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实录，2020.4.13，上海 疫情围城中
文字整理：清源
对不幸的人寄予同情，是一种德行……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有身份的士女——七位小姐和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
——薄伽丘《十日谈》序
阿刻隆河学者:
各位上午好，从现在（10点）开始到12点，是自由讨论时间。接到校方通知，我这学期的另一门课（“美国秩序的保守主义根基”）这星期就要线上开课了，昨晚备课到很晚，那么罗马史这门课的第5-6章要点就没有时间写了，请大家原谅。
孟德斯鸠展现给我们的已经是罗马史的“要点”了，我们的学习方法其实应该是反着来，就是围绕他的要点，详细展开讨论才对。无奈这种线上网课方式很难实现，这需要面对面的交谈，十分遗憾。比如第五章开篇，总结汉尼拔的终局，文词令人动容，孟德斯鸠提到“哭泣”（第3段）。
清源:
汉尼拔在这三段确实是个悲情英雄。
阿刻隆河学者:
是的，我们不妨在这个话题上多停留一点时间，他确实是一个悲剧式的角色。大家注意我的随文旁注：“Chapter 22，Pillipus' weep”，也就是第22章，也谈到哭泣。大家翻到第22章，找一找。
清源:
天呐，Pillipus竟然为了战争要死太多人而哭泣。
阿刻隆河学者:
是的，第22章第12段。在往下看第13段，阿拉伯人为什么哭泣？
清源:
因为“无法让基督教徒尸横遍野”。是不是说，这时候轮到罗马步入老年，阿拉伯民族正值青年？
阿刻隆河学者:
对的。这就是孟德斯鸠研究德性腐败议题的切入点：眼泪。
今天之所以提到这个哭泣，还有眼泪这个议题，是因为之前我看到过一篇非常棒的文章，莫米利亚诺写的，印象很深的，我给大家截几张图看一下，那个文章是在《外族的智慧》这本书里的，是对波利比乌斯的一个研究。——
阿刻隆河学者:
这是前三页，后面更精彩的，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手边有这个文本，可以看一看，才华横溢，非常棒的一篇古代史的研究文章。第三页里面有一句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罗马人并不需要等待希腊人去发现他们也是凡人”。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莫米利亚诺这个历史学家，他是非常看重古罗马，更倾向于褒奖古罗马，贬低古希腊，他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风格，跟布克哈特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也许天生地更亲近罗马吧，包括他的学养，他的老师德·桑克提斯，都跟德国的蒙森传统有关联，我们知道蒙森是个罗马狂，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就是为罗马秩序提出辩护，尤其是罗马共和中晚期的征服和扩张。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发步一研究笔记，也涉及到了。就是说，罗马作为征服民族，为什么他们（尤其是统治精英）会体会到很多战败者的这种情绪？比方说人只为凡人、人不是英雄、人的必死性，包括他们对斯多亚哲学和斯多亚道德的接纳。这背后都是一种对“mortality”这个东西的一个非常尖锐，非常痛苦的意识。所以你们看，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西庇阿，他面对大火中的迦太基的哭泣，包括凯旋式中安排的这个奴隶的不祥的警告，以及“罗马人并不需要等待希腊人去发现他们也是凡人”这句话。所有这些东西都说明罗马人的特殊个性，他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征服民族，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穷兵黩武的民族，他们有一种自我贬抑的机制，甚至是自我厌恨，他们对自己骄傲的征服事业心怀一种隐隐的不安。这一点是很多我们研究罗马史的学者或学生容易忽视的，就是过度的去关注他们的appearance，没有注意背后更深层的驱动。这门课今天结束之后，回头我会整理出另外一篇研究笔记，点评几段西塞罗和塞涅卡的作品，深化一下这个议题。他们之所以能有这种生活态度和文学修辞，这种道德，这种消极的，你们也可以说是用我的概念就有“负典”式的元素，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认为他们确实看到了——，人这个物种本身的贫乏和限度，它本身的有限性，尤其是他的必死这个东西。凡人，必死的凡人，mortality，这个东西是困扰古代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也是他们的文明演化逻辑的一个最深层的驱动。——有朽，或是必死，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涉及到我昨天撰写的课程讲义要点，里面讲了“命运”这个东西，命运感，弥漫着命运阴影的世界感。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东西，这是西方文明一个至深的驱动。所以，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费解，为什么这么一个强悍的文明，它的驱动反而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东西，必死，命运感之类的东西，命定论的东西，或者斩不断的治乱循环一类的东西，以及其他更暗淡的视野，孟德斯鸠在《原因论》后面东罗马章节会讨论这些东西精神性的，nightside，暗面。这些具有颠覆性的、消极、负面的东西反而能够激发、催生出一种“正典”演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琢磨的一个问题。反观华夏，这套秩序完全是另外一种演化模式，简单地说，这套秩序是一套纯粹正典，里面没有丝毫消极性的元素，纯然的正气、正义、正经，换言之，它没有给“负典”留下立锥之地，与“负典”保持彻底隔膜、陌生和冷淡的关系，这意味着这套秩序必然丧失了只有凭借“负典”的穿透力才能开启的那个更深的精神维度，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缺失，你不去主动出击，主动去和“负典”博弈从而妥善地安顿“负典”，那么最终的逻辑就是被动承受“负典的”反噬和复仇。长久以来，华夏民族一直都在品尝由这种缺失所导致的尴尬和磨难。——举个例子，“负典”在西方可以光明正大地参与“上帝城”的秩序构造，从而获得正典的法权地位，但在华夏秩序，它只能以诸如“太平天国”这种过量暴力形态出场。这个话题很大，这里不讲了。
清源:
好像是这个样子。华夏秩序在理论上的主流表现似乎都是正能量，积极，入世，但实际的国家实践却呈现为被动和内向；而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古代秩序恰恰在理论上似乎有更阴柔、更受制于理论深思的品质，反而在国家实践上要积极的多。
阿刻隆河学者:
我想提醒的是，“战败者”在西洋文明中起到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战败者的眼泪，征服者的哭泣，等等……征服者和战败者在“眼泪”中形成了某种神奇的和解和联合，换言之，正典和负典的和解和联盟。这是西洋文明非常奇妙的场景，也是它的深驱动。这个话题可以延伸出非常多的子议题，比如希腊悲剧，这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盘，是他们的核心。希腊悲剧刻画了很多战败者，希腊悲剧就是以战败者为核心的传奇故事，这么说也不算武断夸张。尤其是那几个大家族，比方说阿伽门农家族非常惨烈的命运，还有最有名的，那就是特洛伊的王族（普里阿摩斯、海伦，卡珊多拉、赫库柏），他们战败、被掳、灭亡的悲惨命运及其由此（只能由此）开启的人性在另一个维度、另一个位面、另一个世界绽放出的强光，都深刻介入并照耀着西洋初民的文明演化之路。我们从这些悲剧里面看到的，首先当然是他们的战败，而且倒在卑贱的位置上，the fall of the nobles。然后，但是呢，他们最后又从卑贱中站立起来，身披光明的衣袍。这个是西洋文明的非常特色，他们并没有在卑贱中死去，而是在另外一种光彩中重新绽放，另外一种光彩，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更耀眼的一种光彩，人性的更本质的维度就这样打开了，继而，跟此世的生命直接形成尖锐的对峙和博弈。莎士比亚就深谙希腊悲剧这种模式，正如上学期我们在莎翁的研讨课上已经深入讨论过的。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希腊悲剧，再看他们的历史编撰，以及罗马史上情节，至少从他们的史学家传下来的那些文字上来看，其实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希腊悲剧的一个模仿，在精神上都是悲剧式的。按照古希腊的文学体裁分类，“史”是一个很难划分门类的书写模式，似乎被分配到“诗”的范畴里了，在“诗”的范畴里，“史”又更倾向于“悲剧”这门诗艺，换言之，“悲剧”为“历史”奠定了基本的制式，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开篇的相关讨论对此有强烈提示，他指出了二者的差异，其实暗示了二者的同源，这是很多不善深思的学者所忽视的一个地方。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希腊悲剧中的“战败者”的多层含义，它除了A国把B国打败了那么B国就是A国的战败者这层含义以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人本身是命运的战败者，这里的人指的是所有人。用荷马史诗的表述就是，那些“离神明最近的英雄，最终都死去了。”大家可以细心体会一下这句话的含义，离神明越近的人就是所谓的“英雄”，在古希腊神话里，英雄就是神和凡人生的后代，介于神和人之间的，是高傲的种群，也就是敢于试探命运的人，，离神的界域非常近，但最后，仍然受制于必死性的命运分配。荷马就是用这么一个意象，就是离神最近的那些人最终都是灭亡了，用这个意象来揭示人的“mortality”，换言之，人是神的战败者，是命运的战败者。这样的话，战败者这个东西就被纳入到命运的悲剧情节中，他的含义和地位由此陡然升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战败和陷落就不是毫无意义的损耗和泯灭了，他们这些卑贱的、被侵犯的、被羞辱的，他们并没有彻底的灭亡，反而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以另外一种姿态，在另外一个世界上，重新站起来了，这是希望大家要尤其关注的。这种理念，即在这个世界里倒下，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站立起来，这么一种理念，它所催生的就是一种非常剧烈的颠转，价值的颠转，价值的重估，它在基督教秩序中演化到了巅峰状态。再来看看东方的很多秩序，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东方这些文明体，包括远东的华夏，类似烈度的价值颠转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地表秩序”的颠转是经常发生的，比如我们课堂阅读材料，也就是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那本书勾勒出的线索，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秩序就要颠转一次，但是呢，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价值的次序缺从来没有发生颠转，成王败寇，那些死去的，那些卑贱的战败者，最后都是毫无价值的消耗和消散，这是一种不忏悔、不平反、不拯救的秩序，也就是一种全然“正典”的秩序，一种“负典”在其中没有存身之地的秩序，一种安提戈涅所诉求的那种“高级法权”不在场的秩序。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以这个战败者的立场，然后援引一种更高的超越理念资源，去对照、挑战甚至颠转尘世正典中的那些强横、傲慢、暴力和杀戮诸如此类的败坏性元素。一套聪明的秩序，都会为自己准备一套备选方案，一种alternative，没有alternative的民族是悲惨的，也是极度不安全的，因为它建立在理论上几乎一半人口的价值被取消的基础上。这也是我始终看重索福克勒斯的那个悲剧的原因，就是《安提戈涅》，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这个神奇的女子？她的名字本身就提示着价值的颠转，她在克瑞翁的地表秩序——那个阳光照耀下的秩序——的下面，另外发现了一种秩序。明白吗？这就是安提戈涅的关键。——另外一个选项，一个alternative，一个option，一条出路，尘世上的另外一半人口的出路。好了，大家有问题吗？感想，点评，批评？
津萌:
我想请问，保守主义哲学家（如伯克）所守护的传统和老师说的多选项有冲突吗？
阿刻隆河学者:
没有，在英格兰秩序中，多种选项，alternatieves，是发育良好的，它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健康生态。
楼中燕子:
在“正典vs负典”的前提下，我想提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能把乌托邦视作利维坦的反题吗？
阿刻隆河学者:
有点这个意思，尤其是莫尔-培根意义上的新大西岛-乌托邦，是所有旧的大陆秩序的对照面（对照，不一定对立），用“反题”这个词有点极端。乌托邦否定了对“位置”的迷恋，同样，利维坦我觉得它未必不同样是在反对“位置崇拜”。
楼中燕子:
“位置”是什么意思？
阿刻隆河学者:
就是topos，其实就是异教希腊意义上的“自然秩序”。三者（莫尔、培根、霍布斯）都强调一种凭空的创造，即“不自然”的秩序。
楼中燕子: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读《白鲸》和《格列佛》有感ocean reverie的消逝，不知道是不是跟“无法地带”也去魅了有关？
阿刻隆河学者：
你可能想说的是“无主之地”。是这样的，准确地讲，没有无主地了，地球已经封闭，地缘政治学奠基人麦金德和边疆史学派奠基人特纳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对此深感无奈。所有人，所有民族，包括那个“永恒民族”——犹太民族，都被给予了一个位置，都被固定、被范畴化了，也就是说，自由负典的演化路径被阻挡了，在十分具体的空间意义上、地理意义上，被阻挡、被封禁了，人类失去了自由和迁徙的可能，开始被迫安息在一种没有生机的正典之中，被迫正典化。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基本状况。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
楼中燕子:
安提戈涅可以说是严重冲击“topos”了吧？
阿刻隆河学者:
安提戈涅是对“topos”的比较早的一波攻击，七个男人都没有攻破的忒拜城被她一个弱女子摧毁了。更早的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东部领袖阿那克西曼德，可惜他的攻击流产了。尼采对此有精辟讨论。
源康碇:
有没有看过Star of Redemption？作者对孔夫子的评价甚为有趣。
阿刻隆河学者:
这书我读了半个学期。
源康碇:
实为响应上面所言。“太正常了”，是一句貶義話。
阿刻隆河学者:
正典崇拜。
斌璐老师：
源康碇:
没有“性格”（personality）。
阿刻隆河学者：
斌璐的这个截图就是罗森茨维格的《救赎之星》，非常棒的一本书。罗森茨威格我个人对他评是非常高，20世纪欧洲，三个阵营的三个代表。一个是新教的卡尔巴特，异教的就是海德格尔，犹太教代表就是罗森茨维格，他是第二次圣殿倒塌以降的犹太负典传统的忠诚继承人，他逆转了赫尔曼·柯亨乐观浪漫的绥靖主义，坚定地注视着犹太民族与“外邦人”之间永恒的敌意。非常遗憾的就是罗森茨维格患重病早逝，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这本《救赎之星》，Star of Redemption，也是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青年时代的施特劳斯是罗森茨威格手下的编辑，写过一篇简短的纪念文章。柏林的犹太学术院是一战以后罗森茨维格一手创建，他是院长、领袖，以那个学术院为核心，积累了一批犹太学术精英。
源康碇:
“无精神可言的中国”，一贯的主题了。
阿刻隆河学者：
柏林的那个犹太学术院，它从很多方面，从它的形制，从它的使命，从它的人员，就形式上讲，非常像当年的清华国学院。罗森茨维格，相当于院长吴宓的地位。遗憾就是他去世太早了，后面又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二战，大屠杀，冷战，他肯定会贡献超一流的思考，真的很遗憾。世界发生巨变，可是最深邃的头脑不在场了。
阿刻隆河学者：
我们来看看罗森茨维格这段话，也就是斌璐老师贴的这个截图，他讲中国文化这种“无个性”，就是“unpersonality”这个问题。凯硕也重点把它截图贴出来了，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知道他用的这个词，德语应该也是这个词，personalitaet，对吧，应该是这个词。我们知道personality这个词在希腊文里，它来自persona，它的意思是“面具”，mask，演戏用的面具。罗森茨维格这段话传达的，是他发现的孔子，包括老子的某种特质，就是这可能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没有面具的文化，翻译成没有精神或者没有个性，这是引申义，我们应该首先把握住这一层最表面的意思，就是没有面具，就是说，不表演，换言之，它不会在“是”（to be）和“假装是”（to pretend to be）之间做出区分，因此，这样的哲学注定会按照它这个“不表演”的逻辑走向所谓的“知行合一”这种道德目标。我经常提醒大家，严格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知”不彻底，是极度平庸的“知”，人的行动和人的思想永远不会百分之百重合，思想比行动激进彻底深邃得多，知和行注定是分裂的，因此，人也是分裂，这才是正常状态，以牺牲思的纯粹性所达到的知行合一是虚假的知行合一，是一种伪善、伪智，一种理智的不诚实，另一种意义上的面具和表演。——你们看，从一开始的没有面具、不表演，最后竟然演化到面具、表演和伪善，我认为这就是罗森茨威格想说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其实，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都有面具和表演，区别在于，按照罗森茨威格这里的逻辑推论的话，那就是西方人戴面具的时候心里很清楚那就是面具，而我们则不然，我们可能那张面具真的就是我们的脸，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问题，尤其是苏格拉底——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那种反讽性、喜剧性的“自我知识”，那其实是一种自我解构，那种自我解构，按照罗森茨威格的分析，在孔、老这里都是不存在的，这样就可能会发生巨大的谬误，就是要么混淆“是”和“不是”，要么索性彻底放弃对“是”和“不是”的区分，规避分裂的二元，拥抱一种可疑的“知行合一”式的一元论东方智慧。我们常常听到中国文明没有超越维度以及世俗化特质等等论说，比如韦伯的那些观点，这是不争事实。走到这一步，其深层驱动就是罗森茨威格暗示出的“没有面具”特质，也就是说，它有意无意地删除、切割掉了一个维度，就是“知”的激进维度，这样的话，它的演化路径就规避了超越维度，有意无意地与超越维度失之交臂，这种意义上的“知”是被规训的“知”，它不再具有我们再柏拉图灵魂学说、古代灵知论、或是希伯来神车论以及先知学说中看到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轻盈性了，而是被剪去翅膀，监禁在尘世中，深深地沉浸在肃穆但暗淡的道德沉积岩层中了，想想安提戈涅死后的处境就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了。当然你也可以换一种好的说法，就是“思”这个东西诗意地安息在大地的家园中了。这个议题很复杂，我们这里不再多说，简单地总结一下，按照罗森茨威格的推论，套用我的概念，那就是，被孔、老规避和删除掉的是那一部分东西其实就是“负典”，保留下来的是纯而又纯的“正典”。——你们看，切掉那一半，剩下这一半，这当然是一套残缺的学说，以这一套学说为起点的文明演化路径恐怕也会发生扭曲。“负典”劝人逃避这个世界，“正典”劝人留下来，这是这个星球得以运行的一组基本张力和驱动，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自然法，接纳它的文明会更有风险和活力，删除它的文明将收获可疑的稳定并有可能归于最终沉寂。我常常想，这个世界，你不能太爱它，爱得过于纯粹、过于严肃、过于贪婪，最后就被它抛弃了，这个世界就像马基雅维利说的命运神女一样，你高傲一点，鞭打它，离弃它，它反而是你的战利品。世界不是滥情者的家园，不存在诗意的栖居，更没有粗陋不堪的大国霸权，世界就是流动不居的战利品、无主地，它不会忠诚于任何冒称的主子，不属于任何民族，各民族可以狂妄地在它上面切割、占取、分配、圈围，但它始终像任性的妓女一样，在各民族手中自由流转，一个又一个民族在它上面兴盛又衰亡，只有它永恒存在，这就是这个星球的大地法（nomos of the earth）、这个世界的自然法、也是命运的终局分配法。罗马精英深谙这个道理，前面我们引述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西庇阿将军面对烈火中的迦太基悲叹道：总有一天罗马也是这个样子。我在很多地方不止一次提醒大家，这些罗马精英，作为征服者，作为正典的奠基者，为什么选择了斯多亚哲学这套希腊战败者的消极道德、这套负典，作为他们的国教？罗马是一套兼容了正典和负典的秩序，不要忘了孟德斯鸠和马基雅维利的提示：罗马秩序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欧罗巴土著，一个是亚细亚难民。
阿刻隆河学者：
纯而又纯的正典，就是一种不受任何异常因素干扰的秩序，它沿着它自身的逻辑，没有扰动，没有污染，没有扭曲，没有紧张，安稳地紧贴着大地演化下去，生长下去，最终就会演化成类似孔老或早期斯多亚哲学那种样子，很端正，很正经，有一股子圆融正气，不需要低等可笑的面具去抵挡某种异在的东西，这就是正典的理想形态。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空状态，里面充满了反题，充满了阻挡、紧张、匮乏、不同的诉求、自由的意志、恶，甚至还存在一种反世界的力量、来自世界之外的力量、试图解构这个世界的强大反题。当这些东西介入的时候，正典就面临生死存亡的莫大危机了。结局有两种，一种是正典和负典在张力中共存下去，一种是正典暴死于负典的暴风雨中，历史上各有范例，比比皆是。我想说的是，那些最纯净的东西，最容易受到损伤和污染，它很脆弱，不强悍，没有维持力，因为它没有伪装，没有面具。
斌璐老师：
就是不戴口罩。
阿刻隆河学者：
对的，不戴口罩。所以你看罗森茨维格这里就精妙地指出了老子学说中的“不命名”这个特质。“不命名”，它是什么意思呢？
阿刻隆河学者：
就是没有谓词，没有“being”。我们没有“是”，只有“者也”，——斌璐者，上海人也。所以就有人看到这一点，就讲中国哲学缺乏存在论，没有being，缺乏theory of being。这个当然是一种缺失，但这恰恰是它的特质和个性，不计较命名，没有指谓，没有谓词。所谓谓词，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东西A，它本来好好地就在这儿，但是我们还要用另外一种东西B来对它补充说明一下，A是B。你们看这个表达式，A就是A，怎么可能是B呢？这就是“面具”那个东西介入进来了，B就是A的面具，B就是A的persona，B就是A的伪装，这就是谓词的意思，这很自然就演化出“to be is to pretend to be”这个西方文明的根本运行法则，所以我总说，像哈姆雷他那种沦陷在“to be or not to be”的陷阱里人是西方文明的异类、病毒和威胁，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是哈姆雷特的世界图景，它试图取消正典与负典的健康张力，把这个世界一劈两半，一半给正典，一半给负典，互相审判，互相毁灭，互相污名，互相妖魔化，克尔凯郭尔和很多俄罗斯人也喜欢这样思考，这是一种非常疯狂的一元论思想模式，它有着一种似是而非的二元论伪装，但其实精神上是一元论，因为它据守一元，试图针对另一元实施末日审判，将其永远摧毁，这是一元论的一个特质和使命，一元论还有一个演化路径，那就是逍遥。审判和逍遥，看上去不同，其实共享冷漠。我们应该不难感受到哈姆雷特的冷漠和老子的冷漠。总结一句就是，正典需要谓词和面具，这是一种限定，用有限的去限定无限的。西方语言中的这种主谓结构，正是他们认知图景中上存在结构，也是他们的存在哲学，说极端一点，整个西方哲学就是存在哲学，一种致力于用有限去限定无限的智识努力。东方包括华夏相比之下还是比较疏于这种限定行动的，他们更愿意据守某种可疑的无限，对有限的东西保持警惕，古希伯来人有个例子很生动，据《撒母耳记》记载，他们想找一个凡人当国王，他们的神，那个无限者，就马上感到极度不安了，因为他不愿意被凡人代表。你们明白这里的关键吗？拒绝代表、不代表，一个绝对的无限者，I am what I am，I shall be what I shall be，一个纯粹的无，没有谓词，没有代表，代表制的彻底缺席，这就是东方的智慧。
用另外一种表述就是，这种秩序演化路径一直被困锁在一团拒绝演化的虚无之中，明白我这句表述的含义吗？这像是一团尚未创世的原始混沌，在形式上有点像西方神秘传统和清教思想讲的“dues absconditus”——隐匿的上帝，但是骨子里却有天壤之别，后者是一种神圣威力的全线撤退、收缩、凝练，对世界保持巨大威胁，随时向世界泼下狂风暴雨，而前者呢，它匍匐在地表，一动不动，没有来得及铺展演化就奇迹般地原力尽失了。
清源：
“不代表”，精辟。
斌璐老师：
再来一段罗院长的，关于“无”。
阿刻隆河学者：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还是需要代表的，需要某种代表，某种表述，某种谓词，某种指谓，某种being，某种theory of being，某种面具，没有面具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正如没有存在者的存在是不存在一样，都有滑入虚无主义的危险。
清源：
对了，还有个小问题，今天早上看您给的讲义时候想到的，孟德斯鸠写罗马与迦太基的胜败，有一句极简练的“迦太基富得早，腐败也早”。相比而言，波里比乌斯的相关论断，说迦太基处于政制循环状态的暮年，而罗马正处于盛时，就显得复杂一些了，我想问，在著述写作之时，是不是孟德斯鸠的笔法要显得比波利比乌斯那种写法更好一些呢？我总觉得波利比乌斯先花大篇幅讲政制循环，而后再把迦太基罗马放进去比较，平添笔墨似乎是落了下乘？
阿刻隆河学者：
用什么笔法，用什么体例写书，取决于作者的世界图景、认知图景，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东西。其实背后较量的，终极的较量，如果你非要比哪个更好、哪个更差的话，那么终极的较量其实是作者背后的那套世界图景。怎么说呢，波利比乌斯和孟德斯鸠这两本书都处理的同样一个论题，就是罗马，但是两个人看到的罗马的那个图景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毕竟至少年代是不一样的，波利比乌斯的罗马还没有完全展开，罗马秩序的演化逻辑没有走到底，而孟德斯鸠则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演化图景，所以这就成为一种因素，决定了两个人怎么下笔。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同年代的作家却拥有不同的图景这种情况，比如吉本和蒙森，前者着眼于罗马的衰亡，所以他不写共和罗马，只写罗马的帝制年代，蒙森恰恰相反，他的罗马史写到奥古斯都就结束了。波利比乌斯，我一开始也讲过了，他是一个战败的希腊人，希腊知识分子，他写这本书，用希腊语去写了罗马史，其实是含有一种反思的、自我检讨的意思。为什么我们希腊战败？为什么罗马凯旋？他这个问题意识势必会引导他更多地着眼于罗马秩序的优越之处。而孟德斯鸠呢，我觉得他可能着眼于罗马的溃散和衰亡吧。这跟波利比乌斯是不一样的。
源康碇：
Polybius的书有谈哲学活动对政治的作用吗？就像孟德斯鸠论斯多亚哲学与伊比鸠鲁哲学那样？
阿刻隆河学者：
具体学派讨论我没印象了，我猜测波利比乌斯应该没有什么机会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这两种学说是溃散腐化时代的专属哲学，而波利比乌斯笔下的罗马正值青春，还没有感染到那些希腊晚期哲学的“病毒”。希腊秩序的溃散所开启的“希腊化”虽然跟波利比乌斯笔下的罗马征服基本上同属于一个年代，但是，你应该知道，“希腊化”的传播路径在当时基本上是往东朝向的，罗马位于希腊群岛西侧，基本上免疫了，南部所谓“大希腊”区域有一点例外，但无伤大局。希腊这些亡国哲学病毒开始大规模寄生罗马身体是帝国时期的事情。只有在秩序的晚期，也就是就溃散时期，秩序溃散的时候，这谢哲学才会转化成救赎宗教的形态，俘获溃散的人心，在罗马正典的盛期，在罗马的青春年代，它们都是被老加图痛贬的异端负典。当然，在罗马的青春年代，斯多亚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接纳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罗马精英所接纳的只是斯多亚哲学中比较积极的成分，比较偏向正典的成分。
清源：
罗马与周边民族不对等是确实的，但他们作为征服者接纳战败者的思路，不仅是接纳了希腊政治学，也把希腊化世界在溃散中的结晶——斯多亚哲学——接纳过来，最后西塞罗还模仿柏拉图写文章，这个“征服者—战败者”的主题也不能用“对话”一词么？
阿刻隆河学者：
谈不上对话了，当时希腊秩序已经溃败了，基本上不存在了，命运女神已经抛弃希腊，转投罗马了，所以是不对等的，不对等的话，也不存在什么对话，不妨仔细体会《原因论》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关系。当时的罗马，对于周边民族来说是非常不对等，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纠结。你当然可以谴责罗马帝国主义，这个无所谓的，但是那是事实，首要的、基本的事实，你要面对它。罗马，它的存在几乎是一种命运一样东西，这种存在物对周边小民族而言，它就是一种莫大的命运，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它是别国的命运，命运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能挑战他的，你只能在惊讶、仰慕、恐惧中等待，你可以去诅咒它，没关系，但是除了诅咒，你只能去等，等着它来分配你的命运，命运这个词的愿意就是分配，这里头有一种古老的正义、自然正义，你对它的分配可以表示异议，甚至期待某种神秘的力量，一种弥赛亚式的力量，有一天踏着云彩，翩翩降落，带领你颠转你的悲惨命运，但是，在那以前，你只有两个选项，用罗马统治精英塞涅卡的话说就是：Ducunt fata volentem, nolentem trahunt。什么意思呢？“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斯宾格勒写了一本20世纪最具命运感的巨著叫《西方的没落》，我们知道，这部著作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塞涅卡这句话。
阿刻隆河学者：
清源，对的，你说的是事实。你可以说，这是“对话”，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希腊人，站在希腊文人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谋求这一点虚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残酷的现实还是要面对的，你不能太任性地去随意涂抹这个真相以满足你的虚荣，希腊和罗马不构成“华夷”对话。这涉及到罗马这个民族（你可以说它是蛮族）的特质，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了，孟德斯鸠第一章就讲罗马人的特点，罗马一开始是没有自己的传统的，这有个好处，就是没有拖累，没有包袱，没有需要守护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呢？彻底的主动性和进攻性！这培养了罗马人一种珍贵的特质，那就是善于学习外族的长处，或者说，掠夺外族的长处，罗马对希腊的关系就是这种掠夺，不是对话，是掠夺，罗马人不光掠夺异族的土地、女人，也掠夺异族的哲学、宗教、道德和神，明白了吗？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归结到有个词，就是“战利品”，孟德斯鸠第一句话怎么说的？——“罗马是一座堆放战利品的城市。”
清源：
好吧，我是谋求虚荣。
阿刻隆河学者：
哲学也是战利品，语言也是。这又要回到这个莫米利亚诺，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历史学家，他有一篇文章讲希腊人的缺失，非常棒的一篇经典研究。他从这语言学习这个角度讲，他说，罗马人很早就开始就作为征服者就开始学希腊文。清源，你刚才讲西塞罗什么的，他们都是希腊迷。然后莫米利亚诺同时指出了，希腊人呢，希腊知识分子呢，是在战败之后才开始学拉丁文。这是两种含义完全不同的学习过程，罗马人学习希腊文是是掠夺战利品，希腊人学习拉丁文则是接受战败条款和命运的分配。
凯硕老师：
拉丁语有没有barbarian的对应词？一时间记不得了，隐约记得后来文本也是借用希腊语barbarian的，希腊人也恪守「华夷之分」这种东西。
阿刻隆河学者:
拉丁文有“barbaria”一词。华夷之分，其源头是防守和恐惧，着眼于“失”，而不是“得”，所以不得不演化出反侵略、反战这种可疑的和平主义论调，这样就违反了大地的基本宪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也就是我前面分析的“世界作为战利品”的这个基本法，这涉及到土地的占取、分割和法权化等一系列问题，是法则和公正观念的来源，拒绝以战利品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无异于拒绝这个世界的基本法，阻断了公正观念的演化源头。
阿刻隆河学者：
好了，到12点了，差不多了今天这个课。回到这个我昨天发布的讨论要点，里边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就是“空间错置”是可以修正的，但是“时间错置”是不可逆的，无法修复的。这是一个致命的公理，汉尼拔因此而毁灭，罗马因此而崛起。我也提到了一个比较切身的问题，就是美国和我们大国的潜在冲突这个问题，这场冲突就是属于“时间措置”这个范畴的，希望悲剧不会发生。然后就回到我们这门课的一开始，今天的课一开始，就是关于眼泪和哭泣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这个星期的读书笔记对这个问题有所反应好不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就是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思考尘世间的这些眼泪、这些苦难。这些带有命运感、命运品质、命运痕迹的东西。
斌璐老师：
今天的课太精彩了！
阿刻隆河学者：
谢谢斌璐老师，期待你明天在我们的美国研讨课上有更精彩的分享好不好？所以，今天作为结束，我想引用一段话，给大家截一张图，就是《圣经·启示录》第21章，也就是差不多最后一章了，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段话。我希望用这段话来作为总结，就是今天这节课的总结好不好？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滴眼泪都不应该轻视，都应该仔细的去珍视，尤其是要去思考它、反思它、给它一个意义，让人们哭得有价值。那么这句话就是《启示录》，就是《圣经新约》最后一卷书的一个态度，一个绝对者要擦去人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以前的都要过去了。
津萌：
谢谢老师！
阿刻隆河学者：
谢谢津萌。再补充一句，人在正常状态下是不会流泪的，流泪、哭泣是一种非常态，一种例外，一种几乎是“非人”的状态，一种人的负典状态，人肯定是遭遇了某种极端不适的东西才流泪的，才会通过哭泣被迫进入另一种状态，在那种状态中，正常的世界图景必然发生颠转，价值也会被重估，比如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个哭泣者常常说的“天塌了”，这种被颠转的图景和被重估的价值势必会反过来挑战、侵蚀乃至吞没正常的、静好的正典世界。所以，不要轻视每一滴眼泪，因为，用基督教神学语言讲，每一滴眼泪都不会白流，我们凡人如果置之不理，那么神就会过问，或者命运就会过问，当神、当命运出场的时候，场面会很难看。切记！
漫漫冬夜，阿提卡乡野蛰居的日子，草草写下这些笔记，是为“阿提卡之夜”。
Aulus Gellius
Noctes Atticae，Praef,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