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辙的《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一书如果用历史著作的常规标准去评判肯定是不合格的。作者用韦伯的三个统治类型理论（传统型支配、卡里斯马型支配、法制性支配）去划分慈禧四十七年执政史的三个阶段或转型，并将慈禧执政的三个阶段或转型放在世界大变局中去考虑藕合与龃龉，这两点无疑更能启示读者。但加藤辙的贡献也仅在于此。
加藤辙的史料来源几乎都是稗史，全书围绕西太后的谣言与辟谣而阐发，可读性极强。显然，这些谣言与辟谣都与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四十七年的慈禧执政史开创了世界统治史的奇迹，显示出满清宪制刚性与包容性兼具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把握平衡的超强能力。甚至可以说，满清末年的历史大事件都与统治者打破了这种平衡有关。
咸丰继位仍然遵从了雍正开启的秘密建储这一王位继承法则。这个法则的有效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实现的前提是继承人执政需要具备基本的智力条件，否则权力将会沦落到权臣或皇后手中。咸丰帝怠于履行自己的宪制义务，是在“已陷入病危状态的皇帝不能握笔，于是自己口述，让廷吏代笔。任命顾命大臣的诏书不是皇帝亲笔书写，导致之后产生了对其是否为捏造的怀疑”。更为致命的是，咸丰帝在指定顾命大臣的同时，为钳制权臣又自作聪明将国玺和皇子的印玺交由两宫太后保管。而显然，帝国文书诏命要加盖印章方为有效。顾命大臣肃顺与太后两派殊死一搏固然是权力斗争，但法统的裂隙为争斗的两派提供了充足的开火理由。
道光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这一事件，预示了未来的大清统治者必须接受帝国主义也是自己权力来源之一的事实。按加藤辙的说法，慈禧本人对决断权力并未垄断，其充当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垂帘听政”不是本心所在，她真正想要的是追贤慕古如乾隆朝的崇庆太后那般高寿而喜悦、含饴弄孙的母亲式成就感。
暂且不论这种母亲式成就感是否虚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太后苦撑满清危局四十七年且能善终，没有亲眼目睹满清败亡和生前接受反攻倒算，福报之绵长不得不让人赞叹。慈禧处于满清结构性危机的顶端，“两个身体”永恒处于满清宪制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心，这是满清法统构造的根本性危机和悲剧所在。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作为女人（皇后、皇太后）的慈禧没有任何可能成为女王，因而“垂帘听政”这种日趋虚伪而饱受法统、道统两面攻击的替代性方案因皇帝年龄的自然增长加剧了帝后矛盾，也终于演变为“戊戌政变”这一权力零和博弈的结果，陪葬品就是光绪和慈禧都想要的满清勃发或自强。
慈禧超长时间统治权的获得在于不断平衡自己权力来源的三股力量：满族亲贵集团、官僚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错别字满篇的西太后善于从二十四史中汲取知识的实用力量，这三股势力盘桓在西太后掌控的朝局，犹如三国演义中不断变换的联盟与抗争角色。当然，有没有文化同政治家应对日常政治生活所必需的行动和决断并不构成正相关。
这是西太后执掌朝政中出现的甲申易枢、庚子之变、戊戌政变等事件的根由所在。不消说，“爱大清胜过爱灵魂”这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评判在西太后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二者完全就是一回事情。假如读者能有雄心和智慧剥离反帝反封建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色谱，则更能看清楚，满清末年的政治演变实质线索就是法统（宪制）中的继承人危机因慈禧的出现而勉力维持，也因为具有灵活手腕的卓越政治家慈禧死亡而难以为继。
任何宪制都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构成这种结构性存在的质素里既有宪法条文，也有惯例、习俗或其它以统治者决断权力稳定运行的一切潜规则。“和平与帝国”的宪制构造看似矛盾，但实质上就是国内与国外的两种秩序。事实上，当我们讲“和平”时，我们的真实意思其实就是稳定的社会秩序。
“垂帘听政”是满清宪制包容性的展示，不能视为宪制的背叛（这是康熙与皇祖母故事的延续）。正是那些名义上具有法统地位的皇帝在才能上与慈禧相差甚远。这一幕完全是政治家才具与满清统治基业长存的迫切需求和召唤的产物。事实上，道光盲目自信，对时局和满清统治的根基认识错误，所用非人引发鸦片战争——本来想露脸反倒把屁股也露了出来。咸丰更是无知自大加品性败坏，其死亡于“梅毒”的传言想必也并非空穴来风。最让人心寒的莫过于光绪——喊慈禧“亲爸爸”却在维新派的鼓动和教唆下妄图密谋杀害慈禧的满清孽子。其“维新变法”施政的逻辑终点不就是袁世凯实现的“逊位”，本质上不就是对列祖列宗数百年基业进行的宪制砍头吗？
“垂帘听政”也是满清宪制刚性的界限，但慈禧也没有任何可能再进一步。在“戊戌政变”后，慈禧尝试废黜光绪但却意外受到了官僚集团的抵制，甚至列强也干预朝政，既认可慈禧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又时时触逆鳞提出还政光绪。显然，宪制因素中还包括有无处不在的习俗、惯例，甚至偏见——对于这些任何政治家都会显得无能为力，慈禧也并不例外。她所能做到的也仅限于防止自己死后光绪复出反攻倒算。宣统继位是她背负骂名为满清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但她已经用尽了满清法统的全部能量。（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在西南政法大学修读法理学，“海外汉学”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