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经历(一)见证了人民公社到“大包干”的转型

文化   2024-10-01 00:02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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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底,国家通过考试招录了一批干部。这次是“定向定岗”招录:即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计中招录农村经营管理员,简称“经管员”。广饶县我们十个人被录用,填补了各公社“经管员”的岗位缺额。我被分配到牛庄公社干“经管员”。在这个岗位上,我见证了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由人民公社的大集体,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历史转型过程。
在此之前,国家几次招录干部,或临时工“转正”,或直接从社会上“选拔”。而这次是从有实践工作经验的农村书记和会计中,通过严格政审、公社党委推荐、考试择优录用。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次录用干部要求的深刻含义,只感觉到了国家对有“农村实践工作经验”和文化知识水平的重视。
实际上,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是拉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战役前的调兵遣将。
1978年安徽发生大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支持“借部分土地给农民种麦”,让农民得以保命,结果获得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1978年冬,凤阳县小岗子村18户农民为解决温饱问题,在一纸秘密契约上签字、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分田到户、实行农业“大包干”。并约定如果其中有人因此事做牢,其他人要照顾好他的家属。不久此事暴露,被捅到县里省里,但得到了县委省委的支持。此事又捅到了中央,邓小平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指示万里:“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从此拉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建立生产责任制;包产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超产奖励。即农村土地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拂了祖国大地。各地立即掀起学习热潮并组织实施。
实施这项重大改革,是需要一段思想转变过程。
因为,长期以来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批判,认为这是在走回头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路线问题。公社干部、大队干部更是心有余悸。怕带头分了田地将来挨批挨斗,被打成反革命。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党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讨论基础上,结合当时农村经济体制现状做出的改革探索。而要推动这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家已经意识到农村干部是关键。
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小队会计则是关键人物。公社的“经管员”,又叫“会计辅导员”,是大队会计的“顶头上司”。它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大队会计、小队会计搞好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管理好大小队的集体经济,是集体经济的大管家。所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首先要配备好各公社的“经管员”。在这种背景下,我走进了国家干部的行列。分配到牛庄公社干“经管员”。“经管员”的编制在县农林局。农林局在各公社下设农机站。当时的牛庄公社农机站共五个人:站长张冠相,副站长兼农业技术员郭志衍,林业员吴洪君,经管员孟庆武退休后我接替。行政关系隶属于县农林局,业务接受所在公社党委和农林局双重领导。
我1981年1月份上岗,试用期一年,工资每月30元,户口仍在原农村。我们新招录的这批干部,上岗后就参加了当时的惠民地区农林局在桓台县举办的培训班。学习的课程是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会计业务。
牛庄公社最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是牛庄、曹家、贾刘三个大队,在1979年秋后就分田到户了。1980年、1981年粮食大丰收。交完公粮和生产队提留,剩下的粮食都归自己。扭转了多年不够吃、依靠国家返销粮的局面。而其他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队,仍徘徊在温饱线上。
1981年秋收后,牛庄公社党委大力推广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经验,要求全社所有大队都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当时阻力还是不小的,一是思想层面的,认为几十年的集体经济就这样分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是倒退。思想上认识不足,导致行动上不积极主动。二是有些队干部不愿放权。记得一生产队在组织社员分生产队的牲口时,大队会计到现场抱着牛头不让分的局面。三是没劳动力和劳动力弱的家庭极力反对,怕种不了地。出现了不愿分田到户的社员,找生产队长提出不承包土地的要求。到秋后一看承包户粮满仓,自己家只能拿钱买返销粮,就又要求承包土地的事件。当时各级领导干部还不敢直接说“分田到户”、“大包干”等词语,因为文革前后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批判还心有余悸。生怕走错路。当时只能提“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1年秋,广饶县委办公室、县府办公室的门主任、尹秘书到牛庄公社调研,我陪他俩骑自行车在有关村里跑了好几天。在回公社的路上,我听到他俩在议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全是自己的”。“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个办法就是好。这也许就是他俩调研得出的结论。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干部们也开始理直气壮地推广“大包干”了。
我多次到曹家大队找党支部书记曹玉坤、大队会计曹文庆座谈,总结了曹家大队的经验做法,写成材料在全公社介绍推广,投到广饶县广播站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后,都给播发了。
1981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争论对错,变成了基本达成共识。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大包干得到高层的认可。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终于才得以名正言顺。
公社党委连续几天组织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机关干部学习讨论中央一号文件。统一思想,总结本公社率先实行联产承责任制大队的经验,完善做法,明确工作任务。会后几个月时间,全公社18个大队全部实行了分田到户。
这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变革。我有幸见证、参与了从开始到胜利完成的全过程。使我在这场伟大历史性事件中得到了学习成长。
广饶县委曾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公社汇报发言。我代公社党委起草了汇报材料,党委书记吕杰义到会发言。稻庄公社党委书记李绍贞曾是我的领导,回老家时去看望他,他对我说:你给吕书记写的材料很好,他发言后反响很大。我说,我只是起草,是吕书记自己修改的吧?他说,不是,发言时我俩挨着坐,是你的字体,用的是广播站的方格稿纸,没有改动。于是,我也有了些自豪感。
1982年1月底,实习期满,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公社党委就把我从县农林局牛庄农机站的“经管员”,调入牛庄公社干党委秘书。


作者简介:张继义,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职于基层供销社,1980年考录国家干部,先后在乡镇、县区、市直部门的党委、政府、政法、纪检部门任职。曾下海经商。古稀之年拾笔耕耘,记录这70年如歌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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