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日，来到洛阳偃师参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居然没约到门票，现在的博物馆都如此热门了吗？虽然大喇叭里一遍遍地喊着：没预约到门票的游客，请明天再来参观。但不甘心的我还是打算碰碰运气。到了入口，工作人员客气地说：“明天再来吧。”没办法，我只好使出杀手锏，跟她说，我是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的志愿者讲解员，我从最早的商都来参观最晚的夏都。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为我们打开了特殊通道，谢天谢地，总算进来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二里头村处在伊、洛二水之间，距离洛阳市区18公里。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3800—3500年的夏代都城遗址。后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存。经过60多年的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有多项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王都的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夏朝的建立要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上古时期，黄河常年泛滥，尧便命夏部落的首领鲧去治理水患，但鲧治水不力被杀。多年以后，鲧的儿子禹接下了父亲的工作，他认真分析了父亲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采用疏堵结合的方法最终降服水患，还留下了三过家门不入的美谈。因治水有功，禹声望渐高，于是，舜便将首领的位子禅让给了禹。禹死后，其子启即位，从此，中国就从公天下进入到了家天下时代。
最终，夏王朝在经历了14世17王471年后被商汤所灭。《史记·夏本纪》是第一本详细记载夏朝历史的书，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封禅书》里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竹书纪年》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国语·周语上》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既然夏朝在历史上有这么详细的记载，为什么不被一些人承认呢？因为要证明一个文明存在，不仅要有史料的记载，还要有遗址的存在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而偃师二里头遗址正是承担起了这样的重任。
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9公里，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在东南部的较高地带发现长方形宫城遗址，东西城墙复原后，长为378米、359米；南北城墙复原后，长度为285米、282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宫城内分布着10余座大型夯土宫殿建筑基址和铸铜、制陶、绿松石器制造等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墓葬等重要遗存。出土了大量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蚌制工艺品、海贝、嵌绿松石工艺品等高等级随葬品，以及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这些发现为我们了解夏代的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是根据一号宫殿建筑基址，复原了一座四周建有廊庑的大型四合院建筑。从这里可以看出，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0.8米，总面积9585平方米。台基上建宫殿，殿基又高出台基约0.2米，宫殿面阔八间，进深三间，面积约为900平方米。当时的宫殿也是以“茅茨土阶、四阿重屋”的建筑形式为主，这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商代宫殿的建筑形式。
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夏都遗址是一处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宫城中心区坐南朝北，一条中轴线纵贯全城，体现了古人以中为尊，居中而治的筑城理念。两边是对称分布的宫殿建筑群，由宫城城墙围起，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3000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二里头夏都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已初具规模。还有用于祭祀与宫廷礼仪的青铜酒器、乐器、兵器、玉器等，所有这些都昭示着早期王朝的礼制传统。同时，说明我国青铜铸造技术在夏代就已成熟，洛阳因此成为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
考古发掘60多年来，二里头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发现中国最早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中国最早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殿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区、中国最早的国家祭祀遗迹等等，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由此奠定，华夏第一王都正从历史深处走来。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共设一个序厅、五个基本展厅，系统展示了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文化探索历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
基本陈列展厅包括"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纪探索"三部分，通过文物、浮雕、沙盘、多媒体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华夏第一王都”的历史生动、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二里头遗址共出土文物一万余件，这里展出了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骨角、牙器等在内的2000余件珍品，突显了二里头遗址作为“华夏第一王都”的丰富内涵。
令人惊艳的乳钉纹青铜爵，是二里头时期的核心礼器，也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出土于1975年，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敞口束腰，长流尖尾，三足细长，流折处镶钉形短柱，腹部装饰乳钉纹。该爵造型夸张，形态修长，清逸舒展，极富美感，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
网格纹青铜鼎，1987年出土。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有“华夏第一鼎”之称。二里头遗址青铜鼎的出现，也是当时王权礼制萌芽的象征。
玉钺，1980年出土。长9.2厘米，宽8~9.4厘米，上部有两个穿孔，下孔用圆绿松石嵌平。钺本是一种作战使用的兵器，但是从该件器物刃部较钝的特征来看，并非实用性兵器，而是祭祀的礼器和王权的象征。
七孔玉刀，1975年出土。刀长60.4~65厘米，宽9.5厘米，玉料呈墨绿色；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各有两组对称的扉牙；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7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玉圭，1980年出土。长17.4厘米，宽4.4厘米，整体略呈长方形，上部有两个穿孔，通体抛光，十分精美。玉圭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玉礼器之一，常在祭祀活动中使用，是君王权力的象征。该玉圭造型独特，今天的汉字“圭”便是由玉圭形象演化而来的。
作为王权国家的首都，二里头曾经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心，汇多元以成一体，绥万邦而达天下。这里出土的陶象鼻盉带有明显的福建地区马岭文化特征，而鸭形鼎则受到上海地区马桥文化的影响。
微雕骨猴，猴脸人身，抱膝蹲坐，高2.2厘米，宽0.75-0.95厘米，2002年在一个2岁孩子的墓中发现。骨猴是用动物骨骼雕刻而成，通体抛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由于太小，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这也让我们感受到4000年前父母对孩子深深的爱意。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二里头一处高等级贵族墓葬。长16.5厘米，宽8-11厘米，为盾牌形，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纽。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加工精巧，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系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它是目前发现最早，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这是一件身长64.5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条龙巨头蜷尾，曲伏有致，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绿松石长度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牙璋，长54厘米，宽14.9厘米，由器身和柄部以及阑组成，造型精美，器型庞大，堪称艺术珍品。牙璋作为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之一，是古代贵族举行朝聘、祭祀和丧葬时所用的礼器。牙璋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也印证了二里头政权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陶埙，1960年出土，高7厘米，口小腹鼓，器身侧面有气孔，已具有了后世陶埙的基本造型，是研究我国早期乐器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早期的文字也在这里萌芽，在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24个刻划符号，经考证，这些刻划符号已具备了文字的基本结构。
这里展出的文物太多，根本看不过来，与其说是博物馆，不如说更像一个大仓库。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辛勤努力，目前，人们对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布局、内涵和年代等已有基本认识，对其王朝属性也有了大致共识。截止目前，累计发掘面积已达4万余平方米，但这其实只占二里头遗址总面积的1.75%。站在博物馆二楼平台上，看着还未发掘的大片遗址，相信未来的二里头遗址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据考证，二里头遗址晚于良渚时期，但早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的重要对象。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规划有序、功能悉备、宫室翼翼、百工齐聚、礼乐初成，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不断向前推进。
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双重证据中，正在从传说走向历史的真实。“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二里头夏都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从无到有、从传说走向历史的过程，最早的中国就从这里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