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家族是一个被诅咒的家族，一个被命运特选并打击的神圣家族，是古希腊文学史浓墨重彩的家族。围绕这个家族衍生出了一系列人性母题，名垂千古，被历代学者绞尽脑汁，施展各种思路一再解读，但从不会显得过度。这个家族有两位成员尤其得到压倒性的关注和追捧，一个是俄狄浦斯，另一个是他的女儿（也是妹妹）安提戈涅。与之相比，其他家族成员显得大为暗淡，其中之一就是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她主要出现在索福克勒斯的系列悲剧作品中。伊斯墨涅占用的篇幅并不大，没有重头戏，但她是姐姐安提戈涅的陪伴，凡是她出场的地方，几乎都有安提戈涅的影子，就像月亮和它的光晕，两姐妹相生相依，同时又保持某种紧张，构成这个家族“后俄狄浦斯时代”的神秘双生体。这是朱诗远同学这篇论文的构思基础。研究一个古代政治悲剧文本中的次要人物并不容易，这首先需要对主要人物以及整个文本具有坚实的专业化理解，换言之，只有成为一个“安提戈涅专家”或“俄狄浦斯专家”才能开始研究克瑞翁或伊斯墨涅这类次要人物。朱诗远同学无疑已经具有这种研究资质。她精通俄狄浦斯家族的来龙去脉（文本层面和道德层面），并以此为依持，向居于边缘暗处的次要人物发起探究，揭示他们作为家族道德拼图整体的固有部分的深刻意义。这种着眼于整体但着力于边缘的研究方式是一次少见的学术尝试。从选题、思路、论证等内容层面以及文献、行文等技术性方面判断，这篇论文的完成度比较高，居于暗处的伊斯墨涅被一束解释强光照亮了，尽管没有那么通透，但至少她那惊鸿一瞥的显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以下推送是该论文的导言和其中一章。
——阿刻隆河学者，“导师评议意见”，2024.5.13
在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家族是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该家族的遭遇、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重要人物个体的命运在三大悲剧家的作品里均有所呈现。其中，索福克勒斯关于俄狄浦斯家族的三部作品展现了可怕的灾难与命运的悲剧在家族几代人之间的延续：《俄狄浦斯王》讲述了忒拜国王俄狄浦斯为了清除城邦中的污染、拯救受瘟疫之苦的民众，追查杀害老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却发现自己犯下了弑父娶母的罪行，因而自刺双目并想要自我放逐的经过；《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从俄狄浦斯在长女安提戈涅的陪伴下流浪至科罗诺斯乡的圣林写起，以俄狄浦斯受到神的召唤、走向神秘的死亡为结局；《安提戈涅》的故事则发生在俄狄浦斯的两位儿子自相残杀而亡之后，忒拜新国王克瑞翁宣布了禁止埋葬城邦之敌波吕涅克斯的命令，安提戈涅不顾妹妹伊斯墨涅的阻拦坚持埋葬兄长，违抗了城邦禁令，被克瑞翁判处死刑，在石窟之中独自死去。对于这一家族的经历，《安提戈涅》中的歌队这样叹息：“从拉布达喀代家中的死者那里来的灾难是很古老的，我看见它们一个落到一个上面，没有一代人救得起一代人，是一位神在打击他们，这个家简直无法挽救。”[1]俄狄浦斯家族经历了种种狂风暴雨的打击，最终仅剩下伊斯墨涅一人存活于世。
与厄忒俄克勒斯、波吕涅克斯兄弟俩因触怒父亲而被诅咒将惨死于彼此手中不同，作为亲姐妹的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在俄狄浦斯生前都对其付出了关爱并提供了自己的帮助，俄狄浦斯对她们也心怀怜惜。然而，作为这一家族仅存的骨血，二人却没能相互关照、彼此依靠，反而走向了一生一死的相反结局。身为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忒的女儿，伊斯墨涅与安提戈涅拥有着同样的亲缘关系，也背负着同样的罪孽与痛苦——流淌在俄狄浦斯家族血液之中的灾难性的乱伦。然而，本应共担风雨的姐妹二人却在克瑞翁称王的忒拜城邦中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选择生，一个选择死。二人对于生与死、家庭与城邦、爱与虔敬、高贵与荣耀等问题各有想法，而她们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生活态度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与《安提戈涅》中得到了具体呈现。
在过往的研究中，安提戈涅通常是备受关注的视觉中心，伊斯墨涅则往往被轻视，被视作光芒夺目的姐姐的不起眼的陪衬者，或是被评论者以自私、怯懦、软弱等多具有负面意味的语词轻易概括与贬斥，这使得伊斯墨涅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被过度简化与扁平化。结合对伊斯墨涅在索福克勒斯的忒拜剧作中所展现的形象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伊斯墨涅在《安提戈涅》剧作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面对家族的种种惨剧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冲击，她的经历、她的感受以及她的生活态度与安提戈涅形成对比，她与安提戈涅的关系中所包含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线索具有较深的挖掘空间与较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对索福克勒斯的忒拜剧作尤其是《安提戈涅》展开文本细读，对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姐妹二人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能够深入探究她们之间存在的种种观念差异、行为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城邦以及政治生活造成的影响，进而分析政治共同体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本文首先梳理索福克勒斯悲剧对死亡以及黑暗的地下世界的关注，就《安提戈涅》中歌队提示的与索福克勒斯家族的种种灾难相关的幽暗风暴进行阐释，着重分析这种风暴在安提戈涅身上的体现，并说明她的死亡崇拜与她对地下秩序的信仰之间的关联。其次，具体分析安提戈涅的神圣的僭越，研究她的虔敬的超凡与疯狂之处以及其中的的政治哲学意涵。再次，具体分析伊斯墨涅的“守望者”形象以及该形象内部的复杂性，并通过比较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姐妹二人在悲剧中的多种不同表现，阐释伊斯墨涅的自然与平常所具有的价值。最后，论述克瑞翁的僭越与安提戈涅的僭越对共同体造成的损伤，说明伊斯墨涅既平淡日常又难能可贵的友爱与理性对于人类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的意义。
索福克勒斯在其忒拜剧作《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安提戈涅》中展现了一种影响着俄狄浦斯家族一代代人命运的幽暗风暴，在其影响下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两姐妹的关系逐渐由亲密走向分裂。安提戈涅表现出了对于死亡以及幽暗的地下世界的关注与信仰，她的非日常的爱以及非传统的疯狂虔敬使得她成为孤独的英雄，并且令她与城邦关系紧张；伊斯墨涅则瞩目于安提戈涅所偏离、疏远的地表秩序，谨慎地保持自身的不越界，并以温和的自然之爱对待他人。安提戈涅的神圣的僭越与克瑞翁的僭越在二人的冲突中相碰撞，共同对城邦的政治秩序造成了损伤。作为英雄的安提戈涅并非城邦公民的行动典范，政治共同体的发展需要伊斯墨涅所持有的日常的友爱与理性。
与作为英雄的安提戈涅在悲剧及其相关研究中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相比，伊斯墨涅显得并不那么起眼。安提戈涅为埋葬波吕涅克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伊斯墨涅则走上了与姐姐的死相反的生的结局，在姐姐英勇无畏、坚定不屈的反抗举动的对比之下，伊斯墨涅拒绝帮助姐姐埋葬共同的家族死者的行为时常被一些评论者视作她品性卑劣、怯懦自私的体现，而这样的评价对伊斯墨涅并不公平。[2]尽管安提戈涅后来不愿再将她视作亲人，拒绝与她共渡灾难之海，伊斯墨涅同样经历了父母乱伦之罪引发的一系列悲惨后果，承受了家族命运风暴的打击，这一点不因安提戈涅的个人意志而改变。
在整个索福克勒斯家族的命运风暴中，存在着一些令寻常人不愉悦、不舒适的激烈的暴力：这个家族的内部成员互相有着强烈的愤怒，他们的怨恨之情又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对彼此造成伤害：弑父的俄狄浦斯痛恨自己的儿子，称波吕涅克斯为“坏透了的东西”[3]并诅咒他与厄忒俄克勒斯死在彼此手中；厄忒俄克勒斯与波吕涅克斯全然忽视了他们应该照拂与奉养父亲的家庭义务，为争夺王权而同室操戈，令城邦陷入了血腥的厮杀；安提戈涅因为伊斯墨涅不愿冒生命危险和她一起埋葬波吕涅克斯，便对她态度冷酷、言辞刻薄，拒绝再将她视为亲人。这些人彼此之间毫不包容退让，仿佛他们不是可以彼此依靠的家人，而是生来便有着血海深仇的敌人。这个家族最后的幸存者伊斯墨涅却是一个例外，她以温和、柔软的态度对待他人，有时还会流露出一些脆弱的情绪，然而这种普通人的脆弱反而显示出她的可爱。
与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克斯的决裂相比，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的矛盾中没有激烈的肢体冲突，没有充斥着鲜血的肉身暴力，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刺骨的冰凉。在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于忒拜王宫前院展开的对话中，她们使用了大量双数形式的语词来指代她们自己和两位哥哥，以表现彼此间的亲密以及血缘关系的联结。[4]而在伊斯墨涅拒绝了安提戈涅的提议之后，如“我们”这样的双数形式词不再出现，安提戈涅拒绝再承认二人间的亲情与血缘纽带，否定了自己此前对伊斯墨涅的爱，她们从视彼此为一个整体走向了分裂，这不免令人唏嘘。
父母乱伦的结合使得两姐妹自出生起便注定成为“使人不忍看的儿女”[5]。俄狄浦斯在得知自己于无意中弑父娶母之后，为两位女儿的命运叹息：
我那两个不幸的女儿……想起你们日后辛酸的生活——人们会叫你们过那样的生活——我就为你们痛哭。你们能参加什么社会生活，能参加什么节日典礼呢？你们看不见热闹，会哭着回家。等你们到了结婚年龄，孩儿们，有谁来冒挨骂的危险呢？那种辱骂对我的子女和你们的子女都是有害的。什么耻辱你们少得了呢？[6]
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的成长经历相同，都受到俄狄浦斯的关爱与呵护，俄狄浦斯相信姐妹俩未来的人生道路也会相同，因此他的哀叹始终将两位女儿视作一个整体：二人背负上了同样的罪孽与耻辱，将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我现在只教你们这样祷告，说机会让你们住在哪里，你们就愿住在哪里，希望你们的生活比你们父亲的快乐。”[7]这是俄狄浦斯在《俄狄浦斯王》中留给两位女儿的最后的嘱托，而在他离开忒拜后，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对这句话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描述了俄狄浦斯离开忒拜城邦之后一路漂泊流浪的情景。在此期间，只有安提戈涅一人长期亲自照顾着俄狄浦斯，伊斯墨涅则留在了原先的家园生活，姐妹二人不再作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因此，当流浪中的安提戈涅看到伊斯墨涅出现在她与俄狄浦斯面前时，她颇为惊讶，一时难以相信这人便是自己的妹妹。从伊斯墨涅的状态来看，她在与父亲、姐姐分别之后过上了比起姐姐而言相对稳定的生活，而安提戈涅甘愿风餐露宿，只为成为父亲的眼睛与拐杖，为他引路。俄狄浦斯在此分别回应了她们：
你们当中的一个，自从她结束了幼年的抚育时期，发育成长以来，就一直照看我这老年人，分担我的漂泊生涯，时常饿着肚子，赤着脚在荒林里的迷途中奔走，在暴风雨里，在骄阳下，多么可怜、受尽奔波之苦；她全不顾惜安乐的家园生活，只要能使父亲得到女儿的照拂。
至于你，我的孩子，你也曾瞒过卡德墨亚人，把所有针对我而颁发的神示给我带来；当我被放逐时，你还为我做过忠实的守望者。现在，你又给父亲捎来了什么消息？什么使命使你离家远行？[8]
尽管未被驱逐，安提戈涅自愿离开自己的城邦，与父亲俄狄浦斯在外邦四处流浪，成为一个对于城邦而言的异乡人；伊斯墨涅则留在了忒拜，有时为父亲传递消息，被俄狄浦斯称为“忠实的守望者”。出于对女儿们的怜惜，俄狄浦斯曾示意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住在忒拜是一种较为适宜她们的选择，希望她们能够过上一种不至于太艰辛的生活，尽可能减轻父母之罪对她们造成的痛苦影响。伊斯墨涅虽然没有像安提戈涅那样时刻陪伴在俄狄浦斯身边，但仍然记挂着父亲的处境，她不时为俄狄浦斯传递忒拜城内与他有关的重要消息及神示，如同一根丝线，轻轻维系着城邦与俄狄浦斯之间尚存的最后一点关联。俄狄浦斯并未否定伊斯墨涅的选择，他认为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都对他尽到了为人子女的职责：“这两姐妹虽然是女孩子，却付出了女性所能付出的一切，养活我，给我以安全的庇护，尽到了子女的照拂。”[9]俄狄浦斯认可了伊斯墨涅的心意，接受她留在城邦、与他保持距离但又对他报以关怀的生活方式。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的分歧在此已经初露苗头，安提戈涅能够主动牺牲此世的个人幸福，而作为守望者的伊斯墨涅行事风格并不那么激烈，她在爱他人的同时也会考虑个人苦乐，在履行家庭内部的亲人职责的同时也会维护城邦权利。
伊斯墨涅为俄狄浦斯带来的第一个消息是家族的又一场不幸灾难：厄忒俄克勒斯与波吕涅克斯反目成仇，年轻的前者霸占了后者的王位，并将对方驱逐出境；年长者结交了外邦盟友，有意攻打自己的母邦。另一个消息进一步触怒了俄狄浦斯：克瑞翁意图控制俄狄浦斯的自由，将他带至忒拜城邦的边境处，因为新的神示表明忒拜的繁荣需要俄狄浦斯，但他的弑父罪行又使他不被允许葬入忒拜。伊斯墨涅并不回避父亲的罪孽，她没有忽视城邦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和安提戈涅对波吕涅克斯表现出了不一致的态度。波吕涅克斯为了夺回王权，决定率军报复厄忒俄克勒斯，神示告诉他行动的成功需要俄狄浦斯的支持，因此他前来向父亲寻求帮助。面对波吕涅克斯的乞求，俄狄浦斯起初一言不发，这令波吕涅克斯感到惶恐与难堪，他便向两位姐妹同时进行求助：“父亲的女儿们、我的妹妹们啊，请你们尽力使父亲改变他这冷酷无情的沉默，使他不至于一句话不回答就把我这个求神的人这样不光彩地打发走。”[10]泪水涟涟的波吕涅克斯得到了安提戈涅的同情，却没有得到伊斯墨涅的回应。在自己的诉求得到了父亲最严厉的叱骂与诅咒之后，波吕涅克斯再一次对姐妹二人提出请求：“父亲的女儿们，我的妹妹们，既然你们听见父亲发出这严厉的诅咒，看在天神分上，不要不尊重我，而是把我埋葬，为我尽丧葬之礼。”[11]安提戈涅立刻劝说波吕涅克斯打消攻打城邦的念头，不过从她以这么做对波吕涅克斯的生命没有益处为理由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她关注兄弟的安危胜过城邦的安危；伊斯墨涅则再一次保持了沉默。两姐妹日后在面对埋葬问题时的不同选择与她们此时的表现形成了映照。伊斯墨涅自然不会认同攻打忒拜的计划，她两度沉默是因为作为报信人，她早已知道了波吕涅克斯的心思，从波吕涅克斯出现在他们视线中时起，她便无法支持他之后的言说与行动。
不认同一位亲人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伊斯墨涅就会像她的父亲与姐姐那样就此厌恨、仇视对方本人。在波吕涅克斯与厄忒俄克勒斯战死之后，伊斯墨涅仍旧和安提戈涅一样以“我们的朋友们”[12]称呼兄弟二人。伊斯墨涅在面对亲人的罪责时并没有表现出非友即敌的立场，她既不会因为血缘的关系而否认对方存在的过失，也不会因为对方不合自己心意的表现而否认自己与对方关系的亲密。
伊斯墨涅的行事风格保持着一种适度的分寸感，她没有过于激烈的举动，不愿轻易跨越一些大众拥有共识的界限，因此在听闻安提戈涅极其大胆、不顾生死的埋葬提议之后，她试图表明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计划：她们的女性身份使得她们在当时的社会中相比男性处于弱势；她们处在国王的统治之下，力量不足以与之对抗。在伊斯墨涅劝说姐姐的话语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伊斯墨涅以“想想（φρόνησον）”“必须想想（ἐννοεῖν χρὴ）”等语词诉诸人的理智与审慎，要求安提戈涅拾起理性，接受她们势弱的现实情况，不要做超出自身能力限度的事；二是她谈起了父母之死的不光荣，而安提戈涅不久之前还在要求她证明自己是一个“高贵父母所生的高贵者”[13]，两姐妹对于高贵与光荣等价值的看法并不一致，安提戈涅的“高贵”指向人的本性，而伊斯墨涅在意现实中存在的罪过。安提戈涅并不在意人世间的未来，对她而言不能埋葬波吕涅克斯、不能履行对于家人的义务、不能赢得地下家人的爱便已经是最糟糕的事。安提戈涅相信她们还有选择自己是高贵还是低贱的可能，因此她要求伊斯墨涅选择证明自己是高贵者——姐妹一起为亲人尽埋葬的义务。然而，在伊斯墨涅看来，家族的乱伦罪孽是已经发生且无可更改的了，这是她们一生无法摆脱的耻辱，但她没有放弃未来处境变好的可能性，[14]因此她仍旧保留了自己命运好转的希望，这使她可以继续在人世生活下去，实现她的愿景——姐妹一起在地表之上的秩序中延续家族血脉。
伊斯墨涅与安提戈涅都看到了大地这一城邦的界限。俄狄浦斯离开人世时，姐妹二人尚陪伴在彼此身边。一得知消息，安提戈涅就表现出了对俄狄浦斯的地下住所的兴趣，她试图违背俄狄浦斯死前让她们“别要求看那不该看的事”[15]的叮嘱，邀请伊斯墨涅一同前去寻找父亲的“神圣之所”。伊斯墨涅立刻严肃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并把话题转变为她们今后的生活该如何度过，试图以此将安提戈涅的视线转移至地表之上的人世。“她觉得贸然去那神秘的死亡之地，不仅违忤了父亲的遗愿也悖逆了神。换句话说，伊斯墨涅认为安提戈涅的激进之举‘不合法度’。”[16]伊斯墨涅一直不曾迈出跨越边界、通往世界另一边的那一步，她的眼睛与安提戈涅为父亲指路的眼睛的视域并不相同，她有意让自己的目光停留在人世间，专注于关照城邦生活即自然秩序。当安提戈涅展现出舍弃人世、以死成就自己的高贵的想法时，伊斯墨涅评价安提戈涅是“热心去做一件寒心的事”[17]。伊斯墨涅看到了安提戈涅以爱为名的牺牲在她对虔敬、对神圣理想的追求过程中发展为一种肆心的、抹杀生命的疯狂，而她并不支持这样冰冷的疯狂，她愿意用克制与理性去接受现实的种种不如意之处，给世间提供更多人性中的温情。
安提戈涅声称自己的本性是要爱而不是恨，但如果从日常意义上的爱的角度来看，伊斯墨涅恐怕更符合这一描述。在这个一代代充满悲苦与怒气的家族中，伊斯墨涅所具有的温和与柔软令人感到欣慰。在古希腊社会中，家庭中的亲缘关系以及城邦中的公民关系都被涵盖在友爱的观念范围之内。在《安提戈涅》里，克瑞翁非常狭隘地看待友爱观念，将其简化为与城邦利益直接相关的公民友爱，而安提戈涅强烈的个体独立意识令她“自己成为自己的准则”（αὐτόνομος），她将友爱解释为对死者的尊敬与亲密。这两种对友爱的理解都简化了友爱的内涵，无论是克瑞翁还是安提戈涅都没有根据一个人自身的品性来爱人，或者因为与一个人的具体的情感联系而爱人，他们的爱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与生命本身的关联。安提戈涅因伊斯墨涅向城邦权力的妥协而厌恨她，克瑞翁又因为她对安提戈涅的爱而恼怒于她，伊斯墨涅就这样站在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对立之间，承受着来自双方的怒火攻击，但她本人却表现出了这两人都不具有的自然的友爱。
伊斯墨涅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第一次单独出场，她说的第一句话是：“父亲啊，姐姐啊！——这两个称呼叫起来使我十分愉快！好容易才找到你们！找到了，又好容易才透过眼泪看见你们！”[18]在原文中，“眼泪”对应的是“λύπῃ”（痛苦）。“伊斯墨涅见到父亲和姐姐时分明是悲喜交加。”[19]在伊斯墨涅的日常状态中，她的爱恨情感往往不会表现得过于激烈，她总是持一种混合的、复杂的情绪。然而，总是有所克制、认为人应该保持理性、不做力所不能及之事的伊斯墨涅在《安提戈涅》的开场处便惹怒了安提戈涅，这不仅仅是因为伊斯墨涅拒绝参与埋葬兄长的行动。对安提戈涅而言，不愿接受凡人力量的有限性、要挑战不可能之事是她英雄天性的一部分，比起行动的成功，追求不可能之事的个人意志更为重要，因此她说自己“要到力量用尽了才住手”[20]而不是自己必定能成功埋葬兄长，这两种目标之间存在着微妙的意义差别。当伊斯墨涅劝说她“不可能的事不应当去尝试”[21]时，安提戈涅认为这相当于否定了她追求荣耀的意愿，她随即向伊斯墨涅表达了自己对她的恨意，并且自作主张地代替死者指责伊斯墨涅。安提戈涅在此向伊斯墨涅发泄的怒意是过量的、毫不节制的，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也为了刺痛伊斯墨涅，她甚至故意以“愚蠢”自嘲，实际用意却是斥责伊斯墨涅愚蠢。[22]然而，伊斯墨涅却没有以愤怒或怨恨之情回应安提戈涅，她仍然以爱对待姐姐：“你这一去虽是愚蠢，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23]伊斯墨涅虽不认同安提戈涅对死亡的追求，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姐姐的心意，她所说的“你的亲人”既包含了自己，也包含了地下死去的亲人，她试图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并支持安提戈涅希望这么做能得到死者的爱的心愿，即便安提戈涅已经不再以她为友。
伊斯墨涅最强烈的爱的情感流露发生在安提戈涅被捕之后，她几乎快失去自己一直以来强调的人的理智，任由情感控制自己。“那表示姐妹之爱的眼泪往下滴，那眉宇间的愁云遮住了发红的面容，随即化为雨水，打湿了美丽的双颊。”[24]歌队详细地描述了伊斯墨涅受愁苦情绪影响下的容颜，而安提戈涅身上从未流露出类似的“姐妹之爱”（φιλάδελφα），她的爱是一种自我的、指向地下的激情。在这个层面而言，比起安提戈涅，伊斯墨涅似乎更有资格说“口头上的朋友我不喜欢”[25]。伊斯墨涅主动提出愿意与安提戈涅共担罪责、共赴死亡，这不能仅仅视作一种虚情假意：克瑞翁与歌队的态度都不是始终坚定不变的，歌队态度反复、变化无常，而克瑞翁在盛怒之下的确有意将姐妹俩一并处死。在此，伊斯墨涅的表态确实有令她失去生命的可能性。伊斯墨涅拒绝为已死的兄弟冒被逮捕的风险，但愿意为仍然活着的姐姐献出自己的生命：“失掉了你，我的生命还有什么可爱呢？”[26]“没有她和我在一起，我一个人怎样活下去？”[27]伊斯墨涅思考的是如何幸福地活着，安提戈涅在意的是如何光荣地死去。换句话说，伊斯墨涅会考虑自己的生命是否可爱、如何能让它可爱，而安提戈涅不关心周围的生者如何看待她，她的爱只指向地下，她希望冥界的神与人能认为自己是可爱的。伊斯墨涅所说的“朋友”包含了生者与死者，而当安提戈涅使用“朋友”一词时，她指的是对地下死者而言的朋友，伊斯墨涅在她看来已不在范围之内。伊斯墨涅坚持用生者的视角看待安提戈涅，对她付出亲人间应有的关爱，而安提戈涅拒绝向伊斯墨涅回馈她的友爱。以上种种在常人看来都体现出安提戈涅的无情，她对伊斯墨涅的残酷的恨与她所反对的克瑞翁的禁令一样，都使朋友遭受了敌人才应该遭受的不幸。[28]
安提戈涅死前感叹自己还未听到婚歌、没有亲友相送便要孤独地赶赴死亡。“那使众生安息的冥王把我活生生带到冥河边上，我还没有享受过迎亲歌，也没有人为我唱过洞房歌，就这样嫁给冥河之神。”[29]按照古希腊习俗，未婚而亡的女子会被打扮成新娘的模样安葬，坟墓与新房结为一体，以表示嫁给哈德斯。“安提戈涅这里的哀叹并非是对之前立场的退步，而是死亡葬礼以及与冥神婚礼的自我哀悼。”[30]安提戈涅从未主动提起与她有婚约的海蒙，也没有表达过对这段关系的感情。剧中为她与海蒙的不幸而哀叹的人是伊斯墨涅。在伊斯墨涅提出与姐姐共担命运却被严厉拒绝后，她转向了为安提戈涅争取生的机会的努力，为此，她搬出了海蒙的名字，并以“情投意合的婚姻”[31]的重要性劝说克瑞翁，希望对方念及父子之情，放过自己儿子的未婚妻。伊斯墨涅诉诸自然之爱的努力必然是徒劳的，因为她所面对的两人并不具有日常的关爱人的能力：婚姻在克瑞翁的友爱观念里只是一种服务于城邦的家庭关系，而所谓的“情投意合”在安提戈涅对于生者的冷漠的情感关系里恐怕并不存在。
法国作家巴雷在阅读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对峙时，曾经这样评价安提戈涅：“明智的人读到这一幕，情愿有一角面纱遮脸，因为，这位童贞女呼求属神的正义，以此反驳属人的脆弱的公正，她是多么光彩夺目，让我们感动和同情。然而，当事关生活在社会中时，我不能赞同这骑士般的行为，把我自己列在这位勇敢的女子身边。我若顺服于安提戈涅的魔力，城邦就不再存在。”[32]巴雷认为，安提戈涅以属神的更高的正义来压制、攻击属人的公正，这种行为是充满魅力的，却也是十分危险、几乎要颠覆现实秩序的，她的偏离日常的甚至僭越的举动对政治共同体造成了损伤。巴雷说起“明智的人”时，我们很容易想起《安提戈涅》中经常提起“明智”的伊斯墨涅。尽管克瑞翁声称他将城邦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尽管安提戈涅敢于指责克瑞翁享受特权、不得民心，二人实际上对于城邦政治事务都不像在言语上表现的那般关心；同样，安提戈涅与克瑞翁都在出场不久后便迫不及待地提起朋友，但是二人都不具有日常意义上的爱的情感，也不具有健全的友爱观念。友爱是将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人们都认为，真正的公正就包含着友爱。友爱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高尚［高贵］的。”[33]比起安提戈涅与克瑞翁，剧中的伊斯墨涅才是真正尊重城邦权利、对他人付出了友爱的人，她的日常的温情和理性对于地表秩序的巩固与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伊斯墨涅以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对待政治秩序与律法，这种审慎在既可被视作英雄又可被视作暴君的安提戈涅的身上是看不到的。在拒绝帮助姐姐反抗埋葬禁令一事中，伊斯墨涅提出的几点反对理由确实体现出她对个人生死和现实力量差距的考虑，但她并不仅仅是出于趋利避害、贪生怕死的人性本能而不敢为兄弟尽神圣义务，因为倘若如此，那她大可不必主动提出与安提戈涅同罪的请求：安提戈涅对此的断然拒绝或许还可以从此前二人产生意见分歧时安提戈涅不理解、不宽容的态度中预见，但克瑞翁对掌握权力的强硬态度不足以让任何一个人预判到他会因自身的软弱性而偶然地转变心意释放伊斯墨涅。在和安提戈涅讨论禁葬令时，伊斯墨涅将它称为“政令”（ψῆφον），这个词的隐含意思和安提戈涅所说的该法令只是一时的命令而非永久的律法意思一致；在向安提戈涅表示她们不应该与之对抗时，她所用的词是“法律”（νόμος），所指向的并非单一具体的禁葬令，而是共同体成员应该服从统治者的命令以使城邦政治生活稳定发展的法律秩序。[34]伊斯墨涅对于城邦的在意并不意味着对家庭的背叛，在她和歌队看来，家庭与城邦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利益冲突，那造成了她家族内部严重伤亡与分裂的兄弟之争也伤害了城邦的稳定与和平，对城邦的关怀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不能将其完全舍弃。因此，伊斯墨涅愿意尊重城邦的秩序与权利，即使她不认同某条具体的法令，就如同她一直爱着她的姐姐，即使她不赞同对方的某些具体的行为。
伊斯墨涅以一种在整个俄狄浦斯家族中较为少见的温和气质对待共同体。安提戈涅可以坚定决绝地主动斩断与伊斯墨涅的亲情，伊斯墨涅却始终认为安提戈涅是自己在意的亲人，极力以被安提戈涅鄙弃的“姐妹之爱”支持对方，哪怕自己被恶语相待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严格地划分敌友关系，不愿向他人低头，但伊斯墨涅的生活里有着种种妥协与让步。伊斯墨涅在两种极端的力量中间努力维持自己相对温和的立场：一方面，她并不认同克瑞翁的种种做法，但她为了请求对方收回处死安提戈涅的命令，依然能够以看似恭顺的姿态称呼对方为“主上”[35]，而不是刚硬地指责他滥用王权；另一方面，她依据理性权衡所得出的理由劝说安提戈涅审慎思考反抗王令的不明智，反对她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但她仍然认为安提戈涅是可爱的亲人。当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两种僭越相碰撞时，克瑞翁的暴力只能应对地表之上凡人间的血肉征战，而无法抵御安提戈涅那疯狂且危险的虔敬对城邦秩序的威胁。伊斯墨涅瞩目于那个为安提戈涅所偏离、疏远的政治世界，她不认同安提戈涅挑战人类界限和地表秩序的僭越行为，因此她站在两种暴力之间，以不越界的克制应对来自双方的压力，最终成为俄狄浦斯家族唯一的幸存者。她的温和与理性以及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努力一方面是对其自身生命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打磨、削弱那些侵入人世间的过强的敌意。
不过，伊斯墨涅的温情和理性里还包含着她的脆弱、她的无可奈何。伊斯墨涅对现世的幸福抱有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个乐观的人。在面对命运所施加的各种苦难时，人需要通过幻想未来生活好转的可能性来维持对世界的爱恋，这就像人们通过歌舞欢庆疗愈战争的伤痛一样，是一种合理的、日常的生活态度。同理，人在政治生活中也需要一些面具和语言的包装来让自己的意见被他人更好接受。伊斯墨涅和安提戈涅或许都延续了她们父亲的部分品质。俄狄浦斯曾经以非常惨烈决绝的方式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这也是他打破界限的关键一步。这一行动过于鲜血淋漓、疼痛不已、令人战栗，因此性格温和、柔软的伊斯墨涅似乎部分地停留在了这双眼睛失明前的状态里，正如其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出场时，安提戈涅所形容的那样，她的眼睛目光炯炯。[36]伊斯墨涅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父亲曾经信任理性、运用技艺维护城邦秩序的那一面，但她并不像那时的俄狄浦斯那般为理性而骄傲自负。她的理性不是盲目乐观的理性，不是试图无限抬高人的地位的僭越的理性，而是一种知晓、承认并接受人的有限性的理性，因此她不像俄狄浦斯、克瑞翁等人那样强调人的理性能做什么、能让城邦如何完善，而是人不能做什么、人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做什么。而安提戈涅更多继承了流浪在城邦之外、荒野之上的俄狄浦斯的神秘气质。安提戈涅如走到生命终点前的俄狄浦斯一般，能够断绝与忒拜城邦的情感关联，让自己成为一个异乡人，而伊斯墨涅却因家族之罪而将城邦及其人民的安稳视为内在于自己和自己家族的一种伦理责任。伊斯墨涅出场时的状态是通过安提戈涅的语言描述出来的，读者、观众从一开始便在借助安提戈涅那双为她自己也为她的父亲指路的眼睛观察乃至审视伊斯墨涅，而安提戈涅的这双眼睛，恰如俄狄浦斯失明后却“看”得更加清晰一般，令她看到了来自地下、来自死亡、来自界限的另一边的那个幽暗、可怖、能吞噬诸种有朽与不朽的存在却又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的原初力量。伊斯墨涅难以承受这样赤裸、严厉又热切的目光，她只能在明亮、温暖的日光的照射下踽踽独行，而她的最终幸存依然具有一种偶然性。
伊斯墨涅在《安提戈涅》开场时为两位兄弟死于彼此之手的不幸结局发出叹息，而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之间的冲突彻底展现出了这一家族兄弟相残、姐妹离心的内部关系困境。当伊斯墨涅被同样逮捕离场后，她再没有正面出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仅能从克瑞翁与歌队的对话中知晓克瑞翁转变心意决定释放伊斯墨涅，保留她的性命，然而就剧作文本而言，伊斯墨涅此后的生命力却已经被就此抹去了，从克瑞翁决定只留下妹妹而处死姐姐的那一刻起，伊斯墨涅的存在便不再留有痕迹，她就如同一个离去的死者，尽管她的肉体生命得到了保留。伊斯墨涅曾经满怀悲伤地表示，若失去了姐姐，她的生命也将不再可爱，在此意义上讲，她的悲叹已然成真，她也成为了一个和曾经的姐姐一样的活死人，整部《安提戈涅》悲剧便这样被一种幽暗的阴影彻底覆盖。（✠）
[1]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2]英格拉姆：“在关于希腊悲剧的批评中，没有什么比对伊斯墨涅的轻视更令人不愉快的了——（人们指责她时）仿佛自己都是英雄一样。”See Winnington-Ingram. Sophocles: An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3．
[3]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页。
[4]作为对比，《厄勒克特拉》中的姐妹俩并未表现出同等的亲密，厄勒克特拉只在劝说妹妹克律所忒弥斯与她一起行动时才使用这种双数形式。参见伯纳德·M.W.诺克斯：《英雄的习性：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游雨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125页。
[5]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6]同上书，第121页。
[7]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6页。
[8]同上书，第270页。
[9]同上书，第273页。
[10]同上书，第297页。
[11]同上书，第300页。
[12]安提戈涅：“也许你还不知道敌人应受的灾难正落到我们的朋友身上？”伊斯墨涅：“我还没有听见什么关于我们的朋友们的消息。”参见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13]伯纳德特：《神圣的罪业：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义疏》，张新樟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4]同上书，第5页。
[15]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6页。
[16]魏朝勇：《伊斯墨涅的面纱之后》，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30页。
[17]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18]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9-270页。
[19]魏朝勇：《伊斯墨涅的面纱之后》，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27页。
[20]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21]同上。
[22]安提戈涅：“让我和我的愚蠢担当这可怕的风险吧。”参见同上。
[23]同上。
[24]同上书，第36页。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书，第37页。
[28]安提戈涅将埋葬禁令形容为“敌人应受的灾难正落到我们的朋友们身上”。参见同上书，第23页。
[29]同上书，第43页。
[30]张新刚：《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页。
[31]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32]转引自让·阿努伊：《阿努伊的安提戈涅》，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148页。
[3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8-229页。
[34]陈斯一：《〈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载《古典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9页。
[35]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36]参见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