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辉丨“三种策略”与“三块顽石”——解构哲学对意义关怀梳考

作者 | 文辉

德里达领衔的解构哲学,以“异延”“播撒”和“踪迹”为“三种策略”,推翻了结构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这“三块顽石”,终结了结构主义统治时代,结束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地位,逆袭了语音的领先地位,彻底颠覆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大厦,在欧陆和北美掀起了一场新的哲学风暴｡解构哲学对语言的关怀可以概括为:以“三种策略”掀翻“三块顽石”,实现了一场新的伟大哲学革命｡其核心是解构意义:从而使意义多元化和模糊化｡因此,解构哲学之与意义功不可没,它对语言给予了很大关怀｡

关键词

德里达; 解构哲学; 异延; 播撒; 踪迹; 结构主义; 逻各斯中心; 语音中心主义

1 引言

20世纪实现了哲学的第三次转向——“语言性转向”(钱冠连2001),哲学的中心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而意义问题又是语言问题的核心｡哲学流派对语言的关怀十分罕见,但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早在春秋时期,老庄道家哲学就已对语言给予了关怀｡老子《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明,面对经验之外的终极之“道”时,语言是无能为力的｡庄子也关怀过语言问题,认为意义来源于“道”,根据《庄子·外物》记载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观点不否定语言表达意义的作用,但是强调语言以意义为本｡自上世纪60年代末期逐步兴起的后现代解构哲学,无情地抨击了二元对立论,彻底摧垮形而上学大厦,对意义给予了很大的关怀｡

2 研究综述

学界对意义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近二十年左右,且为数不多｡江风扬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角度对德里达(J.Derrida)的语言观进行了研究,将问题聚焦在意义的“发生地”上面;江风扬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观点出发,认为在“语言”这个家园中,“存在”只是家庭成员之一,语言的意义必须与其它的成员相倚靠才能获得,这是在研究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江风扬1997:74)｡就语言问题在哲学中的地位来说,王治河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经过语言性转向后,语言问题上升为中心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中心(王治河1998:14)｡对于意义问题的重要性,钱冠连认为,意义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问题,自然是应有之义(钱冠连1999:10)｡涂纪亮认为,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理论包括意义理论､指称理论和真值条件理论等(涂纪亮2007:403-404)｡江怡认为,理解和解释语言的意义已经成为哲学家们讨论语言性质的关键所在(江怡2010:2)｡刘利民认为,哲学的问题产生于语言意义问题(刘利民2011:70)｡文辉比较庄子和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观和言意观,发现中国古代庄子和后现代德里达具有较大相似性(文辉2015:22)｡

至此发现,有3点是明确的:其一,国内专家一致认为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核心问题｡其二,西方哲学家对意义关怀者,不仅有柏拉图､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有所涉猎,德里达也对意义进行了关怀;中国的老庄道家哲学对意义也关注过｡其三,以解构哲学为视阈对意义进行研究的中外专家､学者极少｡那么,解构哲学以什么为手段､以什么为对象对意义进行关怀的呢?这正是本文旨归之所在｡本文尝试以描述解构哲学“三种策略”及面临的“三块顽石”为铺垫,以梳理从笛卡尔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关注为楔子,来考量解构哲学对意义的关怀｡

3 解构哲学之述

3.1 解构哲学之发轫

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的三历程｡本体论探讨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认识论探讨世界是什么,其基础是心与物的对立｡随之而来是语言论,因为哲学发生了第三次转向——“语言性”转向,语言问题便成为哲学的中心｡第四次转向是后现代转向(钱冠连､王治河等提出)｡徐友渔认为结构主义路径是一条歧路,甚至有可能走入死胡同;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对现实的反映,并不存在镜像与外界那样的一一对照关系(徐友渔2003:37)｡上世纪60年代末初现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被公认为“解构主义之父”｡他在欧洲和北美所引领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潮是对结构主义的公然背叛和挑战｡为显示它与结构主义的区别,它又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由于后现代主义分为几类,解构主义又被称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德氏解构理论涉猎到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他自创的“异延”“播撒”和“踪迹”3个术语,激起欧陆哲学界､思想界和批评界异乎寻常的热情｡解构主义反对经院派哲学家唯我独尊的作风,提倡回到具有开放精神的古希腊传统｡解构主义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模式,早已跃居正统地位,但是德里达并不否认他的著述明显偏离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对此有陆扬观点为证,“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语言哲学观,它是相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而异军突起的,它的要害就是离经叛道､反传统”(陆扬1996:4)｡德氏认为,自柏拉图以来,正是以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如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等作为基础,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厦构筑了起来;在这些二元对立中,居先的一项总是比后面一项更强势,更具统摄力和压制性｡毫无疑问,以二元对立为突破口来颠覆形而上学大厦,正是解构哲学苦心孤诣之所在｡解构就是要打破同一,挫败二元对立,显示差异;也就是说,解构是一门让对立元素“和解”的策略｡德氏的解构事业首先是从文字开始的,因为德氏的开山之作､也是经典之作便是《论文字学》(Diagrahphe),所以解构主义把语言和文字看作它的第一箭靶,所依赖的基本策略就是发明新词或旧词新用,如differànce(异延)第二个字面e变为à,它就不光有空间上“差异”的概念,而且增加了时间上“延宕”的含义,这是解构主义最核心的概念｡王宁认为,德里达认为语言只不过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最后的结论是永远得不出的｡有了“异延”“播撒”和“踪迹”这“三种策略”,德里达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进行自己的解构式阅读了(王宁2005:189-190)｡德氏不仅创造新词differànce;而且旧词新用,如dissemi⁃nation(播散)和trace(踪迹)｡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缺乏传统观念所带来的固定单一的意义,而且是具有解构主义所持的不确定､模糊的含义,这在解构概念的根本上就具有了这些特质｡正是这3个自创词汇,最终成为解构主义的“三种策略”｡

解构作为一种阅读模式和批评理论,首先是将去中心化､去二元对立和颠覆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要务｡德里达说,解构并不是一个否定性的贬义词,它要把现成的､既定的结构解开,就是质疑､分析和批判;它既破又立,既拆散又相对地建设(Derrida1977:13)｡由此看来,解构并不等同于破坏､毁坏,并非destruction最早的字面含义,它是先拆解后建构,并不是单纯地搞破坏｡德里达还告诫大家,最好不要把解构理解为某种特殊的技巧,而是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方式;最好理解为一种“策略”,它作为策略是针对文本的(同上:26)｡至此,我们把上述三者称为“三种策略”就具有一定的依据｡

解构哲学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期发轫的哲学思潮,不但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且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那么作为哲学思潮和文论方法的解构的“三种策略”究竟是怎样的呢?

3.2 解构哲学之“三种策略”

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观是20世纪哲学思潮的“弄潮儿”｡德氏把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无一一对应的意指活动称为“踪迹”;将语言符号的意义的这种由于语域变化而不断变化､不断增殖的活动形象地称为“播撒”;由于“异延”,文本的意义像种子一样“播撒”着,留下不计其数的“踪迹”｡这些“踪迹”,为意义的多元化奠定语言哲学基础｡解构主义以“异延”“播散”和“踪迹”作为三种策略,解构了包括笛卡尔､尼采和胡塞尔以降的多位哲学家的重要思想及其著作｡在德氏等人看来,一切都可以解构,可以解构一切,甚至包括解构主义本身也可以被解构,可见其解构的革命性和彻底性｡

3.21 “异延”

异延是解构的核心概念｡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长期以来把持一种潜在的思维定势: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支配性的力;这种终极性的､真理性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这个逻各斯有点近似于中国老庄哲学中的“道”｡它近似于神,恒居不变,背离它就意味着走向谬误｡然而,解构主义就是一种颠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策略,目的就是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天下独大的秩序,所以异延在此期间功不可没｡德氏认为传统西方哲学一直受控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它认为:意义不在语言之内,而在语言之先;语言本身无足轻重,只不过是表达意义的一种工具而已;意义只不过是游离于语言这个空壳之外的灵魂,真正的栖居之所是逻各斯｡这是一种处理语言与意义的霸道模式｡德里达彻底冲破在场形而上学的藩篱,对“终极”真理观和二元对立方法论进行了深度解构,从而撼动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独大地位,颠覆了形而上学这座大厦｡异延最终取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核心地位,它不愧为德氏解构事业的利剑｡

3.22“播撒”

这一概念是对异延的扩展｡结构主义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人为的逻辑规定,语言与现实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解构主义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意义像种子和波纹,向四面八方播撒出去;作为“终极”的意义并不存在;无数的所指之间处于一种游离的､播撒的､永恒的未完成进行状态;而且,由于异延的作用,文本的意义播撒开去,这里一些,那里一些,没有中心,没有明确的意义,最终消散在无穷无尽的符号之中｡对此,陆扬认为,一方面,意义无不从它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的差异中产生;另一方面,由于作为意义归宿的神话已经被打破,符号的确定指向犹如种子到处播撒,而没有任何中心(陆扬1996:6)｡此外,在“终极”陨落,能指与所指分裂之后,语言解构出的“一大片种子”,如石子落入静静的湖面,激起一大片涟漪｡播撒暗示着意义漂浮不定,相互派生,连绵不绝｡由于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已经被解构,符号的确定意义一层层地被异延开来,向四周指涉｡播撒是一切文字的固有力量,它永不放弃瓦解文本,揭示文本的凌乱和重复｡概言之,播撒就是反对结构主义的一一对应的意义观的无限延宕的“游戏”｡

3.23“踪迹”

这是“异延”另外一个扩展性概念｡由于差异化运动,任何文本都成为印迹｡在这些印迹中留下过去或将来的踪迹,但又不能把它归于固定的意义之中｡对于踪迹来说,德里达认为,我们不应当只看到原文的信息,而要看到其中的内部联系;原文信息必须经过这些内部联系,才能指涉,才能言说(Derrida1985)｡这一过程就是他说的“踪迹的运动”｡踪迹运动永远不呈现出来,如果我们想阻止它､抓住它,它已经前行到另外一个点了｡“踪迹”是“在场”中的“不在场”,是存在的影子｡对此,有贝勒尔(E.Behler)的观点为证,“语言做圆圈舞,是有限或无限的能指的总体;意义也不再稳定地‘在场’,只是符号链上差异的‘踪迹’而已”(Behler2001:58)｡解构之后,意义便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差异的踪迹｡

作为哲学思潮和文论方法之一的解构主义,既然有了“异延”“播撒”和“踪迹”这“三种策略”,那么它们剑之所指是什么呢?那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结构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这“三块顽石”(由于它们是形而上学大厦的三大基石,并且顽固异常难以搬离,故称之)｡它们作为两千多年以来形而上学哲学大厦的基石,我们来看看它们是如何被解构哲学掀翻的｡

3.3解构哲学“剑之所指”——“三块顽石”

德里达紧步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后尘,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和解构;掀翻逻各斯中心主义､结构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三块顽石”,抽取形而上学的奠基石,彻底颠覆形而上学大厦｡

3.31 逻各斯中心主义

西方形而上学大厦最大的奠基石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是贯穿于两千多年西方哲学､文学和文化领域的一种刻板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人为地设置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语言与意义､偶然与必然､能指与所指､语音与书写,等等｡这些对立束缚了思想､钳制了文化､干预了生活｡认识语言必须直面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语言设置的种种二元对立｡解构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思想一直受控于它,这是一种处理语言与意义关系的霸道模式(朱立元2001:23)｡

在语言方面,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意义不在语言之内,而是语言之外的先在意义;语言本身无足轻重,它只不过是表达意义的一种工具而已;意义只不过是游离于语言这个空壳之外的灵魂,真正的栖身之所是逻各斯｡和结构主义一样,它也相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存在｡陆扬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意､言､行是三位一体的,它认定有某个“终极”的所指,如存在､本质､本原､真理等,可以视为一切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陆扬2008:5)｡在这点上,它与解构哲学正好相反:解构哲学认为,所有的形式包括语言都不能准确､清晰地表达意义,而且没有特定或唯一的意义;必须割裂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语言所表达的是文字或者语言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先在的意义(Derrida1985:6)｡就结构和意义而言,解构哲学认为:语言结构本身是不确定的｡结构的不确定,当然结构生成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此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和模糊的｡意义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在系统之中;这就跟上述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持“意义不在语言之内,而是语言之外的先在意义”的观点针锋相对了｡就文学来讲,用语言写作出来的文学不是一个封闭､稳定的实体｡总之,逻各斯中心主义裁制下的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与解构哲学的语言观是水火不容的,它自然成为解构主义必须掀开的第一块顽石｡

3.32 结构主义

索绪尔被语言学界公认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所开创的结构主义不单是一种语言学理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更是一种哲学,甚至文化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这套符号系统是人类为了方便认识世界而创造出来的､能表达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系统｡语言的产生是任意的,但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被确定后,其意指关系就是相对稳定的(李洪儒2010:23)｡陈嘉映认为,结构主义的立论是:意义出现在结构之中;意义产生于结构系统内部的差别之中｡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中心论点是: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成分完全由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界定;这个系统有不同层次,每一层次上的一些成分通过结合形成更高的层次;而且,一个层次上的各种成分与其它层次上的各种成分形成对照｡这就是说,每个层次的结构原理都是相同的(陈嘉映2003:81)｡陈嘉映还认为,这个结构无论是语言系统的,还是社会规范系统的,或心理结构的,都不是行为者平常的意识内容;但是它无处不在,是任何意识所依托的东西｡比如张三说一句话,这句话的意义不等于张三在此时此地怎么就说了这话(同上:83)｡江怡认为,在哲学上,我们也把结构主义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潮(江怡2014:3)｡这种意义出现在结构之中､以及系统有不同层次的观点,正是结构主义的显著特征;因为结构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封闭性､二重性,在于语言系统中的二元对立(譬如,能指⇔所指､历时⇔共时等)｡这些二元对立,正是形而上学大厦的特征,也是它的病灶之所在;也是解构哲学的箭靶;尤其是系统呈现二元对立局面的时候,正是解构哲学矢之所向｡结构主义语言观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观的支流,必须加以消解｡解构语言观几乎囊括了解构哲学的核心内容,因为哲学第三次转向后,语言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的核心｡解构语言观是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破中而立的,是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公然反对和彻底抛弃｡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语言观相信有一个“终极的”所指存在;这是与力主不确定性､模糊性的解构语言观水火不容的｡因此,德里达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反对索绪尔的哲学家,解构主义也就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反对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同上:8)｡德里达所引领的解构哲学观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后结构主义”,目的是要把它与索绪尔结构主义划清界限｡

3.33语音中心主义

解构哲学面临的最后一块“顽石”便是语音中心主义｡形而上学一直认为语音优先于文字,并且比文字重要｡可见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深深植根于语言之中｡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哲学思想中突出表现为语音中心主义｡冯俊认为,语音中心主义把语音当作语言的本质,认为它的本质是说话而不是写作,写作只不过是说话的记录或派生物(冯俊2008:267-269)｡而且,语音中心主义具有以“在场”指示､代替和论证“不在”的特点,具有一种从直接面对转向间接迂回论证的中介化特征;况且,它的巧妙之处在于以虚假的语音优先掩盖真理优先的实质(同上2003:310)｡从德里达开始,解构哲学家继续揭露形而上学用语音中心主义维护统治阶级真理体系的诡计(同上:316)｡它为各种形式的意义混淆提供可能,埋下伏笔,这种语言观为解构哲学提供了靶场｡对于解构哲学,学界一直以来见仁见智｡总的来说,它的积极性是占主要的,尤其体现在对意义的关怀方面｡以异延､播撒和踪迹作为“三种策略”和面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根基“三块顽石”,解构哲学对意义的关怀是如何体现的呢?

4 意义关怀梳考

4.1 意义关怀之梳——从笛卡尔到后期维特根斯坦

对语言问题关注的背后,其实是哲学家对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存在状态的思索｡因此,意义问题溯本追源,是一个人类生存方式的问题,意义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有下列说法为据｡涂纪亮认为,当“存在”成为所有能指所牵涉到的最终的所指时,“存在”便是意义的生成和持续(涂纪亮1996:354)｡对此,徐友渔等(1996:314)也谈到,语言不再首先属于此时的生存论状态,而是首先属于“存在”的真理｡杜世洪认为,语言与现实这一哲学上的千年古题从柏拉图那里遗留下来,经笛卡儿､康德､黑格尔,最后到后期维特根斯坦这里集中｡柏拉图认为,一切话语都与现实有关,对意义的追问就是要从现实中寻找理据｡后期维氏对语言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处理多少与柏拉图相似,后期维氏认为,语言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存在着人类使用语言的习俗和传统｡他提出的“意义就是使用”以及“语言游戏说”等论断,证明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意义的探索｡后期维氏还把柏拉图的观点推进一步,认为理解意义离不开对生活形式的理解;否则,只是从现实中去寻找语言的意义,那么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杜世洪2007:20-21)｡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人们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还是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方式时,对意义的追问也就成为对人的“存在”的追问,意义问题也就变成“存在”的问题,与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谋而合,也与钱冠连先生的力作《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中所述“三活”状态颇为相似(钱冠连2005:222)｡

4.2 意义关怀之考——再到德里达

继而,一路追寻到后现代德里达｡解构哲学认为,语言不是一种稳定不变的结构;不以某物为中心,它缺乏中心和本原,因为解构的实质就是去中心化｡逻各斯中心主义将共时性和历时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扬前者而抑后者｡而解构哲学决心将二者统一起来,将空间上的变异和时间上的推延统一起来,这就是所谓“异延”｡解构哲学用异延论取代逻各斯中心主义｡由于意义在空间上的变异和时间上的延宕,使所指像种子一样向四面八方播撒,像石子落入湖水中荡起的涟漪,留下不计其数的意义的踪迹;这也佐证了语言和意义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近二十年来,学界一直从不同视角就意义问题进行着探索｡尽管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并且所得的结论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还是一直在努力进行着｡

4.21 意义

已被多元化解构哲学对结构主义观照下的意义进行了深度解构｡解构出意义的最主要特性,姑且概括为多元性和模糊性｡江风扬认为:意义不源于语言之外,而是来自于语言内部的差异性;我们不能在语言之外寻找意义,因为意义是语言系统自身的功能,意义的源泉不是语言所表征的原本;意义不是实体,而是语言“能指”符号之间的区分作用(江风扬1997:77)｡从“意义来自于语言内部的差异性“和“意义是语言‘能指’符号之间的区分作用”可以看出:差异性当然是多重的;区分作用也应该是多重的｡王宁曾对意义有如下看法,“解构哲学反对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平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在解构主义者的探索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王宁2005:184)｡意义产生于文字的内部运动:在能指和所指关系链中,每一个所指都可以变成能指,能指又指涉所指;它们互相转化､互相衍生､生生不息;并且这一过程没有穷尽;这为意义多元化提供了哲学基础｡当语言从某一种“超验”所指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后,人类将无法再来限制被认为是构成符号意义的能指的差异和冲突;这就意味着符号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终极”意义,文本的意义最终将会被多元化｡随着能指不断溶入新的语境之中,这个追求“终极”意义的目标,像是镜中花和水中月,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不断多元化的意义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可以推衍出,意义在解构哲学关怀下,已被多元化｡

4.22意义已被模糊化

对于意义,江怡认为,“任何一种意义解释都只能是相对确定的,而不是最终确定的;对意义的解释在确定性上只有程度上的区分,没有绝对的确定和不确定之分”(江怡2011:9)｡由此可见,意义的确定性具有相对性;并且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另外,王宁认为,“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词义的系统性产生的”(王宁2011:41)｡推而衍之,词义本身被模糊化,是无法人为控制和干预的｡再则,王寅认为,“文本意义具有多变性,不像索绪尔所说的具有稳定性,它是不确定的､模糊的;解构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正视客观存在的模糊性”(王寅2014:289)｡对于王寅之观点,多变性字面上讲近似于不确定性,这与索绪尔所言意义具有稳定性是矛盾的｡解构哲学认为意义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这和结构主义“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意义是稳定的”的观点截然相反｡因此我们说,解构哲学意义观完全是对结构主义观照下的意义的反对｡这样,在解构哲学的关怀之下,结构主义“语言与意义一一对应”的意义观已经被解构,意义模糊化的哲学基础得到奠定,意义已经被模糊化｡

5 结束语

面对“亦真亦幻､雾里看花”般的意义,语言有时感到无能为力,所以常出现“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尴尬局面｡因为解构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去中心化､去除二元对立;所以对语言与意义､能指与所指二元对立的消解也成为必然｡至此,我们不禁要问,解构哲学缘何具有如此能力?这是因为:解构哲学凭借异延､播撒和踪迹“三种策略”作为武器,批判了结构主义的封闭性､“能指与所指之间一一对应”的观点,从而重新定义､揭示了语言对意义的指涉功能;终结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霸道地位;结束了语音中心主义的领先地位｡它掀翻结构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这“三块顽石”,拆解了形而上学的大厦｡在解构哲学的关怀之下,意义被多元化和模糊化,意义无穷无尽的局面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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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外语学刊》2024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