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宇:被西方看到不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时尚   2024-09-27 19:20   上海  

今年许宇生日这天,香港巴塞尔布展日

和老板David Zwirner辞职,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从美术馆到画廊,从自己创办的画廊到国际蓝筹画廊,与许宇职业生涯同步发的,是艺术行业和市场疾风骤雨般的变化。


离职之后,许宇希望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专注于研究、写作和出版工作,比如他所感兴趣亚洲地缘政治、经济历史甚至更细微的食物领域。我们的采访发出时,他正在山西旅行途中。


为什么选择离开国际画廊?一方面是他个人职业规划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对艺术市场巨变的观察。西方国际画廊在亚洲的策略发生了什么变化?亚洲不同艺术城市的崛起意味着什么?中国画廊和中国艺术家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我们都可以从他的回答中找到答案。



许宇生日另一个礼物是Wolfgang的个展

他手机里的照片是18年前许宇还在美术馆任职时期去他工作室拜访


18年前许宇拜访Wolfgang工作室

他们的渊源和合作可以追溯很久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你在2017年结束了个人画廊主的身份,进入卓纳画廊。陪伴了卓纳画廊在香港开设空间一直至今的拓展历程。为什么离开卓纳画廊?


许宇(以下简写为许):我觉得已经完成了当时加入画廊时给自己规划的使命。我是在2017年底关闭自己在上海的画廊,加入卓纳画廊,到今天将近七年的时间,帮助画廊在亚洲开疆拓土,挖掘和培养不同文化和审美客户群体,落地和输出不同风格流派的艺术家。七年差不多是一个周期,我想现在是时候看一看下一个周期做些什么了。


从疫情那几年,一直到最近这两年,大家的感受可能都很类似,艺术行业或者说艺术市场经历了疾风骤雨的质变。至于我自己毕竟40多岁了,从事这个行业也有20年,我最早在美术馆工作,也去过中国的前波画廊、在上海设立分部的西方画廊(James Cohan画廊),后来创办了自己的画廊(Leo Xu Projects)。后来又加入可能是自己最喜欢的西方大型画廊(卓纳画廊。)但我觉得有些藏在自己心里的东西,没有机会去做。我挺想在自己渐入佳境的年纪去涉足一些自己可能还没有施展拳脚的领域。


所以在当下的世界变局中,我做了一点点人生规划的调整。



刚刚加入卓纳画廊的许宇(右一)

与詹妮弗·廉(左一)与大卫·卓纳(中),2017

摄影:Anna Bauer,图片来源:卓纳画廊


2018年1月,卓纳画廊香港空间开业晚

许宇和大陆的藏家友人、David Zwirner、艺术家Michäel Borremans



Hi:所以你下一步的具体动向是什么?


许: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可能有一点抽象。当我跟我的老板David讲的时候,他也挺惊讶的。我在6个月前决定离职,在这个期间很多人也陆续听我讲起, 大家可能不太能够理解。


一方面我希望接下来能够有大量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跟写作、研究有关的工作。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跟艺术家、机构、各个领域的人接触,我们最近亲历和见证了世界像海啸一样的巨大变化,我的兴趣可能从单一的当代艺术挪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媒介、不同领域的艺术,包括这些艺术跟地缘政治、经济历史甚至更细微领域比如食物之间的关系,我想做一些个人的写作研究和输出。


另一方面,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发现华语区会跟世界的交流有一些信息的不对称,我希望在我能力范围之内通过编辑出版的工作,把自己在艺术市场以及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传递出去,把来自不同领域的观点、这个时代有趣的人攒到一起,做一些有创造力的项目。



许宇刚刚在山西博物馆里看到的《胡人吃饼骑驼俑》


清迈的周五云南集市,是清迈民族融合的万花筒


在清迈看当地食物中用的植物



Hi:国内出版环境好像并不乐观,你未来的工作重心是继续在香港还是回到大陆?


许:我想做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印刷和出版,我特别欣赏国内出版社的专业人士,我自己也是书籍的消费者,之所以我们的采访定在今天,是因为我家在安装一个新的书架。我想要做的事情是跟新的媒介有关,很多人可能以为我要做小红书、视频或者播客,我也不是要去做网红。我对新的数字媒介很感兴趣,很多新的见解和专业知识在平台上交锋互动,它不是仅仅局限在小帅小美讲心理学知识、或者讲解艺术史片段的短视频上,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耕种的空间,这是我希望能够去做的。


我未来还是会在香港。在这座城市工作了七年,我特别感谢这个工作。我真的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我自己开画廊的时候其实是见证了客户群体从很狭窄的跑道上一点点打开的过程,在2017-2018年艺术市场突然井喷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国际画廊,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时机。而且我也赶上了以香港为代表的华语世界变化的时代,香港作为亚洲观察前哨,你可以很方便地转换焦距,很中性地进行亚洲地缘观察。


另外在疫情这几年我享受香港的是它提供了让我去重新审视华语世界历史的机会,它有很多复合的人群,社交媒体的属性跟大陆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保持一个相当舒适的社交距离,不会被任何一股内卷的漩涡卷进去。



克·图曼斯的香港个展中“代尔夫特”系列作品
引发了许宇的一次荷兰之行,他到访了代尔夫特市内仅存的瓷厂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Rijksmuseum馆藏的

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中,也可以看到下角的代尔夫特瓷


海牙Mauritshuis馆藏的维米尔《代尔夫特一景》

以及同地点类似构图实景照片

画面里唯一仅存的东门、新教堂、老教堂


柏林Gemäldegalerie馆藏的Pieter de Hooch《秤金子的少女》

启发了维米尔的《持秤的女人》(藏在华盛顿看不到)

后者从银的挖掘和流通呼应了代尔夫特瓷在大航海时代里

荷兰和东南亚、中国的贸易之路


Rijksmuseum美术馆RIJKS餐厅里的印尼厨师的一道鸡肉,顶部的薄片吃着像猪皮但是鸡冠,说是当地特色。比起欧洲美术馆在历史问题上的姿态性的积极,荷兰的美术馆比较无动于衷,除了陈列一些有早期黑人形象的绘画以外没有太多挖掘,很多线索都隐晦地散落在展厅不起眼的角落里,除了代尔夫特瓷这种山寨产物,别的也就苏里南和巴达维亚什么偶尔可以浮现一下。时髦的荷兰餐厅倒是挺乐意追溯印尼风味和历史,变成他们创新的一种叙事


Hi:你刚刚提到艺术行业发生了疾风骤雨般的变化,可以展开讲讲究竟发生了哪些巨变吗?


许: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很幸福的一代人,看到了经济的盛景,尝到了时代的红利,也体验到了当代艺术起飞和繁荣。但是所有的艺术和文化的创作都是有周期性的曲线波动,比如风格的变化、关注视角的转变,以及媒介的更迭。我记得在我做画廊的最后几年,就能隐隐地感受到艺术创作的美学上的迭代。


那时候全世界陆续开始着迷于后网络艺术,所有艺术家一夜之间开始拿出那种像易拉宝一样的渐变色,有点怀旧式的网络美学,然后再跟一些不锈钢管混在一起做出雕塑装置。从布鲁克林到柏林再到亚洲,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艺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非常资深的史论家和策展人都非常懵圈,不知道接下来的艺术要发生什么。他们也看到一些更为活跃的年轻策展人和画廊在推广这些艺术,他们也非常激动地加入,但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大概两三年之后这些艺术突然又销声匿迹了。



位于上海市复兴西路的LEO XU PROJECTS(2011-2017)



其实2018年前后艺术市场又有一个井喷式发展,藏家数量开始几何倍上升,不同年龄段的新藏家进场,给艺术市场极大地充血,就像一个人吃了很多激素一样。而且到了疫情时代,大家通过社交媒体看PDF买东西,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投到了屏幕尺寸的图片,那种屏幕才能展现出来的对比度、少信息量的和带有一些叙事性的绘画受到滚滚热钱的追捧。


疫情三年巩固了这种市场,艺术的审美和创作被带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你不会再听到“绘画死了”这样的论调。像我刚毕业的时候很多人是不看好绘画的,很多策展人和画廊都愿意去看做录像、做行为表演的艺术家,绘画更多只是在一个市场型的跑道上内卷而已。但是今天的录像、行为表演、多媒体艺术家,不管艺术实力多重要,馆藏履历多成功,都在悄无声息地做一些绘画创作,保持自己在博览会甚至艺术圈中的能见度和收入,这给绘画带来了一种被动的复兴。


Hi:你对这种市场的趋势是比较悲观的态度吗?


许:我不是一个很悲观的人,首先这对绘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小时候特别想当一个画家,但是那时候总觉得画画好像是一种尴尬的、过时的东西,后来想要去做音乐,做摄影,做别的东西。在今天这个阶段我对绘画也有了更多的信心,平时也会去画点什么。我们确实也看到了绘画新的可塑性,新的语言和新的话题,同样你也看到这个赛道变得非常宽,我个人感觉今天的绘画可能把我们过去在毕业展中你看得上的、看不上的作品全都拿到了市场中来,像洪水决堤一样。这也带来了艺术创作的新变化,其实也挺合情合理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养分过于充足的市场,也让今天以绘画为主导的艺术市场失去了审美的坐标,没有一个标尺。加上全世界乱成一锅粥的情况,很多国家都有一种以票选政治为驱动的风向标,今天的创作只要满足一点点肤色正确、性少数群体、女性话题就能够受到市场的追捧。这是社会的进步,但也确确实实产生了很多困惑,给艺术行业带来了偷工减料、不劳而获的现象。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特别脸谱化的作品,没有真正讲述一种人文的关怀,或者对社会的捕捉,它们甚至没有一个脱口秀来的生动和有趣。


这既是一个让人有所顾虑和警醒的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干涸的功利主义的时代。所以我刚刚说希望在渐入佳境的年纪里去做一些事情,填补我的职业空白,输出一些东西。



这几年许宇在不停地探索台菜


印尼排挡食物


每年台北当代,许宇都要和画廊同事逛台北夜市


Hi:你刚刚提到2018年卓纳画廊等国际画廊在香港设立空间的时候是市场的井喷时期,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廊的香港空间换帅或者关闭,原因是什么?国际画廊的亚洲策略发生了什么变化?


许:2018年前后是一个盛景,艺术圈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全球化,世界各地充满了双年展和博览会。在全球化的巅峰时期,香港展现了它最好的优势,不管是画廊还是博览会,甚至是美术馆都吃到了红利。但是疫情打乱了大家对未来艺术市场的信心和规划,包括后来全球经济的震荡、地缘政治的冲突甚至战争,都带来新的隐忧和部署上的考量,不同的画廊开始更有针对性地对自己客群进行审视,做出一些调整。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画廊创始人年纪大了,有些画廊的创始人过世了,有些画廊要交接棒了,有些画廊改变了他们全球扩张的节奏。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难以归类的绘画潮流的蓬勃,打乱了画廊对客群的甄别和选择我的客人到底在哪里?是买我画廊常规艺术家和价位的艺术家的客人,还是每年给我带来更多的现金流的新的客群?我觉得画廊其实在做很多考量,这些考量细化下来,香港就成了一个最明显的透视镜。


从我的角度来看,香港的画廊已经发生了一轮的变化,包括早几年白立方换帅,后来高古轩香港管理层的变化和转移,还有今年的佩斯画廊和接下来的豪瑟沃斯,包括我也离开了卓纳,然后厉蔚阁可能会在年底关闭香港空间。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周期性的调整,没什么悲观或者负面的东西。接下来大家可能不会一窝蜂的像2018年那样,采取一种非常同质化的亚洲扩张的策略。而且首尔的崛起也打破了之前大陆和香港这种唯一或者唯二的选择格局,画廊有了更多样化的考量,这可能是下一个周期很有意思的前兆。



卓纳画廊香港空间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80号HQueen's大楼



Hi:在二级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拍卖行在香港设立总部,这是拍卖行在亚洲非常重要的转折,但是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并不是乐观……它释放的信号是什么?


许:拍卖行的总部设计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相对来说有一种滞后性,虽然它发生在现在这个让大家比较困惑的时间,但是如果往前倒推,很有可能是疫情前,甚至疫情的中间市场比较好的时期。其实疫情前两年的亚洲市场是很多人非常容易忽视的井喷时期,如果说2018年是亚洲扩张的巅峰,那么从销售来看,2020-2021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亚洲销售的巅峰,不仅对画廊而言,也反映在很多拍卖的数据上。


可能有一个好的门面,对于在亚洲做生意是有非常正面的意义的。香港在亚洲始终保留了最硬的优势,不管是地缘上的便捷,还是税收上的优惠,让所有人都更容易在香港完成交易,这是它永远不可能被取代掉的优势。




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

佳士得香港The Henderson全新亚太区总部



Hi:随着香港秋拍在9月底举槌,你觉得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市场节点?下半年艺术市场会呈现出怎样的走向?


许:此时此刻的艺术市场真的不像前两年,每个人都会很有信心地给出自己对未来的预判和洞见。我觉得相比于全球经济形势,下半年的艺术市场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征兆,因为艺术市场的震荡和修正有一种延时性。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今年2月的时候市场挺热闹的,这在洛杉矶的博览会和全球其他市场都有所体现,3月的香港巴塞尔市场也挺不错,但是5月突然出现了一个严冬;到了6月瑞士巴塞尔又是一个解冻的过程。艺术世界经历了夏休之后,现在的情形并没有那么明朗。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迟缓和减速,一部分来自于对接下来经济市场以及一些地缘事件的顾虑,一部分也有对市场本身的顾虑,其实大家现在都不太知道买什么,这几年绘画市场的繁荣带来了很多后遗症,比如专家的消失、审美的溃败。


因为太多客人需要买东西,而艺术市场不像电动车领域,可以单独开一条生产线进行加产,所以只能增加更多的艺术家。尝到甜头之后,空间扩张、人力扩张、博览会扩张,又带来更多的藏家,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艺术家迭代。可能三五年就会换一批,甚至半年换一批。就跟奢侈品发布新一季衣服差不多,可能半年前大家都在抢PDF的当红炸子鸡,半年之后就已经有一点疲软了,这是审美上的一种溃败。


由于专攻这些新艺术家来钱太容易了,产生的难以挽回的状况是专家的消失,美术馆的策展人或者媒体评论人变成了新的买家的服务者,新的买家获得了更多的信心和指点江山的话语权。



2024年3月香港巴塞尔
卓纳画廊展位

2024年6月瑞士巴塞尔

卓纳画廊展位


Hi:在香港之外,我们也看到首尔、新加坡、东京、台北等亚洲艺术城市的崛起,当然还有国内的北京和上海,它们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分别是怎样的?


许:这可能是我这几年感受到最健康的一种发展趋势。很多媒体的关注点可能是拿新加坡对标香港,拿首尔对标香港或上海,但我觉得在此时此刻的地缘气候下,艺术行业的分散化或者说把鸡蛋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面,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也是帮助中国或者华语区从业者、艺术家走出的很好的缓冲和阶梯。


比如说首尔,我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去帮画廊开拓韩国的市场,最近两年我突然意识到以首尔为代表的韩国市场有自己非常大的优势和特点,首先它阻止了欧美艺术市场从亚洲快速退潮,变成一个缓冲地带,提供了类似于当年香港和上海的盛况,让西方艺术市场以一种梅开二度的蜜月期留在亚洲。所以每次去参加韩国的博览会,可以看到西方的美术馆、艺术家在那边有很多项目发生。这会帮助一部分画廊重新制定它们的亚洲计划,间接地辐射到亚洲其他地方,产生积极的效应。


韩国也确实有很多我们值得参考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的很多零售商场地模式是很大程度上借鉴韩国的;而且9月份首尔活跃的美术馆活跃程度,跟同期香港和上海相比也是有领先地位的;本地活跃的画廊和入驻的西方大型画廊,同期开幕的两个博览会,两个周边城市的双年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杆。



2024年9月弗里兹首尔

卓纳画廊展位


与首尔弗里兹同期举办的Kiaf艺博会


“安妮卡·易:另一种进化,或置身其中 ”展览现场

三星美术馆,首尔

图片来源:施博尔画廊



“艾默格林&德拉塞特:空间”展览现场

爱茉莉太平洋美术馆,首尔

摄影:Andrea Rossetti © Elmgreen & Dragset

图片来源:佩斯画廊



另外一个是东南亚,我一直觉得会越来越显出它的意义。我今年在新加坡博览会上也跟北京上海的画廊主聊到这个事情,东南亚本身有很多华人群体,有很多非常好的藏家,对中国艺术家也有非常大的好奇心。我觉得相比于在西方博览会上的露出,东南亚是一个更加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战场。


对于很多西方画廊来说,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后花园。可能它们一直以来都缺少一个清晰的叙事来介绍自己,除了有钱的富豪之外,东南亚也有很棒的艺术家、美术馆和非营利机构,非常适合大家把触角伸过去。


Hi:真的存在东南亚这个概念吗?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身份是不是被遮蔽了?


许:东南亚艺术家是被完全忽视掉的一股力量。在今天不同的艺术创作里面,如果把剧场表演和电影艺术都考虑进去,东南亚的艺术家和工作者其实比中国的能见度更高。欧洲很多艺术机构的主理人、总监或策展人都是东南亚人。包括近10年在全世界美术馆和双年展中所占的比例,东南亚艺术家也是远超中国艺术家的。也许在拍卖市场上它们的可见度相对较低,更多可能只是几位20世纪的艺术家,所以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去区分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在创作时的风格和关注点。


其实东南亚艺术家有很多优势,他们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接受的教育也是非常西化的,非常注重在自我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而且他们没有被市场左右。我觉得中日韩三国的艺术家其实是被自己国家的市场的手所裹挟的,主观干预市场和做局的能力特别强,但是东南亚本地对市场的干预非常少。



卓纳画廊参加首届ART SG现场 2023


“translations: Afro-Asian Poetics”

吉门营房艺术区,摄影:许宇


“热带: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故事”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摄影:许宇


Hi:如何看待中国人在国际画廊中的角色?在你看来,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身份的话语权吗?


许:我觉得能够推动,但是目前不太有效。这种情况类似于90年代到2000年初华人在外企中的处境,最早的时候可能就像一个带着翻译属性的螺丝钉,帮他们落地,然后变成某种洋买办或者更贵的翻译。


中国人在国际画廊中的角色是卡在夹缝中的,一个很勇敢的文化交流的勇士。我特别佩服我的很多同事和同行,我觉得这个壁垒其实比在外企更难,因为画廊是一个非常小的生意盘。不管是做奢侈品、食品、汽车,在看到大量的中国订单之后都都可以大量生产,很多愿意了解中国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跟中国斡旋、对话和了解的过程中,接触面比画廊多太多了;但是在艺术行业,一场博览会卖的东西才多少件作品?加在一起能跟一个商铺里卖的东西比吗?


但是这个东西又特别贵,从赚钱的角度来说是相对容易的,没有那么多阵痛摩擦和接触面。这不仅仅让西方画廊,也包括美术馆有一个更开阔的心态愿意去了解中国,但是你怎么指望这些很少数的人让外国人快速地了解到中国人的习俗、处世之道以及在中国落地做生意的方法?所以扮演中间衔接人物的中国人或华人身上的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



摄影在许宇自己的创作、展览策划和画廊工作里

以及自己的收藏里都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收藏一套完整的Thomas Struth的上海照片是他的心愿

但是一直错过这件

在奥斯陆的Astrup Fearnley美术馆看到了


在威尼斯看不同时期东西建筑的痕迹

错过了Carlos Scarpa在大学的作品

却在大学美术馆看到了一场乌兹别克现代艺术展



Hi:在国际蓝筹画廊工作的经历,让你对中国画廊目前的困境与出路看得更加清晰吗?比如他们在国际博览会上相对边缘的位置、锦上添花的作用,未来会有所改善吗?


许:中国画廊的能见度会越来越大,西方的博览会选择中国画廊也没有很势利或者特别功利,这是一个对中国画廊很有利的现象。不像在10多年前,中国画廊如要在西方的博览会上被人看到,需要卯足了劲,找各种技巧和策略。我觉得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中国画廊应该更放松地做自己。


从我过去开画廊的经历来说,中国画廊可能就有几种模板,一种以支持中国本土艺术家为主;一种更多以市场的风向标为主,支持一些特定的中国艺术家群体;还有一种中国画廊相对而言站在西方的快车上面,他们可能总结出来一些方法,在工作和公关上知道如何更多地跟西方的策展人和媒体打交道,展现一些特定媒介和题材的艺术家。


但现在这不是中国人获得门票的唯一方法,只要你有比较扎实的画廊展览,生意做得足够健康,跟西方的博览会能够互动,就有很大的机会走出去。但是走出去这件事究竟是不是必要的,走出去给谁看,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考虑的问题。比如那些叫好不叫座的录像装置,即便卖得再好,可能赢利点也很低。所以画廊因为学会策划以自己的主营业务来考察合适的博览会,可以是首尔,可以是台北、新加坡,也可以是伦敦、洛杉矶,被西方看到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2023年11月ART021

卓纳画廊展位


2023ART TAIPEI博览会现场

伦敦弗里兹艺博会现场,2023
图源:弗里兹艺博会



Hi:那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处境,跟中国画廊是类似的吗?接受度是怎样的?


许:中国当代艺术还是没有那么被接受,但比我们早几年在一些采访里面谈到的情况好多了。中国艺术家始终是有自己的一个特殊市场的,不同体量的画廊都会有中国艺术家的需求,包括很多新一代的画廊,他们文化上是相对而言开放的,他们在选择中国艺术家的时候,真的没有考虑中国艺术家的身份,或者他们的中国藏家群体。


更容易被关注到的可能是移民或者生活在欧美的艺术家,他们的生活跟西方画廊的员工、策展人有更多的交集,作品也会涉及今天热门的话题性。相对而言,中国很多艺术家讨论的很多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或者社会现象,在今天这种以注意力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或者说票选政治的前提下是不太奏效的。很多人哪怕是中国人都没有功夫来听那些愁苦的故事、对绘画的深入探究。在今天,你画得有多好,好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这两年经常看微信视频很多艺术圈的人,也有一些非艺术圈,非常认真地推敲绘画,非常认真地讲解双年展做得怎么样,我觉得全世界的评论界都不再把这股力气用到这个上面了。


我最近跟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刚入行的时候,中国艺术市场是出现了各种风格的艺术家,很多风格都已经不太被大家提到了,比如艺术家都表现了中国人的生存记忆和社会变化,还有非常猛烈的暴力的画面,电影化的风格,包括极其适合手机屏幕的颜色饱和的作品……我真觉得这些艺术家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


现在是一锅粥乱炖的状态,可能子弹真的要再飞一段时间。很难说接下来中国艺术会怎么样,我有信心的是中国艺术一定能够赢得一席之地,但是这个赢得的过程不一定使用那种特别拼命的、苦修式的闭门修炼的方法。我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对,而是觉得我们可以减少一点点内耗,打开一点点思路。放下一些买对和买错的短期判断,还有让艺术家走出去这种干预,我们可能需要放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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