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是突破的契机

文摘   2024-09-01 09:07   中国香港  

精心构建了回归模型,结果出炉,解释变量与因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做量化研究,大约都体会过这种烦恼。

遇到这种情况,常规作法是调整回归模型,比如增加或减少自变量。猜测解释变量与因变量是曲线相关,就把解释变量及其平方都纳入模型。猜测两个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就把它们的交互项纳入模型。

常规手法都不奏效,不妨换个思路,检视因变量的测量。

科学的起点是测量,测量分三步。起点是分类,然后是把类型特征操作化,再后是选择特征矢量并设定其权重。做量化研究,往往使用其他学者收集的数据。这些学者设计问卷时有一张概念网,概念网就是分类网,分类网根据现有研究编织。这张网在已知水域能捕获已知的鱼类,换到一个全新的水域,就可能捕获未知的鱼。

举个例子。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就得琢磨怎样测量它。常规的测量框架隐含地假定政治信任的对象是个统一整体,信任的事域是单一完整的领域,信任对象在特定事域的可信任性是个统一整体。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不论问卷中有多少测量政治信任的问题,研究者在分析数据时都倾向于把多个指标合并成一个指数,用一把由多个指标构成的隐形直尺测量信任。

这个测量框架在很多国家适用,但在中国不完全适用。在中国,政治信任的对象是个统一整体,但信任的事域有两个:一是政策制定,二政策执行。与此相应,信任对象在两个事域中的可信任性的维度有两个:一是执政动机,二是执政能力。于是,民众的政治信任有两个维度:一是对信任对象执政动机的信任,二是对其执政能力的信任。

政治信任的这两个维度在多数情况下紧密相关,所以,常规的测量框架对多数人适用。但是,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对两个维度的判断高度背离,信动机不信能力,持差序信任。于是,政治信任就有了结构性,有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准确测量政治信任,要先鉴别四个模式,然后测量分别有多少人持这四个信任模式。

分析数据受挫,相信自己的直觉,搁置权威定义,检讨测量框架,挖掘隐含假设,烦恼就成了突破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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