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赵毅衡
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1]
1 肉身人（身心俱全）
肉体的身体性是人类在物质世界的“自然”生命形式，这一点每个人“感同身受”，似乎并不需要说明。但几千年来大多数思想者认为，人的存在是靠“灵魂”，人认知世界靠的是“心智”，与此相对的肉体，是易朽的、不洁的，与动物类近。自柏拉图的“理念说”开始，人类就似乎忘记了自身的肉体，一味颂扬理性精神的独立存在。
虽然人所有的意义活动，都要通过肉身。人对世界的感知，是肉身器官的感知；人的意义表达，靠的是身体器官（声音、表情、姿势）。人的肉身的独特性，形成具身化的世界体验和文化格局，这似乎是常识，无可足道，也不必深究。虽然汉代的《黄帝内经》已经把身体看成是宇宙秩序的体现，虽然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体的解剖已经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我思”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源头，这个想法在现代反而得到加强。
对此，某些古代哲人是有反思的。王夫之评《庄子》的“神人”之说：“盖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附之。形敝而不足以居神，则神舍之而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于形而谓之神，不寓于形，天而已矣。”[8]人生来具有的“形”是“神”的寄托，也是“神”的保证，脱离身体之形的“神”实际上是“非神”。尼采也悟到身体是不可或缺的，他说过：“你身体里的理性比你的最高智慧里的理性更丰富。”[9]
人的肉身性，是因为人的意义活动并不是纯粹的思维，而是身体带动的精神活动。法国存在主义符号学家梅洛-庞蒂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应当从本体论角度看待身体，物质性身体的具身存在，是身体意义活动的根基：时间是由身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产生的，空间则由身体承载，因此肉身是意义活动的内在出发点。因此，人的意义活动是“具身性”的（embodied），主体性是物质性/意向性的双重结构，而“肉身”即是认识这个世界的经验图式[10]。
梅洛-庞蒂的意义“具身性”理论影响巨大，成为现代思想过渡到后现代思想的关键之一。为了建立一个包容“非人类”的文明，就必须承认人的肉身性存在，这是人与其他物种共情的出发点。既然人类在生物界并非绝对特殊，人类文明的形态，应当是包容“非人类”品格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肉身性”理论，也是后人类主义最早的着眼点。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更进一步指出：正因为人都是肉身的存在，责任伦理发生在人与他人之间：“相对于这一应承而言，我是不足的和有缺陷的。而这就好像是，我已经是要对它之必死做出应承的，而且对我自己之幸存感到有罪一样。”[11]此种看法，用人的异质性打破了传统主体的总体性。而德里达则认为人与他人之间的“应承”是不够的，应当延展到其他生物：“承认伦理学延伸到所有生物，我们不应该让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12]
法国电影符号学家拉·梅特里曾说，“人体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13]。身体不只是会生产饥饿、痛苦这些普通感觉，也会产生需要，而这些需要进入大脑生出欲望符号。他说：“这就是我所想的：人类怎样通过了他的感觉，亦即他的本能来获得精神，最后又通过了他的精神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14]这就消除了人的意识来源的神秘主义，以及人的神创学说的根基。他说的“人体机器”是个比喻，但是后来却落到了实处。
符号学对此“物种扩展”思想，反应可能比其他学科都早。符号学家西比奥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Global Semiotics”，此词语义双关，既是“全域的符号学”，又是“全球的符号学”。他的意思是：意义的符号过程，与生命过程同时并存，意义的接受者是其他生命体，但也包括不同种族的他人，即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意义过程的研究领域，不仅局限于意义过程的认知维度，更侧重于各种生命的伦理完善性，以及对生命的呵护[15]。各种生物都有符号传送解释的意义过程，只是人类能自觉地使用符号，因此，人类不仅是如卡西尔所说的“使用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而且是“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即意识到自己的符号活动的动物，由此，人必须对地球生命的“全域”负起伦理责任。
从“肉身性”来理解人的存在，传统的“人为万物灵”思想，就被后现代思想解构了。人的身体本身就成为一种“待变之物”，新型的身心关系就可能由此而生。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入人的身体之内。人与技术性部分合体，即部分行的“义体”（prosthesis）很早就开始出现。一般认为这些技术性修补，是人身之外在的添加物。但20世纪后期起，人类身体进入新的形态：当这些体外事物渐渐被人体“内化”，特别是当他们不再是受损身体的技术性修补（假肢等），而是提高了身体机能，例如红外线眼镜，或VR面具，即所谓“增强”（enhancement）。当“义体”部分成为身体的主要部分，就开始出现后来称作“赛博人”的形态端倪。
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身体技术”思想，已经可以看到对身体的这种技术化改造，对人的根本社会存在形态的影响。1934年法国哲学家莫斯（Marcel Mauss）提出“身体技术”的概念。他认为既然人的身体本身就是最自然的工具，工具就不是外在于人的技术，而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一部分；50年代加拿大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cel McLuhan）的著名理论“媒介即人的延伸”，实际上是继续了此种“身体技术”理论，媒介技术被认为是身体与意义传达工具的融合；此后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提出了“技术的身体”是“第二身体”的理论[16]，技术与人的肉身更为连成一体，“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相互的，人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也在被技术利用”[17]。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则更进一步认为：现代人类的世界观受制于传统二元论，将自然和社会视为两个独立存在的领域，导致人们无法参透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渗透的关系。他主张打破主体和客体、社会和自然之间二分的现代性思维模式，由此他改造了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行动者”（actant）理论，将技术（物）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依据这种理论，心与物的“二元论”在当代世界不一定再是合理的：“外在世界并不存在，这并不是说世界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不存在内在的心灵。”[18]这种“后二元论”的思想与“后人类主义”合流，促成这样一种新观念：主体性也不再是人类独有的属性。他要求平等看待“人类”和“与之互动的非人类实体”，各种工具也是能动主体的来源。
这些理论直接为后人类主义的“人机合体”思想提供了哲学思辨基础。凯瑟琳·海勒明确指出了这条思想发展线索：“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19]如果大脑把意义信息传递给身体，身体又传送到工具，三者就合成一个整体。当代人生活中已经无法离开的手机、电脑、GPS、自动驾驶，无人飞机等技术，人类身心及其技术延伸，渐渐成为一个新生的物种，即“赛博人”。
1960年，美国科学家曼菲雷德·克林斯（Manrfed Clynes）和内森·克莱恩（Nathan Kline）在《赛博格与空间》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赛博人”（Cyborg，即人机合体）的概念。两位科学家认为，要想解决如何应对漫长的星际航行会遇到的种种难题，只有让神经控制装置与有机身体的结合，才能增强人类的能力，让技术成为人类主体功能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思想观点，到20世纪80年代，在电脑与互联网的加持下，诞生了关于赛博人的比较完整的建议。1985年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的“赛博人宣言”，让对赛博人的论述成为后人类主义的重要一环。哈拉维对赛博人的定义是：“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虚拟的构造物。”[20]
哈拉维不是想去除有机身体本身，而是将肉体与机器结合起来。哈拉维提出，赛博人与肉身的人区分是一个“技术政治”问题，也就是人生在世的根本方式问题。传统的肉身主体是高度整体化的，需要一个“有机体政治”[21]。而赛博人的身体只是不再以整体的，而以临时的多变的方式出现。
哈拉维的“宣言”有点惊世骇俗，似乎在宣布一种新的物种诞生。但是从前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身体技术化”并非突然出现的思想。现在科学技术的飞速进展，已经严重地渗入人类的意义活动，实际上医学已经在不断地切入人的解剖学身体。人类身体经由媒介技术延伸到虚拟空间中，而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实现环境与现实生活的交织。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不断成熟，在可见的未来，基因编辑、人工胚胎、脑机接口等，已经在增强肉身的功能。技术不仅在治疗疾病，而且成为身体与精神的重要手段和过程，它们不再是健康技术，而是生命技术[22]。当技术已经渗入身体时，人和技术之间开始出现共生。因此，赛博人是一种崭新的意义主体：肉身处于现实世界，感官进入虚拟世界中，从而实现意义信息流的相互作用。赛博人身体的意义建构，已经把人变成信息和实体之间的相互实现的场所。
这种赛博人并不是完全不会造成理论的困惑。既然他们是一种“杂糅”，若仍然以传统的人类身份来规范，就是无视人类身体范式“巨变”的现实；但若完全将赛博人当成一种全新物种，与传统的肉身人完全割裂，那又意味着否定了赛博人自然肉身部分存在的必要。这会意味着赛博人将中断在人类身体、身份文化的历史谱系的断裂。
传统的人类主体能否，能否凭此种“人机合体变异”的身体，识别出一个稳定的自我镜像？在身体范式转换的途中，一旦主体发现自己失去“肉身”，但又不是彻头彻尾的机器，主体或许会在人和“非人”的不确定性之间摇摆。在许多科幻叙述中，这构成了主体的焦虑：主体先前通过身体来确认自我身份的努力，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困难。“我是谁？”这个主体身份问题，始终是人机合体技术所不得不面临的文化难题。
3 机身机心的硅基人
对“后人类”的第三种理解，更进了一步：拥有有机身体的碳基人（carbon-based human）“过时”之后，世界上将新出“硅基人”（silicon-basedentity），也就是肉身全被数字技术所需的原件取代。人类不得不与之共存于这个世界，此种新的智能体，或许会成为地球上比人类更有效率的生产者、工作者、创造者，甚至领导者。
硅基人，也就是全电脑人，又称数字人（HomoDigitus，或Digient），而是由计算机替代头脑，替代基因编码，因此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之为“异智能体”（intelligent alien）[23]。原先统称为“机器人”（robot）一词并不太合适。此词来自捷克语，原意为“工作者”，中译“机器人”有点误导，似乎内部全由齿轮连杆组成，类似工厂流水线上的“机械臂”。只是由于人的审美需要，或是科幻电影的需要，才蒙上了一层表皮。著名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k.Dick）的小说里写到人机战场场景：“一枪打得齿轮飞散开来。”[24]当年超前的想象也似乎陈旧得太快。
柯代洛（J.Cordeiro）认为，哪怕超人类，也不会是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变异[25]。另一位后人类问题思考者马克斯·铁马克（MaxTegmark）称此种后人类为“生命3.0”：人类从纯粹的生物性演化升级到数字科技，而数字流不一定需要肉身器官。“这种生命形态可以同时大幅改变自身的软硬体设施，不用经历过去那种缓慢的演化，而能达到快速进化。”[26]由于其身体大多是芯片等数控单元，硅基人的身体形态我们目前无法预料，可能完全不需要人类样式的身体结构：不需要人类过于复杂的汲取能量方法，不需要人类的低效而危险的生殖系统，也不需要人的脆弱的肢体运动方式。唯一必需的是意义流（用于自身的控制，以及与外界的交流）必须有感知器官与符号发送器官。由于所用的媒介可能与人类很不相同，所以很难想象器官的外形。当然，也必须有信息加工器官以及意义产生的器官，类似人类的大脑，但其体积可能很小却效率极高，甚至可能外置身体，由电磁波遥控二者。
硅基人很可能不再有遗忘，人类的经验意义主体需要遗忘的帮助，用高度选择性积累方式形成，可能已经不再有用。甚至教育的选择性传递知识，也可能用数字下载，没有必要穷年经月培养。而数字控制的中心处理器，或许还称为“电脑”，已经从符号机器变成元符号机器，每个工作部分的电子元件，或许就能做部分意义思考，就像我们碳基人的肢体器官有单独的反应能力。由此，硅基人中心处理器加工的符号量，比人记忆中储存的数量大得多。一旦有元符号能力，符号升级的速度也会比人脑快得多。
到那一天，机器进化出超越人类的决策元符号能力，它可能为新的文化制定新规则。一旦硅基人自身获得了元符号的无限升级能力，或许会创造一个独立于人类的意义世界的元符号文化价值体系。无论如何，“数字人”将成为决策者。
拥有超强能力的“人机”，是新的社会领袖。“加载”或许昂贵（因为不需要那么多高效的硅基人）。硅基人的最大特点是既有超强学习能力（机器的信号加工），又有超强元符号能力（电脑的判断、裁决）。也许它们“出生”时就经过就下载了基础算法与已经积累的左右数据，分配了高功能的判断元语言。硅基人的优生学，只会生产一部分更为升级的“后代”，让个体的更新催动社会的发展。如此一来，数字人没有隐私，没有隐私就没有个性。目前的隐私丢失（人脸识别、信息打包等）已经造成重大社会问题。意义是主观与客观的交流，没有自己独特的符号意义处理方式，就没有主体性。
我们碳基人很为珍惜的许多东西，信仰、宗教、情感（爱与恨）都会消失，因为非理性、无效率。艺术，本质上是“超越庸常生活需要”的符号文本，也似乎没有必要存在。这些“感情”本来就是人类中心的产物，是人类需要的繁衍后代、集群求生、团体共同御敌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要素。我们很难苛责硅基人没有这种“人性”。或许更合理的预测是，硅基人会有我们很难想象其形态的“艺术”“信仰”“情感”出现。或许对于此种“后人类”来说，排他性的“抱团合群”的感情肯定会出现，只是当人类消除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心态，我们不会欣赏后人类产生类似的“感情”。
至于人们经常指出的，人工智能缺少“自我意识”，这问题没有那么神秘，从符号学来看，自我意识只是明白“自己在使用符号”。研究AI符号学的学者胡易容，也认为意识问题并不神秘，是人工智能的定义中的成分：“人类实际上是与一个自我的分身发生的交流游戏。当人类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训练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人工智能接入互联网的时候，它吸纳的就是人类的意识……‘懂得’我们的，不是一个机器他者，而是另一个自我。”到那时，现在人类所拥有的，基于肉身人需要的各种“人性”的表现，一部分会消失，一部分改变了方式，例如“自我意识”，只是我们再也无法用人类感情的标准识别而已。
实际上，由于人不会再有器官老化、机体衰退、病变或伤害，不再有死亡，那样也就不需要生育，爱情与亲情的胜利基础就不再存在。人类的代际进步，由电脑“升级”处理，“向死而生”的经历恐惧而存在，变成“向退化而生”的替代忧虑。非效率论的反思，非价值导向的犹疑，非目的的自我怀疑，就不会出现。我们经常读到“机器人自杀”的新闻，或许，没有“惜生”的反思活动作为刹车，它们真会“勇往直前”投向毁灭。据报道：俄罗斯的指路机器人Promobot IR77机器人居然一周时间之内两次试图从实验室逃脱，并且成功了。在第一次跑出50米，上大街造成了“局部交通瘫痪”之后，开发者对其进行过两次重新编程，却无法阻止它的再次成功出逃，只好打算拆掉了事[27]。还有家务清洁机器人Irobot Roomba 760自杀事件，由于清理玉米粥泼翻的地板，“不堪重负”，它爬到了厨房的电烤盘上，成功自焚[28]。这些都是可供一笑的阴谋论，或有趣的广告。如果硅基人会有如此的“个性化”选择，自我了断，它们或许将会创造一个我们能理解的文化。
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是：它们的硅基身体更不容易受伤，也比人类的肉身更加灵活，“肉身”虽然不再，智能直接指挥的器官，效率远超于人类。哪怕它们尚未完全脱离所谓“弱人工智能”阶段，也比人脑的数据加工能力强大得多。所谓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这种划分源自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他指出弱人工智能仅是对人脑思维的模拟，尚未能产生意识；而强人工智能，意味着被执行的程序本身就是思维的组成部分，计算机程序本身就是大脑（而非心智）[29]。看来硅基人已经开始从弱人工智能过渡到强人工智能，不过在根本性的存在样式上，硅基人依然是人类生命体的模仿，他们依然有一个“身体”。
很难想象这样一种硅基人会羡慕人的心理状态。在《终结者》（The Terminator）系列电影中，未来时代的超人类与人类发生地球争夺战，遇到人类有组织的反抗，于是超人类派出“终结者”穿越到现在，刺杀“未来”的人类领袖。结果却是终结者在与人类亲密接触中，发现了自己缺乏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的情感。当超人类发现这种感情的美好，他也被感动了。
4 身心具虚的虚拟人
对“后人类”可以有第四种理解：人类身体进入更加新的形态，已经可以想象一种无器官、无身体的“虚拟人”（virtual entity），实际上当今世界，已经看到出现其初级形式。
德勒兹（Giles Deleuze）很早就想象过“无器官的存在”，他说：“对我来说，欲望不包含任何匮乏；其不再是一种自然的给定；它与一个运行着的异质性装配浑融为一；它是过程，与结构或起源格格不入；它是情动，与情感恰恰相反……特别是，它意味着一种内在性场域或一种‘无器官身体’的构建。”[30]一个无器官的身体，脱离了一切既定主体，正是德勒兹对未来人类之存在形态的想象。“无器官的身体”就可以不再受到任何机体束缚，以信息的纯虚拟态存在着。或许可以直接了当地说，无器官的身体才是后人类身体的最终形态，虚拟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平滑地从赛博空间中的任意一点通向任意其他点。
德勒兹将后人类时代的主体化归结为四种“褶皱”（法文pli，英文fold），他强调的是变化的过渡方式。据他看来，莱布尼兹提出的单子论，认为世界是同一单子的不同组合方式，似乎被现代物理证明为千真万确。德勒兹却认为单子论是机械论的由来，他认为世界是各种“褶皱”形成的：肉身性褶皱、各种力之间关系的褶皱、知识或真理的褶皱、外部自身的褶皱。这四种褶皱是“器官欲望”的变化，似乎是无可怀疑的具体实在，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进程不同的变化界面而已，最后会导致“无器官的身体”[31]。
这就给“虚拟人”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出色的理论解释。玛蒂娜·罗斯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首先提出：这样一种后人类的终极形式是“虚拟人”，是数字技术催生的“去身性”后人类形式。也就是人类意识的彻底数字化、信息化，由此“告别肉体凡胎”。虚拟人就是纯数字人，“无器官”就可以实现“永生”。后人类能够取代人类的关键是，它们有人的各种意义行为和符号发送，却不一定需要一个笨拙而多灾多难的身体，因为，据罗斯布拉特说：“如果它们能像人类一样思考，那么它们就是人类。”[32]
这样一种纯意义性的存在，还能够称作一种“人”吗？网络空间问题的理论家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认为：“（虚拟实在中的）“虚拟”这个词，所指是一种不是正式的、真正的实在。当我们把网络空间称作虚拟空间时，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种十分真实的空间，而是某种和真实的硬件空间相对比而存在的东西，但其运作则好像是真实空间似的。”[33]网络空间中的存在，只是人类理解必要的“比喻”。
后人类身体也在随着技术的脚步而延展；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了虚拟世界，身体也便延伸到了虚拟世界。“我们如果视宇宙在本质上由信息组成，这些（虚拟）‘生物’就是生命体。”[34]虚拟人实际上存在于信息空间，“数字范式意味着物质世界逐渐数字化，它是虚拟和真实的结合，虚拟人的身体，既可以被认为与现实身体同样的真实：可视、可触、可感甚至可以自由互动，也可以处于不可见中，只是需要语言或图像符号形式来应对对人类感知”。
我们只是犹豫：假若意识能独立存在于虚拟世界，这样的后人类是否还能够被称为后“人类”呢？
当我们进入虚拟世界，其实就已经重新建构了整个经验世界的认知框架。舍普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康德所说的空间——是经历的先天条件：没有空间就不可能有在其中的经历。可是虚拟空间不同，它不是经历的条件，它本身就是经历。虚拟空间可以随着人们对它的探索而产生。它不但本质上是语言的空间，而且是在人们对它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的。”[35]也就是说，虚拟人实际上是一种“纯意义存在”，意大利符号学家莱昂内称之为“潜形”（latent）的符号载体承载的意义构成[36]。
基于虚拟技术，任何智能媒介载体都可成为虚拟智人的“身体”，身体也不再是囚禁灵魂的牢笼，而是任何媒介中信息意义的集合。这样就使主体得到了自由和解放。同时，承载意识的各种媒介，不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人类“身体的延伸”，而可以说是人类“意识的延伸”。在“万物皆媒”的环境下，或许虚拟智人可以存在于肉身有机体、存在于赛博身体、虚拟身体，但各种借居身体之间不再有本质区别，因为它们都纯粹是“信息的集合”。
以上关于“无身体器官的虚拟人”的思索，似乎是凭虚蹈空的狂想，实际上却已经开始出现雏形。首先出现的是一批“虚拟人网红”：2007年日本的虚拟歌姬“初音未来”被设定为永驻于16岁，具有固定的身高、生日、音域等，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但二维动漫风格的身体，并不是她生存的“身体”，她的“身体”是合成软件形成的光波；2014年，中国少女歌手洛天依也成为二维虚拟网红歌手；2016年4月，虚拟偶像、19岁的巴西裔模特米凯拉（Miquela）问世，于2018年登陆社交媒体，目前拥有160余万粉丝，她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个人音乐专辑，还经常与众多名人或粉丝合框；2018年在中国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新华社与搜狗联合发布世界首款虚拟人主播。
5 人类世残迹（过去式人类）
第五种理解：人类的时代成为过去式，人类文明结束，地球换了新主人，而人类文明只剩下遗迹，地质变化渐渐把人类文明变成地层中的“人类世沉积”（anthropocene sediments），即将开始地球史，或许可以称之为“数字世”（Digitocene），它可能延展很长时间。在这个“数字世”，人类可能存活，只是作为“人类世”的盲肠式遗留，即进化的残存物。
当“后人类”充分发展后，人类时代已经消失，剩下的残迹在地层中形成了一个考古学，甚至地质学的遗迹：水泥早就风化，钢筋已经锈蚀，连人类制造的最耐久的物件——塑料——最终也被新进化出来的细菌分解。人类在地球上建设起来的宏伟辉煌的文明，到最后不仅成为历史，而且成为史前史。
“人类世”至今只是一个想象的“远未来”才有的地质史概念，但是本文描述的过程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出现的前景。这样一个世界会是地球的前景吗？“后人类”最后还需要人类引以为傲的巨量建筑群吗？如果硅基人和虚拟人成为世界的主流，的确这些蛮横粗劣的建筑，不会是“后人类”文明的必要的寄居之处。现有的人类生成物，到最后会变成地层残留物，这个看起来“悲观”的“末日后场景”，却或许是人类最乐观的结局。
“人类世”这个概念最早由1995年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2019年Nature报道，一个专家小组正在起草报告，准备2021年向国际地质委员会正式申请：地球已经进入新的地质时代。尽管人类文明在地表留下明显痕迹，但是人类被后人类彻底替代后，新的文明或许不需要如此的实物堆积。
恐龙在地球上的统治持续了近乎于永恒的1.8亿年，而人类从洞窟岩画开始的符号文明历史，只有4万年。人类会留下什么样的残骸堆积，取决于未来的观察者是谁。“后人类”中的“地质学家”，或是几万光年的时空过来考察地球的外星人？地质概念的“人类世”是否成立，要看他们找到的是什么样的残留物。
约7000年前人类农耕生活开始，人口增多，地表植被发生重大改变；4000年前人类产品材料变化，地层中出现陶器，织物、铜铁金属等；200年前，大工业时代开始，地层出现各种工业品与巨大的建筑；而75年前，人类用原子能做武器或工具开始，地层中出现放射性同位素。不过未来的观察者可能寻找另一种沉积物：他们可能留意寻找曾被称作“芯片”的小片硅，不是用于切割刺杀，而是用来存储数据，传送信息。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会成为“人类世”考古发掘的重点，即“后人类”是如何渐渐演变出来的：地球经过了几个创新和开放的世纪，芯片集中积留的地层，是符号意义传播发达的世代。这个世纪的空间遗留物，大多是为符号意义交流而用，而并非纯粹的生命活动。从公元第三个千年开始，迅速从人类接手的，是一种新的生命体，即本文所推测的各种“后人类”形态演变，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奇异“前瞻”，可能是“数字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份回顾性考古报告。
工具与武器是人身体的延伸；媒介是人的符号表达与感知能力的延伸；电脑是人处理符号意义能力的延伸，而作为“后人类”智能体的AI，不再是人的延伸。它们渐渐获得足够意识，能力自主判断意义，甚至拥有“生存还是毁灭”的最高元符号决定权。一旦“后人类”不再是人类加上器官延伸，新型的生命居住于地球甚至其他行星。“人类世”就成为地质现象，因为它可能只是后人类的“数字世”的一个短小前奏。
[1]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第392页。
[2][7][19][34]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4、3、4、66页。
[3]奥勒·哈格斯特姆：《未来科技通史》，刘浩、张尧然译，新世界出版社，2019，第63页。
[4][5]Ihab Hassan.“Prometheus as Performer：Towarda Posthumanist Culture？A University Masque in FiveScenes”，Georgia Review，vol.31（1977），p.843，p.843.
[6]苏丹：《生命、物质与数码物：后人类的三重伦理视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4年第4期。
[8]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64，第33页。
[9]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4页。[10]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36页。
[11]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220页。
[12]J.Derrida，L’animal que donc je suis，Paris：Édition Galilée，2006，p.149.
[13][14]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21、33页。[15]Petrilli，Susan.2019.Signs，Language andListening：Semioethic Perspectives.Toronto：Legas，p.8.
[16][17]Ihde，D.Bodies in Technology，Minneapoli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17，p137.
[18]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96.
[20][21]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Century”，Simians，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of N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1，p.149，pp.176-181.
[22]Nikolas Rose.“Molecular Biopolitics，Somatic Ethicsand the Spirit of Biocapital”，Social Theory&Health，2007，5（1）：3-29.
[23]赵毅衡：《异智能体符号学的四个基本方面》，《新闻界》2024年第9期。
[24]菲利普·迪克：《菲利普·迪克科幻短篇小说集》，李广荣译，译林出版社，2013，1099页。
[25]J.Cordeiro.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FromHumanism to Transhumanism.World Futures Review，2014，6（3），231-239.
[26]马克斯·铁马克：《人工智慧时代人类的蜕变与重生》，陈以礼译，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第35页。[27]https：//baike.baidu.com/item/19763434Promobot%20IR77/？fr=ge_ala，2024年8月13日查询。[28]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2%81%E5%A7%86%E5%B7%B4760/15626907？fr=ge_ala#3，2024年8月13日查询。
[29]Searle J R.“Minds，brains，and program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980，3（3）：pp.417-424.
[30]Gilles Deleuze et C.Parnet，Dialogues，Paris：Flammarion，1996，p.84.[31]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lated by RobertHurley，Mark Seem and Helen R.Lane，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83，p.104.
[32]罗斯布拉特：《虚拟人》，郭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中文版序“告别肉体凡胎”。
[33]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刚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第1页。
[35]R.舍普等：《技术帝国》，刘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98页。
[36]Massimo Leone，“The Semiotics of Latency：Deciphering the Invisible Patterns of the New DigitalWorld”，Semiotica，2024.
本文刊载于《南方文坛》2025年01期
编辑︱王雪松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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