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研究，野心与道德——论林肯
林肯并非启蒙时代和立国者时代的乐观主义者，他对政治理性并不抱持无偏见的信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他实质上和卡尔霍恩一样接纳了时代所留下的印记，接纳了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阴影，激情而非理性往往是更具决定性的政治要素，这一点他是深知的。他对革命时代的评述实际上恰恰能够更好地用来刻画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自身所从事的事业：“我们的制度所以能够维持至今，另外还有一个起过很大作用的原因，但这个原因现在已不复在同样程度上存在了。我是指独立战争的动人景象对人民的感情而不是判断力的强烈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人类天性固有的在和平、兴旺和自觉强大的形势下尤为普遍的嫉妒、羡慕和贪婪心理暂时被大大抑制，不起作用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以及强烈的复仇动机则没有被用来相互攻击，而是集中用来对付英国。这样，在形势的威力下，我们最卑鄙的天性要么处于蛰伏状态，要么成为促进最崇高事业的积极因素。”[《林肯选集》，第10-11页]在面对糟糕时局之时，他是这样来陈述激情那令人生畏的力量的：“它们曾经是自由殿堂的支柱，现在它们烂掉了，那座殿堂也非倒塌不可，除非我们——他们的后代——用从理智这一坚实采石场开采出来的其他支柱来代替。激情曾经帮过我们的忙，但是再也不能帮了，今后它反而会是我们的大敌。”[《林肯选集》，第12页]他全部的政治演说都可以说是凭借强有力的简洁、无出其右的犀利剖析以及精美绝伦的情感操控来诉求人类激情的华章，第一次就职演说结束语则堪称林肯对政治修辞学的最佳的自我刻画：“记忆的神秘琴弦，从每个战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坟墓延伸到这片广阔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着的心和每一个家庭，它们一定会再一次被触动，它们一旦被我们天性中更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必将高奏出联邦的大合唱。”[《林肯选集》，第188页]
同时，林肯同立国者一代人之间的最深刻差别就在于林肯对于时间的作用有着深刻得多的体验。同启蒙和革命年代的非历史信念不同，林肯深知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会摧毁很多东西，他那“永恒的悲容”正是由时间所刻画。这种强烈的时间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悲观主义充斥在他演说和通信的几乎每个角落里：“逐渐地，但是就像人稳步走向坟墓一样，我们一直在摒弃老的信念，接受新的信念。将近八十年前，我们一开始就宣布一切人生来平等，但现在我们却已走向另一个宣言，即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是一种‘神圣的自治权利’。这两种原则水火不容。它们就像上帝和利欲之神一样对立，任何人坚持一个原则，就一定会鄙视另一个原则。……七六年精神和内布拉斯加精神是完全对立的，前者正在迅速地被后者取代。”[《林肯选集》，第77页]“我并不是说独立战争的情景现在已经被完全遗忘或者有一天会被完全遗忘，但是，像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它必然会被人们淡忘。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在历史上，我们希望独立战争的情况会被读到，会被详细描述，就像《圣经》一样垂诸永远；但就算做到这一点，它的影响也绝不会像从前那样大。就算这样，它也绝不会尽人皆知，绝不会像刚刚谢世的一代人所感受到的那样鲜明生动。……所有这些历史都已经过去了。它们再也阅读不到了。它们曾经是一座强大的堡垒；但是入侵的敌人永远做不到的，无声时光的炮火却做到了，把它的四壁夷为平地。”[《林肯选集》，第11页]不过，很显然，独立战争作为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即便借助林肯自身的演说和行动所造就的“记忆的神秘琴弦”，也不可能如同借助神启的《圣经》一样达成永恒。美国内战也逃不过被遗忘的宿命。正是这样的宿命将林肯呈现为一个孤独而悲愁的形象，自出生之日起就远离自然，透过无与伦比的崇高的清教徒梦境来定夺自身的未来命运。恐惧、痛苦、失望和死亡所呈现出的种种意象就是尼禄赖以体验世间之善良和邪恶的特殊渠道。在这个特殊的艺术人物身上，一方面是极端的自我主义的宣泄，一方面是极端的对宿命的信仰，两个绝对无法相容的极端通过班扬式的梦境反而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丧失了所有的人为界限，而这一界限原本却正是由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思辨建立起来的。由此，哲学彻底迷失在梦境的迷雾当中。毫无疑问，林肯处身一种虚荣而精致的理性主义的时代氛围当中，并且也毫无疑问地都遭受着痛苦和分裂的深渊，由于不满于当前的世事而产生出对罪恶、对黑暗和对反面人物的特殊宠爱。这样一个林肯当然不会不觉得哈姆雷特以“生存还是毁灭”为开始的那段哲学独白是崇高的和清晰的，不过他也势必都会更为喜欢哈姆雷特以“啊！我的罪恶臭气熏天”为开始的那端充满诗性、豪气的独白；确实，这样的林肯乃是一个永远存在于痛苦和孤独中的快乐的影子。那么，何谓“人性”？人性不过是17世纪宗教战争结束之后，欧洲精英阶层以 “理性”之名对人类生活中的常态元素所作的抽离和汇总，这一抽离和汇总正式稳固并扎根在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体系当中，以和平、统一性、秩序和可解释性为基础和诉求，并以回归柏拉图式的“理念”天国为荣。此种模式将理性态度、确定性、安全以及幸福相继归入人类生活的上层领域，将历史中断裂的、绝对的以及虚无的力量和元素归入下层领域，这一领域中生活着无产阶级、贱民和奴隶，情感当中的深层之物和一切因丧失统一性而无法解释之物都沦为非理性的过时和原始之物，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史前史”而被驱赶到历史解释范围之外的虚无之地和流放之地。在本质上可以说，林肯的政治生涯作为一幕伟大的人类戏剧，也正是一个清教徒“良知”的自我砥砺和塑造过程，这个过程的终极诉求便是向人类重新打开那片流放之地。
“永恒的悲容”在林肯并非擅长的诗作中得到了集中展示：
“重见儿时故居 /见到它使我哀伤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其中自有一番乐趣
啊，记忆！你这中间地带 /介乎尘世和天堂
腐朽的东西、失去的亲人 /在如梦的阴影中一齐复现
摆脱了人世间的一切罪恶 /显得神圣、纯洁、光明如同魔岛上的景色 /一切沐浴在透明的光辉中就像黄昏驱走白天时 /幽暗的山峦赏心悦目
就像号角声悠悠响起 /又慢慢消失在远处
就像离开伟岸的瀑布 /我们流连忘返，谛听它的轰鸣
一切遗忘了的事物 /记忆使它们全部化为神圣
旧时多少熟悉场景 /如今已寥寥无几
但看到它们，那失去的和久违的 /又都一齐涌上心际
分别那天留下的朋友 /随时时光流逝变化多大
孩提长大，青春垂老 /半数已埋入黄沙
我听见幸存的人说 /凡是人都难逃死亡的归宿
直到一切声音都像丧钟 /每个地方都是坟墓
我忧郁地在田野踯躅 /在空房中漫步
感到和死者作伴 /好比生活在墓中”
[《林肯选集》，第42-43页，1846年4月18日致约翰斯顿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