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缘受教于李约瑟先生，今天有幸参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想表达三点意思：
（一）我为什么要写那篇小文？
中国现在的“学者”太多了，但有学者却刻意不把李先生当“学者”，我想不通。因此，就在《何兆武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的几点史实》一文（发表于2023年9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第14版）中，替先生说了几句话。我想，李先生即使仍然健在，也不会在意别人是不是把他当“学者”。但在我心目中，李先生是学者，而且是位大学者。
根据目前能看到的公开资料，除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中的天主教哲学部分外，先生至少还翻译了四位德国作家的作品，分别是：
1）亨利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的喜剧《破瓮记》（约6.6万字），最初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9月出版，署名“白永”译（1印7000册）；该书1961年11月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新版，新1版初印1000册；1985年6月，该译本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克莱斯特小说戏剧选》（网格本），1印20000册（其中1100册是精装本）。
（刘训练 摄影）
2）阿德贝尔特·封（冯）·沙米索（1781—1838）的《出卖影子的人》（约4.5万字）。该译本最初发表在《译文》1958年第7期上（第46—81页），署名“白永”译（译自1954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德国古典作家小说选》第一册）。1962年8月，该译本以另一书名“《彼得·史勒密奇遇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文学小丛书”出版，署名“伯永”译，1印15000册。1982年11月，《世界文学》编辑部选编成两卷本的《〈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小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在1983年6月出版（大32开；每卷1印都是45000册）。《出卖影子的人》，收入第1卷（最后一篇，页505—562；每页27行，行27字，共57页）。1987年5月，《出卖影子的人》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学生文学选读·佳作丛书第一辑”出版（佳作丛书第一辑为“近代世界著名中短篇小说”），该书收德国歌德、克莱斯特、沙米索、瓦格纳的四篇小说（共8.3万字），1印50000册。
3）亨利希·海涅（1797—1856）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约11万字），由商务印书馆1972年2月初版（蓝皮，1印50000册），1974年1月出了修订版（黄皮，版权页无印数），均署名“海安”译（据说该笔名意为“困顿中图个吉利”）。该译本后来收入海涅的《论德国》，在1980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印2700册）；又收入《海涅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1印48000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后来（2016年5月）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第15辑）出版，我看到的最近的印本，是2022年5月的第4次印本。
（刘训练 摄影）
4）威廉·豪夫（1802—1827）的《冷酷的心》（约4万字），最初由（上海）儿童读物出版社1955年3月出版，1956年4月第2次印至47200册。
这四位德国作家，除豪夫出生在19世纪初外，都是18世纪晚期出生的（海涅已到了18世纪末），四位作家都是浪漫主义的产儿；而他们一般地说，都是浪漫派中的积极派，他们都是大作家。《大辞海》的“外国文学卷”（2015年），不仅把这四位作家都收进去了，而且收了其代表作，除海涅的外，其他三位的代表作，主要就是李约瑟先生翻译的上述三部作品。不过遗憾的是，按照体例规定，《大辞海》中只说“有中译本”，却未提译者名。
李先生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中的天主教哲学部分，大约是16万字，加上以上的约26万字，是40来万字——从数目看，这的确不算多，但先生翻译的，都是“歌德时代”德国大作家的作品，译作都是精品；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连江老师在书中说，李先生说“翻译不能求快，每天译三百字，就是很好的成绩”；何况，这些与世人见面的40来万字，都是先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除过教学活动外，是各种政治学习、下乡劳动，等等）翻译的。
（二）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的李约瑟先生；建议进一步挖掘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详细资料。
我去年那篇小文发表后，不少朋友告诉我，他们一直把《西方哲学史》译者之一的李约瑟，当成了那位著名的英国人。其实我何尝不是曾经如此呢！我只不过是比朋友们早一点时间，搞清楚了这个问题而已。盛家林先生撰写的祭文（清明节祭奠、缅怀前辈和老师，我姑且用“祭文”一词吧）中说，李先生“屡经坎坷。矢志不渝，译作经典”。我虽然无缘受教于先生，但多少也能感觉到先生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坎坷；我在写那篇小文时，关于先生的生平，做过一些猜测，去年秋天，我可以说是抱着一种“朝拜”的心情来参观约瑟书房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验证自己种种猜测的想法。我想，先生的译著，除了公开出版的以外，恐怕还有不少没有出版的。
我有个建议，应该进一步挖掘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详细资料：李先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翻译《宣言》的，是自己主动翻译的，还是接受了领导、单位安排的任务？何锡麟（1915—2013）先生是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的老前辈，他曾经担任过南开的副校长，后来是中央编译局的顾问，李约瑟先生翻译《宣言》，跟他有没有关系呢？——当然，不管是先生主动翻译，还是接受任务翻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1964年以后，社会上公开出版（通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宣言》译本，除编译局的历次译校本外，只有成仿吾（1897—1984）的译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成老是老革命，精通日语和德语，一生数次译校《宣言》。1978年成译本的产生，是“文革”后期经由毛泽东批准的。那么，李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翻译的？如果是自己主动翻译，那他肯定是对通行的译本不是很满意的。那么他知道不知道——我想，应该知道——没有特别的原因，私下翻译出的《宣言》，恐怕是很难出版的。还有，先生翻译时，依据的是德文本（《宣言》的原文是德文），还是日译本或者英译本呢？（4月6日晚补记：李先生精通多种外语，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李崇安先生和几位学长都提到，他是依据德文本并参照多种文种的译本翻译的——我想，这对于李先生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先生还给《宣言》编了个译名索引——这更了不起！自从1920年《宣言》在中国出现第一个全译本后，至1949年，共有6种译本（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和徐冰译本、博古校译本、陈瘦石译本、唯真译校本）。新中国建立后，对《宣言》译文的不断校订，主要由中央编译局负责，但给《宣言》译本编制译名索引，李先生是首创——不能小看“译名索引”的作用，虽然《宣言》的篇幅不大，但其中一些重要的名词、术语，比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共产党”“私有制”“雇佣劳动”“消灭”等等，各自的原文究竟是什么，各自出现的频率又分别有多少，有个译名索引，对深入研究是很方便的。现在利用计算机很容易做这件事，但在先生在世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
（三）现在经常讲“创新”，在我看来，李先生就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开拓者——我这里想说的，主要是他后来从事汉字计算机处理一事。
从目前网络上能够获得的有限信息和资料看，李先生最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行汉字的计算机处理（输入法）的研制的。目前主要有以下信息：
1）“1979年元旦，日本《中国语》杂志转载天津南开大学李约瑟副教授的文章《汉语普通话新文字1976年型：实践与理论》。……1983年11月初，南京大学与潍坊计算机厂合作的小型汉字情报检索系统在潍坊通过鉴定。……南开大学李约瑟等研制成功“电脑I型”拼音式汉字输入计算机。……11月30日《信息世界》在贵州创刊，钱伟长、支秉彝、陈力为、郑易里题词祝贺。
2）“中国知网”上还有一目录：电脑型汉语拼音文字输入法（简介是：1985-07-01，科技成果 下载（已锁）；电脑型汉语拼音文字输入法；第一完成单位：南开大学；……研究起止时间：1984-10～1985-07
3）电脑型汉语拼音文字输入法
申请号：85102522
申请日：85.4 .10
公开日：1987.2.4
申请人：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 天津南开大学 河南省机械研究所 河南省轻工业研究所
发明人：李约瑟 江觉贤 李崇颐 董庭辉 董国辉 吴重远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新华社内
摘要：电脑型汉语拼音文字输入法属于电子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技术领域。采用本专利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电子计算机的ASCII西文键盘，完成中文信息的快速键入、输出、贮存、通诀、编辑、检索等工作。电脑型汉语拼音文字输入法的技术特征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而创造的。它是至今为止既不需要死记硬背汉字编码，又符合汉语自然语言规律，它特别是适合大信息量中文信息打字输入的方法。（该条见：河南省专利管理局编：《河南专利技术大全》第1卷（下），河南省专利管理局，第160页）
前两天，连江老师通过微信告诉我，先生的发明得到批准时，《光明日报》报道过，标题似乎是“汉字信息处理的世界性突破”，时间大概在1982年下半年。《光明日报》现在还没有历史数据库，很遗憾，我一时还查找不到该报道。连江老师还说，先生的汉字信息处理在商业意义上是失败的，但他确实是这个领域的先驱。
我只是个电脑和输入法的使用者，对这方面的学问一窍不通。我知道，《英华大词典》的主编郑易里（1906—2002）先生，他年轻时就对汉字深感兴趣，对汉字的结构、规律、内在联系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29年，就创立了汉字基本笔划的“六笔划”说，并投稿于《时报》，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在1950年初版的《英华大词典》的《汉英对照中文索引》中，首次应用了《六笔查字法》。到了70年代末，郑老的研究成果引起河南省科委关注，并将该省正在研究这一课题的王永民介绍给他。王永民在多次请教了郑老介绍的“六笔字码”后，得到很大教益，在郑老指导下，最后研制出现在的五笔字型码。当然，后来郑老仍然一直在研究、改进，就有了“郑码”。
《民主》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刊。该刊1989年的增刊中，有篇题为《跋涉者》的报告文学，说的是曾经是小学教师的栗兴民研制输入法的经历。这篇报告文学中提到，栗兴民在上世纪70年代末研制输入法的过程中，曾数次求教于王力、郑易里、李约瑟先生，得到了他们的悉心指导。
郑易里先生早年译过不少书，又是《英华大词典》的主编；李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回国后，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大凡懂外语的（特别是懂多种外语的）、认真做翻译的人，都对文字很敏感，都喜欢琢磨文字、研究文字，而到了计算机处理文字刚刚起步时，他们就走在了这一领域研究、研制的前头——不管我们今天每个人使用的是什么输入法，在这些输入法的研制中，应该说，都渗透着当年郑老、李老他们的心血，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读《李约瑟先生：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和开拓者》札记
马文飞
感谢王老师分享研究心得。您的发言稿内容丰富，广征博引，点出了李约瑟先生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
学生就手头所见，再提供一些李约瑟先生的材料。
其一，关于李约瑟的译作，其实还有平明出版社1952年7月初版之“近代文学译丛”之《布柯维纳的故事》（A Bukovina Tale），原著者为穆拉托夫（I.Muratov），译者署名“白永”。
其二，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版《西方哲学史》的翻译过程值得再观照。据一份何兆武先生收藏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出版社办公室《转移版权、书稿、约稿清单》（盖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章）显示：此书为约稿，书稿名为《西方哲学史》，其中“交代事项”部分清晰显示：
由五人合訳：何兆武樊祖鼎 古代（部分），李约瑟 中世（部分），（以上部分）参考刘悉规旧稿重訳；马元德 近代（部分）——刘悉规未訳。
原来，《西方哲学史》实为五人合作翻译而成，即何兆武、樊祖鼎、李约瑟、马元德和刘悉规，且各人负责部分不同。李约瑟先生参考了刘悉规（约1906—？，湖南衡山人，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教育系毕业，曾任苏州振华女学校导师）的旧译稿，翻译了《西方哲学史》的中世部分，即“卷二天主教哲学部分”，李约瑟先生在书稿中也表示了感谢：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刘悉规先生的译稿，谨此志谢。另有见资料显示李约瑟先生于1964年新春将初版《西方哲学史》签赠他人。
其三，《光明日报》关于李约瑟先生的报道，可能是1982年4月7日的新闻《我国微处理机多用户汉字信息处理系统通过鉴定》。目前，青苹果公司有《光明日报》数据库，可惜师大未购买。
李约瑟先生于1970年代末开始关注电脑汉字输入，不只撰写科研论文，而且尝试了多项专利发明。比如，李约瑟等人申请的专利“电脑型汉语拼音文字输入法”，为1985年河南省机械电子行业组织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一，并获得1986年和1987年的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这项专利颇有可能是李约瑟、李崇颐、吴重远等人于1983年撰写的小册子《电脑型汉语拼音文字（实践与理论）》延伸而来。据查该专利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方知，李约瑟等人“发明了双音节词的有效缩写加码及三音节词的缩写加码法”，简单讲，类似现在使用的双拼输入法。这个发明获得了海内外学者的嘉许，如美籍华人学者赵元任致信祝贺、日本汉学家村田茂发表《コンピューターと文字改革——李約瑟新併音法の今日的意義》等评论性文章。
读您的文章是一种精神享受，我很喜欢。谢谢王老师！
文飞
癸卯二月末七枝荣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