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卡车追逐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乡下还留下了一批朋友，想下乡去看看他们。
还是初夏，前两天的太阳突然炽烈了起来，室内的气温竟高过了九十度。
大家都在发愁，十九号准备下乡的卡车是没有篷的，在刚烈的阳光里晒两个钟头下赖家桥，恐怕谁都要晒成干鱼了。
十八号的半夜过后，闪击了一番雷电，微微洒起了雨来。风大，把开着的窗门吹打得震响，我被惊醒了。又在作别种担心，没有篷的卡车，不会淋成水老鼠么？
好在雨没有洒好一会也就住了，十九日的清早显示出是一个不晴不雨的阴凉天。
——“究竟我们都是几员福将呀，天都看承啊！”我同立群走上了市民医院的门口的时候，向着已经上了车的几位朋友们，有意幽默地这样说。
车上的朋友是翰笙、乃超、海观、湘楼[1]和其他。
两位司机同志要我坐司机台，我让立群坐立群也不坐，我们便一同爬上了车厢。
——“太太愿与士卒同甘苦啦。”有人向立群调侃，颜面的动作担负了解释的任务，表明所谓“士卒”主要指的是我。
在车的前头不很远忽然发现邓初老[2]坐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轿形小卡车里面，他坐在车后的中门旁边靠右手的末位，侧面正当窗口，所以把他看得很清楚。
——“初老，你们往那里去呀？”
——“往北碚。你们呢？”
——“回赖家桥。”
——“好啦，我们能同一段路。”
——“你们那边还有空位子吗？好不让郭老嵌上去？”翰笙的这句话没有被初老听得清楚。
——“好啦，不要麻烦人家。”我连忙制止着了。
我们的卡车先开。立在敞车上招摇过市，想起了上海战役时赴前线救护的情形。车开到李子坝附近的时候，初老他们的车子把我们超过了。彼此哗叫了一下。
有一段路我们的车子紧跟着追，有点像电影里面的侦探场面，我把右手比成手枪形，不断地向初老放射。富态的初老始终笑容满面地向着我们。
本来已经是落后的，车子在化龙桥停了一下，跑在前头的初老，永远跑上前头，看不见了。
二 林园访友
过了山洞，在林园前面不远，我们把车子停了下来，准备去访问李侠公[3]。
侠公同翰笙一样是文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在三月初回贵州奔母丧，最近才回重庆，回来时文委会早被解散了。面临着公路的一栋有楼的民房，侠公的家在那靠左的一部分。楼上楼下一共只有三间。他前年担任过陆大的政治部主任，为了和学校相近，赁居在这儿。主任解职之后，这层便宜虽然失掉了，但为迁移的困难，仍旧没有动。
向左手走上了几步石坎，侠公的大的两个小孩子在侧近玩耍，我招呼他们，他们似乎不认识我了，没有走近身来。经过一个没有墙的院落，走到楼房的屋檐下。
——“侠公！在家吗？”
——“哦，你们来了！”窗口上侠公露出了半个头来，惊喜地叫了一声，头又缩下去了，但有好一会没有次一动作。
一位前任勤务兵在院落里挑粪，看见我们来便火速转向屋后去了。
侠公一面扣着长袍，一面从书房门口露出，邀我们进去。
还未周岁的一位小公子坐在竹轿椅里，头很大，面色暗暮，营养不十分好。两只眼睛睁得很开，望着我们，但也并没有惊惶的意思。
——“太太不在家吗？”
——“唉，她刚才出去买东西去了。”
——“你们搬下乡来住了？”
——“不，是乃超要把他乡下的家具搬进城。我们是带便来看看乡下的朋友们的。还有，今天中午，我们文委会的朋友们在赖家桥聚餐，你也去吧？”
——“好的，我一定去。”
很朴实的那位前任勤务兵绕进书房里来准备献茶。我极力阻挡着，但也无效。来客太多，要费大量的茶水，我心里很不安，一口也没有喝。但我看见有一两位朋友却喝得很泰然。
——“你所要的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史》，”我忽然记起这件事又向侠公说，“我已经得到苏联朋友的回信，说一定要请对外文化协会寄赠。信上还说着‘尽可能设法成功’的话，可惜我忘记把信带来。”
——“那好极了，”侠公回答着，“只要有原书，我就可以完成一项翻译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顺便解决一部分的生活问题啦。”[4]
卢森堡的三大册《政治经济学史》，侠公早已翻译了一册出版问世，但中、下二册因为没有原书，便把工作停顿了。要译完全书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侠公有这样的雄心，我是极力怂恿他的，但可惜原书总不容易到手。
我很匆匆忙忙地催着大家走，当我们走出书房门时，侠公夫人回来了，她和立群分外地亲热。原来用了一年多的女佣人今天才走了，我想，大约是看见侠公失职，在别的地方另有了高就吧。心里不免有点黯然。
在书房旁边是食堂兼会客室，我和立群顺便穿堂而过，去看屋后因坡而成的菜圃。据说都是那位朴实的前任勤务兵亲手栽种的。
——“这一向这儿的燃料起恐慌，”侠公在院落里和我并排地走着，他这样说，不记得是谈到了什么话触动了这个问题，“煤也买不到，柴也买不到，我们已经向人借用了四百斤煤炭了。”
——“哦？乡会不是领了些煤炭下来还堆在那里吗？今天去将就这卡车给你运些来不就好了。”
侠公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和初看见我们来了的时候那种由衷的喜悦差不多。
三 白果树下
卡车在金刚坡山道上盘旋，愈接近赖家桥愈发生着好像回到了故乡的感觉。
金刚坡下的田畴坦陈着，大地在开朗地微笑。
那株高大的白果树又显出来了。那儿便是文委会的院落，它是那院落的老阍人，我真爱它，我真爱那白果树，我爱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劲的姿态，我爱它那鸭掌形的碧叶，那如夏云静涌的树冠，当然我也爱吃它那果仁。
往年做的七七幼稚园[5]的园歌应着卡车的节拍，不调和地从我嘴里哼着。
车转下平畴了。跑完了一段大抛物线形的弧道，经过了中西清真孤老院，公路平直了起来。
水牛山上的银杏亭也看见了，山上的芭蕉依然青翠，这是文委会所经营出的小公园。临着公路边上的一道园门，和门上的横额我所写的水牛山三个字，都还没有拆毁。
《七七幼稚园歌》的第二节又在我嘴里哼。卡车煞车了，已经停在了白果树下。
大家连忙跳下车。“尹家湾五十号”[6]张着大口和我们亲吻。
宽敞的外院打扫得很干净，并不怎么显出经过了风波的样子。空气清新得很。小白花狗已经长大了。它有点怕我，见到我没有表示亲热的欢迎，但也没有拒绝。这是因为我向来不大喜欢狗的缘故。我愈朝前进，它愈朝后退，最后索性各自掉头走向远远一边去了。
西北角上的七七幼稚园早就停办了，我所写的园额是还存在着的。推进门去，两间房间里，前间堆积着一些柴，后间是空的。壁上用有色纸剪贴的一些星星和新月，“儿童乐园”几个字还存在。窗户没有开，阴森肃杀之气在这儿特别严重。
转进西侧的内院看了一遍，再穿向东侧的内院里去。侠公、翰笙，及其他几位驻乡会友在大礼堂门前站着。内院也都打扫得很干净。尤其这东内院，因为去年年底房主人庆祝七十双寿，整个黑漆了一道，又在四处加了一些匾对，很显得金黑辉煌。
办公室，除掉西厢房一间办报销的清理室外，都是空的。办公室的桌椅及一切用具已经点交，还集中封存在原作图书阅览室的一间大房里面，就在大礼堂的右手。
礼堂里，总理遗像和遗嘱都已经撤销了。两名看守家具的卫兵，摆了两尊床，在那儿昼寝。
——“家具为什么还不搬去呢？”我问原任秘书何成湘，他是经常驻乡的，惰性地还以秘书的资格照顾着善后事务。
——“据总务处说，还没有卡车运。”
——“乐得两位卫兵，闲得没法，白天只是睡觉。”另一位朋友这样插说。
一位卫兵大概是受了惊扰，侧身起来，揉了揉眼睛，望了望我们，又躺下去了。
我在萦念着：七七幼稚园至少应该维持下去才好，小孩子们受着这样的打击，未免过于残酷。但是会被解散了，会友们自然会分散，大家的儿女也就随着散开，幼稚园的必要似乎也就没有了。
——“这房子是政治部发给我们的吗？”侠公忽然这样发问。
——“那里，在文委会成立以前，我就住在这里面了。”我回答着。“房主人把整个的院子租给了我，年租两千元。”
——“哦，年租？”侠公大吃一惊。“山洞的房子月租一千元，我还以为便宜得很呢。”
——“但有趣的是，”另一位朋友说，“这院子政治部却打算收回，目前是‘准予清理室暂住’。”
四 塞翁之马
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眷属，陆续都聚集拢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但男的和女的却自然分成了两组。
朝门外，白果树阴下，一段阶沿，在前本来是卫兵站岗的地方。平常一出一人，对卫兵的答礼总不免要举手或点头，而且匆匆而过。今天没有这样的麻烦了。男的一组十几个人，不期然地品排着坐在这阶沿上，面临着公路聊天。
谈谈国内，也谈谈国际；谈谈身外，也谈谈切己。
国内究竟是在进步的，“民主”这个词至少是可以不犯禁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大家目前虽然闲暇，有为的日子还在后头。
都在参错着谈，谈得无拘无束。
我自己痛骂了四川历史上的几位大文人，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父子。他们专门做帝王的花瓶，而三苏父子尤其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死党，可谓糊涂透顶。
有一位女同志来了，看见我们便爽朗地说：
——“真是‘无官一身轻’呵！平时谁也不会坐阶沿坎，今天大家都在这儿坐着。”
也有人说明：平时有卫兵站岗，当然不好在这儿坐。这话微微有些抗议的性质，是说平常也很平民化，并不是因为丢掉了“官”才平民化起来的。
我忽然想起，我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
卢鸿基[8]也来了，坐着滑竿，大家都起来让了路，让滑竿一直抬进院子里去。
鸿基并不是一个人来，他是随带着了和我们争夺朋友的死敌。他的肺病发作已经三年了，一直睡在乡下静养——其实静或有之，养是说不上的。他的脸色惨白，有点浮肿。随在他身后的这个敌人在狞笑：机关裁撤了，看你这个俘虏朝那里走？
五 离合欢悲
从礼堂暂时把两位卫兵老爷请了出来，设下了四张席面，坐得满满的。
厨房大司务老金的手腕真不错，今天的席面做得特别可口而又丰富。他是成都人，五十多岁了，以前来会的时候本不识字，做了四年多大司务公然能写能读了。他是住会的，当我每年在乡下住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黄昏时候都看见他在大礼堂门前的天井里读《新华日报》。文委会虽然解散了，清理室还有几个人留着，他便不肯离开。
已经遣散了的勤务兵，凡是在附近居住的人都跑来帮忙。我失悔在初关照乡下朋友的时候，没有说多备一两席。各家的小朋友们都没有可能来，也是一件憾事，不然的话，不是还可以听听他们唱《七七幼稚园歌》和其他的儿歌吗？
大家都吃得很高兴，有酒，也划了拳，和往日一有纪念集会时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两样，但似乎也有两样。
饭用过后，多数的朋友都集中到我们的住房里闲谈。那本是外院北墙下的一座原有堆栈，坐北向南的土墙长条房子。我们把它隔成了三间，开了些窗眼，觉得也还适意，每年暑间我们都是回到这儿来住的，住到雾季的时候又搬进城去。因此所有一切动用的家具都还保存着的，但今年是不是下乡来住，却在考虑。
院子很大，做研究院倒很适宜。可惜离城太远，交通不方便，而且太孤单了。
研究院有希望么？
很难说。要想找有财力的人资助文化事业，中国似乎还没有现代化到那步田地。即使有也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鹿地研究室[9]的山川君来了。中午的聚餐本来是邀约了他们的，也因着顾虑，没有出席。我走出门外迎接着他，他不愿久留，只站在院子里谈了一会。
他不久要同鹿地一道到昆明，是受了美军的邀请。但阻碍却很多。研究室附近，近来白天有怪人换番巡逻，甚至连夜里也有。研究室相距不上半里路，在公路的那一边，靠近金刚坡的山麓，是我在三厅时代建立的，其后事实上隶属文委会，文委会裁并了，管理情报工作的二厅在继续照管。
白花狗走来亲近，它亲近的是山川，不是我。它是由研究室里要来的孤儿，它的母亲在去年暑天早就被那儿的卫兵打去吃了。
往年我只感觉着居乡有打狗棍的必要，今年我感觉着居乡有狗的必要了。
朋友们知道我有午睡的习惯，在中堂和西首书房里的人都准备告别了。卢鸿基一人坐在东边的睡房里一座藤沙发椅上。我坐在床沿上陪着他。他从西装的内衣包里取出了一张相片出来，是我五十岁分送大家的纪念品[10]。他要我在相片上签上他的名字，我签了。他颇觉吃力地，扶着杖，站了起来，眼睛里的笑发着冷光。似乎想说什么话，但终竟没有说出什么话。
朋友们照拂着他上了滑竿走了。
六 夜来风雨
本来打算当天就回城的，因为乃超的行李收拾费时，改在明天的清早。
侠公在我们午睡的时候，搭公路车回山洞去了。在他自然是不便久留，女佣人走了，家里有三个小孩，而他又是好爸爸。
我们也收拾了一下行李，做的是留去双关的步骤。假使下乡来住，因为大的一个孩子在进小学，也要到七月初才能来，东西留着不能不加一番检点。假使不来，那就等日后有交通工具的时候方便运走。
黄昏时分，我同立群，还有其他的朋友，一道到赖家桥去散步。两位司机同志在院外调理着卡车。房主人的黄老头子就在院墙脚下的田坎督耕，那田本来是我们租用的菜圃，交还了他，他在赶耕，大约是想插秧子。
——“你们的铺位都在里面铺好了。”同行的前任副官卢鸿谋[11]向司机同志说。
——“不，我们要在车上睡。”
——“把车门锁上不就好了吗？”立群插说着。
——“不行的，胎被偷掉一个也就不得了。”
——“从前在长沙大火的时候，”我说，“周副部长的车子便被人偷过一次，后来到了桂林才找着。门就锁着，内行是有办法打开的。”
朝西走，在成渝公路上走不上三百步光景便是赖家桥，一道石桥架在一道小河上，这儿是一个车站，另外有两三家店铺，卖饭食杂货的。立群在一家店子里面买了点糖果和茶叶。
天黑下来了，乡下没有电灯，森森然好像回到了原始时代。
走回院子的时候，司机同志正从院里把铺陈抱了出来。
督耕的黄老头子还在那儿督耕。水牛都疲倦得不耐烦了，耕到墙脚的石坎边不肯转身，黄老头子站在石坎上帮忙拉着牛鼻索，死命地在那儿拖。
立群有点不大舒服，她先去睡了，我在书房里，在鱼烛光下，展开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读。
我读完了《关于列宁主义的基础》，又读完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夜境很岑寂，心境也很岑寂，但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人。
壁上挂着的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俯瞰着我，我自己丝毫也没有睡意。
夜半过后突然刮起了大风，又在飘着雨粒，立群也惊醒来了。我关心着车上的两位司机同志。我想出去看看他们。
——“怕朝门关了，他们在车上会淋雨的。”
——“门不会关的吧，怕狗咬你呢！”
我实在也有点怕狗，把中堂门开了一下，外边是漆黑的。雨并不大，风倒相当猛，把鱼烛吹灭了。
七 新的果实
二十号的清早醒来，已经五点多钟。雨却下得很大。
——“糟糕！司机同志们不晓得怎么样了？”
我赶着，冒着雨跑出去。朝门果然是关着的。
——“糟糕！”
我赶快去打开朝门。两位同志就在屋檐下碍难容一人睡下去的干地上面打着地铺。看情形他们是靠着门坐了一个半夜。
我说了千万声对不住，请他们进来。天已经亮了，卡车也用不着看守，便把他们请到内院的休息处去，请他们再休息。
雨不断地下着，似乎有绵下去的样子。我们有点后悔，晓得是昨天赶着回城去就好了。我和立群商量，想搭公路车回去，立群也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四个小孩子留在城里，实在也放心不下。
算好，雨下到九点钟左右也就开始住了。行李陆续搬运上车，最后替侠公运了一些煤。连人带行李把卡车堆积成一座山了。
我们要上车的时候，立群邀我同上水牛山去。路很淋漓，山上的花木已经呈出荒芜的现象。银杏亭已经倾斜，带皮松木所缀成的花栏已经零落。银杏亭三个字还在，署的日期是“甲申六月”。这是我去年下乡时写的。那时，亭才完成，山也才从坟堆中开辟出来不久。因为我爱银杏，因为我爱水牛，所以我就借它们来作为了亭名与山名。还不及一年便呈出了这样凋零的现象。
各色的花带着雨还寂寞地开着，大都是经过了攀折的残余，而被人委弃着的。
立群主张折些回城去插花瓶，我感觉着有点不忍。
——“要关照一声秦奉春[12]才行吧？”
——“回头关照他好了，丢在这儿，结果还是被人折去。”
折了一些柳穿鱼、金贝介、美人蕉，和一些常见而我不知名的黄花。
一株矮矮的花石榴，高还不及两尺，仅仅在一茎枝条上开着一朵花，双瓣而鲜红，还有几颗蓓蕾。看来一定是今年才开始开花的。它引动了我，我想折下来，但又踌躇了。枝子有点垂，我起初还以为受了雨，花朵重的缘故。待我低下头去细看时，它才是早被人折断了的。我便下了决心，索性把它折了下来。
立群还在菜园里面买了一箩筐四季豆，又一箩筐黄芽白，是向合作社买的。合作社是文委会办的，只留了一位朋友在结束后事。合作社租了好些田地栽瓜种菜，也在一些荒山上垦了好些地面。租的退租，垦的半就荒芜了。我们所买的只是一些残余。
立群说：“买回去可以犒劳佣人。另外我已经买了好些猪肉，可以让他们大打一次牙祭。”
走回卡车的时候，秦奉春也在那儿送行，我拿着花向他打招呼：“奉春，我们折回去插花瓶。”
——“好的。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好花了。都被人偷了去。文委会被解散的消息一传出，菜也被人偷，花也被人折。开始是折，后来索性连根和土的搬走了。”
奉春说着这话时的表情和声调，不是愤激而是忧郁。水牛山公园是他一手一足经营出来的，连水牛山和银杏亭两个匾额都是他刻的字。他是美术家，做事很精细，因而也就徐缓，同人们背地里称之为“施乐先生”。施乐是英文Slow（慢）的音译。他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经营，结果遭了蹂躏。这心情，我能够了解，决不是寻常的。
——“是些什么人来偷的？”立群问得相当愤慨。
——“还不是附近机关里的人，毫无办法。”奉春仍然以迂徐的调子熏郁着。
卡车快要开了，我再进院子里去绕了一趟，看忘记了什么东西。中庭里好些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银杏桠枝。我怀着惜别的意思拾起了一枝来，也想拿回城去在花瓶中供养。有一个青青的果实，没有想出还在枝头。
1945年6月4日
注释：
[1] 翰笙即阳翰笙，著名编剧、戏剧家、作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主任秘书一职，后在文工委担任副主任。乃超即冯乃超，革命活动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在三厅时期担任对敌宣传科科长，文工委时期担任第三组敌情研究组组长。海观即朱海观，回族翻译家，文工委时期担任城内秘书室（天官府7号）负责人之一（另一负责人为罗髻渔）。湘楼为骆湘楼，文工委时期担任城内秘书室秘书。
[2] 邓初老为邓初民，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以民盟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山西大学第一任校长。
[3] 李侠公，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至1927年间，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秘书、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1938年后，李侠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4] 李侠公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2年与孙冶方一起赴日本译著《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册。1936年9月回国，仍寄寓无锡孙冶方家中，继续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到苏州继续从事翻译《政治经济学史》的工作，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
[5] 为了给三厅和文工会干部的孩子解决幼儿教育问题，郭沫若倡导创办了七七幼稚园，请阿姨专门照顾小孩。七七幼稚园的园额由郭沫若题写，他的夫人于立群担任了该幼稚园的园长。
[6] 尹家湾五十号即赖家桥全家院子。
[7] 何成湘抗战时期任文工委乡间秘书室负责人，后调至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1945年8月，担任《新华日报》营业部秘书、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参加了重庆谈判。
[8] 卢鸿基，中国著名雕塑家、文艺理论家。1938年加入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主编《战斗美术》，参与发起 “中国全国木刻界抗战协会”，任常务理事。
[9] 鹿地亘是日本进步作家、中国近代政治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鹿地亘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国内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骨干人物，因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和反战活动，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残酷迫害，1935 年流亡到中国上海，与鲁迅相识并成为至交。抗战时期，鹿地亘受中国国民政府聘请，作为顾问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对日本战俘进行反战教育和训练。1939年12月25日，鹿地亘在桂林郊外南岗庙发起成立了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后来还成立了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并任会长。他在反战同盟总部内另组 “鹿地亘研究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0] 1941年11月16日，文化艺术界为虚岁50的郭沫若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这是周恩来的提议。这次祝寿活动规模盛大，重庆的庆祝会有2000多人参加。除重庆外，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才宣告结束，全国文艺界大张旗鼓地为郭沫若过50岁生日，成为当年轰动全国的文化盛事。
[11] 卢鸿谋是卢鸿基的弟弟，他们是海南博鳌人，父亲是当地盐商。卢鸿谋在郭沫若身边任上尉副官。
[12] 秦奉春，江苏无锡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抗战时期迁到重庆，初在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工作，后来进入文工会第二组文艺研究组任组员。除了画画外，还喜欢摄影，承担了文工会的照相任务。晚年在哈尔滨定居，任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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