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后，山南的秋风渐起，吹黄了树上叶，吹落了路边花。湖南队门口那一大片波斯菊，一天天肉眼可见的枯萎下去，失去了曾经娇艳明媚的颜色。因为它开放的时间太长了，我虽然几乎天天散步经过，却也忘了它是什么时候崭露头角的。
来到西藏后，三天两头听到“格桑花”，街头巷尾遍布“格桑花”，它的花语似乎贯穿了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备受尊崇。例如夸奖姑娘美貌会用格桑梅朵（“梅朵”为花之意）形容，援藏三十周年的纪念书籍冠以《格桑花开-援藏干部讲故事》，自治区最高的文艺奖项是格桑花奖等等，相关例子数不胜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好奇心比较重，看到不认识的就会请教这是什么花，答曰格桑花，然后看到差异很明显的另一种花，再问还是格桑花。几次三番下来就犯迷糊，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格桑花。
（这应该是花期还未盛开的季节）
单位每周五早上固定打扫周边街区卫生，任务不重，聚在一起劳动，既活动筋骨，也有助于增进同事之间的了解联系。有次正好和普扎配合扫地，走到一个小花坛前，看到鲜花盛开，将上述问题就又问了一遍，“这是张大人花啊，我们这里都这么叫”，他非常肯定的回答。旧问题还没弄明白，新概念已接踵而至。作为一个编外的植物学爱好者，我不能允许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关于格桑花，大约有两种说法。一是高原上所有叫不出名字的花都可一以概之，在哪落脚就在哪生长，高兴开成什么颜色就开成什么颜色，是一个只管安安静静的绽放幸福和美好的群体。二是格桑花为“翠菊”的专指。西藏的翠菊以蓝色为主，叶子呈椭圆的狭长形，边缘有粗锯齿，且栽培容易、花期长，成了深受本地喜爱的“格桑花”。这花，我在泽当镇小巷深宅的门前花圃见过。
至于随处可见包括在家园盛开的的“张大人花”，则是波斯菊罢了。两种花卉都是菊科，长得很像，且都顶风耐寒，不怕日晒、不畏风雪，好养活，花期长，难怪会将两者混为一谈。细细观察下来，“张大人花”是单瓣花，花色粉红居多，而正宗的“格桑花”则是重瓣花，花色偏蓝，仔细分辨还是有些差别，在数量上前者更是远远超出。
波斯菊的来历比较怪异。西藏不产藏红花，伊朗也不是波斯菊的老家，它原本的出处在墨西哥及南美高原地区，怎样和八杆子打不着的西亚伊朗地区挂上钩的，实在是个谜。至于西藏人民将其称之为“张大人花”，脉络却极其清晰。1906年，风雨飘扬的晚清政府任命张荫棠赴藏办公差，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园艺爱好者，从印度出发时携带了各种花种，只有波斯菊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因为张荫棠在西藏期间官声甚好，深受爱戴，爱屋及乌才进一步引出“张大人花”的美名一直延续至今，和杭州的苏堤、白堤如出一辙。
“张大人花”寓意着感恩和纪念，“格桑花”表达着圣洁和美好，都能解释的通。在草木难生的西藏，一朵花能够给人带来多少心理上的慰藉，只有来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尤其是当你看到水泥地的罅隙中都能伸出一朵色彩鲜艳的小伞，更会对“张大人花”的生命力敬佩有加。
其实，“张大人花”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小时候，家门口来了一波操着川渝口音的工人修建宣杭铁路，我曾亲眼看到机械轰鸣、彩旗招展，土红色的路基一天天长高的热闹景象，也见过食堂前面蹲着一大批人，呼啦呼啦集体吃饭，以及洪水暴发，人群在河水中抢救器材，呼喊声不绝于耳的真实场景，感受过工地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煤焦油味。他们的子弟转学到我所在的班级，这些隔三差五就流动的孩子们很快就与我们打成一片，毫无距离感。我还交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好到几乎真的要穿一条裤子的地步，姓施名绍辉，至今仍不能忘怀。临别时依依不舍，在学校附近铺满木瓜的老石拱桥下，我俩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的两个孩子，稚气而认真地搭着肩膀，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后来他给我写过一封信，来自湖北浠水，那时正在学习闻一多的文章，才知道他随着父母，已经转战到诗人的故乡去了。这些铁路工人走后，一些稀奇古怪的花儿慢慢地从工棚附近零星的点缀，变为铺满路基边坡的繁花。说来也怪，此花不知从何时起，不知从何处来，却在遥远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与本地的牵牛、杜鹃交相争艳，映染了整个少年时期。
往事足可追，近事犹珍贵。尽管很少有男人以花自许，但回顾我的人生经历，有些还是与“张大人花”颇有相似之处。吃过一些苦，遭过一些罪，去过很遥远的地方，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条件，都是能立下脚扎下根，如今又肩负着民族团结的重任在高原工作。以后的人生道路还长，我无比诚挚的期望，再艰辛再沧桑也要保持内心的纯净，绽放灿烂的笑容，永远不向苦难低头，永远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