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1887年《遗稿》第11 [294]节，在尤里乌斯·威尔豪森同年出版的《随笔》第三卷“阿拉伯异教之残余”的烛照下，写了一段话，印证了我在浩瀚文本中迷航时的某些感想：
“[基督教]反异教要在哲学上论证自己并且使自己成为可能的努力：对于古代文化的双重形态的嗅觉，特别是对于柏拉图这本能的反希腊主义者和闪米特人的嗅觉……同样还有对于斯多亚主义者嗅觉，斯多亚主义者本质上乃是闪米特人的作品，——作为威势的’尊严’、律法、作为伟大性的德性、自我责任、权威，作为最高的个人自主性——这都是闪米特式的。斯多亚主义者是一个包裹在希腊尿布和概念里的阿拉伯酋长。”
尼采这段话令人想到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这个闪米特人的终生努力：在中古阿拉伯-犹太（闪米特）“先知学”和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立法者”学说之间建立正典律法联盟。施特劳斯应该读到过尼采这段话或散布各处的类似残篇，而且他当然也熟悉尤里乌斯·威尔豪森这位日耳曼人对“古以色列史”的肯定性研究，这里的“肯定性”指的是对旧约时代（前流散时代）的肯定，那是古希伯来人的正典时代。
——所以，施特劳斯、尼采、威尔豪森，和柏拉图以及古代斯多亚英雄一起，在律法正典的名义下结成了某种“闪米特联盟”。这个联盟崇信威势、尊严、律法、《尼各马可伦理学》浓墨重彩的“大度”美德、责任、高贵等级的崇拜以及作为最高的个人自主性。在维柯笔下，正是这些价值支撑着希腊古史上的“英雄时代”。不妨说，“英雄时代”是希腊古史的“闪米特时刻”，那是一个崇高压倒优美的时刻、立法诗压倒抒情诗的时刻、奥德修斯压倒忒尔斯特斯的时刻、十二铜表法压倒格拉古土地法的时刻，总而言之，那是一个过量的时刻：对温软安逸的“人道时代”而言，“英雄时代”里的任何事物都是过量的，严酷正义、巨大僭主、宇宙体量的创造、大立法者、屠城式的征服。这就是尼采看到的闪米特反希腊的含义，我将其概括为“过量的正典”。
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还有另一半——
尼采这段关于“闪米特人柏拉图”的讨论属于一个更大的语境，即对“古代伟大的反异教运动”的批判。这场运动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作为古代晚期的闪米特分支，当然以反希腊为其本职工作，但这项工作并非基督教的原创。尼采洞见到，基督教只是接过了那种在异教内部已然发生的“针对古典理想、针对高贵宗教的斗争。”（11 [295]）基督教利用了“闪米特人柏拉图”及其斯多亚英雄伙伴们对希腊的斗争，但在一开始就把那场斗争中的象征因素做了“粗鄙性”的价值颠转。（ibid）
这就是那场最著名发生在古代晚期的价值颠转，尼采在前一节称之为“悲观主义的临近”，“弱者、失败者、苦难者、受压迫着的悲观主义”，我更愿意称之为“战败者道德”。（11 [293]）“它的死敌是性格、精神和趣味上的权力；世俗性；古典的幸福；高贵的轻率和怀疑；坚定不移的骄傲；智者的古怪放纵和冷漠自足；在仪态、话语和形式方面的希腊式的狡黠，——它的死敌就是罗马人，同样还有希腊人。”尼采如是说。（11 [294]）
这里的重点是，基督教这场反异教运动没有使用正典武器，因为在运动初始，古代正典就已经解体溃散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起源于正典的迫害，在其发轫阶段也必以正典为死敌。（尼采《遗稿》11 [280-281]对此有精简论说，“耶稣发起的起义到底针对什么？”以及“保罗大规模重建了被耶稣宣布无效的东西。”）古代城邦正典公民体的破碎产生了巨量世界主义难民，他们都是战败者。基督教组织动员了这批战败者，以“战败者道德”为名义，从另一个方向，——负典的方向，对异教自然世界实施打击。在这个方向，我们同样遭遇到了特属于闪米特人的那种过量，这次是过量的负典。
尼采在1887年遗稿这个语境中并没有论证“闪米特人柏拉图”的正典性和基督教运动的负典性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演化逻辑，他只是草草枚举了这套负典的关键词：彼岸的希望、牺牲品的血腥幻术、拯救、禁欲主义、厌世、教阶等级制、复活、清算、审判。这也是他终生瞩目且永不宽恕的敌对力量：生命的退化、道德的贫血、颓废和对世界的诽谤。为了这场战斗，他追随模仿了那个古代加利利人，走出了人能走的最极端的那一步：成神。
题外插话：这篇速记完工以后，我照例分享到了“地瓜野话群-短文本分析小组”，南京仁杰博士的毒舌可观：“新柏拉图主义者在驳基督徒的时候，就称他们为无神论者，不虔敬者，那个灵修的神。——正典溃败的征兆就是大家纷纷抢占负典高地，尼采的成神又何尝不是。”
尼采这篇遗稿对我最大的提示是，正典也会发生过量的演化，从而对天真无辜的自然、生命和世界构成压制。其实，我们本应该回忆起来，古代灵知派高人早已看到这一不幸的状况，他们反对律法，目的正是反对正义的不正义性，马西昂（Marcion of Sinope）对圣经中的“犹太性”（闪米特元素）的激进拆除，也是一个道理，他拆除的是压制性的律法和自由圣光上升之路上遭遇到的星际掌权者（Archons）。而圣经中的那些“犹太性”，正是前文提到的把施特劳斯、威尔豪森和尼采及其中古阿拉伯-犹太哲学友人和柏拉图主义大立法者粘合在“正典联盟”中的东西。
所幸的是，施特劳斯对过度的法利赛律法主义并没有坚持太久（他早年曾经像尼采一样，为了抵制“十字架”而背书法利赛人的迫害并将后者与柏拉图政治哲学联结在一起），他晚年投身拥有“斯巴达品味”的雅典哲人色诺芬，并与耶路撒冷的“卡巴拉”哲人肖勒姆密切交往，其原因在这一瞬间也可豁然开朗了。——“It is more honourable, and just, and upright, and pleasing, to treasure in the memory good acts than bad ones.”（Anabasis, 5, 8）色诺芬就是这样，在其《回忆苏格拉底》中，以一种不过量的风格，回顾了苏格拉底近乎“平庸”的人生、语录和死亡。
尼采遗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在“闪米特人柏拉图”及其斯多亚英雄伙伴那里，是否同时存在“过量的正典”和“过量的负典”这两条令世界倍受折磨的线索？换言之，在希腊传统中是不是也秘密生长着某种“希伯来负典线索”？或者至少是某种能够与后者链接的逻辑接口？我关于“战败者”论题撰写的系列文章已经对此给出肯定回答。我的发现和论证尤其瞩目于古代正典的暗面，那里有能够链接“希伯来线索”的秘密通道。在古代晚期，当正典溃散之际，那个暗面，那个通道，就显现出了峥嵘，基督教运动就是在那个地方，在幽暗的地下墓穴，发起反异教斗争，并重估价值，颠转世界。——就像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合唱队所吟唱的大海一样，当它被搅动之际，隐藏在海底的黑暗才涌上海面。（第586-593行）这大概就是尼采遗稿里所谓的“古代文化的双重形态”吧？
和“埃及人摩西”的命题一样，柏拉图哲学中的“希伯来线索”，或者“闪米特人柏拉图”，也值得成为一个话题，或者成为传统公共话题的一个暗面。这里的“暗面”提示一种双重颠覆的含义，即对“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双重颠覆，同样也是一种——考虑到永恒的双城冲突——双重成全，一如摩西对“埃及”和“希伯来”的双重颠覆和双重成全。其中，颠覆性是我最看重的。
2024.11.25
Aulus Gelli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