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和近始终是相对的。顾城在《远和近》里写过远和近的辩证关系，这首诗对我影响很大，在不着调的青春期，曾经被一本朦胧诗选搅的五迷三道，涂抹过一些如今已不忍卒看的所谓诗歌。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人生的若干风雨之后，我来到了当年认为远到不可想象的地方。在地理上，太远了，可是什么是远，什么又是近，又有谁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呢？
小时候在我的心里，首都很远，县城很近。首都似乎很大，县城真的很大，因而，县城大约等于首都。这个如今看来很荒谬的等式，那个年代却近乎理所当然。每次母亲去县城卖鸡、鸭、鹅等一系列家禽或者它们的蛋，偶尔会带上我一道。那些即将挨刀的家禽被捆得扎扎实实，可怜兮兮的在篮子里望着我。去县城，必须在镇上的汽车站买票，指定的地点候车，那个胖胖的售票员坐在高高的橱窗后面，拥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在那个仰视的角度下，我曾经萌生过的理想之一，就是长大了可以跟她一样。汽车很久不来一辆，但一旦开动起来就一路飞奔，沿路没有任何停点。终于等到私营中巴车风生水起，随处可以招手上车的那一刻，我在作文里写到，改革的春风拂面而来。
县城里有护城河、衙门楼，有十字大街、新华书店和百货商场，还有自动扶梯以及金碧辉煌的剧院。节日里街道上插满彩旗，来往人群似乎都很兴高采烈。每次进城，在高大巍峨的建筑面前，我都紧紧拽着母亲的衣角不放却忍不住四处观望。人们走来又走去，人声忽近又忽远，总是觉得世界有些恍惚，但又觉得与己无关。总而言之，县城宛如天堂，是人的一生梦寐以求并且值得为此付出所有努力的地方。两千多个县城分布在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它们在于我有着相同成长经历之人的心中，地位就是如此尊贵。
在我热烈崇拜县城的那个年代，山南的12个县城是个什么模样，可以畅想，但经不起细想。共情太深，就会浸入陈旧的岁月难以自拔，进而陷入无尽的忧伤。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各家县城依然还是开车十来分钟就能转个遍的功夫，若干年前的艰苦可想而知。
由于安徽援建的地方都在高海拔区域，所以错那、措美和浪卡子三个县城也能代表西藏大多数高海拔县城的面貌。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两万人的人口总量摆在那里。县城里基本上所有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都围绕着办公大楼，如果不知道怎么走，将导航设置为当地的政府所在地，十有八九错不了。
这些县城大多数建成面积都在两三平方公里，不需要拉长镜头不做特殊处理的前提下，一张照片也就把所有机关、学校、医院、民居等等全部覆盖。这些年来，援藏的各项成果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县城的建设，别嫌它小，每个县城都是功能齐全、外表崭新的。道路整洁、路灯林立、信号灯正常显示、建筑虽然都不大高但外立面总体都比较整洁，一看就是经过了系统规划后的成果。在内地所拥有的一切，照样可以复制满足。比如，根本不必担心通讯的问题，万能的中国邮政无处不在，它可能没有那么快，但却跟空气和水一样从未离开，也有勇敢的拓荒者做起“四通一达”的生意。只有外卖别做多余的指望，除非通过老板的电话单线联系做个变通。
在西藏两年多，我发现即便再艰苦偏远再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少不了川菜馆、重庆火锅，以及河南老乡开设的超市、蔬菜店和馒头包子店，县城更是如此，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藏餐馆和茶馆。这些店铺保证了民生运转需要，也构成了一个地区最基本的经济内循环，除此以外的也很重要，但相比之下还是锦上添花的意思更多一些。我时常惊叹于四川、河南老乡惊人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意志力，他们从不畏惧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坚韧和倔强，“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在县城出差的每个片刻，我始终带着敬佩的心情走进这些平凡的店铺，与面目黧黑的老板娘，搬运工、快递员身份兼而有之的老板，平日里托付老家只有寒暑假才来探亲的孩子们聊上几句，问问生意状况。没有他们的坚守，也就没有今天的西藏。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他们也是援藏工作的一分子。
县城是农牧民的精神家园，也许有很多孩子跟我当年一样，抱着热烈激动的憧憬，忐忑不安的向往，由牧区的帐篷或是农村的小屋走出来，走向原以为很大其实很小，原以为很远其实很近的县城，再一步步走向拉萨，走向更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