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罗马精英作为征服者却服膺斯多亚道德，令人费解。
B 斯多亚道德是希腊战败者发明出来的东西，它的出现是对古希腊城邦秩序坍塌解体的理论反应，而且是非常消极性的反应，也就是说它是反政治的，甚至有一点反世界，这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东方救赎宗教的面目，但它实际上还没有那么激进，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希腊理论，希腊理论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它不会极端地反对这个世界，那种极端的二元论框架不是希腊的遗产，斯多亚道德虽然对古典城邦公民观念嗤之以鼻，但其逻辑尽头是一种被称为“世界公民”的公民理想，而不是反世界的天国选民异象，世界公民是城邦公民观念破灭以后的替代品，它批判城邦意义上的古典政治理想，但拥抱一个抽象的、无空间的世界，这是斯多亚道德的要害所在。共和罗马的青春时代是不存在斯多亚这种战败者的思想的，斯多亚进入罗马人的心灵是在共和晚期，它是罗马共和派精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自然反应，是一种陈腐的纸上谈兵的反对党理论，它主要是针对新生的“凯撒主义”的密室诅咒、一种阴谋哲学，这种共和派理论总是和密谋弑君这个政治学议题如影随形，就是这个道理，诛杀暴君是老年时代的共和理想的至高体现（贵族自由），也是其政治血气的唯一挥洒空间，青春时代花费在对外征服的血气这个时候全部用在内部“锄奸”上了。这是罗马史的悲剧性转折和莫大的悲哀。随着“凯撒主义”日渐稳定，共和分子慢慢从历史舞台销声匿迹，这就是著名的帝制罗马的“去政治化”过程，这个过程在斯多亚哲学的理论逻辑中也同期发生，结果就是，这种哲学逐渐演化成一种极度私人化的救赎性的宗教学说，由于它始终保留着希腊哲学的基因和铅华，因此备受丧家的罗马精英们的追逐和钟爱，发展到最后，甚至连“凯撒”都无法抵挡其致命的诱惑，比如奥勒留皇帝就被列入斯多亚哲人的圣堂，还亲手撰写了一部斯多亚哲学名作《沉思录》！——想想看，“斯多亚皇帝”这个名号是多么矛盾、多么荒诞、多么奇异、又是多么给战败的罗马自由知识分子以至高的安慰。很多缺乏深思之徒在奥勒留这里看到了柏拉图那个疯狂的“哲人王”理想的实现，他们搞不清楚奥勒留恰恰是“哲人王”的反题，柏拉图那个理想的演化逻辑是“哲人→王”，而奥勒留的逻辑轨迹是“王→哲人”，前者是要进入这个世界施行统治的，而后者则致力于退出这个腐败的世界，它提示了一种精神上的放弃和放任，可以说是“消极自由”观念的斯多亚版本。不过，需要马上补充的是，这两个观念并非风牛马不相及，恰恰相反，二者其实是哲学的两个固有维度，在一个维度，哲学展露出了它固有的政治品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谓“政治哲学”，在另一个维度，哲学撤出政治世界，朝神秘的救赎知识演化，其终点就是灵知宗教状态（Gnostics），政治哲学和灵知宗教标识了哲学光谱的两个极点和边界，所有哲学学说都是在这两道边界以内展开思考的，都必然或多或少地携带着这两种基因，要么是政治性的，偏向实践，要么是灵知性的，趋于沉思。奥勒留皇帝用“沉思录”命名他的著作，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出于精心考量，他在日渐堕落的罗马帝国的上面，看到了另一个更加真实的、急需沉思的理念王国，因此他去意已决。因此，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奥勒留的《沉思录》，我们能够目睹哲学生活从积极进取到消极避世的一条完整演化道路，“四枢德”中居于根基性位置的德性也从“勇敢”变成了“坚忍”。——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变，竟至于哲人们在“坚忍”上面寄托如此沉重的希望呢？他们究竟是在忍什么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期斯多亚学说在效用上已经非常逼近同时代的东方犹太负典的精神了，区别是，斯多亚道德是老年人的“权健火疗术”，它是西天最后一道疲惫苍黄的暮光，而犹太负典正直年青，野心勃勃，它正在掀起一场波及整个星球的滔天巨浪。总的来看，斯多亚精神进入罗马身体，是罗马东方化大潮的一个重要面相，从中我们可以判断昔日罗马的征服者灵魂是何等不可救药地被战败者道德所侵蚀！以上所说是罗马精英之所以服膺斯多亚道德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认为，征服者的武力往往突破了人性下限，导致德性与血气的巨大损耗，急需一个位居人性上限的超越秩序和神圣理由来节制，流的血也需要宗教净化机制去清洗，罗马征服者信奉斯多亚主义这种战败者的道德是同样的道理，西比阿飞到天上谋求灵魂安慰并藐视地上的罗马城就是这样，流人血的急需忏悔、净化、安慰和救赎，这是征服者的道德本能。另外，从欧洲古代秩序演化史的角度看，这也是罗马的东方化的毕竟之路，斯多亚道德的流行是精神层面的率先波动，那个时候的斯多亚基本上只剩个希腊空壳了，内里的核心已经演化成宗教化的东方拯救论思想了。
A 想起伯利克里说过的话，雅典人经营帝国，但并不为此感到亢奋，而是越来越恐惧，应该也是这个逻辑了。暴君最虔信，比如麦克白。
B 麦克白穷尽了暴君的灵魂，只有恶人最需要救赎，平庸之人平庸恶，实在是无神论者的天然材料，不需要伪装虔敬、但丁把无大恶无大善之辈放在地狱最浅层，正是这个意思，霍布斯把灵性秩序切割出平庸尘世，也是一样的工作逻辑，——把人从自然状态（战争状态）挪移到公民状态，这既是一个“去暴君化”的程序，也是一个平庸化的从狼变羊机制，变羊后，大家就可以安居在一个相对不那么恐怖悲惨的自由主义秩序里了，庸庸碌碌是自由主义的短板，也是其优点，这和但丁那个安排是相通的，平庸之辈都在地狱浅层呆着，没有机会和资质去享用深层的酷刑。
A 提到霍布斯，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他说的那个自然过程，停止暴力……
B 暴力并没有停止，都被利维坦承担过去了，利维坦就是一个世界罪责净化机制，或者说暴力收集机制，跟十字架事件是一样的逻辑，柏拉图《斐多》83d5似乎有神秘的预表。以为利维坦骄横傲慢并且还想把它驯服的人实在是想多了，利维坦就是一个超级杯具的背锅侠，它所有表面上的威力、傲慢和专横都源自那彰显着它的脆弱性的悲剧特质。（点击此处查看利维坦的苦况。）
A 你指的是利维坦与利维坦的战争？
B 是利维坦与它的反题——“自然状态”——之间的战争，类似阻挡者（katechon）与敌基督（antichrist）的末日决战。利维坦与利维坦的战争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逻辑上只能有一个利维坦存在，复数的利维坦是假利维坦，是扭曲变形的利维坦，所以霍布斯根本不提这些假利维坦之间的战争，《利维坦》第二部第三十章，所谓“上帝辖制的领地”一笔带过。利维坦之间的战争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霍布斯拒绝讨论这个环节的立法问题，这一点是霍的异教性所在（由复数的利维坦维持一个均衡秩序也正是异教体制），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恒在的，归属命运管辖，不存在正义与否的问题，这种战争的特点就是它不审判，只毁灭，这是最地道的希腊悲剧视野。只有犹太—基督教神学教义里的“正义战争”才追究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才产生罪化与审判的问题，才会有世界史就是世界审判庭的问题，最终也才会有永久和平的问题。霍爷认为一群小利维坦之间的尘世群殴不该置入正义战争的神圣框架，后者的司法化介入将造成黑暗王国对尘世秩序的弄权与干扰，会弄乱命运女神的旧规（一种我称之为“悲剧战争法”的风习），国家间的战争就交给他们自己和命运的裁判好了。霍爷最注目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独一无二的类似造物主那样的超级利维坦面对混乱败坏的尘世秩序的终极问题，这个问题将最终打开霍爷的诺斯替化的圣经维度，这样的话，他的两个视野就同时展现出来了，一个是异教式的，一个是诺斯替化的圣经视野，一个着眼于导向暴死的自然暴力，一个指向神圣律法（以摩西戒律为象征），用他的话就是，两个上帝国，一个来自自然，一个来自神圣契约。——正典和负典在霍布斯这里达到奇妙的共生。
A 「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这说法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提出。
B 这是圣经理念，「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就是最后审判。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正是这种最后审判的体现，一部分人被穿上罪的罩袍，罚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一部分人则收获了天国般的荣耀，成为和平道德的策源地，就是这个样子了。按照异教希腊式的“悲剧战争法”框架，天国和地狱理念都是对凡人的不公，一个贬损了人性，另一个把人性吹捧成了神，这是人类自己挖的“人性论陷阱”。
A 「邪恶的无限增长」的可能，莱辛在《论共济会》中说道，思辨家只讨论一种可能，然已足以使世人战栗。
B 所以要谈两种，正典和负典一起谈，才能开阔眼界、强身健体，见惯了理论世界的崎岖险恶，思想体质就会强健起来。二元论是最健康的思考框架。
C 如果按照昨天的說法，那麼施聖在《城與人》第三章以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做結束，是否是在隱微回應施魔《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
B 我不太肯定，这两个texts有不小距离。《城与人》，我的印象是致力于恢复城邦最原始的样子，前哲学的样子，也就是自然之光透照之前的样子，那是古代城邦的神学—政治沉积层，施圣的黑话叫做“自然洞穴”，最后一段话施圣提到古朗热（Coulange）的《古代城邦》，不是偶然为之的。施魔是什么意旨？我没有太肯定的把握，那本书线索很多，好像他对利维坦很不满意，认为它发生了某种与自身原初意图不符的变形了，出现了“间接权力”这种东西，这是利维坦身体上的一个security breach，另外就是它被犹太人（斯宾诺莎）利用了，认为斯宾诺莎趁机强化了“间接权力”学说所衍生的个体消极自由，借此安顿了犹太亡国贱民，这种我称之为“寄生性的消极自由民”对国家最高主权造成永久性创伤，这是利维坦变形所埋下的自毁种子。施魔那本书是反犹的，这是其意图之一，毋庸置疑。
A 施魔的神明观，貌似始终不明？若他本有一个明确看法……
B 不清楚，应该还是“阻挡者”吧，敌基督的敌人，这是神的正典形象，其实就是国家，就是利维坦，——非常政治化的理解，他对教义神学没有兴趣，善于撕开教义皮囊看到下面的政治血肉。
C 怎么理解利维坦的变形？
B 就是从海洋动物变成陆地动物，从“利维坦”变成“比希莫特”，施魔认为这是个战略失败，无异于自杀。我不确定他是否暗示过这起自杀事件是犹太人发动的，12世纪一个女修道院长画的一副插图引起过施魔的关注……
C 上帝用犹太先祖和先知做鱼线，用十字架做鱼钩，基督做鱼饵，把利维坦钓上岸。
B 鱼上了岸就会死。那副插图可戏称之为犹太版的“存在巨链”，体现了作为丧权亡国的“战败民族”的犹太人的独特的国家观念，也传达了对国家这种俗里吧唧的外邦玩意儿的肆意玩弄和挑衅，那个画面对任何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或者任何一个服膺希腊箴言“人是政治动物”的异教徒来说，都是极度disturbing的，比如施魔，他肯定很恼火。
A 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肯定也是非常难以忍受的，这些怪兽名称，惊心动魂，KJV译者也并没试图意译这些东西。
B 也许得去喀巴拉里面爬疏，这都是犹太负典大法师发明的神秘法器，专门对付这个世界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属于犹太正典，崇信国家和律法，对这个反国家、反律法的东西当然很头疼，这是他们的内战，老先知撒母耳早有预警。
A 施圣似乎很反感这种犹太律法技艺？他的神学更纯粹、更希腊化一些？
B 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已经不可知了。他在很多关键地方保持了沉默。As far as I could tell，他的神学有高低两个维度，低的就不说了，高的维度接近于“神车论”吧，迈蒙尼德那些伊斯兰伪装者解释的那种，但也仅限于他晚年以前，他晚年的思考非常晦涩，以西结本人的“神车论”是纯粹且巅峰的犹太负典表述，但你很难确定施圣的“神车论”是正典还是负典，他在里面掺杂了很多柏拉图的哲学，而柏拉图的哲学同样很晦涩，在古代城邦秩序的黄金期，这种哲学作为一种正典理论是紧紧依附在这个秩序中的，并为这个秩序所需要的政治德性贡献了最辉煌的表述和辩护，但是到了“希腊化时期”及其以降，也就是那个古代秩序瓦解以后，柏拉图哲学的负典（反政治）基因就露出了峥嵘，最后索性跟斯宾格勒所说的“麻葛文化”（闪米特二元论传统、犹太天启传统、诺斯替、摩尼教以及更加后起的伊斯兰传统等）这些东方元素交融在一起，形成“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是希腊哲学的另一个极点，是它所依附的古典城邦政治环境彻底溃散以后而趋于至卑至贱的萎缩形态，这就是负典。从施圣的公开发表的著述可以判断，他选择的是柏拉图哲学的古代正典高贵形态，但施圣还有更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那些东西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哲学具有正负两个极点，施圣对此当然了然于胸，换言之，在他着眼于哲学的古典高贵形态的同时，他必定也清楚这种哲学在后古典时代发生了何等的卑贱的逻辑演化！施圣是一个极端看重理智诚实（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思想家，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才迫使他不得不为esoterics的必要性（一种必要的理智不诚实）展开辩护……不管怎么说，从最表面的迹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希伯来选民理念和施圣主张的希腊哲人的生活理念，这两者是相通的，都是少数人得救，这是理解施圣“神车论”的关键。（点击阅读“神车论”）不排除他按照犹太选民思路改革（强化）柏拉图的少数人得救的哲学生活的可能性，同时也反过来用柏拉图哲人得救的理论改造犹太选民理论，使其精英化，摆脱大众弥赛亚的贱民激进路线。
A 非常显著的保守灵知进路。
B 他厌烦“贱民”这个概念，怼韦伯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这是他的保守维度。这有得也有失，得到了哲学家的洁净生活，失去的就是他没有机会去严肃沉思“难民”议题，这是先知以西结的议题，也是他的老领导罗院长和他的晚年通信人肖神的议题，这是犹太负典的根基性议题。我猜他晚年跟肖神密集的通信可能把他唤醒了，可惜这最后一段思考已经随他深埋地下了，他显然精通犹太负典在说什么，他死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而且为之撰写了一生中最后一篇“书评”的，就是肖神的那本犹太神秘主义负典史撰巨著。
A 记得中古某波斯大哲曾说，乱世斯文当隐于大地，负典尤其如此吧。
B 是这样。与尘世保持距离，像马西昂那样，尽可能从尘世撤退，与尘世做灵知化切割，向天外飞升，避开圣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所诅咒的那种“致命的混合”，彻底抛弃“人是政治的动物”那条古代正典黄金律，往上撤退才是救赎的正规动作；往下飞，会发生空难，摔到地表秩序的尘土里，沦为“夭折的灵”。施圣晚年就是一个撤退的灵知，他的“神车”往上飞，而难民的“神车”往下落，路径是相反的。
A 想起他在致Scholem回信中引用伊斯兰哲人阿威罗伊那句话……
B 那句话他引用过好几次，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刚刚走上流亡路的时候给洛维特（Lowith）的一封信里首次引用，晚年与肖神通信又引了好几次。给洛维特那封信很长，谈犹太民族的流亡命运和他自己的流亡意志，犹太负典精神在那封信里发生了大爆发，这对于一生执守理性与律法正典的施圣而言，非常罕见。（写于1933年5月19日，法国巴黎）
C 此地有人似乎也很迷醉阿威罗伊那句话，但似乎对其中的撤退含义比较迟钝，仍然笃信“人是政治动物”这句老格言，企图以德性导师的角色跟君主们谈情说爱，这波操作在一个哲学早已经历过“去政治化”而趋于卑贱的“后希腊化”时代显得非常冷笑话了。
B 要么充当德性导师（国师），要么是罪犯，古代正典政治秩序留给他们的只有这两个选项，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神”和“兽”的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型态，哲学的天鹅之歌《斐多篇》的场景被设定在雅典城的监牢里绝非偶然，那是一个接近“最后的晚餐”式样的密室圣徒的盟会，《斐多篇》的一大主题其实也正是苏格拉底的“越狱”计划：灵魂逃离肉体的监禁。哲人的第三个选项即寄生虫式的消极自由民（世界公民、费拉）选项尚未展现出来，这个选项要到古代正典秩序崩溃以后也就是“希腊化”时期才会出现。充当德性导师，这就是施圣所谓的哲学的“政治转向”或“苏格拉底转向”，哲学的正典基因（恋世）必然要求它与政治和律法结盟，但这是有历史条件限定的，托勒密天球及其庇护的正典自然秩序崩解以后，这种好日子就再也没有了。这也是施魔所谓“阻挡者”（katechon）的早期异教形态，只不过它试图阻挡的敌对力量跟基督教欧洲试图阻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另一方面，出于对尘世的眷恋，血气勃勃地谋求政治“友谊”也是必须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哲学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哲学避免老化、卑贱化、费拉化的唯一手段，就像一个垂死的老人抱紧青春少年一样，希望年青的血气延续虚弱衰老的哲学之灵，这是他的恋世本能，柏拉图对话集里面没有苏格拉底跟老人们谈哲学的记录。但恋世癖的最终结果是恋尸癖，——这是沉湎必朽肉体的必然“收获”，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悔悟到了这一关键而紧迫的真理，《斐多篇》就是他最后的忏悔，在其中，他向肉体发出了决绝的打击、诅咒和诋毁，切断了灵魂与肉体的有害纠缠，在生命中最后一刻阻断了朝向卑贱之地的费拉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斐多篇》预告了后世的两部《忏悔录》，它毫无疑问也是东方神秘的“麻葛”神经在古希腊世界的一次突然悸动，就像死寂滞闷的宇宙猛然出现不规则的亮点和波动一样。我的结论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夜情的关系，它迟早要与政治分手，尤其是当政治变得老朽而崩溃之时。哲学是一种神秘的灵，政治是一个肉身，当肉身溃烂的时候，灵也就从里面流落出来了，灵是不死的，肉体必亡。因此，哲学的最正当归宿不是转向政治，而是走向神秘化，也就是灵知化，从尘世撤退，从一切蒸腾着着生物血气与自然德性但终将走向腐烂解体的政治世界撤退出去。拒绝撤退的都是堕落灵知，他们的人生都是比较扭曲的，伤痕累累的，比如安提戈涅，比如哈姆雷特，比如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一方面厌烦文艺复兴哲人那堆蜘蛛网一般博学的铅华、无聊的虚饰和俗里吧唧的人文主义灵魂理论，任性地宣布说，我就是要跟那必朽者共生死，做一个不要灵魂的爱国者，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君主论》对“一”（simple body）的渴求终究又泄露了他的灵知化的哲人初心。——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君主论》跟《理想国》一样也是一部既戏谑又悲怆的哲学著作，昏昧的人们在其中翻翻捡捡，指望搜罗几条免费好用的治国术，这是何等悲哀、荒诞和绝望的操作！在处理哲学与政治的纠缠这个问题上，霍布斯几乎是可以信靠的唯一导师（仅限现代时段），他比马基雅维利高明太多，他知道怎么样在一个“野蛮、卑贱、贫瘠和短暂的”的坏世界里为神圣天国保存美善的灵性种子，他是一位深谙“撤退战略”的杰出的灵知救治大师和守护天使，他的《利维坦》我认为是一部“祛污血化戾气”的治疗书籍，一部17世纪罕见的“Book of Healing”。他指出使国家致弱与解体的十一种疾病几乎都是与政治血气、野心与可疑的德性的不正当膨胀有关，他坚硬地抵制生命与血气的有害的和无意义的耗费。
A “放血疗法”。的确，霍爷对古代血气和德性的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
B 在古代秩序的黄金期，血气和德性尚饱含青春英雄之气息，它未必是霍爷的打击目标，你应该知道他不仅亲自翻译了荷马史诗，并且为后世贡献了一个出色的修昔底德英译本。我认为他的打击目标是那些蠢蠢欲动的现代人，霍爷说过，现代是老龄化的世界，现代人是趋于衰朽没落的老人，而老人们的欲望是扭曲的，而且透着死亡的气息，正如文明晚期的徒劳挣扎。
A 想到施圣二十多岁就说“自己一辈子只想隐居乡下读一读柏拉图。”
B 还说同时当个“邮差”。
A 那可是“赫耳墨斯”的行当。
B 后来真的成了一位恪尽职守的“赫尔墨斯”（送信人）了。
A 无乃神意哉乎…
B ……一个跨越诸世代的神圣隐意的“送信人”。——哲人何为？我想也就仅此而已，超过这个职分的都是有其他考虑吧。希腊悲剧里有一个“送信人”的角色，那是一个极其高超的设计，他来告知一些信息，但把更多事情挡在幕后，也是他触发了“发现”和“突转”，他身居局外，不受那捆束人间的“三一律”的辖制，好像从另一个世界受命而来，把命运的神圣隐线从凡尘蛛网中挑拨出来，驱动并加速着我们昏昧无光的尘间悲剧向前快快演进。
A 三一律！你只能活在一个地方，只能活一天，只能为一件事情而活。何等霸道的“三一律”，何等逼仄的古典监狱！
B 借用灵知大师们的话就是——“Ista cellula creatoris.”——“那个邪恶的、嫉妒的创世主的小作坊（小牢房）”。这就是让哲人们神魂颠倒的古典的自然秩序的真实面目。
A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奇妙的价值颠转。最后追问一个问题：霍布斯主张世人与尘世做一个灵知化的切割与了断，也就是俗称的政教分离，把尘世留给冷酷的正义与律法去管辖，把人身上的灵性部分保存在另一个秩序里，一个“异乡”，这个动作很像摩尼教和其他古代灵知大师们的“救神不救人”的主张，他这么做，究竟有何企图？
B 大炼金师、“奇异博士”罗杰尔·培根（1220-1292）说过，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目的乃在于“节省基督徒[耗费在尘世地球上的]血气”，我认为这也是500年后的掌玺大臣弗朗西斯·培根子爵的意图，更是他的秘书霍布斯的意图。这三个卓然不群的英国人分别从神学、科学和政治学三个角度揭示了这个无比重要的“星际思路”。需要追问的是：节省血气究竟为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劝诫人们不要把血气无谓地浪费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涉及到霍布斯的“月之暗面”了，其中的含义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以后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