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调查了首次就诊于中国三级眼科医院的新患者的青光眼知识水平，发现这些患者尽管之前曾在较低级别的医疗机构接受过评估，但对于自己的病情认识和知识有限。研究目的在于深入了解这些患者对青光眼的了解程度。
研究者在青光眼门诊部设计了一份问卷（得分范围为0-15），用以评估患者对青光眼的了解。参与者根据综合眼部评估被分为正常组、高危组和青光眼组，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问卷得分。结果显示，确诊为青光眼的患者组既往就诊次数最多，但对青光眼的了解得分最低，主要信息来源是之前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相比之下，高危组比其他组拥有更多关于青光眼的知识，并且更倾向于从媒体获取信息并更早地寻求三级护理。
研究还发现，在青光眼知识的各个方面，青光眼组和高危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5）。所有曾到过低级医疗机构的参与者的平均得分较低。此外，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和青光眼危险因素的存在与患者的意识和知识呈正相关，而年龄则呈反比（所有P < 0.05）。眼科就诊频率对知识水平没有影响（P > 0.05）。医生是所有群体的主要信息来源，但使用社交媒体的用户拥有更丰富的信息。
综上所述，研究得出结论，三级眼科中心的患者虽然之前接受过眼科护理，但对青光眼的知识普遍缺乏。因此，研究强调在各个层面开展健康教育对于预防青光眼相关的视力损害至关重要。
结果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30份，其中正常组40份，高危组40份，青光眼组50份。三组人群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见表1。正常组年龄最小（38.3±14.3岁），其次是高危组（41.8±17.8岁）和青光眼组（53.6±16.1岁）。高危组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最高，青光眼组最低。青光眼组有多次眼科就诊史的个体比例最高（30%），其次是高危组（12.5%）和正常组（10%）。青光眼组患者出现眼部不适超过一年的比例最高（60%），其次是高危组（32.5%）和正常组（30%）。据报道，医疗保健提供者是青光眼信息的主要来源（正常组 62.5%，高危组 47.5%，青光眼组 62.0%）。只有 10% 的青光眼患者依赖社交媒体。相比之下，正常组和高危组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比例明显更高（均为 30%）。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招募了在三级眼科医院青光眼专科门诊就诊的新患者。他们被分为正常组、高风险组和确诊为青光眼组。我们发现，尽管大多数人之前接触过医疗保健系统，但他们对这种疾病的了解普遍有限。有趣的是，高风险组的知识水平最高，而青光眼组的知识水平最低。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项分析中国三级眼科中心新患者对青光眼的认识和知识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总体而言，中国和其他国家普通人群对青光眼的知识水平较低。14,16,20,28,29我们的研究证实，即使是以前去过眼科医生的人对该疾病的了解仍然有限，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看眼科医生的次数增加而改善。然而，超过一半（57.6%）的研究参与者是从眼科医生那里获得有关青光眼的信息的。这暴露了中国二级或更低级别医疗机构在患者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根据在中国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门诊患者数量的增加导致面对面的时间不足。30此外，非眼科护理人员可能缺乏对患者进行教育的培训。31–33因此，有必要在患者和医务人员中加强有关青光眼的教育，以改善疾病结果。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高危人群比青光眼患者了解的信息更多。结果与以前的研究不一致，34–36可能是由于分组标准不同。在本研究中，我们在患者首次接触医疗团队之前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根据他们的检查结果对他们进行分组。这确保了就诊经历不会影响问卷的结果。研究表明，患者的知识可能是塑造他们寻求健康方式的重要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进入医疗保健系统的切入点。换句话说，知情的患者可能会更早地寻求眼科护理，从而在早期发现青光眼。
与高危人群相比，青光眼人群的平均年龄较高，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较低，这也表明社会健康决定因素是医疗问题的重要因素。青光眼人群中，有较高比例（82%）曾拜访过眼科医生，而眼科医生也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相比之下，高危人群更依赖社交媒体。此外，大多数高危患者更早到三级医院就诊（67.5%）。与青光眼人群相比，更多高危人群主动寻求医疗评估，而无需外部转诊（40%）。这些结果暗示高危人群的健康意识较高，这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等各种渠道主动寻求与青光眼相关的信息。因此，他们可以正确识别青光眼的风险因素，并在真正发病前及时就医。
单变量线性回归模型显示，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参与者比依赖医生的参与者获得的信息更充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鉴于移动设备的普及，基于移动的教育可以改善公共健康，青光眼患者愿意通过专门的微信服务号参与移动健康计划（自 2014 年起由 ZOC 青光眼科的专业青光眼临床医生 (HJ) 负责，旨在为订阅者提供有关青光眼的详细信息，包括风险因素、患病率、分类、症状、治疗等方面，每月发送四次更新）。20,37超过80% 的美国医护人员认为医生指导的社交媒体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教育工具。38作为中国拥有 12.88 亿用户的顶级社交媒体网络，微信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被推荐为传播和普及青光眼知识的高效平台。20,39总之，它们表明，可以在传统医疗保健环境之外加强患者教育。
相反，那些已经被诊断患有青光眼或到三级眼科医院就诊时已处于晚期的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了解甚少。先前的一份基于“青光眼药物依从性改善护理”（MAGIC）研究的报告进一步表明，所有严重程度的青光眼患者的知识水平都很差。40本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发现。在单变量线性回归分析中，我们发现眼部不适的持续时间和对青光眼的认知之间没有统计学相关性。早期的结果表明，对青光眼风险的关注程度较低是药物依从性的障碍。41,42同样，我们发现在阻碍患者及时获得护理的几个障碍中，只有“对眼部疾病的无知”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经历了最初的症状和长时间的不适，这些人几乎没有主动性或手段去寻求治疗。缺乏有关青光眼风险因素、症状、治疗方法和严重性的认知极大地影响了患者的健康寻求行为。10,11
在现有的文献中，教育状况、经济状况、年龄、被诊断为青光眼、患青光眼风险高（眼压升高、青光眼家族史、糖尿病或高血压病史等）与知识水平较高有关。1,43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单变量回归模型中，青光眼意识与青光眼诊断呈负相关，但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却观察到正相关。因此，这两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其他变量的混淆。这些混杂因素可能是年龄、教育和收入水平，它们会对患者对青光眼的了解产生负面影响，但会增加他们患上青光眼的风险。
我们发现，ZOC 其他专科诊所（不包括综合诊所）转诊的患者的知识水平低于没有转诊到青光眼服务的患者。在中国，患者自行预约专科诊所，这意味着那些去其他专科诊所就诊的患者可能缺乏对青光眼的认识，并将自己的病情误认为是其他眼部疾病。这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专科诊所的医务人员忽视了履行教育职责。建议对整个眼科中心的眼科医生进行培训，以教育患者并引导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在直接医疗环境之外寻求更多知识。这种方法可能会激励患者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保护视力，并提高转诊到专科治疗的依从性。作为次要好处，我们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发现我们自己机构的弱点。
本研究有几个需要承认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样本量小，可能存在选择偏差。尽管如此，几个重要的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次，这项调查仅在 1 家机构进行，限制了其普遍性。但是，我们研究中 59% 的患者之前曾寻求眼科医生的治疗，并由中国各级医院转诊，这表明我们的样本相当广泛。第三，我们自行设计的问卷仅包含 15 个问题，可能无法提供足够全面的评估。尽管如此，我们的问卷简单易懂可能有助于提高回复率，其可靠性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20因此，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我们对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仍然充满信心。
总之，三级眼科中心的新患者对青光眼的认识和知识有限，即使是那些以前曾接受过眼科护理专业人员治疗的患者也是如此。缺乏对青光眼的认识和知识可能会对患者的健康寻求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并阻碍早期诊断和治疗。为了改善视力结果，应在各级护理机构推广社交媒体平台和全面的眼科教育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