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 | 何彦霄（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博士）
[补记，下面这一段是我原来访谈写的前言，后来《信睿周报》编辑将其删掉，我理解编辑的考虑，认为不是每个读者都关心芝大，但这也是个重大的误解（同时也完全没有理解我的幽默感），芝大与芝加哥南部社区之间的张力不仅仅是美国种族关系、更是全球南北关系的一个缩影。真正能打动读者人心的不是宏大的理论叙事，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微观描写，来自芝加哥的匪帮音乐在中国已经是主流文化之一（当我在国内一个场合说芝加哥匪帮音乐小众的时候，已经有听众提醒，这并不小众），却无法进入其旁边的邻居。如果说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家们在西方现代性公理世界观的挑战下，之前的天理世界观崩塌，美国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面对大众文化挑战带来的公理世界观的逐渐崩塌，这是理解目前美国学术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角度。]
假设在某个晴天且温暖的5点傍晚，在位于芝加哥南郊第59街与伍德罗恩街相交之地，是芝加哥大学的洛克菲勒礼拜纪念堂，作为芝加哥大学最高的建筑之一，伴随着钟琴师弹出的古典音乐，礼拜堂顶的钟声响彻校园。在这一时间点，西海岸的许多高校，特别加州大学校园，已经无比活跃，各种活动正在进行，其中应该不乏韩舞翻跳与嘻哈舞斗舞。但在芝大教堂钟声带来的主旋律下，各种与流行有关的活动似乎都得让路。而与之相对应的，在芝大礼拜堂西北100米的东方学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里，这是一个致力于古代中东文明研究的机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也许还在钻研某个泥板上的古老文字（埃及象形文字或巴比伦楔形文字）。走出东方学研究所的正门，对面是芝大另一座高耸如云的建筑：萨伊经济学堂(Saieh Hall for Economics)。相比整理古老文献，经济学也许更合时宜，但在这个出了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构里大家思考的更多是最纯粹的经济理论问题，而非某个现实经济现象。
从萨伊堂出来，往南100米，是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叫福斯特堂（Foster Hall）。尽管不起眼，这小楼里是世界人文学界著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从这个小楼里走出的一位思想家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 1930-1992)曾在他出版于1987年的名著《美国思想的封闭》里痛批美国青年沉迷流行音乐，而启发他这一批判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而现在在福斯特堂里的学子们也许仍在思考怎么沿着布鲁姆的道路，用古代经典去重新反思现代文明。再从福斯特堂往西北200米，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这是美国宗教学的发源地之一，与一般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的神学院不同，这里以理论研究为主，大家思考的是关于宗教最本质的问题，其也一直与法国思想界有紧密联系，作为不朽者的法兰学士院院士让•吕克• 马里翁（Jean Luc Marion）刚刚从这里退休。而就在神学院的西南方450步，是古德斯比德堂(Goodspeed Hall)，这里是芝大音乐系所在地，这是美国最好的音乐理论与音乐史系之一。同样，这里主要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音乐理论家和音乐史家，关注的侧重于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西方经典音乐。
似乎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与这里大家的思考无关，钟声与古典音乐带来的庄严感让大家的一切工作显得合情合理。而就在钟声琴声来源地以南半公里的伍德罗恩社区（Woodlawn），那是芝加哥匪帮说唱drill的发源地，这一来自芝加哥南部贫民窟的音乐形式走向全世界，包括在四川成都也扎根发芽，成为中国说唱的一部分。即使Drill能走向世界，进入遥远的中国西南地区，芝大教堂里的琴声钟声似乎天然把来自芝加哥南部居民的声音屏蔽。这是芝大学者的共同的小世界、共同的小时代，世界外部（包括邻居）发生的一切与大家无关。
上面的一段描述尽管带有夸张成分，但也某种程度上强调了芝加哥大学崇尚经典和纯粹理论研究的文化。然而芝加哥大学这几年来一直在改变，让自己更加与时俱进。大家的学术口味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就包括芝大音乐学系于2022年秋季招聘了第一位当代流行音乐的学者保拉•哈珀(Paul Harper)教授。她以《打开它：走红媒体里的流传、社会性与声音》(Unmute This: Circulation, Sociality, and Sound in Viral Media)为题于201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历史的角度对走红音乐视频进行了批评性梳理与分析，而她的学位并非媒体研究而是历史音乐学。和一般历史音乐学家一样，她的早期研究兴趣是经典音乐，但她之后兴趣转移到当代美国流行音乐。无论是她的研究兴趣转变，还是芝加哥大学音乐系招聘她为助理教授，都是美国音乐学界某些变动的反映。接下来的访谈，从哈珀教授的博士论文开始，了解她的研究历程，和她对美国流行音乐研究的看法。
2022年秋季学期，保拉·哈珀（Paula Harper）成为芝加哥大学音乐学系聘请的第一位当代流行音乐学者。和芝加哥大学崇尚经典的传统学风一致，作为美国最顶尖的音乐学系，芝加哥大学音乐学系专长于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宗教音乐、古典音乐与歌剧研究。首次招聘当代流行音乐研究者，既有芝加哥大学近年来学风越来越开放的原因，也是流行音乐研究在美国学界地位进一步提高的表现。
哈珀于20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Unmute This: Circulation, Sociality, and Sound in Viral Media”（《播放它：网红媒体里的流传、社会性与声音》）为题，从历史的角度对走红音乐视频进行了批评性梳理与分析，但她的研究方向并非媒介研究，而是历史音乐学。和很多历史音乐学者一样，她早期的研究兴趣是经典音乐，但之后转移到当代美国流行音乐上。无论是其研究兴趣的转变，还是芝加哥大学音乐系聘任她为助理教授，都是对美国音乐学界某些变动的反映。在对哈珀的访谈中，我们从她的博士论文开始，了解她的研究历程以及她对美国流行音乐研究的看法。
笔者目前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古代史博士学位，但一直对音乐和舞蹈在古代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很感兴趣，近几年也特别关心当代流行音乐尤其是韩流研究。尽管笔者的研究兴趣与哈珀的研究有较大距离，但在这次采访的互动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了哈珀的研究的魅力——她的研究不仅是关于当代美国流行音乐，更多的是对社交媒体时代下音乐与声音创作的一些非常本质的理论性思考。同时，从历史学的角度，笔者也发现哈珀对网络保存与记忆的研究暗示了未来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当22世纪的历史学者研究21世纪的历史时，网络保存的文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档案”。现在，历史学者们有必要去思考如何将在不同网络平台上储存的文件与记忆更好地保存下来，以方便未来的历史学者使用。最后，笔者希望这篇访谈能够传达以下观点：我们可以通过对流行文化的深入解读，重新探索文化的意义以及21世纪人文研究者与周边环境建立更有意义的联系的方式。
当代流行音乐学者保拉·哈珀。图片来自芝加哥大学官网
何彦霄：你的博士论文围绕当代音乐里的走红音乐视频现象，结合音乐学与媒体研究，讨论了从跳舞婴儿（Dancing Baby）到碧昂丝（Beyoncé Giselle Knowles）2013年发行的视觉专辑《碧昂丝》。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写作背景和主要观点。
《跳舞婴儿》是一个婴儿表演恰恰的3D动画。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它成为美国最先走红的网络视频之一。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哈珀：我是学历史音乐学出身，受过音乐史训练。和很多历史音乐学者一样，我的研究从西方古典音乐开始，但关注的是更早的西方音乐——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的音乐。然而，我并不确定这是否为我一直想做的工作。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的第一年，我上了一堆我感兴趣的课，其中有不少是关于媒体研究与理论的，有些课在音乐系，有些课在英语系，还有的在人类学系。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碧昂丝与媒体现场性的论文，之后没有人阻挡我继续从事这样的研究。我对媒体与技术如何塑造了听歌、音乐、大家与音乐的互动以及如何围绕音乐形成群体非常感兴趣。这些是我在读博期间持续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写作博士论文的背景。
而我现在基于博士论文写作的书稿，暂定书名为Viral Musicking and the Rise of Noisy Platforms（《炮制网红音乐与嘈杂式平台的兴起》），研究的是21世纪初兴起的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我想去理解这些平台以及它们之间共生的联系是如何成为促成“走红”（virality）的机制，将视听媒体内容通过网络快速并渗透式地传播开来的。从根本上来说，我的论点是，网上走红是一种非常听觉性的机制，网红视频生产与传播的实践可以被有效地分析为一种“作乐”（musicking）。最近，媒体研究学界非常热衷于运用声音隐喻去描绘媒体文化及其行为，而我的书关注的是这些隐喻如何与声音本身互动，从低质量循环播放的颗粒状嘈杂声到混搭的数字化口技，再到对性别化的声音与女性化的口吻的暴力反冲。从地球村（GeoCities）和网联（Webrings）到推特与TikTok，这本书描绘了这样一条轨迹：无法预测的虚拟景观被带入建立好的频道与路径，在此过程中，网红们的草根工作与他们对其走红的参与式实践进行捕捉、拦截与控制的自上而下的尝试发生了互动。归根结底，这本书阐明了对不同风格和表现的“炮制网红音乐”的参与，是如何将21世纪早期无处不在的广告、数据收集与监控正常化和中立化的。
2019年，我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TikTok刚刚在美国兴起，大家意识到这是一种发展中的力量。对我来说，这既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也让我烦恼。之所以说是一种认可，是因为我在论文里强调网络走红视频具有音乐性，因此用音乐学的方式去思考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我进行论文答辩时，出现了这样一个以流行文化为中心的应用程序，音乐传播也有了一个核心平台。因此，在我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书里会关注TikTok现象，TikTok将我论文和书里集中关注的现象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大体上来看，TikTok的兴起（以及竞争对手提供的“山寨”功能，比如Instagram推出的Reels）意味着，音乐制作人及厂牌将去考虑一首歌（或者歌的一部分）如何在平台上传播，如何去实现传播的最优化。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要在一首歌中加入真正有区分度的过渡（transitions）或对比时刻（moments of contrast），将戏剧性的音色、纹理、节奏凸显出来。这可能意味着，大家会倾向使用独特的、易于解释的歌词，让其能立刻被分辨出来并被听到。这可能也会导致创作者会将编舞者的视角带入写歌过程中，去考虑大家跟着副歌部分或其他高潮部分跳舞的需求。
同时，我也有兴趣在书里增加讨论的历史深度，尽管我关注的时间段比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要短。在关于媒体的讨论中，一个危险在于大家习惯于将网络看作一个档案保存空间。然而现实是，网络与电子空间的存档功能比我们想象的弱得多。在网络上，很多早期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与千禧年早期的东西。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断层里：一方面，现在大家倾向于将所有媒体与个人数据（照片、健康信息、私人交流记录）都保存在平台与云端上，并假设这些平台会一直存在；另一方面，这些平台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其背后的公司，这些公司会改变政策甚至不复存在，这对个人记忆、数据与历史的保存都是伤害。因此，用更加具体、有力的方式去论证这个悖论是我工作的另一个部分。
何彦霄：你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历史音乐学学位，会让人以为你的研究是非常传统的，而传统人文学者一般对当代流行现象研究持怀疑态度。比如，嘻哈研究者一般都感激特里夏·罗茜（Tricia Rose，布朗大学教授，美国嘻哈研究开创者之一）的导师在经过怀疑后同意她写作关于嘻哈的博士论文。我也听到过有博士生想写韩国流行音乐相关的博士论文，但被导师否定的。不知道在你想写网红音乐的博士论文时，是否需要去向论文委员会论证你研究的价值？
哈珀：此处无意自夸，但当芝加哥大学聘任我时——这的确是音乐学领域地位最高的工作之一，我认为这是音乐学最精英的层面在以一种迟到的方式认可流行音乐、网络音乐与媒体音乐，认可其值得被严肃地研究。实际上，很多高校早已对流行音乐展开了研究，有些甚至已持续数十年之久。很多在一般人的认知里不及芝加哥大学的学校，比如纽约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有关于流行音乐的非常强有力的研究项目。部分原因是这些学校更实际，他们训练学生去现实世界工作，将其训练成音乐生产者。而在音乐理论和音乐学层面，对流行音乐的关注则比较晚。作为音乐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最终承认了流行音乐研究的合法性。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常春藤学校也一样，我能在哥伦比亚大学以这个题目撰写博士论文，也表明大家同意这样做。不过，我的写作重心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不少改变。2014年，我在论文开题时的着眼点是，我们应该把网络更当回事，需要去研究网络音乐。但到了2019年答辩时，我对此已经无须辩护。即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情况已经有所不同。我认为部分原因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出现了很多关于媒体的讨论，比如关注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在此之后，大家意识到不能再把网络仅看作“吃瓜群众”的聚集地，而开始重视网络对政治的影响——即使看上去很愚蠢的网络讨论，也是全球政治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
何彦霄：你的博士论文以碧昂丝2013年的视觉专辑结尾，为什么选择它作为最后的讨论?
哈珀：实际上，关于碧昂丝的这一章是我论文的起点。当我写作关于碧昂丝与社交媒体的现场性的章节时，已经在考虑有关碧昂丝与媒体的问题了。2013年12月，碧昂丝发布了《碧昂丝》这一让人震惊的专辑，并在Instagram、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开始了持续发酵。这张被命名为《碧昂丝》的视觉专辑一般被看作碧昂丝关于自己的认同，也呈现了碧昂丝成长过程中的真实人物，包括杰斯（Jay-Z）、布鲁·艾薇（Blue Ivy）还有真命天女（Destiny's Child）组合的成员，以及碧昂丝家乡休斯敦的居民们。这张专辑里的歌曲与视频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美学上都非常不同，包括“Yoncé”这样的说唱作品与“Pretty Hurts”这样的民谣，还有“Blow”这样的迪斯科风格流行歌曲。
美国歌手碧昂丝在2013发布的专辑《Beyoncé》。
这张专辑的发布基于碧昂丝对社交媒体上音乐粉丝的行为方式及其如何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理解。我参与了这一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学者，我也对此进行了思考。我在想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一点的。这名全球流行音乐界的顶尖艺人是如何将大量的经济与文化名望资本转化到这张专辑的发布中的。当她发布这张专辑时，她需要完全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网络走红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以至于碧昂丝确定这张视觉专辑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我论文思考的开始。不过，我基于论文写作的书关注的时间点停止在2020年，我会关注TikTok现象，会讨论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完全识别、确定网络走红现象的阶段，进而对其进行利用。
何彦霄：你还主编了一本关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论文集，能否介绍一下这本书？
哈珀：这本论文集源于两年前我们组织的一场线上会议。借助疫情期间线上会议的优势，我们得以将世界各地研究斯威夫特的学者集中起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进行交流，这使我们感到激动。和Lady Gaga、碧昂丝、麦当娜（Madonna Ciccone）等人相比，斯威夫特还没有被一本书这样讨论过。因此，很自然地，我们计划将会议论文集合起来。当然，这本论文集不仅仅是关于斯威夫特的传记或详细分析，而是更着眼于将斯威夫特作为一种现象去阐释美国与全球音乐。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们都将斯威夫特作为一种视角去思考现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当代名人、媒体文化以及音乐产业。这些思考包括：当代的音乐人是如何对认同、作者性、品牌与版权问题进行探索的，社交媒体是如何导致当代名人与粉丝之间新的关系的，以及当代技术如何影响了相关音乐作品的接受与分析。总体来说，就当代美国流行音乐研究而言，这本论文集对从歌曲本身、视频及背后含义，到明星与粉丝的互动、对女性主义的介入，还有明星本人在不同时期如何表现自己、如何探索自己的职业路径等主题，都有研究。
何彦霄：我近年在研究“韩舞翻跳”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韩流粉丝比美国流行音乐粉丝有更强的识别性和认同感。如果不是因为我在田野中认识了不少韩流粉丝，加了他（她）们的微信，BlackPink这样的韩流团体不会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但当斯威夫特在2022年10月推出新专辑时，我认识的一些学术界人士——我此前并不会觉得他们是任何流行文化的粉丝——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激动。我对此进行了反思，感到韩流的影响力实际上没有美国流行音乐那么广，只是韩流粉丝们有更强的认同感，也更乐于表现自己的粉丝认同，特别是通过“韩舞翻跳”这样的方式在公共空间里表达自己的认同。而像斯威夫特这样的美国艺人，大家也许对她的歌曲只带有一种私人的听歌习惯，没有发展成像韩流那样强烈的认同。比如，如果两个不相识的人发现对方都喜欢韩流，双方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如果两个都喜欢斯威夫特的人相遇，也许没办法形成那样的友谊，更别说两个都喜欢美国流行音乐的人相遇了。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哈珀：我非常认同。基于我关于斯威夫特的研究，我注意到大家更倾向和斯威夫特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斯威夫特的粉丝也会去做一些粉丝会做的事情，也会存在粉丝间的骂战。同时，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的斯威夫特粉丝都会热衷于讨论她。不过，我觉得斯威夫特效应的一部分首先是你希望占据斯威夫特在她的歌曲里展示的空间，渴望成为她的朋友，这更多是一种一对一的亲密联系，而斯威夫特也鼓励大家这样想。这也许部分造成了你观察到的现象：斯威夫特的粉丝不热衷于参加粉丝群体，而是更愿意与斯威夫特建立私人的联系。
何彦霄：韩流在美国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一系列走红视频，从鸟叔的《江南Style》到防弹少年团的Dynamite。尽管你的博士论文没有涉及韩流（但在论文导言中多次提到了《江南Style》），你是否认为韩流在美国的成功符合你在论文中讨论的音乐视频走红机制？
哈珀：我忘记是什么原因使我没有去讨论《江南Style》了，不过我想可能因为碧昂丝的视觉专辑在某种意义上是《江南Style》的反面例子。在论文里，我试图不去讨论工业化生产的走红音乐产品。《江南Style》明显是一种高度工业化的产品，《碧昂丝》则不同，该专辑几乎完全依赖于高浓度的话语与粉丝们通过购买专辑获得参与的授权（an intense amount of discourse and a mandate to participate-via-purchase），《江南Style》现象则依靠传统走红技术，比如混音（remix）与分享（sharing）。大家对《江南Style》的“参与”包括去分享相关视频、混音、模仿，而不是将这首歌作为一种商品去购买。不过，我的确可以将关于《江南Style》的讨论作为《碧昂丝》的代替，作为单独的一章去讨论，因为二者都触及了相同的问题。
《江南Style》，由韩国歌手PSY和柳根亨共同创作。
有趣的是，不少人将《江南Style》视作韩流走向世界的开端。然而，我认为《江南Style》并不是一首典型的韩流作品。我将之看作是走红音乐，而非韩流音乐，它是高度工业化的走红音乐。当然，《江南Style》的确为美国听众欣赏韩流奠定了基础，让大家意识到即使不懂韩流歌曲歌词的含义，也可以跟着一起欢呼。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个国外的产品，即使这一产品不是专门为了美国听众而生产的。我倾向于将《江南Style》与韩流音乐相区分。
何彦霄：总体上，你怎么看待当下美国对主流流行音乐的研究（不包括说唱）？
哈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关于美国流行音乐，我们有关于这些女歌手的专题论文集，它们能表明相关研究的一些焦点。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无法代表整个流行音乐研究。不过，这些研究还是可以展示美国流行音乐研究里的一些方面。首先，这些论文集都非常跨学科，它们一般不只关注音乐，不想只和音乐学者对话。这些学者来自名人研究、英语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还有媒体研究领域。这在流行音乐研究里非常有代表性，比传统的音乐学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性，这令我非常激动。尽管在学术界，流行音乐研究还非常年轻，但这是一个致力于关注边缘群体的领域，它讨论权力、女性创作者的才艺、非裔美国人的重要贡献等问题。因此，这些论文集有一种名誉修复的功能。大家一般喜欢去诋毁麦当娜、制造关于Lady Gaga的刻板印象，认为她们只是一种视觉幻象，而流行音乐研究者试图用更加细致、有说服力的方式去研究（他们），因此有为一般被学术界边缘化的研究对象“正名”、提升其地位的倾向。
何彦霄：如果一些音乐学、表演研究的学者希望像你一样从事非传统研究，你有什么建议？
哈珀：像所有学术研究一样，做流行音乐研究也是与过去和现在的学者对话，因此要考虑你的研究是在和谁对话。我在2014年时对话的是媒体研究、流行音乐和粉丝研究，但与此同时，我也在做档案研究，只是这个意义上的档案研究与我历史音乐学的同行们的不一样。我不需要去意大利，只需要坐在电脑前面。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做的是寻找和同行们所做研究的共通点，并将这些共通点提炼出来。我的博士导师一直提醒我，让我思考我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是音乐学研究。也有人提醒我，有些学者并不能理解这样的研究，我需要让他们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当然，你在学界的确可能遇到那些保守的人，他们诋毁所有新的研究。但与此同时，学界也有很多人愿意去了解他们之前并不熟悉的研究，有兴趣理解你是怎么把中世纪的书籍、手抄传统与汤博乐（Tumblr）网站上的字幕和标签联系起来的。因此，你需要有策略性地思考怎么与开放的人交流，他们只是需要更多的相关背景以理解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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