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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一文中,有这样两处笔墨,一处是通讯员说的,“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一处是新媳妇说的,“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这两句话中“死封建”和“同志弟”的说法,很是耐人寻味。
我们顺着作者茹志娟的写作思路,品一品这两处措辞的情感美学。
“死封建”蕴含的情感美学
“死封建”一词,是偏正短语,“死”修饰“封建”。
“封建”一词,体现的是通讯员的认知水平,是对新媳妇的客观评价。
小说将时代背景设定在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封建思想余威尚盛。通讯员和新媳妇都是农民出身,农村环境中的封建思想无处不在,两人深受影响。小说写“我”与“通讯员”去包扎所的路上,通讯员不论是走在路上,还是坐下休息,都与“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甚至“背向着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当“我”问他“你还没娶媳妇吧?”时,通讯员“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半晌不语。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只有19岁的通讯员,深受“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思想封建守旧。
所以,当通讯员脱口说出新媳妇“死封建”时,既是对新媳妇的评价,也是自己认知水平的直接体现。
“封建”前加上“死”,有了修饰和限定,态度转向了感性,客观转向了主观,情感内涵丰富起来。
后文写包扎所工作人员少所以动员农村妇女来帮忙,新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通讯员,并且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这一细节说明,通讯员从新媳妇那儿借被子时,新媳妇难为了通讯员。难为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两点。
一是通讯员的原因。通讯员寡言少语,不善言辞,思想封建守旧。当通讯员单独向新媳妇借被子时,至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说话“讷讷半晌”,红着脸,在这种情况下,新媳妇就有了“一肚子的笑料”,笑而不语或者干脆拒绝。
二是新媳妇的原因。新媳妇“刚过门三天”,被子是唯一的嫁妆,被面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白色百合花”,象征着爱情的纯洁。不过,新媳妇的思想封建守旧也是必然的,因此,新媳妇在面对通讯员借被子时,看着他的窘态,想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就坚决不借给他,因此,通讯员和新媳妇有了刹那的隔阂,通讯员就有了情绪。
那这个“死”字,到底是对新媳妇的不满,还是一种单纯的情绪发泄?
不满之情肯定是有的,毕竟通讯员已经投身革命,他的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武断地认为只有不满之情。小说所塑造的通讯员青春阳光、热爱生活、善解人意,同时果断勇敢、临危不惧,将美好的青春献给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位具有崇高情操的革命战士,怎么可能随便给老百姓定性“死封建”?所以,这个“死”,除了不满抱怨,更体现了通讯员的单纯可爱,青涩懵懂,“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当通讯员向“我”说这句话时,有不满,有羞涩,有忸怩,还有一点使小性子,我们可以脑补一下他说这话的神情和动作,我们会越发喜爱这个小小通讯员,他就是这样一个青涩单纯的小伙子,如果他一下子借到了被子,反倒不符合小说前文的形象特点了。
“死封建”一词,让我们窥见了通讯员可爱纯真的形象特点,与后文通讯员背的枪筒里多了一枝野菊花遥相呼应,相得益彰,赋予了通讯员一种真实的青春美和人性美,情感美学由此而递进,动人心扉。
“同志弟”蕴含的情感美学
“同志弟”一词,是偏正短语,还是并列短语?笔者更喜欢将之理解为递进短语:既是同志更是弟弟。
“同志”一词,体现了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尊敬。这种敬意可以传递给所有的革命战士,带有普适性。
小说中的战争无比惨烈,从通讯员的牺牲可以看出惨烈程度。但是小说进行了诗化表达,作者有意摒除了血雨腥风、炮火连天,但是摒除不代表没有发生,作者写了“眼睛熬得通红”的乡干部,写了物资的匮乏,写了战士的伤亡,在这些克制的笔墨中,我们读者仍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可怕。
“同志”这一称呼,彰显着老百姓对战士的由衷爱戴,是军民鱼水情的情感纽带。
“同志”后面加上“弟”,由感激转向深情,由爱戴升华为爱护,情感内涵丰富起来。
新媳妇为什么叫通讯员“弟”呢?两人只有两面之交,而且还存有误解,怎么新媳妇见了外人直截了当地问“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而不是问“那位同志哪里去了?”
众所周知,“弟”是用在亲人之间的一个词语,或者一个称呼。带有血缘关系,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不带有血缘关系,也以兄弟姐妹相称,则说明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朋友。小说中,新媳妇直接称呼“同志弟”,可见,在新媳妇心中,已经默认通讯员是自己的弟弟,内心对于同志的敬意转变为对于亲人的关心爱护。虽然前文两人只有两次接触,一次不欢而散;一次互生歉意并有了关系的缓和和情感的拉近,尤其是通讯员在新媳妇面前表现的生涩、害羞、慌张,而且还撕破了衣服,这些都令新媳妇打内心对只有19岁的通讯员产生了怜惜之情,从后文新媳妇给阵亡的通讯员“庄严而虔诚地拭着身子”“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劈手夺过被子,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新媳妇是多么疼爱通讯员。这份爱是亲人之爱,是姐姐对弟弟的关心爱护,更像是恋人之爱,纯洁到令人心碎。
茹志娟在《我写〈百合花〉的创作过程》中写道,新媳妇第一次没有借被子,第二次借了,心想“少不得又要累他受委屈”,“感到自己捉弄了人”,所以新媳妇“咬着牙”笑,她是真觉得好笑,她“笑这位同志弟倒霉”,但内心却对通讯员更加亲近,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才有了后来的擦拭、缝衣服、盖被子等细节,“表现了他对子弟兵的真认识、真水平、真感情”,文章的主题得到了升华:“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
“同志弟”这一称呼,已经超越了军民鱼水情,升华为亲人之爱,甚至恋人之爱,当然,这是一份“洁白无暇的爱”,情感美学由此而生发,动人心扉。
吴辰副教授在她的文章《茹志鹃的〈百合花〉及其周边》中评价《百合花》时,使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用语“逸品”一词。古人将中国绘画作品分为四个等级:能品、妙品、神品、逸品。能品、妙品、神品皆可作为范本临摹学习;而唯有逸品是无法使人楷模的,因为其技艺或艺术品达到超众脱俗的品第。
可见,《百合花》造诣之高。茹志娟用自己高超的文学功底,营造出小说诗意的浪漫风格,而且,在一些细枝末节处,更是展现着独特的匠心,生成一种令人怦然心动、永远说不完的情感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