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月季 闫文君丨黄河文化符号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探析

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黄河成为象征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符号，对于建构中华文化认同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黄河文化符号的内涵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时空中更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成为维系情感认同的桥梁和纽带。黄河文化符号还能推动中华文化进行自我反思，在秉承中华优秀传统价值内涵的同时，注入新时代精神特质，从而提升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空间。

关键词

黄河；文化符号；中华文化；认同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河流的孕育和滋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刚果河之于古非洲文明。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彰显黄河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自中华文明诞生起，黄河就穿越高山峡谷、丘陵平原，滋润灌溉了黄河两岸的土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成为承载中华民族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符号的意义价值，以推动和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历史命题，也是时代所需。

1 黄河文化符号塑造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专属的文化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文化记忆实质上就是一种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通过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将群体凝聚在一起，也正是这种集体记忆的保留，人类社会才获得了稳定的发展。集体记忆并非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是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结构。

从时间范畴来说，集体记忆贯穿于过去、现在与未来，即过去的民族文化在当下被抽象成文化符号，获得了意义解释，最终指向未来的文化延续和身份认同。实际上，这关涉的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三个关键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当下我们是谁，未来朝向哪里。

从空间范畴而言，集体记忆能够框定群体的边界。德国文化记忆研究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与心理意识中的符号联结在一起的，符号构成了民族集体记忆的“记忆场”。“‘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使生活在这个传统中的个体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即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之一员的潜力，并在这个群体中学习、记忆、共享一种文化。”[1]在这个特定的“记忆场”当中，只有具备大致相似的思维方式、说相同的语言、共享同一套文化和价值规范的个体才能进入这个场域，获得身份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并且自然产生一种与其他群体相互区别的边界，这种观念和认知就属于民族集体意识。

从民族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层面而言，黄河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中的意义源头和根脉，追根溯源，便可窥见中华文化脉络中鲜明的黄河文化符号印迹。黄河文化符号乃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化体系，可以说，中华民族几乎所有关于身份认同的文化溯源都与黄河息息相关。早在 110 万年以前，陕西“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到后来的“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黄河流域的原始先民们创造了光辉璀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涵盖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礼法规章、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这些文明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原始先民们在黄河流域的劳作生产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尔雅·释水》载：“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黄河水、黄土地、黄皮肤，这些有着相同文化基因的符号并非历史的巧合，它们在中华文化的延续中不断证明着“母亲河”对中华文化的滋养和哺育。在这个进程中，诞生了中华文化底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黄帝文化。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由史前社会的混沌时期转向文明时代。黄帝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黄帝统领华夏部落时期，发展农业、兴建水利、修建城池、创制历法、发明文字、钻研医术，多领域的发明创造为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黄帝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文化记忆理论重点探讨三个核心问题——记忆的对象、记忆的方式以及记忆的目的。其中，记忆的方式考察的是民族文化符号系统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传承的问题，以及这种文化传承所依赖的传播媒介。在世界主要的原始文明形态中，只有黄河文明延续五千多年未曾中断，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字符号所具有的文化延续力，以及与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同质性。

相传仓颉为黄帝史官，其造字传说就发生在当今黄河流域陕西、河南一带。仓颉造字的原则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山海经》），因而汉字也被称为“象形字”。汉字的这种象形特征与西方表音文字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古至今，无论是部族征战、外族入侵，还是社会内部动乱，汉字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这说明，汉字不仅是一种信息符号和交流工具，还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强烈的同质性。这种独具中华民族特质和智慧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渗透在汉字结构中，以汉字为媒介，将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遗产记载下来，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在日常使用和书写表达中一次又一次地将民族群体的思维意识带到历史和经验空间中，不断唤起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对文化身份的认同。

民族情感认同建立在集体记忆基础之上，是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家园。民族情感是各民族群体自发形成的一种平等互惠关系，这种平等互惠关系涵盖了物质需求和文化价值。民族情感的表达需要依靠特定的文化符号，“情感认同作为一种最真实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认知，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心理特质的彰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2]。具体而言，黄河文化符号所生成的民族情感包含政治情感、文化情感和道德情感。

黄帝在统领黄河流域各部落时期，就树立了兼收并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并受到各部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可以说，自黄帝时代起，在黄河流域就形成了以民文本、天下大同的政治观念，主导并影响着后世王朝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这些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演化成被集体认可的政治象征和政治符号，表达了政治治理中的正统观念，即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

中国古代王朝及历史明君所共同缔造的“大一统”政治格局成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因，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又衍生出了“家国天下”“民为国本”“任人唯贤”“开明包容”的政治理念。追溯其根源，这些政治理念无不源于黄河文化符号，在历代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夯实，最终构筑成民族认同的根基。即便在当下，这些政治思想和主张依然对国家治理、民族团结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价值。黄河文化符号中优良政治基因的传承，不仅能滋养国家制度和治国理念，还能从根本上获得民众的政治情感认同，对民族共同体怀有普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民族情感的认同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文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交融中所生成的具有共享价值和意义的符号系统，民族共同体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物质创造等就通过文化符号系统表现出来，一方面能够体现民族共同体文化内涵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能够凝聚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毫无疑问，在数千年的历史延续中，黄河培育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格与精神特质，并将黄河水雄浑壮阔、奔腾不息的特征深深浸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肌理中，使得中华民族呈现出进取、包容、勤劳、拼搏、自强的精神品格。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文化实践层面，从生活方式、社会规范、风俗习惯到价值取向，黄河文化符号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使得中华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这种民族情感的源动力就来自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道德情感在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规范着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拥有相同的道德规范更容易使民族共同体产生情感认同和凝聚力。众所周知，对中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儒家道德伦理体系就是在黄河文化中孕育形成的。周公创设礼乐制度以教化人心，《周礼·地官·师氏》载：“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其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了《周礼》对道德规范的重视，以“直道、至诚”为修身之本，以礼乐文化锤炼君子人格，以孝悌亲情为仁爱之本。以儒家学说为正统的伦理体系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行为，并且产生了普遍的情感认同。

儒家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意即人要保持自我反思意识。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同样如此。中华文化曾经缔造了无数的辉煌与奇迹，面对近代列强的武力入侵，加上内部社会动荡，曾经耀眼的中华文化也出现了黑暗时刻。在变幻莫测、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必须把握历史的脉搏，积极探寻未来前进的方向。

费孝通将民族文化的反思称为“文化自觉”，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选择的主动地位，理清民族传统文化的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挖掘内在价值，探索未来发展之路。“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3]革命年代，面对外敌入侵，一曲《黄河大合唱》以澎湃的民族激情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抒发了中国人民对民族自由、独立和解放的追求，显现出对民族自强与启蒙的现代性反思。

黄河孕育了灿烂的伟大文明，但也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导致水患频发。从大禹开始，治理黄河一直是历朝历代兴民安邦的头等大事，正所谓“黄河宁，天下平”。20 世纪末以来，由于过度开发利用，黄河还出现了污染、断流等现象。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如果这一理念被抛弃，定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其代价不可估量。因此，必须对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念进行反思，倡导绿色环保发展理念，“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

4 结语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遭到怀疑、批判甚至否定。显然，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的“失魂落魄”，乃是由于丢掉了传统文化的“根”和“魂”。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黄河文化就一直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沃土和源泉。即便在当下，黄河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仁政爱民、包容进取、修身崇德等理念依然能为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黄河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主体和根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符号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德] 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6期。

本文刊载于《人文天下》202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