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的门罗主义通常被视为美国孤立主义的标志，但孤立主义的精神远在此之前就已萌芽。当清教徒于1620年抵达美洲时，他们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这个公约体现了两个关键精神：
第一，他们将在这片新土地上围绕基督信仰建立一个共同体。
第二，他们在此将延续英格兰的“自治”传统。
这两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新大陆象征着一个全新的开始，而旧大陆最珍贵的两大遗产——“信仰”和“自治”将在新大陆得到延续。我们还能在威廉·布莱福特的《普利茅斯垦殖记》（History of Plimmoth Plantation）等早期移居者的文献中找到类似的宗旨。这一点同时也暗示了同期英国哲人霍布斯在《比西莫斯》（Behemoth）中留下的一条线索：整个欧洲大陆正变得日益封闭，而英国，作为一个海岛，是最后的开放空间。英国正面临抉择——是随旧大陆一同沉沦，还是另辟蹊径，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当温思罗普牧师（John Winthrop）于1630年写下他著名的《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时，他预见到新大陆将成为一个前所未见的焦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一座山上的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
这个出自《马太福音》的典故，成为日后美国国父们建国精神的核心。“山巅之城”与正在衰败的旧大陆截然不同，它肩负着一份特殊的使命。这份使命最终以一种极为自信的方式在《独立宣言》中得以明确表达：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段文字经常被提及，其中的概念——“平等”、“生命权”、“自由权”等，早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忽略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词：“我们”。
政治理念不会自动转化为法律，它必须依靠立法者去实施、执行和捍卫。当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到“自由与平等”时，他以“我们的先辈”作为开篇。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封闭性，而非开放性。“我们”意味着这是一份属于美国人的愿景，并且有着独属于美国的制定与实现方式。这种认同不仅为美国的政治理念注入了力量，也成为其与旧大陆截然不同的重要标志。
美国国父们要将自己与谁区分开来呢？谁是相对于美国人“我们”的“他们”？
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明示了这一点：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这些利益对于我们毫无或极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因此，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华盛顿明确主张让美国远离旧大陆，这不仅是避免与欧洲结盟或对抗，更深层次地包含了一种隐含的理念：美国不应与万国万邦站在同一高度。
“但愿美国人不屑于做大欧洲的工具！”-《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一篇
另一位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在1780年代带头划定的“界线”，则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美国应与欧洲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这位深谙旧欧洲传统的弗吉尼亚人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巴黎合约》和《西北土地法案提案》中，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杰斐逊界线”。美国在新大陆的荒野中实现了洛克所倡导的“占取精神”，逐渐脱离旧大陆的影响。
荒野对于美国的新精神至关重要。只有这片无主之地才能承载新的思想锐角，为自由与平等提供实践的沃土。这是一场伟大的文明向西推进的过程，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大陆征服运动。它不仅开创了美国独特的精神秩序，也标志着新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崛起。
“因为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何西阿书》（8:7）
风暴的种子实际上在大西迁的过程中才刚刚播下，而“美国例外论”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
旧欧洲发生了什么？
要理解新大陆的意义，有必要回顾旧大陆，也就是近代欧洲的历史变迁。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一个全新的欧洲秩序逐渐形成。新型的、人格化的国家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体制，而公法则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秩序。“正当敌人”的概念是这一秩序的核心，其基础并非神学或道德上的正当性，而是政治上的正当性：每个主权者有权决定谁是敌人。当两个主权者相互为敌时，他们的交战地位是平等的。这一逻辑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Augsburger Friede）中得到了典型体现：“在谁的地盘，就信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谁来决定”（Quis Judicabit）的问题成为当时最根本、最迫切的政治议题。这种以主权为核心的战争法在19世纪末之前主要局限于欧洲内部，反映出欧洲共享了一套关于国家利益与人性的共同理解。
因此，一个奉行平等战争规则的欧洲逐步成型，但这种“平等原则”仅适用于欧洲内部，对外部世界并不适用。在欧洲的公法体系中，是否完成从封建社会向市民社会与主权国家的转型，成为衡量“文明”的唯一标准。尽管18至19世纪的公法内容经历了诸多变化，但这一基准并未实质改变。欧洲公法不仅决定了欧洲大陆主权国家之间的空间秩序，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对敌友划分的共同观念。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倡“脱亚入欧”，即是基于前述提到的欧洲公法的逻辑：只有达到欧洲定义的“文明”标准，才能在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与主权国家平起平坐。通过打败俄国并主导朝鲜和清朝的东亚关系，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得以跻身欧洲定义的“文明”行列。
然而，随着革命浪潮的兴起和大规模世俗化的推进，欧洲大陆逐渐失去了曾经的活力。在启蒙运动表面上保障个体权利的背后，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过去的历史传承、无数的地方共同体以及宗教风俗遭到摧毁。与此同时，政府愈发强大且专制，民众则在革命暴力与庞大政府体系的夹缝中生存，仅靠纸面上的权利理论维持希望。这种表面上的自由掩盖了深层的社会断裂和传统秩序的瓦解。雨果《九三年》这类反映革命恐怖的作品是“种暴风，收获暴风”后姗姗来迟的反思。
托克维尔最早洞察了旧大陆的根本危机：太老、太满、太过量。当托克维尔抵达美国时，他立刻感受到这片新大陆所蕴含的独特活力。在《论美国的民主》和《美国游记》中，他描绘了新大陆的鲜明特质：一片充满常识精神、基督宗教传统、古典思想和荒野精神的土地。这里的民主并非法国大革命中公社式的激进平均主义，而是扎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封建贵族传统与清教徒日常生活的稳固秩序。
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保留了大量古典和基督宗教元素，其政治与文化深受这些传统的滋养。建国国父之一约翰·亚当斯那句：“在萨卢斯特、西塞罗、塔西佗和李维的陪伴下，你会学到智慧和美德。”不仅是一句空泛的箴言，而是真正体现在美国宪法与政治实践中的原则。这种古典与宗教相结合的独特气质，赋予了新大陆强大的内在活力，也使其与旧大陆形成了鲜明对比。
托克维尔的观察直指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点：当旧大陆通过抛弃其过去转型为民族国家时，新大陆却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美国并非一个毫无根基的新国家，而是一个带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全新国度。它的内涵虽然与旧大陆有些相似，却又在根本上有所不同。美国比欧洲更纯粹、更具传统底蕴，也更富有宗教气息。在两个方面，美国展现出对欧洲的反叛性：一方面，在传统层面，它拒绝了民族主义、大政府和进步论的潮流，坚守了盎格鲁传统；另一方面，在革新层面，它不是陈旧的旧大陆，而是一片未被完全开发的新土地。曾担任过大英驻美大使的布赖斯爵士（James Bryce）在他声誉远播的著作《美利坚联邦》（American Commonwealth）中分析过这点：这种矛盾的综合体，得以在新大陆中显现，主要归功于清教徒传统所塑造的冷峻道德生活，英伦传统特有的风雅习俗，以及在荒野拓展中所积累的冒险精神。这些特质并非通过高深的理论体系去展现，而是深植于美国人的常识之中。
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为东半球划定公法规则并瓜分殖民地之际，美国也在逐步形成属于美洲的独特秩序。1823年的门罗主义，是“美国例外论”最早且最明确的政治主张。当门罗主义提出时，其界线被清晰地划定为“西半球”。最初，这一界线仅指美洲大陆，但随着《巴拿马宣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格局变化，它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西半球的海洋与岛屿。
“西半球界线”的划定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首先，它使美洲脱离了欧洲公法下的“殖民地”框架，美洲成为独立的美洲，而非欧洲可以肆意殖民或干涉的对象。其次，美洲区别于欧洲所主导的亚非大陆的帝国法权体系。最为重要的是，西半球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欧洲的全新法则，甚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法则。这一法则深受清教徒精神的影响，带着使徒保罗的告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此，西半球秩序展现出更为强烈的内在活力与使命感。
一方面，这是一份隔离的宣言——隔离于旧大陆的万国万邦，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自成一体，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更是一份领袖的宣告——西半球有别于东半球，因为美国所划分的西半球秩序，比东半球的万国万邦更好。这种自觉的优越性，奠定了美国在西半球乃至全球独特的地位与使命。
这正是“美国例外论”的真实含义：美国是那座“山巅之城”。它洋溢着启示拯救的热忱，同时又带有末日审判的冷峻。这种张力赋予“美国例外论”一种独特的景致，既可进取，又能退守。
与后来被贴上“美帝霸权”标签的形象不同，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旧大陆对“西半球秩序”的批评更多集中于美国做得太少，而非太多。事实上，美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未能充分践行孤立主义的真正内涵，即“卓然于万国之上”。相反，美国一方面恪守传统欧洲公法的框架，另一方面又坚持“孤立”这一美国例外主义的特殊立场，在参与与退却之间徘徊，展现出一种矛盾的姿态。
1860年代的《科布登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及其后续的一系列商贸协议，在消除关税壁垒的同时，也削弱了主权者在经济决策中的政治主导权。英国法学家约翰·威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在《国际法规则》（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中对此趋势的结果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无约束的自由贸易模糊了政治共同体内原住居民与其地缘空间的联系。英国乡土绅士们在1860年代极力维持的“玉米法”，目的是维持英国在贸易上的政治主权。当自由贸易主导了国际公法，国际公法便沦为贸易的附庸。然而，欧洲人忽视了一个根本事实：自由贸易以政治秩序为前提，而非相反。对“自由”与“秩序”的理解，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性的。因此，当政治体的国内法与对外的国际法在自由贸易以及世界大同的乐观氛围下被侵蚀殆尽，国家既无法有效处理内部事务，也无力应对外部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日内瓦国际联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世纪末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场仓促的干涉行动。美国既缺乏对远东的深入了解，也未做好承担相应责任的准备。战后威尔逊主义则将这种草率决策推向了巅峰。威尔逊一方面试图介入旧世界的事务，另一方面却不愿承担《国联盟约》中更为具体的责任。然而，已然空心化的欧洲根本无力支持国际联盟及其普世性决议。
虽然美国通过国联协议重申了“孤立主义”，表面上似乎首次在旧大陆确立了西半球秩序的主导地位，但其对更深入干预的拒绝，最终使国联的愿景沦为一纸空文。这背后反映出，美国未能将欧洲战争的胜利成果转化为自身的战略收益。更甚者，美国将西半球秩序独有的“审判”特质引入了原本并非是“正义战争”概念的欧洲，但这一审判也显得不彻底。美国仅试图通过利用衰败欧洲的赔款和经贸条约插足大陆事务，却未能真正建立有效的秩序。
国联的失败及欧洲随后走向失控，证明了这种策略的不可持续性。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西半球秩序应如何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力量与影响力？
历史的答案并不难寻。美国在过去两百年的荣景，正是以“孤立的山巅之城”的姿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美国例外论所溢出的强力与道义性，有效地吓阻了僭主对西半球秩序的挑战。麦克阿瑟与太平洋舰队在远东的威慑，美元及全球金融体系对例外秩序的依赖，无不体现了这一精神。
不到半个世纪前，里根总统正是凭藉例外论击败了苏联。其「邪恶帝国」论断与强化军备的策略，不仅打破了苏联的内部稳定，还重振了自由世界的信心。而在新大陆上，杰出的成就不断涌现，第一岛链更以繁荣与稳定展现了西半球秩序的延伸价值。这一切皆源于美国以例外论为核心的坚守与实践。
而在今日，美国本土热衷于左翼的觉醒文化和社会主义议程。在外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南方”的提出，使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受到了显著挤压。同时，南美洲的毒品与非法移民问题正深刻冲击着美国社会，而在欧洲大陆，美国陷入了欧盟“魅惑性”言辞的牵制，以及俄乌战争带来的巨大负担，导致西半球秩序如今显得黯然失色。
究其根本原因，今日的美国迷失了国父们的初衷，作为“山巅之城”的初衷。美国将“例外论”的成果——民主、自由与国际道德责任感——误认为是其存在的原因，而非结果。这样的误判使美国视欧洲为平等的盟友，却未察觉后者将其作为推动左翼议程的工具。美国以推广普世性的自由贸易秩序为己任，却忽视了政体品质才是自由贸易的根基，最终导致对手在过去三十年的迅速崛起。
美国需要首先承认自身过去三十年中失败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以被称作是一场背离“美国例外论”原则的失败。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政府，美国一边加速融入世界，一边却未能抵御世界各式主张对自身的渗透。这种开放侵蚀了“山巅之城”的纯粹性，削弱了它的力量与精神内核。若要重振西半球秩序，美国必须回归其例外论的本质，重新找回自身的定位与使命。
这正是特朗普总统及其领导的MAGA运动的核心意义——重新唤醒并坚定执行“美国例外论”的精神。
美国需要更加严厉的边境与移民政策，强化对移民背景的全面审查并果断遣返非法移民。“麦卡锡主义”的精神在此过程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隐藏在“亚裔歧视”议题掩护下的渗透行动必须被揭露、遏制，美国社会的安全与纯粹性不容妥协。如特朗普总统所言，美国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必须重新纳入美国的主导范畴。过去一个世纪，左翼议程彻底腐蚀了拉丁美洲，使之成为意识形态与毒品的温床。美国需要强势重申西半球秩序对拉丁美洲的意义，不仅为了能够迎头痛击“全球南方”的幻想，更能摧毁盘旋在拉丁美洲的左翼神学幽灵。这一重振行动将进一步巩固美国本土保守天主教的地位，使其能够与欧洲保守派联手夺回梵蒂冈的话语权，恢复天主教作为文明拦阻者（Katechon）的核心作用。维持安定的南美洲，也将直接提升拉丁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参与性，这是一个真正团结不同族裔合众为一的机会。
此外，美国应彻底终止与欧洲大陆左翼进程的合作。美国不是欧洲的盟友，旧大陆需要自负其责，自行解决内部问题。唯一的例外是英国，作为全球海洋秩序的伙伴，英美关系在战略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西半球秩序的重心在于发挥其对全球海洋自由航行的保障作用。
至于东方大陆，他们如何推进自己的大政府议程，完全是他们的内部事务。对其发表些许人权白皮书，不过是毫无作用的政治姿态。美国的关键任务是巩固第一岛链，将其视为西半球秩序的政治边界与战略防线。第一岛链不仅象征着自由海洋的航行权与飞行权，更是美国在太平洋的战利品，绝不容拱手让人。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加速战略脱钩。东方大陆显然无意遵循或加入西半球秩序主导的议程，果断脱钩将在短时间内经历震荡，但长远来看将根本有益于美国及自由世界。包含夺回关税议定权、取消最惠国待遇乃至于更进一步的鹰派议程都是必要的。所谓大国相争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个假议题，太平洋没有大国相争，有的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秩序之争。西半球秩序需要展现出应有的力量，坚定维护海洋与天空的自由，而不是在犹豫与妥协中被对手蚕食利益与影响力。任何围绕第一岛链的军事或政治进逼，都必须被视为直接威胁；对第一岛链的恶意渗透和操控，也必须果断遏止。第一岛链不仅是一条防线，更是一场实力对抗中的核心前沿。
当西半球秩序能够真正彰显其作为太平洋的巨大利维坦的威严时，东方的比西莫特自然会因外部压力而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内部困局，开始关注民生与个体权利的议题。维护海洋自由，将迫使陆地各方僭主们抛弃“命运共同体”、“全球南方”这些赝品，转而遵循大地法的古老原则。
如今的美国正站在一个分际在线。是1776年潘恩们的关于新大陆、自由的愿景，还是1793年，欧洲雅各宾会议的专制新社会？世界也站在一个分水岭，走向陕北延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或者山巅之城的西半球秩序？卡尔施米特关于政治的断言仍在警醒着我们“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相信，当美国忠实地执行他的例外姿态时，奥沙利文（John Sullivan）在1839年所言：“美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便不会是一句空话。
“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在列邦中贿买人，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他们必飘流在列国中。”-《何西阿书》第八章
Aulus Gel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