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展区》第二部〈胜利闸〉二

文化   2024-09-30 08:20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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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胜利卫生院的前边是社中,北边是粮所,和卫生院一墙之隔,很高的院墙,很大的仓库,在当时胜利公社各单位的院落中很有鹤立鸡群之势。那时的粮所和肉食站一样,很牛,因为那时候人们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需求就是填饱肚子。我们这些非农业户口的人,家家都有个购买证,凭购买证每月到粮所里打粮食吃。
那天我和刘冒浩去南展区调研的时候,在车上看到的,社中、医院、公社大院里都破败不堪了,房子倒的倒,塌的塌,门窗也都斜斜着、吊吊着,长起来一人多高的蒿草,只有粮所里那些高大的仓库还巍然屹立着,再有就是修防段的院子内还有人住着,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粮所往北是胜利公社大院。当时的公社书记、主任中有姓殷的,姓姜的,他们的儿女中,殷爱华、姜学涛都是糖果的同学。武装部长郭配一同志也住在公社大院里,他的双胞胎儿子小杰、小奎也都是我的同学,都比我小两三岁。我在他家里见过转盘枪、半自动和手榴弹,还有成盘成盘的子弹。郭部长也爱逮鱼,但他不是用网,而是用手榴弹炸。他家最早是住在梅家,就是海生他们村,后来才搬到公社大院里去住的。有一年冬天,郭部长在梅家老村的湾崖里炸鱼,鱼没炸到,把湾崖边上一间老屋震倒了。人家也不敢很惹他,郭部长那时候整天屁股后边都吊搭着匣子枪。
公社大院北边是修防段,修防段北边有块空地,我在那里看过很多电影,都是石油工人们用胜利闸抽水的时候来演的。每次从那儿经过,糖果都会下意识地看看银幕扯起来了没。我和刘冒浩经过那儿的时候,那块空地已经没有了,扯银幕的两根高大的竹竿当然也没有了。空地再往北,就是胜利闸和六干渠了。
胜利闸再往东北一点,是刘家夹河渡口,也叫二号渡口,一号渡口在垦利县城西北角。通往渡口有条大路,顺着大路向北不远一条道口,下去道口,南边是棉站,北边西头紧靠着大坝的是国营饭店,往东是百货门市部和生产资料门市部。门市部后边是供销社,供销社后边是一条小街,小街北边是工商所、农信社。
在农信社院子的最东头有间小屋,我和小华、海生他们在那间小屋里喝过不少次的酒。再往北一个大院是铁木社,铁木社再往北又一个大院是拖拉机站。过去拖拉机站,就出了公社驻地,到了徐大力同志治下的徐王村了。
关于胜利引黄闸,《黄河志》是这样记载的:
原涵闸于1966年建于胜利险工(原佛头寺)16号坝,因设计标准偏低,坝身断面不足,出现环形裂缝,并发生不均匀沉陷,成为险闸。1988年重建新闸,原闸废弃。新闸建于胜利险工19号坝,大堤桩号210+385处。规划灌溉面积22.5万亩,设计引水流量40立方米每秒,加大引水流量60立方米每秒。为3孔一联钢筋混凝土厢式涵洞。每孔净宽2.8米,净高3米。钢筋混凝土平板闸门,启闭能力为80吨。设计防洪水位19.94米,底板高程8.8。闸上游建有枯水时用的抽水闸,为混凝土结构开敞式。分2联,每联4孔,每孔净宽1.8米,高4米。由胜利油田投资,东营修防处、胜利油田水电讯处、垦利县人民政府共同组建改建工程指挥部,指挥宋振华兼技术负责人。惠民修防处安装队施工。1988年2月25日开工,10月15日竣工。共完成土方21.68万立方米,石方0.61万立方米,混凝土0.27万立方米,用工8.43万个,投资528.15万元,6月17日放水。老闸于7月上旬部分拆除,闸后复堤,全部堵复。
糖果对宋振华这个人名很感兴趣,问了问市河务局董新青,他果然就是高中和大学同学宋志峰的父亲。

(二十九)

刚迁到房台上时,许家小学就临时安在大街上的大队院里,后来,在许家和吴家之间建起了新校,才搬了过去。课桌是学校里统一购置的,坐的凳子却要自己从家里带。胜利卫生院离许家有二里多路远,我们每天要来回八趟,早自习,上午课,下午课,晚自习。
那时候村里还没通上电,晚自习我们都是点煤油灯,烟熏火燎的,照得墙壁上人猿泰山那样大的人影子。大部分的小学都不上夜校,但我们校长坚持要上,坚持每天晚上放学后送我们公社里的那些孩子回家,感动得我们的家长们不行。
巧的是,校长的儿子小名就叫校,比我小两岁,和我妹妹都在二年级,但我们的教室是一个。因为教室少,一、三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五年级因为是毕业班,享受特殊待遇,单独一间教室。我们二、四年级说上语文都上语文,说上算术都上算术,老师自然也是一个。
老师来上课的时候,一般是先让四年级的预习,他先给二年级的讲课,然后布置下作业让二年级的做,再讲我们四年级的课。而其实,我们很少真去预习自己的课,大部分的时候都把二年级的课也听了。二年级的那帮小家伙也有不少偷听我们四年级的课的,算术可能听不懂,至少语文是没啥问题的。
转学到许家,糖果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课本不一样,教学进度不一致。在南请户,我连小数点是啥都不知道,在这儿,已经进行到小数的乘除法了。在南请户,我在班里从来就没考过第二,不是一根扁担,就是扁担一根,没有谁敢在学习成绩上和我试活,所以他们才老揍我。
刚到许家小学的头两个月,我的考试成绩还是第一,是倒数第一,因为那一阵儿我的算术基本就是零分。这种落差,这种失落感,我不知道你体会过没有,反正我从此学会了沿着墙根低着头走路。我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赶上去的,反正到寒假的时候,我就赶到班里的中游了。到学四则运算的时候,这个管子进水,那个管子放水,什么时候池子里能灌满,什么时候能放完之类的,就是我的强项了,我又可以名列前三了。
应当说,糖果的语文成绩一直是很不错的。一是我记忆力好,不敢说过目成诵,反正遇到自己感兴趣的句子看过一般就忘不了。我在垦利一中当语文老师的时候,讲《荷塘月色》《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些课文时,一般不用带课本进教室。二是我读书在同龄人中算多的。那时候纸就不多,带字的纸更少,讨罕到本小说,那真叫得上如饥似渴,吃书一样。
有一次,我借到了上下两本的《说岳全传》,主人说,看可以,但只能看一后晌,第二天一大早就得还给他。那后晌,正好崔医生值夜班,没回宋家庄住,我不能让人家陪我照一后晌的灯吧。咋办?卫生院的门诊和药房那儿倒是长明灯,可那儿经常有救死扶伤的事发生,经常血淋淋的,我一到后晌从那儿走就头皮发麻,好像有啥东西要突然炸开了一样。可没办法啊,
只有那儿能让我看完那两本《说岳全传》。于是,糖果就提着心、吊着胆、咬着牙、瞪着眼,在医院的走廊里看了整整一后晌。第三,就是我在许家小学里遇到了一位好语文老师。他叫刘月良,高高的个头,老婆子一样常年扎紧着裤腿角子。
我们一升入五年级,刘老师就来了许家小学,教我们语文。之前,四年级的语文是哪位老师教的,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可见刘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
1979年,许家小学四年级有二十多个学生,但是升入五年级的,一共六个人,除了糖果之外,张耀新,李秋亭,解素明,张瑞美,李翠兰。在我们之前的那一级,只有四个人,全部考到社中去了。这就是许家小学升社中的升学率在全公社最高的根本原因。
人们都说李校长招多,这就是他的高招之一。具体办法就是,一到四年级,学生们该怎么升级怎么升级,但是升五年级不行,必须严格考试,严格把关,然后只让极少数有把握第二年考上社中的学生升入五年级,而那大多数没把握的就只能蹲在四年级,这样就从根子上杜绝了他们可能对学校升学率产生的影响。
注重抓主要矛盾,善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高吧!没有辜负李校长的良苦用心,80年,我们六人也全部考上了胜利社中,又是个百分百的升学率。
刘月良老师是自己来学校的,一辆破洋车子带着全部的家当,那时我估计他已经六十岁左右了。隐隐约约地听说,他是老私塾先生,后来被打成右派,刚刚摘了帽,落实了政策,让他重新回到学校里来教书。整整一年,一直到我离开许家小学,我没见任何人来看过他,老婆孩子,亲戚朋友,一个也没有。他自己做饭,自己洗衣缝衣,常年用根黑毛线把裤腿角扎得紧紧的,脚上穿一双黑色的布鞋。刘老师的家好像是垦利县城附近的,但也几乎没见过他离开学校出去。
我被刘老师第一次震了,是他在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语文课上,现场做了一首小诗,写在黑板上,送给我们六个人。那是一首七绝,诗是这样写的:
七九秋光耀新亭,维山维岭素鲜明。
兰香竹翠呈瑞美,望化扬鞭攀高峰。

然后告诉我们,诗里的化,就是四化,四个现代化。阿的神哦,真能这么妙,这么高,这么绝嘛!那是糖果第一次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后来我喜欢读书,高中选文科,大学上中文系,毕业后当语文老师,再后来当文字秘书,平时还喜欢在报刊上弄点小豆腐块,又至于现在写《南展区》,这一切的一切,起源都在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刘月良老师的那首七绝,是刘老师让我认识了文字,喜欢上了文字。
至于糖果的真实名字,你去找吧!只要你不弱智,不是瞎子,就不用问我。

(三十)

对我们这帮公社里来的学生,与李校长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老师的冷。一共六个学生,刘老师每次给我们批改作文的时候,不是站在讲台上讲,而是搬个凳子,拿着我们的作文本,到我们的课桌边坐下,挨个挨个地谈,一句话一句话地找毛病,哪个段落之间联系上有问题啊,哪个句子没表达出应该表达的意思啊,哪个词用的不准确啊,哪个字写了别字,哪个标点符号不对啊,挨个挨个地指出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喜欢他的课,很渴望他对我的作文多说说,可是每次我都明显地感觉到,他在那五位同学身上花费的时间都比在我身上花费的多,特别是对张耀新,他还让张耀新当了我们六个人的班长。
我的语文成绩最好,我的作文也很不错,可他就是对我不感冒,这让糖果很伤心很难过。有一次语文课上,我故意捣乱,他让我出去罚站。李校长看到了在教室外边站着的我,把我叫到办公室里,仔细地问什么原因,然后又亲自把我送回了教室,刘老师把手里的书往讲桌上一扔,就出去了。
还有一次,刘老师让张耀新叫我去他的办公室。那是大队院子最里边的一间小黑屋,有桌子,床,锅灶,脸盆,既是办公室,又当宿舍和伙房。刘老师正在和面,挓挲着两只手问我,《打草归来》那篇作文是你自己写的?我说,是。他说,说实话!我说,真的是。他问,写的时候怎么想的?我说,我到坡里割草回来的路上,看到叔叔大爷们在地里干得很欢,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就想起来分田到户之前,大家懒懒散散磨洋工的样子,就觉得分田到户好,地里的庄稼也长得好,就写了党的政策就是好,社会主义就是好。
刘老师问,你家不是公社里的嘛,怎么也去坡里割草?我说,我们姊妹四个,就父母亲那么点工资,所以家里养了好多兔子,我还要每天放学后去拾炭糊呢。他说,那应该是剜菜吧!我说,是,觉得打草好听,就写打草归来了。他问,你觉得打草比剜菜好听?我说,觉得更文绉一点,不是有个打靶归来嘛!
他说,写作文一定要真,要实,那样才是你自己的东西,千万别编些抄些空话、大话、假话。然后,他又问,你知道什么是党的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说,广播里、电视里都那么说。他说,那好吧,但以后一定要写自己真正的见闻,真正的感受。然后,他又问,你的作文里有个成语,叫急中生智,你知道它的意思吗?我想了好一会儿,抓耳挠腮了好一会,鼓起勇气说,就是一着急就想出主意来了。他说,你看你这样解释多好,干啥非要去背书上的呢,看来这篇作文确实是你自己写的,好了,你回去吧!
现在糖果写着这些的时候,那天刘月良老师和面的样子,说的那些话还如在眼前,如在耳边。后来,我考上了初中,离开了许家,离开了刘老师,竟然没再回学校去看看他,后来听说他退休回双河老家了,那时候我就在县城上高中,竟然也没再去看看他。现在呢,他肯定走了,竟然也没得到消息,没去送送这位让我受益终生的恩师。


作者简介:张维岭,1968年出生,南展区人,文学爱好者,曾发表长篇小说两部及一些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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