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

文化   2024-10-08 00:02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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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家乡。轰轰烈烈参军去,寂寂无声退伍回,我陷入迷惘之中。唯一跳出农门的渠道就是招工和上大学。招工无门,考大学更是可望不可求。
可幸当时大学招生实行变革,在推荐制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对于推荐,自己感到很有优势——政治条件方面,我是党员;社会阅历要求,我有近六年的军旅生涯和农村劳动锻炼;实践经验上,我有在部队培养开铲运机和操作发电机的专业特长;服兵役期间还有从事文书工作的经历磨练。带着对上大学的强烈愿望,我利用业余时间重新又拿起了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做好了随时准备应考的准备。
不仅如此,在部队期间,我主动自学了电器及机械方面理论。发现新兵黄火星带有高中数、理、化课本,我也借来自学。可幸的是连队的材料员崔志国,毕业于山西邮电学校,数、理、化功底比较深,遇到难题向其求教,进一步增强我的自学的积极性,文化底蕴逐步深厚。
大学停招后,绝大多数人放弃了学习,而那些善于自我管理的人,却把这段时间当成自己的“增值期”,加强学习来完善和突破自己。
我们公社高校分配给1名指标,必须由三名被推荐人员参加考试。当时公社批准的推荐人员有刘振华(女,小牟里大队回乡青年)、赵长荣(女,七里井大队赤脚医生)和我(联二大队复员军人)。我已是中共正式党员,后来得知是全县大、中专推荐考试对象中两名党员之一——另一位是我同一部队加工连战友孟庆法,他被北镇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可见当时的党员更有竞争优势。
当时的招生办法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十六字方针”看着简单,操作起来并不轻松。主要的流程就是本人申请,然后大队同意,再报公社党委通过,之后上报县招生办公室,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经学校复审,最后省招生办公室批准。
考试在利津第二中学进行,考试的科目为语文、数学和理化三门课程。因我在部队干过代理文书,语文方面有一定优势,数学、物理、化学复习了近10天,加上自学的积累,就参加了考试。
考试时间安排在1973年7月9、10日两天。7月8日的下午,冒着炎热的天气,也没带被褥,穿着退役时的海军旧军装,斜挎着在部队带回绣着红五星的挎包,里边放着借用别人高中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带了点演草纸——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此时我还不忘复习演算。
民以食为天,准备了地瓜干饼子和一块萝卜咸菜,用笼布包好,也放在挎包内。这就是我征战考试的粮秣。
炎热的下午,冒着酷暑,从家乡联合村徒步30华里赶到了母校利津县第二中学。我首先根据准考证认了考场,又找到了宿舍,做到了心中有数。
之后,我背着挎包到熟悉的操场树下,拿出了数、理、化课本,边熟悉公式,边验算例题,做着考试准备,做最后的冲刺。天快黑了,才感到饿了,边啃地瓜干饼子,边嚼萝卜咸菜,晚饭就这样吃完。
当时还没有电灯照明,黑天我只有背靠在宿舍边的大树下,默默地背着数、理、化公式。天太晚了,穿着衣服睡在光板大通铺上,思考第二天如何考试,不知不觉一晚过去。
第二天一早,又拿出了课本进行了复习。边复习边拿出地瓜干饼子随便吃早饭。快到考试时间了,人们陆续集中到了在校学习时十五级的教室前的旗杆下,由二中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们在校时为副校长)王金鉴宣读考试纪律,并告知考试的试卷正在由公安民警用摩托车押在路上,马上就赶到考场。
入考场铃响起,我们都进入了考场。第一门考语文。王金鉴主任接过从外边递进的一个卷成圆筒状考卷宣布:“考试卷还没有开封,现启封章开封,现在拆封发卷。”说完递给了监场的老师们,分发到考生手中。
考场如战场,当时考试气氛显得非常紧张。
考完语文,人们无法对题,考生都显得很平静。考完数学题,人们都在窃窃私语对答案。当考完理化题时,最后一道题是20分,出来后刘振华问我的得数是多少,我说是多少多少牛顿,她问:“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说是根据物理公式演算出来的,她失落地说得数和我相同。是啊,推荐中层层把关,已经把人们折腾的够呛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真才实学只有靠考试分数的竞争了,谁不想主要竞争对手落下风呢!
回家后,街里邻居非常关心,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只能说没有把握,只有等通知了。第二天我依旧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进入大学学习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等待的当事人更是惴惴不安。
我虽然看似安心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私下还是不时探听着学校录取结果。社会上的传闻很多,人们津津乐道羡慕谁被某某院校录取。我对自己既怀疑又有信心。一是,当时的政策是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学生优先录取。我在部队服兵役期间,从事的是“斯大林100型”铲运机和“南京嘎斯”型移动式发电机操作,并有驾驶执照资质和操作手技能六级证书。二是,后来传闻我有可能被“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录取,我在服役期间为海军,所从事的为机械工种,按照实践经验也对口,也有可能。三是,后来又听说我会被“山东农学院”录取。
总之,通过考试自我感觉良好,利用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的午休时间,到公社驻地的邮局打听有无我的信。当时的推荐考生没有择校的自由,一切都是被选择的,只能服从组织推荐的学校。
一段时间后,公社教育组组长李寿桐老师通知我说,《山东高等学校入学通知书》到了,我被“山东农学院”录取。在那个年代里,能进入大学学习,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别说大学,就是中专也是人们羡慕的事,因为不但跳出农门拥有非农业户口,而且毕业后就是干部身份。  
按照上级的通知,在分配到县的名额中,考得好的不受公社区域的限制,考得不好的公社,可以不录取。我所在的虎滩公社推荐了三名,录取了两名,当时在全县影响很大。
我考入了山东农学院园林系。别人问“园林”是学什么的?“系”是啥意思?我问其他人也讲不清楚。自己心里想,不管学什么,能上大学已是非常幸运的事了,不管学啥,就要学好。
当时虎滩中学正是课间操,人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这就是考上大学的杨秀武,我们什么时候能考上大学!”走在虎滩农贸市场上,人们指指画画窃窃私语:“这个人考了大学!”这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成就感。父亲遇到熟人总被恭维一番:“你家儿子考上了大学,真是祖坟上冒了青烟。”父亲笑得合不拢嘴。不少亲戚朋友也跟着高兴,纷纷前来祝贺。
在这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中我胜出了。回望当初,至今我还感慨“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

(摄影  张小蕊)

作者简介:杨秀武,利津县人,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园林系果树专业,高级农艺师、国家园艺学会会员、中国科技研究交流中心特聘研究员。东营市政协文史专员。获山东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奖项。曾参加《山东文化区域通览(东营卷)》撰写工作,有多篇作品在《大众日报》《东营文史资料》等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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