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讯｜2024南京符号学大会学术总结

文摘 2024-11-14 08:00 四川

大会学术报告总结

汇报人：唐小林

大会举行了17场学术报告，分了6个学术圆桌，5个新锐圆桌，139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其中外籍学者5位，青年学者也就是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62位，包含了文学、艺术、新闻、传播、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宗教学等等多门学科。话题涵盖了人工智能与数字时代的符号学、艺术与文学符号学、中华传统文化符号思想与遗产、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符号学、信息与传播符号学、符号叙述学与符号学理论，媒介形象与商品符号学、电子媒介与赛博符号学，等等，内容相当广泛，成果相当丰富，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的创新意识，以及介入现实的实践品格。可以说这是一次面向前沿、面向未来、面向青年、国际化、开放性、跨学科的符号学大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人文与科技的交响：符号学演进发展新向度”在会议的学术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最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符号学如何应对和处理人工智能、数字时代。一直立于符号学前沿，引领学术潮流的赵毅衡先生，在他的“建立一个AI文化符号学”的学术报告中，在关于人工智能天问般的十问中，通过对AI发展的符号学机制的观察和分析，认为“人类文化活动正快速奔向‘意义热寂’，警醒世人，提前研判和避开AI可能给人类文化带来的重大危机和灾难。这是符号学领域，将人文与科技、现实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佳例。kristian Bankov、Alin Olteanu就AI普及后，各大符号学范式进行了经验总结，提出了用技术符号学理论，理解人工智能的新路径。胡易容教授考察了赛博艺术对传统艺术感官世界的全新颠覆，以及对艺术主体的重构，在“符号拟在具身”和“媒介外延具身”的基础上，构建起当今赛博艺术的“符号灵韵”的概念，颇具洞见。可以说回到人工智能、数字时代，在这个会议的场域中，形成了一个耀眼的学术集群。譬如黄文虎教授，关于人工智能符号学的三个理论向度的探讨；譬如胡一伟教授把“意图性身体”作为虚拟数字人卷入情感基础的符号学观察；譬如王陌潇教授等在赛博符号美学视野下对仿生假肢与身体回归的关系的辨析。再比如卢士刚教授对人工智能设计所引发的关于艺术与技术边界的思考，以及潘鹏程博士同学提出的“电子游戏文学”及其意义建构的初步分析，等等，都在在体现了符号学迎接新科学挑战的积极姿态和取得的学术实绩。

突出表现符号学演进发展新向度的第二个方面，是明确提出符号学术语体系建构问题。如果说第一个方面是符号学迎向新科技在研究方向和领域上的新拓展，那么在这第二个方面则是符号学迎向新科技、迈向新未来，对自身学科建设的新期待。王加兴教授在关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术语翻译几点思考的学术报告中，提出我国符号学术语体系建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符号学的发展经历了半个世纪，尤其是近2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虽然也有了符号学词典、符号学关键词等专书的出现，但我们的确还没有建构起较为系统、较为完善的我国符号学术语体系。这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而是我们要以自己的区别性特征，在世界符号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这半个世纪符号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知识性、学科性的梳理，建立起自己的术语体系和学科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以便使符号学进入现行教育体制，作为科学知识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展，也更便于中国符号学的国际传播。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符号学者今后和未来一段时间所应当承担的工作。与王加兴教授学术报告相关的是，我感觉到以洛特曼为代表的俄苏符号学理论正在强劲回归，并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符号学的又一个浪潮。我们乐观其成。

符号学演进发展新向度的第三个方面，是对既有研究领域的新推进，大致表现在5个新推进上。一是对叙述学理论的新推进，傅修延先生从认知、逻辑、传播三个层面显示出把握叙事本质的新探索。Michael Ranta力求在史前图像制作中寻觅叙事转向的轨迹；王长才教授在AI来势汹汹的时候，考察安格斯·弗莱彻的故事科学，其实是对叙述学、文学面对新科学的一种辩护。还有屈会超教授提出“叙事观念”，从正向、中性、反向三个类别来应对叙事声音研究的复杂性和确定性，都给人以启发。二是对图像符号学的新推进。赵宪章先生的语象、画像、书像三图形交叉分析，丰富了他的文学图像符号学。倪爱珍教授的“器物图像”分析，孙琳研究员的图像阐释学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三是对媒介传播符号学的新推进。蒋晓丽教授等从中国屏风这一媒介现象切入，考察“障碍媒介”与本土传播观的关系，可谓深得华夏文化传播观念的精髓。张骋教授从共生共在的锁合关系，重新拟定“媒介即符号”的内涵，颇有说服力。韩嘉祥博士同学的太空符号学，研究“死传播”实践中的符号主体，让我深感后生可畏，其让“符号主体成为传播主体”的表述，正合我意。四是对艺术符号学的新推进。赵奎英教授的20世纪西方艺术符号学的三大问题；孙金燕教授对具身化与数字艺术的体验性阐释；张艳秋老师对当代杂技艺术的符号学观察等等，都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五是对新闻、传播、符号学、叙述学等的一些基础理论、基本方法的新推进史。Steven Totosy的伦理文学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化研究；Massimo Leone的古代中国对当代符号学的启示；谭光辉教授考察“情感体制”与文学史的关系，都给我们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陆正兰教授的声音符号的创造性解码；王军教授的多模态符号的空性特质；曾庆香教授的关于文化基因的范式和内涵的深入考察；饶广祥教授对中国品牌的对象界定与意义演进的论述；赵星植教授对皮尔斯符号学中“信息”与“意义”的仔细辨析；薛晨教授从维尔比表意学中提出“翻译主体是一个表意主体”的说法；王委艳教授论物符号及其意义模式，以及董明来教授关于人格自我与象征秩序的现象学考察，等等，都对一些基础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

正是在以上三个方面，也即是在符号学领域的新拓展，符号学学科的新期待，符号学既有研究领域的新推进上，本次会议不仅彰显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学术圆桌一总结：人工智能与数字时代的符号学

汇报人：胡一伟

各位专家，学者，学友上午好，我是第一圆桌汇报人胡一伟。由于第一圆桌主题是人工智能与数字时代的符号学，我曾尝以人工智能的形式或话语表达方式进行汇报。它却让我成为了一位苦恼的讲述者，因为当我将此意图发送给它时，产生的效果是沟通不畅，信息“缺失”。人机交互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在第一圆桌多位老师的发言主题中有鲜明体现，卢士刚、王娜娜、韩荣、李洁，李鑫五位老师分别从艺术与技术边界、图形设计、英语专业、人机社交、传统文学符号呈现方面，表达了人机交互时由失联缺失而形成的各种问题。就此问题，颜小芳、黄文虎、胡一伟、王陌潇、朱春雨、崔久成等老师分别从建立完美交流的前提，思考人工智能的三重理论维度、意图性身体的创设，回归身体本身及数字影像符号的两极互动等角度试图结合目前人机交互问题，肉身与数字形式之间差异性问题。

这里要感谢第一圆桌的两位主持人，王陌潇、颜小芳老师对发言时间的精作把握，让我们愉快且顺畅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分享与互动，也让我有了脚踏校内名为团团的共享电动滑板车，在校园内兜风的独特记忆。再次要感谢李洁、卢士刚两位老师精彩且详尽的点评，特别是卢老师最后一问“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幽默性”这一话题，让我们圆桌讨论的意义得了延绵，开启了我昨晚与chatgpt沟通其幽默性的体验。我将卢老师分享的观点与幽默性的要求交给了人工智能，得出了以下一段句子，它说道：“AI设计现在像个打工人，离艺术还差点火候，要让大家觉得它是艺术，得先甩开“纯技术评价”，就像你得先脱掉工服才能去参加艺术展，要是大猩猩涂鸦都成了艺术，那AI也有戏！”这段话是否幽默大家可听可感，而关于能否以及如何建立人工智能符号学，我们且看且行。

学术圆桌二总结：艺术与文学符号学

汇报人：袁杰雄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同学们，接下来我将给大家汇报的是学术圆桌二：艺术与文学符号学组的情况。昨天下午我们这一组共有十位老师发言，由来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王天昊老师和西南交通大学周尚琴老师担任两场主持，云南民族大学孙金燕老师和河北师范大学李卫华老师担任评议。我们这一组的话题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学符号学的研究；二是艺术符号学研究；三是具体艺术门类的符号学研究。

在文学符号学方面，有四位老师，如李卫华老师带来的《“物色 ”：在“物 ” 与“景 ”之间——文心雕龙的符号学考察》，她主要结合雅各布森的符号六因素理论，将“物色 ”这一范畴置于中国古典文学景物描写的发展嬗变中，并得出“物色 ”是介于“物 ”与“景 ”之间的一个范畴。并从发送者、接收者、信息、诗性等角度结合“物色 ”的发展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

西北工业大学的侯明珠老师以《回到格雷马斯本身——“符号学矩阵 ”意涵再探讨》为题，详细讲解了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她注意到很多成果存在着对矩阵的公式化、模式化套用，遮蔽了矩阵所蕴含的意义的否定生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她指出符号学矩阵是格雷马斯为意义的深层结构建立的分析工具，它绝非静态的结构模型，而是动态意义关系的图像化再现。这些都对我们了解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庞茂森老师带来《天象馆的互文性解读》，她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解读萨洛特的小说《天象馆》，她主要从文本内的指涉与文本间的指涉，探寻不同叙事者之间以及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对话形成机制，同时指出互文性造成文本结构和意义的多元化，它赋予文本丰富的解释张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王天昊老师以《人生的意义探寻：秋之梦的符号意象与叙事美学》为题，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作家约恩 ·福瑟的剧作《秋之梦》展开了极具特点的分析，从它的符号意象到诗学叙事，到叙事美学，再到关于人生意义的哲学探讨，层层剖析，有理有据。

第二，在艺术符号学研究方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周尚琴老师，她带来的是《艺术识别、从历史叙述法到新功能主义符号美学》，她梳理了传统功能主义、程序主义对艺术的定义，认为诺埃尔 ·卡罗尔提出的历史叙述法对识别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从赵老师提出的“物、实用符号、艺术符号三联体 ”来谈艺术的特点，并对泛艺术化时代如何识别艺术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

来自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的孙金燕老师，她带来的是《重返个体感性经验现场：具身化与数字艺术的体验性阐释》，文章主要对交互式数字艺术在受众搭建的知觉场域中，从个体体验、深化身体与世界的具身感知、数字虚拟情景以及外部感觉碰撞等方面进行分析，为当今数字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廖茹菡老师以《文化发展的节拍器：洛特曼符号学中的 “时尚 ”》为题，从罗兰 ·巴尔特的“流行体系 ”，到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她认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将为时尚的研究注入活力，因为她所指出的“节拍器 ”，即是指作为符号域的文化，文化本身就是符号学，并从整体特征、局部关系、内部逻辑关系对时尚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了深入讲解。

第三，具体门类的符号学研究。如来自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张艳秋老师，她带来的是《符号三联体与当代杂技的艺术化及泛艺术化发展趋势》，将杂技视为一种符号文本，认为杂技在诗性结构的探索、向其他艺术的借鉴、对数字技术的运用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意方式，同时指出杂技的发展离不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从而实现杂技的双创发展。很多观点都很有特点。

来自贵州大学哲学学院的罗文祥老师以《亚鲁王重返“勒咚”终极世界的途径研究》为题，是对苗族史诗《亚鲁王》文本的分析，他结合苗族人的生活实践，认为永恒道路展现为“真 ”“善 ”“鬼 ”三种途径，共同构成了苗族史诗《亚鲁王》抵达勒咚终极世界三方面。罗老师的研究极为细致，并且自己还会唱亚鲁王，这无疑为他的研究注入了权威性，期待他更多的成果。

最后，我以《试论舞蹈身体的表意特性》为题，主要从舞蹈身体的特性，身体的媒介属性、对象属性进行了分析，目的是深究身体对于舞蹈表意具有的不同属性和功能。

学术圆桌三总结：中华传统文化符号思想与遗产研究

汇报人：倪爱珍

本组共有10位学者发言。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两类：

一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发掘、再阐释，包括王阳明、周文王、诗歌中的乡村、瓷器上的李白、国家治理中的“人治”术语。

贵州师大的蔡丹老师，运用符号自我理论，从圣贤符号内化的“自我之问”、对身份“自我之困”的突围以及融摄万物扩致“自我之主”的道心三个方面解读王阳明的人格。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高级中学的季宏老师，从符号学角度解读“文王精神”的内涵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义，认为“文王精神”的内核为“缉熙敬止”。

贵州大学的王胜军老师对以孙奇逢、吕留良、郑珍为代表的清代儒家学者诗歌中的乡村符号的意义进行了深入阐释，认为它表征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和生活理想。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倪爱珍老师对民间器物上的李白图像进行了研究，认为李白醉酒图、观瀑图和骑鲸图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图式，成为民间建构李白狂士、隐士和仙人三种形象的视觉符号。

山东政法学院的肖新平老师，认为古代所说的国家治理中“人治”概念是广义的，涵盖德治、礼治、法治、个人专制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将其与西方所说的民主和法治相对是以偏概全的行为，其原因是几套元语言的交叉混用。

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在新媒介时代传承创新问题的研究，涉及剪纸艺术、武侠小说、传统服饰、云南山歌剧。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的周涛老师研究如何利用AIGC（人工智能内容自动生成技术）生成剪纸艺术，认为以人机协作为模式的非遗文化生产方式将极大提升文化创新和传播的效率。

重庆大学的李俊欣、黎一达老师认为当今的武侠游戏设计中利用创设中国风的视听场景、侠的化身体验、特色道具等方式可以提升玩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认同。

华南师大的徐雯雯老师从社会符号学视角探讨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符号如何通过数字游戏实现跨文化传播，以及这些符号在虚拟空间中的意义。

云南艺术学院的孙伯翰老师从生存空间、传播途径、观演方式、演出效果四个方面研究新新媒介时代云南山歌剧符号文本的再生产模式，特别指出它具有狂欢仪式的特点。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闫迪老师，近年来中国故事叙述发生了从惊奇到有趣的审美转向，这是新媒体时代受众基于“趣缘”进行自我建构与群体认同的过程。

从以上10位老师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符号学理论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它可以将原来说不清的一些文化现象说得更清楚、更有学理，可以强化人们的“符号”意识，引起人们对经典符号的意义研究和创新传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学术圆桌四总结：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符号学

汇报人：刘利刚

本次大会第四分会场共有9位专家讲述了他们的论文。这些论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价值引领与民族情感相融合，在意义发展中求证延展，极具学科交叉性和学术厚度。正如他们的“讲述”富有个性特色一样，他们的论文也都有着各自的独到见解。

东华大学陈李红老师藉由内容分析研究了城市品牌传播中的符号结构维度，即民俗符号、文化符号、情感符号如何在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中再设计、再创新的问题；四川大学饶广祥老师严密论述了“中国品牌”产生的底层逻辑，中国品牌是在与外国品牌争夺意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品牌是一个符号认同过程。饶老师的研究是对品牌强国的有力支持；湖北工程学院的岳绯老师是一名舞蹈老师，她结合自身实践，认为舞蹈不只是肢体表演，更是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种符号表达方式，她重点介绍了拉班记普法等舞蹈动作保存与传播方法，同时论证AI与大数据如何赋能舞蹈动作的符号化。

西安科技大学张少元老师论证了活化“革命文物”及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两种方法，即“神圣化”和“再结构化”，也即如何通过场景式沉浸传播使观众参与到大众文化能指的生产中，她的论述层层推进，从“描述”上升到“理论”，非常严密；西南政法大学康亚飞老师论证了“版本”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成为“中华文化的种子基因库”，她提出的“符号时间”“符号时差”极富创新，令人耳目一新；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贾奎老师条分缕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号建构中的四层关系，即社会主义文化符号与精神积累的关系、民族认同的关系、国家形象的关系、话语同构的关系。

河海大学张慧颖老师以科学量化的方式研究了微博等七种社会媒介对城市符号信息传播效果的异化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探索了城市符号与社交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刘利刚老师探讨了电影何以可能对观众的价值主体进行建构的三个哲学框架，即“人类共相”“超越自我”“意识形态”；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韦玉玲老师以自身实践为基点，探索了青年国族认同转向问题，即信息破壁与认同觉醒、信息区隔带来的“他者”群体类化等问题。

要而言之，本分会场的学者们极具国家意识，讨论的问题都是当今中国进行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的确，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在很多维度、很多层面都超越了原有国际传播理论和跨文化传播理论的阐释能力，急需我们进行理论创新、话语创新。而我们分会场的学者们正在致力于藉由符号学来推进传播理论与传播话语的创新，以期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学术圆桌五总结：信息与传播符号学

汇报人：郭旭东

本组的主题是“信息与传播符号学”。本组各位学者从多学科视角切入，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对产生于当今时代的多种媒介文化现象，以及符号学中与“信息”“传播”等概念相关的理论命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由此，本组论文从“当下”与“历史”两个维度为我们呈现出传播符号学研究广阔深远的图景。

在“当下”一端，学者们的研究问题集中在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或跨媒介传播等方面，凭借对新媒体话语和社会变迁的敏锐感知，学者们为多个现实议题贡献了符号学的理论智慧.譬如，施海泉老师关注“奥特曼”在《人民日报》上的符号化传播如何与2000年前后的时代脉搏共振，从“岌岌无名”到“徒有其名”，而在主流媒体对“奥特曼”的符号化、去符号化和再符号化处理背后，则暗含着它与青少年受众之间的沟通困境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

张凯旋老师从融媒体新闻标题中发现当代新闻话语在语言与非语言之间的修辞融合现象，提出融媒体新闻标题符号修辞的多模态特征，进而敏锐地捕捉到“留白”这一修辞机制与“空符号”概念之间的潜在呼应，为融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标题创作提供了一种理论指引；

齐心园、郑春风老师从激情符号学视角出发，关注游离于语言结构之外的发疯文学表达实践，他们尝试在发疯文学这种日常的符号表意中挖掘纯粹的情感能量，以超越语言游戏的规训，为发疯文学赋予情动的属性，“开拓出交流之于伦理向度的潜能”；

赵春华老师深耕时尚传播，提出智能时代的时尚传播表现出愈发明显的符号化倾向，而时尚符号和人工智能也日趋合二为一，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之下，“智能+设计+符号”成为时尚传播的一种创新模式，时尚符号的演变也越来越朝着多元、多极、多维的方向发展；

霍一雯老师以丰富的案例和亲身经验向我们展示出空间意义与人类记忆之间的联结与互构关系，在她看来，媒介空间的象征意义，在空间话语、空间复现和数字标志的串联下，不断唤醒和重现人们的集体记忆，最终形塑了空间秩序以及我们对空间的感知。

本组的其他论文则将目光倒回到“历史”向度，学者们在符号学思想史和传播思想史的交叉地带撷取思想的果实，将过往被忽视或不受重视的理论问题带入我们的视野。

譬如，张骋老师重新理解媒介与符号的关系，结合技术现象学和媒介哲学的理论资源，在媒介可供性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即符号”的观点，他强调对媒介与符号的同一性的把握，并在两者间谋求一种共生共在的锁合关系，由此为媒介本体论的命题填补上了符号学的注脚；

郭旭东介绍了“新城市社会学”先驱马克·戈特迪纳提出的城市符号学理论，该理论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批判意识与符号学的形式分析相结合，这一理论可以为城市传播研究理解城市空间的意义生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孙琳老师指出，潘诺夫斯基与海德格尔对图像的阐释均注重把握其中的符号意义，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学术联系和对话关系，基于对两者观点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两种图像阐释学的局限性的反思，她提出建构一种基于现象学存在论符号观的“图像阐释学”的设想，据此对现代艺术作品的图像意义进行更充分的阐释。

综上所述，本组发言既有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敏锐察觉和细致剖析，也有对几乎已成定规的理论问题的重新理解和深入思索，这种宽广、多元的研究视野，正体现出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开放与包容，这也是它能吸引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们自发汇聚而来的原因所在。

学术圆桌六总结：符号叙述学与符号学理论新进展

汇报人：薛晨

在昨日的学术圆桌讨论中，共有十一篇论文展开了深入探讨，涉及多个领域，涵盖叙述学、符号学、翻译学、文学、哲学及心理学等学科。

首先，屈会超老师从叙事声音的复杂性入手，提出了从叙事声音到叙事观念的转换，以应对叙述研究中的不确定性。这一转换不仅丰富了叙事分析的视角，也强调了接受与阐释过程在叙事中的关键作用。

接着，王长才老师分析了安格斯·弗莱彻的“故事科学”概念，强调叙述思维的独特性。他结合神经科学的研究，论证了人类创造性思维在AI时代中的不可替代性。弗莱彻认为，故事不仅是一种文学手段，更是应对复杂环境的生存技能。

王博博士在探讨非虚构写作中的情感叙述加深了非虚构写作的真实品格，真实的观念从“情感的缺席”转向“情感的在场”，体现了非虚构写作中追求主体性和求真精神的特征，同时推动了文体争议的解决。

谭光辉老师引入了“情感体制”这一概念，揭示了情感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并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史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文学思潮的理解。

同时，陈红汗老师通过“场域-符论”视角，结合东西方哲学，提出了“象意一体化”的符号观，进一步深化了符号学原理在哲学层面的探讨。

我本人在解读维尔比表意学的翻译符号学思想时，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解释性符号功能。这一功能不仅适用于语言翻译，还涵盖了生物和社会符号系统，突显了翻译在认知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在美学与符号学交汇的研究中，何方刚老师通过现象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结合，重新审视了康德的审美二律背反，力图解决其中的内在矛盾，并提出了符号现象学这一新的理论框架。

王委艳老师研究了物符号的文化属性及其意义生成模式，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对物质世界的加工构建符号文化。

陈文斌老师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旨在厘清其理论范式，并进一步探讨其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的价值。

耿宏伟老师通过分析皮尔斯逻辑解释项的精神病理学问题，结合精神分裂症案例，探讨了象征逻辑解释项的崩溃及其治疗方式，展示了皮尔斯符号学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应用价值。

最后，董明来老师研究了镜像理论与象征秩序，强调了自我现象学中语言与情感经验的互动，揭示了象征秩序对人格自我发展的深远影响。

这些研究展示了符号叙述学与符号学理论作为理解人类心理、文化和社会现象的重要工具，提供了深入探讨的理论框架，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展理论思考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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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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