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林前10:21)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的遗作《上海三部曲（1927-1952》（英文名《Policing Shanghai》）是一部视角独特且充满故事性的学术作品，犹如一部精彩纷呈的话剧。
容我先借用荀子的“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荀子 劝学篇第一》）和王夫之的“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为贪功之人乎”（《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四》），这两句话来点评。
无疑，在纷繁复杂的事件线索面前魏斐德极尽所能予以条理化。前文所引的两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常凯申在上海特别市建立以及以“警察权”为抓手的政治措施里，他的权力意志和极限在什么地方。“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指的是他外交战略上的左右徘徊和游离；“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为贪功之人乎”则指他所面临的内部财政窘迫和维系权力秩序时在上海的作为埋下了国民党政权覆灭的种子，可谓“种风收暴风”（《何》8:7）。但总而言之，蒋介石在上海的政治擘画和实际作为的南辕北辙可以归咎为他自己和国民党在精神气质上顾盼回眸的内卷视野，在“开眼看世界”的心态、视野和政治雄心、气魄上就已经再次沦落并坠入同样的“林则徐陷阱”。
我们无意冲击和溶解“正统”历史叙事中作为民族英雄形象的林则徐。犹如茅海建先生指出的，林则徐的意义仅仅在于道德上，而在具体的政治措施以及结果上对满清而言无疑却是毁灭性的。因为林则徐那种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肯定和无害宣示，同西方帝国列强的扩张性观念和行为是无法融合的，这才是原则性的分歧。
就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城市而言，上海无疑居于中心位置，时间越往后，这一中心位置就越明显和重要。称之为“枢纽”亦不为过，岂不慎乎！魏斐德的著作时序从1927年-1937年；1937年-1941年；1942年-1952年。提醒注意，时序的划分并非作者心血来潮，而显然就是对论证主题“创世纪”般的排序。首先我们搁置最后的1942年-1952年的部分。对1927年-1937年的断代，魏斐德在序言中是这样说的：
20世纪中国经历了至少三次革命。……第二次是1927年的革命，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部，与共产党分裂，建立了以蒋介石的一党统治的共和国。……本书述及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段为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年到1937年与日本开战前的十年间。在这十年中，蒋介石主持着南京的中央政府，他试图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未竟的建国计划付诸实施。这个计划的一个中心点是在上海——20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中中国唯一真正的大都市，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当时上海的一部分还处于外国的统治下，蒋介石决心在这个城市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民党政府，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恢复对条约口岸的主权并加以管理。
在1937年-1941年的序言中：
“我对‘孤岛’的兴趣，是被日本人占领位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周边华人区的为期四年的非常局势所激起的。诸般紧张关系不仅由于这种不稳定的对峙（它最终在日军袭击珍珠港时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产生，并且还由于在中国爱国分子与日、伪力量之间为控制沪西‘歹土’所进行的秘密战争而变得剧烈。”
显然在这一序言中，魏斐德将1941年——这一时刻在二战中发生了转折性的大事件，即日本占领上海与偷袭珍珠港和美国宣战作为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未予点明，但此间暗含的递进关系却不容小觑。
这样的断代非出偶然和随意，而是指明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在1941年前围绕日本侵略而在美苏“两君”之间的游离和徘徊。对前者，国民党及蒋介石投怀送抱太早，对后者则太晚。当然，这是从权力来源的唯一性上作出的评判。可以说，国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国际性”（仅需回顾下孙文、蒋介石、汪精卫等大佬的履历和多次反复的政纲、路线就足够）。长期被国际势力“围猎”的国民党及蒋介石在设立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对外宣言中，却径行提出要瓦解与列强有巨大利益的租界和收回“治外法权”。——至少在这一刻、这一事件上对蒋介石“卖国贼”的指控就是不成立的，称之为第二次林则徐烧烟也不为过。
蒋介石意图挣脱条约体系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一“代价”会自然而然加载在国民的肩膀上，但“毒天下”终于要“毒自己”。为筹集军费、打压和收买各地军阀，以及禁绝共产主义等天文数字般的刚性财政支出项目迅速显露出狰狞的面孔，并迫使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甚至全国走上了一条涸泽而渔、祸害百姓的道路。（参见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直至1935年年底，国民政府经济经宋子文、孔祥熙以及英国财政专家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抛弃银本位制为标志的币制改革，组建了中央银行并正式发行了全国统一的货币——法币。（参见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这才意味着委员长可以适当收缩或放弃与黄金荣、杜月笙等臭名昭著的上海滩大亨通过贩卖毒品、风月场所的合作来养活武装部队的道路。
但好景不长，国府经济的再度恶化是以日本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为原因。短短几个月间华北、华东沦陷，蒋介石再度面临极为窘迫的财政处境。
蒋介石在逐鹿中原，列强亦在逐鹿“逐鹿中原”的他。除开租界的列强而外，日苏美三方展开的角逐自然会警醒蒋介石，他的政权正处于内外交困的风暴核心，容不得半点闪失。蒋介石在美苏日之间三头下注，斯大林以其之道还施彼身。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和1938年汪精卫叛逃并建立“汪伪政权”就是例证。
不知是否事出偶然，在“西安事变”事态紧急下，苏联先是向国府发送了一个电报，却因为乱码无法翻译，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仅能知道苏联对此事甚为关注，这让国民党内部无所适从。蒋介石受囚次日，陈立夫召见共产党在上海的特工潘汉年，并由后者向共产国际和周恩来发送电报，转达“如果蒋介石受到伤害，日本人一定会以此为由向苏联发动进攻”。共产国际答复：“你们的观点完全正确。我们已电告周采取相应行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共识，并将蒋介石送上了全国拥护的领袖地位。苏联以此事件为杠杆消解了德日防共协定带来两头挤压的紧张趋势。但西安事变浮现出的美苏、国共合作亦使得日本陷入侵华以来最为急迫和紧张的处境之中，从而铤而走险全面侵华。——继而又触碰了美国为之划定的红线。
因而，解读魏斐德的《上海三部曲》的关键，前提是要把握住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自由港）的枢纽性质。鉴于这段历史中危机来自海上，作为后来人，我们不妨从蒋介石和国民党顾盼回眸的视角跳出来，而采用海上来者的视界看待上海和中国。这一视角的转变也是蒋介石跳出“林则徐陷阱”的第一步。
1945年日本投降之日就是蒋介石在美苏之间骑墙态度必须终结之时。到此刻，蒋介石就再也不会在乎别人指责他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在美苏两强之间无论作出何种选择，在本质上都是半斤八两——翻译成我们四川话就是：老瓦（乌鸦）嫑笑猪黑。
这部分的相关史实和能集中展现魏斐德那种塔西佗撰史风格的，就在此前被我们搁置的《上海三部曲1942-1952：红星照耀上海城》中。由蒋经国主持在上海推行的金圆券改革非但没有化解币制危机，反倒成了葬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蒋介石毒天下（上海）最终自身亦不能免于其毒，这正是历史的正义，迟到但绝不缺席。
作者系成都执业律师，海外汉学爱好者。
诸世代的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