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这一消息非常突然，令人深感遗憾。就在那之前的同年3月，一段司徒兆敦先生的采访视频，吸引了我的注意。
司徒先生说，抗战时期他们一家住在沙坪坝，当时借着给他奶奶祝寿，有一百多地下党人秘密聚会，蒋纬国在楼上跳舞，而周恩来就在楼下召开秘密会议。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有趣，极富戏剧性。真的会有100多地下党人秘密集会吗？为什么要借祝寿为掩护？蒋纬国又为什么在楼上跳舞呢？凡与沙坪坝有关的历史，都是我关注的对象，但这个故事还从未听说过。
经多方查证，我发现虽然司徒先生的说法不够严谨，但这件事的确发生过。由于资料有限，只能通过有限证据去尝试恢复历史的原貌。
1941年冬，司徒兆敦随父母由香港经桂林来到重庆，那时他刚满3岁。
司徒家人合影
（前排左二司徒兆敦，二排左二司徒兆敦奶奶周二女
右一司徒慧敏，右三司徒兆敦之母邓雪琼）
司徒兆敦出生于华侨世家，籍贯广东开平。祖辈以苦力身份去旧金山淘金、修铁路，因排华法案无法定居美国，后来落脚加拿大（有不少文章说他的祖父是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其实不是）。他的父亲司徒慧敏，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代开始从事电影工作，是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成员之一、左翼电影运动主将。
司徒慧敏研制成功电影录音机，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1934年加入中共领导下的上海电通公司，参与制作了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影片《桃李劫》。抗战爆发后，转到香港继续拍摄抗战电影，组织演出了《雾重庆》等进步戏剧。香港沦陷后，辗转来到重庆，一方面在国民党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纪录片部主任，拍摄新闻纪录片；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戏剧活动，担任中国艺术剧社附属剧团团长。
司徒慧敏一家在重庆时住在哪儿？司徒兆敦说住在沙坪坝，但具体在哪儿没有说，司徒慧敏有关的资料也一点没有提及。
幸好，教育家陶行知把与自己通信的朋友地址都记录了下来，其中就有司徒慧敏。记录为“司徒慧敏：重庆纪阳洞观音岩（谢文龙）”（《陶行知全集（新编本）》第十二卷 日志）。
谢文龙也是广东开平人，司徒慧敏同乡，留美博士。当时任中国运输公司（后改为西南运输管理局）协理兼运输处处长，他与司徒一家可能是邻居（谢锦焕《谢文龙博士从政事迹》）。
然而，纪阳洞又是哪里呢？没有听说过，今天也查不到这个地方。幸好幸好，陶行知在这里还有一位姚姓朋友，他的通讯地址为“姚中堂：顺泰铁工厂，纪阳洞”。
可惜，这条记录仍然没有明确纪阳洞的位置，我们只知道这里有个顺泰铁工厂，可铁工厂也没有详细地址。
1942年万县寄往重庆小龙坎663号
顺泰铁工厂李德珍的汇款票据
万幸的是，我又找到一张1942年有人汇款给顺泰铁工厂的银行票据。收款人地址明确显示，顺泰铁工厂就位于小龙坎663号。小龙坎当时是多条公路的交汇点，重庆主要的交通枢纽，谢文龙这位主管交通运输的官员住在这里，可能与他的职业有关。我们由此终于找到了司徒一家在重庆的居住地。
原来，小龙坎曾有地名纪阳洞，纪阳洞又有地名观音岩，司徒一家就住在这里。当时，小龙坎刚设镇，与沙坪坝镇相邻，它们之前都属于沙磁区。或许沙坪坝的名气更大，也或许司徒兆敦知道解放后小龙坎划入了沙坪坝区，所以他才说自己一家曾经住在沙坪坝。
司徒慧敏有个朋友名叫任宗德，国防动力酒精厂老板，生产高浓度酒精作为战时汽油的替代品，赚了不少钱。任宗德和妻子周宗琼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极力掩护、支持共产党的活动，不仅提供了大量资金，也提供资源和场地，前面提到的百人秘密集会，就发生在他们家。
任宗德、周宗琼的家在韦家院坝16号，位于今天的渝中区解放碑街道民生路社区。这里原是周母居住地，1943年重新翻修后，既是他们夫妇的住所，也作为酒精厂的办事处。
《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上的韦家院坝地名
韦家院坝16号是一栋两层的新式小洋楼，有一个很大的院子，还建了一个网球场。由于这里会客室大，平时往来商人多，不易被特务怀疑，离民生路《新华日报》 营业部近又便于联络，特别是任、周二人进步可靠，所以成为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秘密或半公开活动的重要场所（杨乐生《抗战时期的韦家院坝16号》）。
据任宗德回忆，当时重庆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经常在他家聚会，因为重庆有规模、有条件的地方，除了这里就是上清寺鲜英公馆“特园”，别的地方不是条件不具备就是特务监视得严。郭沫若还曾为韦家院坝16号题写条幅，称之为重庆的“文化之家”。
1944年冬，借着为司徒慧敏母亲在韦家院坝做寿的机会，周恩来邀请重庆文化界人士在此开会。
司徒慧敏的母亲名叫周二女，虽不识字，但性格开朗，鼓励孩子进学堂多读书，还曾在乡里筹款开办妇女识字班。当年居住在上海时，司徒慧敏邀请聂耳到家里来创作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聂耳就当着司徒母亲的面试唱自己的作品，每次唱到“起来”这句歌词时，情绪就特别激动，于是聂耳每次到司徒家，周二女都会对家人说——“起来”来了。有文章说，司徒慧敏母亲是第一个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人。
由于司徒慧敏想借韦家院坝16号给母亲祝寿（司徒慧敏的夫人邓雪琼与周宗琼关系很好），可能周恩来也想在此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双方就决定同时进行，正好借祝寿做掩护。这次活动的具体日期没有记录，大概是1944年11月后的一天。庆寿活动安排在晚上进行，发出了100余张请柬，精心布置了院子，一楼安排了十来桌酒席，二楼布置了舞厅。
当天傍晚，客人陆续到场。“宋之的带着中国艺术剧社的几十名演职人员到来了。不久，史东山也带着十几位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男女演员来了。与史东山同来的还有剧作家曹禺和程潜的女公子等。”随后，“郭沫若、陶行知等被邀请的文化艺术界人士陆续到达共约一百余人”。人们被带到一楼大厅，向寿星周老太太祝寿，共进寿宴（任宗德口述、赵一工采访《韦家院坝16号》）。
寿宴之后就开启了二楼的跳舞活动，然而，舞池中竟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据任宗德讲，是他邀请的蒋纬国参加。可为什么周恩来组织的会议活动要请蒋纬国参加呢？没有人和文章对此做出详细解释，但多个史料的确都写着蒋纬国参加。
任宗德为了确保自己的生意能顺利运营，也为了掩护共产党的活动，有意接近国民党官员。比如，他认识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副官程炯，为其输送大量好处，程炯有空就到任家来转转，特务就不敢上门找麻烦。他还认识了复兴社别动队副总队长贺明宣，与他结成干亲家，又借他少量的钱还以高利息，以此换取他的信任和保护。任宗德还想法从孔二小姐处买了她的小汽车，经常送《新华日报》的人出青木关，守卫的人看到孔二小姐的车牌都不敢阻拦。蒋纬国可能也是任宗德想要结识的人。
蒋纬国是蒋介石次子，据说他性格率真开朗，比较随和，没有太深的城府。早年赴德国慕尼黑军校学习军事，结业后又到美国军校深造，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1944年，他在陕西胡宗南的陆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任营长，原本要提任副团长，后来成立了青年军，蒋介石把他调到青年远征军206师616团第二营当营长。
蒋纬国此前并不在重庆，但调职之前也就是1944年底他先到重庆拜见了父亲，这就证明他是有可能出现在韦家院坝16号这次寿宴上的（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蒋纬国的重庆之行可能不仅是为了向蒋介石报到，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向父亲报告自己即将结婚的详情。1944年12月25日，蒋纬国在西安与西北纺织大王（大华纱厂老板）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结为夫妻。
蒋纬国正是在重庆之行的间隙，受邀参加了任宗德家举办的寿宴。任宗德邀请他的原因，可能一是许久不见，邀请他来娱乐一下；也可能是想借助他的身份，为这次秘密活动提供掩护。这必竟是100多人的大型聚会，非常打眼，难保没有特务前来刺探。但如果蒋纬国的汽车停在门口，特务必定因为忌惮而不敢擅自闯入。但不得不说，这个猜测有些牵强。
任宗德还提到，“那天晚上，青红帮的头目黄金荣也到16号”，看到这里很热闹，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才走。然而这里面有问题。黄金荣是上海滩青帮第一大佬，当了20年法租界华人探长，他并不是国民党官员，为什么要来韦家院坝打探呢？更奇怪的是，抗战时期黄金荣一直呆在上海，并没有迁到重庆，他怎么会出现在任宗德家呢？这是一个谜，或许时间太过久远，任宗德的回忆出现了些许紊乱。
周恩来
其实最大的疑问在于，为什么周恩来要组织这么大一个聚会？没有危险吗？主题是什么？
任宗德在接受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采访时说，当晚8:00以后，周恩来终于来到韦家院坝16号。二楼在歌舞，周恩来就在一楼开始讲话，郭沫若、茅盾、沈钧儒等100余人在场聆听。大约一个钟头之后，会议结束，周恩来离开了，蒋纬国等人毫无知觉，仍在楼上歌舞不止（任宗德口述、赵一工采访《韦家院坝16号》）。
这一段实在是太过戏剧性，恐怕电影编剧也不敢这样写。歌舞声可以掩盖楼下的讲话声，但如果蒋纬国或其随从有事下楼，不是正好撞上吗？蒋纬国就没有想过吃饭时那么多人怎么都没来跳舞，去哪儿了？而且院子外面是否有特务环伺，不会偷偷进来窥探吗？总之，这的确是风险很高的一着棋，由于缺少更详细的信息，暂时还无法了解具体原因，既然这件事是真实的，想必当时是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的。
那么，周恩来当时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有文章说是谈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工作任务，然而这个说法很模糊。争取抗战胜利是当时所有工作的总任务，无论讲什么都可以说是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可具体呢？没有人说清楚过。任宗德虽然是当事人，也不记得当晚周恩来讲了些什么。
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一个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组织一场罕见的大型集会，必定有特殊的目的。他所讲的内容，也必定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由于没有史料揭示，只能想办法进行推测，首要的，就是弄清周恩来的行动轨迹。他此前去过哪里、经历过什么事？从这个角度入手，也许可以推断出举办这次集会的真正起因。
1938年12月，周恩来抵重庆，继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与三厅厅长郭沫若一起，联手推动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随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和做好党在国统区的工作。
1943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
1944 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中遭受重创，大片国土沦陷。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敌后战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抗日主张和民主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此情况下，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变化，国内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提出国共谈判五点主张。5月2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到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林伯渠提议以周恩来3月12日演说的基本精神为商谈根据，王、张不赞成，谈判无结果，双方商定将在重庆继续谈判。5月17日，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到达重庆。
9月14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报告四个多月来国共谈判经过，要求召集紧急的国事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面见毛泽东，带来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协议，试图推动国共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与赫尔利商谈，提出修改后的协议草案，双方签字后，赫尔利带着新协议返回重庆，周恩来与之同往，准备在重庆与蒋介石当面进行谈判。11月10日，周恩来与赫尔利飞抵重庆。
透过以上背景资料可知，周恩来离开重庆已经一年多了，再回到重庆时他肩负重要政治任务，就是代表中共与蒋介石谈判，协商成立联合政府。
现在再来看韦家院坝集会这件事，重庆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周恩来的身影了，听说他又回到重庆，大概都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听听延安带回来的新消息。周恩来则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此行的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谈判的主张告诉大家，争取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的支持，这应该才是这次集会的目的所在。
位于渝中区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邹乐摄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韦家院坝16号寿宴这件事是否被载入党史？到现在为止，仅有司徒兆敦、任宗德在回忆时提到，其他当事人呢？
我没有在郭沫若、陶行知有关资料中查到，但《周恩来年谱》中有一条记录吸引了我的注意：11月13日，应邀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的宴会，向在座的一百多位文化界人士介绍时局和国共谈判问题。
11月13日是周恩来抵达重庆的第4天。《周恩来年谱》记录，11月10日他与赫尔利飞抵重庆，11日，同董必武等参加郭沫若为柳亚子洗尘的宴会。餐后在同柳亚子、郭沫若、沈钧儒、艾芜、阳翰笙等聚谈中介绍国内时局，并说明这次来渝的任务。然后就是13日在一次宴会中，向100多位文化界人士介绍时局和国共谈判问题。
11月13日的宴会，是否就是韦家院坝16号的这次寿宴呢？同样是宴会，同样面向文化界人士，同样是100多人，此后再没有类似记载，而且13日这个时间点很契合历史背景，周恩来刚到重庆，文化界很急于了解他带回来的消息。
然而，《重庆抗战剧坛纪事1937.7-1946.6》（石曼编）的记载却略有不同：11月10日， 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回重庆。11日参加郭沫若欢迎柳亚子夫妇宴会。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介绍国内时局及来渝任务。13日，在文工会为郭老53周岁祝寿会上，向在座一百多位文化界人士介绍时局和国共谈判问题。
这里提到了11月13日集会，也是一次祝寿会，但却是郭沫若53岁（虚岁）的祝寿会。郭沫若生日是11月16日，只差3天，时间的确很近。在作家艾芜有关的资料里，也提到他曾经参加郭老53岁祝寿会，并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刚从延安来到重庆的周恩来（《成都市新都区志（1986—2005）》）。
然而在我看来，这次祝寿会并非为郭沫若而举办。1941年，适逢郭沫若50岁（虚岁）生日，经周恩来提议，11月15日开始，文化界举办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的庆典活动，持续两天，包括茶话会、宴会、《新华日报》特刊等一系列活动。所以1944年不太可能再次为郭老办祝寿会，11月13日也还没到他的生日，而且《郭沫若年谱》（王继权、童炜钢编）中并未记录这次祝寿活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周恩来年谱》中也只记录为文工会举办的宴会，而没有提及郭沫若的生日。
回顾以上分析，我有了新的认识。当事人的回忆并不准确，很多书籍和文章的记载也不严谨，包括本文前面的分析有的也需要更新认识，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1944年11月10日，周恩来回到重庆。11日，参加郭沫若在天官府七号为柳亚子所举办的欢迎宴，宴会人员很久未见周恩来，都感到很惊喜，郭沫若称这使“双十一”成为一个难忘的日子。会上，周恩来畅谈了延安的情况，带来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同时也讲了自己此次来到重庆的任务。或许有人提议，再过1天韦家院坝16号将举办一次寿宴，那是为司徒慧敏母亲举办的祝寿会，很多文化界人士都要来，于是邀请周恩来也参加，再给大家讲讲延安、讲讲这次赴渝的任务。周恩来了解任宗德，也熟悉司徒慧敏，于是就答应了。任宗德大概早已邀请了蒋纬国参加，没法拒绝，只能想办法让周与蒋不碰面，在时间、空间上尽可能协调避免。于是11月13日晚寿宴过后，蒋纬国就被请上二楼跳舞，有女演员陪同不让他轻易下楼。然后周恩来才如约而至韦家院坝会场，楼上楼下同时进行。当楼下会议结束时，楼上还毫无所知，整个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由于这次寿宴的很多客人来自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故史家认为这次活动是由文工会组织的。或许在祝寿会上，人们想到郭沫若也要过生日了，于是一并向他表示祝贺，所以在后来的记录中，有人误记为这是郭沫若53岁的寿宴。
这大概就是司徒兆敦先生所说家族史中传奇祝寿故事的历史原貌。那一天，也是司徒兆敦5岁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也就是11月14日恰好是他的6岁生日。
抗战胜利后，司徒慧敏来到上海，与任宗德等一起组建昆仑电影公司。此后昆仑电影公司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司徒慧敏很快又前往美国好莱坞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最新的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1951年奉命回国，为躲避FBI的迫害，绕道欧洲，1952年4月回到祖国怀抱。此后参与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局副局长，“他是我国电影制片、电影机械和电影胶片工业及电影科研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司徒兆敦
司徒兆敦受父亲影响，从小就喜欢电影。1959年考取北京电影学院，与郭宝昌、黄蜀芹同学。1964年毕业，同年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著名的北电导演系78级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等人的班主任。
1998年，在司徒兆敦的推动下，北京电影学院设立纪录片专业，司徒兆敦教了20年故事片后，转向教授纪录片。他一直倡导真实纪录历史的理念，也许是“父亲的教诲和与‘大人物’相处过的经历，让他深信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最有质量的，无法编造”。他认为，纪录片是不同于故事片的另一种伟大，纪录片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具有永恒的价值，发展纪录片对提高国民素质至关重要，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司徒兆敦曾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说，“一切记录都是有价值的”，又说“记录太重要了，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不应该忘记的，是要永远纪录的”。这也是我开办这个公众号的目的所在。努力为沙坪坝挖掘历史、记录历史，终有一天会有人发现这件事的价值。
谨以本文致敬电影教育家、沙坪坝故人司徒兆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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