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展区》第二部〈胜利闸〉十

文化 2024-10-08 14:11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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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1980年初，大张、新张还属于胜利公社，是胜利公社一溜房台上最北边最东边的村。1984年划归宁海乡，2001年宁海乡和胜利乡一起并入胜坨镇。搬房台之前，大张、新张两村本是一个大村，村民以张姓为多，始祖都是张瑞。

据说，我姥爷张建勋身上颇有东大门的遗风，一天学也没上，一个大字不识，却被村里人称作四先生。好像是帮人打官司，为了争河滩里的一块地，而对方势力很大，我姥爷在公堂上不畏强势，条分缕析，据理力争，后来又要着饭到济南打官司，终于胜诉，因而赢得了村民的尊重。父亲对我说，你那三个舅加起来，也比不上你姥爷的一根小拇指头，人家那才真叫有本事，你姥娘当年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那些都是糖果听来的，我见到的，姥爷高高大大的，腰板挺直，那时候在农村很少见到那么高大利索的老汉。我能记着的姥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仅存的一点印象也都隔着一层纱一层雾似的。

好像记得夏天的夜里，小院子里很凉爽，铺块凉席子，他就坐在上边给牢靠哥、结实哥和糖果把瞎话。牢靠哥、结实哥是我大姨的儿子，我大姨和大姨夫双双早亡后，他哥俩被送进了孤儿院，是姥爷让我二舅把他们接到了大张，并让他哥俩在大张一直待到了初中毕业，之后先后参军入伍。我见姥爷最后一面，是给我姥娘发丧的时候。那时候他本来住在寿合村我大舅家，特地赶来大张送我姥娘上路。三个月后，他也去世了。

我姥爷姥娘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三男四女，我母亲张文华是最小的一个。大舅成家后，就搬去了章丘屋子闸边上的寿合村，开荒种地，繁衍生息，生了三个儿子一个闺女。现在他已经快九十岁了，重孙都有了，身体没有大毛病，就是耳朵背。赵金峰就是寿合村的。

二舅张文法，结婚不久，媳妇就跑了，终生没再娶，把大舅的二儿子春圃哥过继到了自己名下，延续这一枝子人。因为他很早就没儿没女，孤身一人，所以对我们这些外甥、外甥闺女们特别上心，也有空管顾，我们差不多都骑在他脖子上撒过尿。我娘在当年那种情况下能去滨州上卫校，他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我娘一直嘱咐我将来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二舅。我到姥娘家帮着干活，主要就是为他。他在村里负过责，有不错的人缘，三五两庄的人都认识。酒量不大，还爱喝个酒，多了就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着就让人心酸难受。

2005年过了年不多时候，二舅去世了，肺癌。

小舅和小妗子生了三个女儿，小妗子前些年就去世了。二舅和小舅一直住在一个院子里，二舅在东，小舅在西，中间还有一间屋是春圃哥的，是他结婚的新房。他们的院子后边就是我二姨家，在房台下边住的时候就是前后邻，这从《大张村1975年村民居住平面图》上看得清清楚楚。搬房台的时候，抽签定房址，不偏不倚，正好又抽在了一块。我们去走亲戚拜年倒是方便了，但也别扭，先去谁家后去谁家，去谁家带啥手扒子，这里面都有个讲究。

我父亲从南请户出来，参加工作第一站，是在宁海供销社门市部。就在那里认识了我母亲，并经人介绍成了亲。当时，南请户我家的那三间北屋还没盖，我姥爷就从自己家里硬挤出来一间屋，给我父母办了婚事。也就是我姥爷在家里威力大，要不这根本不可能，但为此事，我父亲和我三个舅的关系都没处好，这是必然的，他们也肯定没少摔盆子砸碗地给我父亲看。

我小妗子死的时候，父亲没让我和国庆去送丧，只我娘一个人回去了。后来，我大舅找到了家里，对我们弟兄俩说，你们小妗子傻，你们小舅不傻吧？呕馊得我和国庆直接抬不起头来，我父亲也在一边干生气。我父母一辈子吵了不少的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吵架内容，就是我们家与我三个舅家之间的关系，比如过年我们兄弟俩去给舅们磕头，给他们带啥东西。

后来，我父亲在大张实在受不了我舅们和妗子们的冷眼冷语，才决定回南请户盖屋。那是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他兄弟自己，除了他和我母亲的一点点工资，家里就只有一个生病在炕的老娘、两个弱小的妹妹和更弱小的几个孩子。那时候他在外边工作，村里街坊四邻家盖屋砌墙、红白公事，他从没伸伸手、扒扒头，自己盖屋了指望人家来帮忙，那也不现实。农村里都这样，很正常。

我娘说，当时我姥爷率领我二舅小舅、二姨夫三姨夫，还有张春圃、寇广仁等几个表哥，浩浩荡荡地开到南请户，带着木头带着砖，带着瓦刀带着锨，还带着干粮、咸菜和大锅，因为当时在我南请户的家里，供不起这么多人吃饭，原来的锅就是烧水也烧不出来给这么多人喝。南请户这边，我寿田大爷、麦田叔一起下手，屋就艰难而又出人意料顺利地盖起来了。为此，我写过一个小说，《老屋》，也叫《父亲》，和《叔叔》那篇，成为姊妹篇。在小说的最后，我感慨道：

我知道，老屋是父亲用心血盖成的，它会像一部老影片一样，在父亲的眼前，再现他亲身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以及他的努力和挣扎，他的耻辱、他的愚昧、他的悲欢和豪气，他没法把它们忘记。我认定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英雄，虽然他只是因为不能忍受一时的屈辱，就不留退路，拚却一赌。我当然不会再走父亲那样的路了，但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有父亲那样一副挺直的腰板以及由这副腰板生发出的硬朗和豪迈，来支撑我日益虚弱下去的身体。

今后，我也许不会再来看这已成废墟的老屋，今天是我与它最后的告别。但是，我知道，它已成为我身心的一部分，我身中仅存的热情和血性就源于那里，它会经常地让我怦然心动，召唤我频频转过身来，回望它和那个曾经的时代、那些曾经的人们，让我在城市的喧嚣和嘈杂中，在忘乎所以的忙碌和陶醉里，慢慢地静下心来，想起我的小村庄和乡亲们，心中不由地升起一种古老的苍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五十五）

1979年南展区大灌淤，到路家庄公路，黄河水中的粘土、沙土就都落下了，到了周家、宋家，就只剩下清水了，到了大张、新张，不但水是清的，水量也很小了。所以，大张、新张不但没沾上灌淤什么光，反而是那刚漫过脚面的河水和地底下浅层的咸水串换到一块了，把它们勾上来了。水从章丘屋子闸泻下去之后，大张、新张南坡里的地就更碱了，基本没法种了。

好在黄河在大张、新张房台西边拐了一个弯，由基本南北流向变成基本东西流向了。拐弯处河水都比较急，为减轻河水对大坝的冲击，黄河部门在设计这一块的黄河大坝时，就把原来紧贴着河水的大坝往南移了，在河水和大坝之间让出来很大一块地，作为一个缓冲地段。这块地里都是黄河沉积下来的泥沙，所以特别肥，靠着黄河，浇水也方便。这块地就成了大张、新张等附近村的河滩地，也称作北坡，成了村里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田。

那些年，黄河水大，这些滩地经常被淹，但三年中只要能收两年甚至一年，全村人填饱肚子就没问题了。所以，村里有句话，“北坡地，真蹊跷，三年倒有两年淹，一年收了吃三年”。碱了南坡，肥了北坡，糖果想，老天爷还是公平的，给人留出路的。

糖果到二舅家帮着干活，基本就是在这河滩地里。放了麦假，母亲就打发姐姐和我到二舅家来了。姐姐在新张村有个好朋友，是二舅家的斜对门，碰巧也叫胭脂。按说二姨家、小舅家的孩子都是闺女，可姐姐最好的伙伴却是这个胭脂，干姊妹一样，也和姐姐一样，属小龙的。

那天，我们刚放下车子，她就跑来了，抱着姐姐说，怎么才来啊，我都问文法叔好几遍了。闻声出来的二舅也说，是啊，胭脂都来跑好几趟了。然后，她好像才看见糖果，说，没几个月，小表弟又长高了一大截，下巴颏上都有小胡子了，快成大人了。我说，啥没几个月，从去年秋假到今年麦假，半年了呢！胭脂说，那过年你来磕头的那一次不算了？我说，过年的时候没看见你啊！她说，过年的时候，还小媳妇一样，光知道跟在大表哥他们屁股后边吭吭地磕头呢，我在后边叫你，也不搭理我。我说，闹哄哄的，没听见啊，你什么时候叫我了？她说，在文岚叔屋里啊，那些表哥们都是做做样子，你可好，吭吭地真磕！我说，磕头那还有真的假的一说。她说，你呀，还那么多人给我说你脑子多么机灵，将来肯定是个大学生呢，我看啊，就书呆子一个。

又是一个丰收年。麦棵粗的密的一镰割不透，割几步就能捆个麦个子。腰疼得直不起来，直起身来擦擦汗又再不想弯下去，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红点，刺挠得直想揋。二舅说别揋破了，揋破了很好感染，那是麦芒毒，忍着点，它自己就会消下去的。别的活都好说，我就怕这弯腰割麦子。

上初中后，爸爸就到铁木社给我打了一担小桶，开始由糖果负责全家人的吃水。那时候都是到黄河里挑水吃，挑到家里，澄清了，再把上边的清水小心地压到瓮里，一桶水里倒得有小半桶泥。黄河大坝的石阶有现在的两层楼那么高，一般是我在后边挑着水，国庆在前边拽着我的一只手，怕我一个吃不住劲，向后连人带桶骨碌碌滚下去。那石阶刚盛开一只脚，中间想放下桶歇歇都不行，必须咬着牙一口气挑到坝顶。肩膀头肿了，淤血了，就垫上块布。我娘心疼，说，是不是国这个岁数，挑水确实早点了？

爸爸说，我从十岁就开始挑水了，对孩子就得狠一点，不治不成材，刚开始挑都那样，没事，等把肩膀头压下去就好了，就不疼不肿了。一个多月后，肩膀果真不肿了，也基本觉不到疼了，但腰感觉到不得劲了，有一阵儿夜里在床上翻个身都得接就着点，不敢翻猛了。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害怕干弯腰的活。

后来，糖果一直锅腰驼背，脱光了上身，从后面一看，很明显和一般人不同的，脊椎下方是弯的，鼓出来一小块骨头，一摸还硌手。好几次体检，大夫都摁着那个地方问我，疼吗？我说，不疼。他再问，那儿受过伤吗？我说，没有，可能是遗传吧，我爸爸那儿也那样，天生的吧！

（五十六）

在糖果割麦子实在累草鸡的空，二舅对我说，“麦秋呢，也叫抢秋。咋又叫它抢秋呢？因为麦子熟透了后，干透了后，见水，麦穗里的麦粒接着就会发芽。不管在哪里，站着，哪怕是已经割倒，拉进场里，碰到水就发芽，发了芽就再不能磨面了。因为这个，就一霎也耽误不得，趁着不下雨，抢着割，抢着晒，抢着打，抢着装口袋，抢着拉家去，在一块阴凉干爽的埝放好，才算真把菜剜进自己家筐子里了。”

我一百二十个地明白二舅的意思，国，别草鸡，别偷懒，拼了命也要赶紧往前割。我知道二舅对我家贡献很大，现在他也去世了，但让糖果说句实在话，我并不那么喜欢他，尤其是他喝多了抽抽噎噎的时候。人这一辈子谁还不遇上点这事那事的，干啥呢，无妄地让别人也跟着心里难受。

但往往的就是，你越害怕啥，老天爷偏偏就给你来点啥，那年地里的麦子刚割不到一半呢，雨就下来了。二舅看我掐着腰哼哼唧唧的熊样，就让我去看场院，他摸黑率领着春圃哥和姐姐冒雨继续去抢麦了。当时，我看到，春圃哥和姐姐也是嘴撅得能拴头毛驴了。

家家户户的场院里都搭了个小窝棚，看割下的麦子。坐在那人字形的小窝棚里，看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如果是个诗人，那肯定弄得更湿了，可惜糖果同志那会儿哪有那心思。我刚进到里边坐稳，窝棚口就伸进来一张甩打着两条麻花辫子的脸，原来是胭脂表姐。

“真草鸡了？”她钻进来挨着我坐下，问。

“谁说不是呢，这腰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我说。

她拉过我的手，掰开我的手掌，看了看，在上边吹了吹，问：“疼吗？”

“起了几个泡，又磨破了，也不觉得怎么疼，就火烧火燎的。”

“你看这手，比我的还白还细呢，这根本就该捧书拿笔，就不是攥镰把拿锄把的手啊！”

“胭脂，看你也割了一天的麦子了，还没事一样，轻轻快快的，我咋就累得像浑身散了架一样呢？”

“干多了，自然就习惯了，哪算啥啊！你们读书、算术，那才真叫难呢！我就想看书，可是看见书就困。你快躺躺吧，你们读书人啊，就是一点累都受不得。”

“那往后，胭脂，我们换一下好不好，该你背的书我来背，该你算的术我来算，但该我割的麦子，那必须得由你来割！”

“你以为我不想换啊，该你割的麦子我肯定都包了，看你那细皮嫩肉的手吧，你自己不觉得疼，人家还觉得心疼呢！”

“胭脂，你知道，我割麦子累草鸡了的时候，咋想的吗？”

“咋想的？”胭脂也躺下来，支着一只胳膊，侧着身问。

“那当间，我恨不得故意把镰刀割到腿上或者手上，只要有个借口能不再弯腰，只要能不再遭那茬罪。”我仰着脸，对着那尖尖的顶棚说。

胭脂笑了，说：“真是个傻孩子！实在累坏了，就说出来啊，谁还舍得让你遭那份罪啊！”

“一口一个孩子孩子的，你敢自多大吗？”

“反正比你大，你得管我叫姐姐。”

“就不叫，你能咋着我，胭脂！”我盯着她的眼说。

“你个坏国国！嗯，就这么着，往后我就叫你蝈蝈吧！大肚子蝈蝈。”

“电影上女人跟她男人才这么叫呢！”

“小小孩家，啥也知道。再胡说，看姐姐不撕烂你的嘴！”她点着我的鼻子说。

“那你还敢叫我蝈蝈吗？”

“就叫，蝈蝈，蝈蝈，坏蝈蝈，好蝈蝈！”

糖果装作生气，把身子侧过去，那样脸对脸地躺着，呼吸着对方的气息，让我感觉很不得劲。“胭脂，你咋不上学了呢？”

“姐姐脑子笨啊，考不上高中的，再说姐姐又是个女孩子家，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啊！”

“可以考大学，考上大学就能转非农业户口了，就能安排工作挣工资，说不定还能到大城市去工作呢，像老人们说的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

“那是蝈蝈将来要做的事，姐姐也知道城里人的生活好啊，电影上、说书的都那么演、那么说的，可姐姐从来不敢想的。”

“那将来如果我能考上大学，在城市里有工作了，来接姐姐一块去吧！”

“好当然好啊，可是姐姐这个样子，怎么能去城里给弟弟丢人现眼呢，还不把未来的表弟媳妇笑话死啊！”

“咱胭脂姐姐的样子怎么了？那些城里姑娘我才看不上眼呢，一个个都象大小姐，就爱弄出付娇滴滴的谁也赶不上她的样子，给谁看啊，谁稀罕啊！哪有姐姐长得耐看，干活又利索，还会心疼人啊！”

“胭脂千好万好，搁不住命不好啊！谁让咱生在这么一个穷地方呢，走不了，出不去的。”

“说不定呢，也许就会有机会走出去的。”

“那姐姐就盼着吧，整天眼巴巴地盼着蝈蝈从城里来接我吧！国，你很冷吗？我怎么听着你的喘气声越来越粗了？”

“没事的，姐姐，弟弟才不娇滴滴呢！你给我讲个村里好玩的事吧！”

“那有什么好玩的啊，比起书上那些故事差远了。不过，你倒是让我想起来一件很带劲的事。”

“那快讲讲啊！”

“去年收完大秋，我和你舅，还有大姐，去洼里割苇子卖钱。苇场里没地方住，我们搭了两个窝棚，你舅住一个，大姐和我住一个。割苇子的活累死人，后晌我们沾枕头就睡着了。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了，就听到窝棚后边那个地方，有人在呼呼地喘气，就和你现在的喘气声一样，把我们吓坏了，吓得我们大气也不敢出，也不敢再睡。后来外边那个人好像睡着了，有打呼噜的声音。大姐和我悄悄地爬起来，跑去把你舅喊来。我们打着电棒子挨着找，没有看见什么人，沿着那呼噜声把窝棚后边的苇子垛翻开。你猜我们看见啥了啊？”

“啥？”

“原来是一只大刺猬蜷成一团，在那儿呼呼睡大觉呢！”

“是很好玩！”糖果尴尬地笑了笑，他看不到自己的脸，但知道肯定红透了。

作者简介：张维岭，1968年出生，南展区人，文学爱好者，曾发表长篇小说两部及一些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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