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海茫崖出发翻越阿尔金山到新疆若羌最重要的事情是控制车速和换衣服。
随着海拔的快速降低，车外和路面的温度变得越来越高。到达罗布泊边缘时，车外温度已经达到43度，地面温度肯定会更高。路面上的流沙像水波一样游动，清理不及时的地方已经积起几厘米至十几厘米厚。车窗外随时都可以看到龙卷风形成的“云柱”，空气灰蒙蒙，扬尘遮盖了远处的昆仑山脉。
从地图上看，若羌、且末与于田、和田、喀什等一样，属于南疆的弯月绿洲，但他们却隶属于北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起先我认为这又是如内地各省份之间常见的犬牙交错般“经国体野”之道人为分割而成的。事实上，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走向罗布泊》中就载明，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若羌的管辖权就归属于治所在北疆吐鲁番的“伯克”。结合满清末年南疆产生的动荡，将若羌、且末保留给巴州管辖具有现实的政治考虑。但从若羌与阿尔金山另一端的青海之间的紧密联系看，这些考虑是否为多虑也不遑多言。
把若羌看成是介于农耕文明与商贸城市之间的“口岸”城市才会更有意味。横亘在青海、新疆的分界山脉阿尔金山余脉远至甘肃的敦煌（沙洲），连接起了祁连山脉。这条脉络似乎也是青藏高原到蒙古高原的进军、贸易和传教的双向流动路线。若羌的楼兰博物馆里陈列有很多的藏语石刻，在进入城市的第一口气息和第一眼居民的构成上，闻到和看到的基本和北疆伊犁管辖的州县一样具有特别明显的游牧民气息。
我们可以把塔克拉玛干沙漠“拟制”成隔绝陆地的“海洋”，南疆城市被称为“绿洲”——颠倒看应该是深陷沙海的小岛。若羌、且末、英吉沙、于田、和田、喀什等绿洲构成了岛链。罗斯托夫采夫在游记式学术著作《商队城市》里说：“最后还有阿拉伯沙漠，决不能把它看做地球表面一个贫瘠的荒地，更不能把它看作文明的边疆。像大海一样，沙漠不仅把不同的地方分开，也把不同的地方连接到一起，因为它是一个全面开放的贸易通道。它甚至为这种贸易提供了运输工具，即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想必罗斯托夫采夫对阿拉伯沙漠的看法和认知也可以类推适用至塔克拉玛干沙漠。若羌、和田、喀什等现在由高速公路、国道、铁路、航空串联起来的地方也就是典型的商队城市。再说一遍，和田、喀什的“国际性”不亚于成都、重庆这样的内陆省会。但如果仅把这种“国际性”当成政治上的轰动性和敏感性去看待，那无疑又陷入了一个极大的误区。它在经济意义上更应该看成是不应在村县市都层层设关防的重要贸易基地。
这些地方博物馆陈列的遗迹（文物）高度相似。一看就是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的，且也经过精挑细选（有意割除或淡化了伊斯兰教的传递过程）。不过，正是因为陈列的文物和遗迹太过同类，也更说明佛教（藏传佛教）/道教这些不事生产而高度寄生的农耕文明的宗教并不是将宗教/利益合为一体的自生性宗教伊斯兰教的对手，因而他们成为被毁弃的遗迹存放在博物馆中，用死亡遗迹证明自己的文明或曾经“阔过”。事实上，在罗斯托夫采夫看来，正是“贝都因人炽热的信仰与投机商人狂热的生活之间的结合”才产生了默罕默德和他强大的宗教帝国——既是宗教帝国也是世界帝国，更是商业帝国。
普尔热瓦尔斯基两次前往罗布泊所观察到的环境巨大变化以及此后的罗布泊绿洲竟然迅速消失无影，也可以说明无论基于大自然的威力还是人类群居产生的破坏，南疆绿洲的粮食生产和畜牧养殖都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就需要借助有组织或较为稳定的贸易体系去弥补，而默罕默德的宗教正好通过这个管道予以输送。事实上，寄生性的宗教如果没有来自于北疆甚至中央政府的补贴和供养是难以为继的。不事生产的佛教之所以被赶出南疆，极大原因是大规模造像推广缺乏经济自生性，依赖信民捐赠或半强制的信仰税——没有官家的推动如此浩大的工程是无法想象的。藏传佛教止步于若羌，精美的造像和壁画成为历史遗迹就是核心证据。
南疆和北疆政治/经济属性上看，区别之大犹如甘肃位于河西走廊的张掖和位于巴蜀交界的陇南，无论是饮食还是市民文化上都存在极大差异。南北疆应该在治理细节上分开看待。北疆以游牧/农耕的大陆秩序管制，南疆则应以贸易/商人的拟制海洋秩序/商人秩序约束。在法理建构上，南疆尤其应该突出商事法典的运用甚至强化并借助商人团体的协会、行会、商人惯例进行半司法性质的约束。
南疆的陆地化管制束缚了他们的自然禀赋，这些城市的历史和命运惊心动魄。如今便捷的国道、省道、高速、铁路、飞机就像捕鲸人扔出的无数鱼叉，犹如用巨型钩索猎杀白鲸。看上去捕捉到了，但白鲸的挣脱力量也会反作用于捕鲸者——长远看，无疑会造成鱼死船破的两败俱伤境地。
佛教、道教在南疆的衰败这一宗教现象就是反作用力的具体表现。
Aulus Gelli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