新手的好运气所误导，直至二战作为轴心国最终迎来玉碎的伤心时刻。这需要修正一个观念，即作为岛国的日本天然就是一个海权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在二战后经过同盟国占领、改造和重新制定宪法后，日本才真正变成太平洋的一条鱼。在此之前，日本无疑长期徘徊和处于自己是陆权国家还是海权国家的角色认同焦虑中。
这一点我们从日俄战争起源上就可以看出来。毫无疑问，作为远东实力最为强大的满清帝国逐渐走入衰败，尤其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舰队在陆权国家的宪制体系下穷途末路，逐渐丧失了对满洲和朝鲜半岛的控制力，这使得远东出现了让俄国、日本垂涎欲滴的权力真空。甲午海战日本战胜并通过条约方式固定和取得的果实无疑展现了日本对“领土”的要求，而三国干涉还辽的政治事件加深了日本对领土取得旋即失去的挫败感——这一行为也加剧了日本国民报仇雪耻的心态。日本帝国的陆军和海军有责任和义务占领更多的领土就是填补这一民族心理诉求的必然象征。“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的汪洋大海在此时的日本看来不过是保护自己的天然屏障和输送陆军的通道。无论山本权兵卫、秋山真之等人多么聪明能干且孜孜不倦诉求提升日本海军的地位，但在天皇和势力更大的陆军看来，海军能为帝国势力扩张提供的更是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即排水量、火炮尺寸、数量上等等超过俄国以及提供一点好运气即可。
日本帝国海陆军的地位分歧和争议一直延续到了二战，并造成了巨大且难以弥合的国家宪制裂痕。从本质上看，这仍然是日本国到底归属于陆权国家还是海权国家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所决定的。对此，马汉批评俄国人将太平洋舰队作为战略错位的“要塞舰队”也适用于日本人。只不过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一大批帝国海军精英连续数年的沙盘推演、舰船投入和技术革新以及全国众志成城的精神感召下，再加上东乡这个差点因为过于谨慎（海军为运送和配合陆军）导致攻打旅顺港几乎失败的情形下，及时改进策略当机立断唱起主角伏击从波罗的海远道而来的第二舰队最终取得决胜胜利。——就是东乡说的，这是神助之下的“武运”。
不过，日本海军取得的胜利被陆军完全占领朝鲜的光芒所掩盖。在将日本视为陆权国家的视野看来，朝鲜的完全占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基本上瓦解了帝国的生存焦虑。这一焦虑的最初诱因如前所述，是基于满清丧失对远东的控制并形成权力真空有关。更与俄国国内以财相维特为代表的一派推行了对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大开发有关。在俄国勒紧裤腰带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并在规划的铁路走向上不但链接了沙俄帝国在远东的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清铁路的修筑也对日本造成了非常紧迫的安全忧虑。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即朝鲜高宗竟然逆向叛逃躲进了沙俄驻朝鲜大使馆寻求庇护。等等。这些无疑都打破了日本对领土安全在心态上的平衡感。其紧张的心态表现之一就是，即便日本驻俄国大使栗野都不知道外相小村明面上看支持他在俄国散播和推行“满韩交换论”，但暗中却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日俄大决战厉兵秣马。他们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欺瞒。
在苏联作家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长篇小说《对马：日本海海战》一书中，作者讲述了自己作为太平洋第二舰队的一员从波罗的海出发到战争失败被俘的过程。沙皇尼古拉的远东之战代价除了胶州湾、北满和太平洋舰队之外，还将整个俄罗斯国土奉送给了列宁以及列宁主义者。这都还不够，鉴于他脑袋发昏作出如此极端错误的决策，全部国土的筹码都难以弥补这个错误，他也只好将自己的脑袋和罗曼诺夫王朝整体交给了列宁以及列宁主义者，由后者去执行砍头赎罪的历史使命。对列宁和列宁主义者而言，沙皇的失败是革命成功之母。但如果俄国人对日俄战争的失败仍然停留在“革命”的视角去理解、消化、阐释和总结，那么俄国人在远东的第二次折戟沉沙想必仍然会是大概率事件。
卡尔·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林国基译本）中这样说过：“每当历史的力量由于某种新的突破而进入到人类总体意识的范围里，每当新的国家和海洋由于某种新能量的释放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历史存在的各种空间也会相应地改变自身。这就形成了政治-历史行动中的新尺度、新维度、新经济、新秩序，以及一个崭新民族或再生民族的新生命。”
显而易见，日俄战争的胜利并未使得日本真正总结出胜利的元逻辑，即命运女神实际上已经暗示日本国的未来应该是变成一条太平洋的鱼——模仿英国的宪制和海洋战略。它的宪制转型应提前至二战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四十年前即1905年就该真正开启。事实上，日本万元大钞上的福泽谕吉，这个思想家在他的自传中呈现了一个孜孜不倦求知求学的民族-个人史，从学中国到学荷兰、学英国、学美国，“脱亚入欧”的简单和概括性总结忽视了欧洲本身也有俄国、德国、法国这样典型的陆权国家。——这三国正是干涉还辽的“罪魁祸首”。
需要注意的是，在英日同盟破裂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都在积极且毫无保留地输出自己的造舰技术和海军战略给日本。日俄战争尤其是海战部分，从另一个维度说，就是英国人打败了俄国人。甚至我们也尝试扭曲一下空间（视野），是否可以将之视为欧洲战争的亚洲延续。另外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日本海、朝鲜海峡、南中国海这片太平洋海域会不会产生出日本以外的海权国家，以及，似陆似海或不陆不海的国家怪胎还能有多少生存空间？（✠）
（作者系四川成都执业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