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跟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的一名学生吴锡泽，试图用一首长诗向人们介绍一个叫“沙坪”的地方[1]。
乘船自下江来到重庆的人们，再逆嘉陵江而上，过石门峡，左岸有一片平坦宽阔的棕红色土地[2]，那里就是“沙坪”。
一般认为，“沙坪”缘自亿万年前江水冲刷后沉积形成的平地。重庆人也把地势较低的平地叫做“坝子”，所以渐渐就有了“沙坪坝”的名字。
这里的“沙坪坝”还只是江边一片很小的区域，相当于今天沙坪坝区下辖的沙坪坝街道范围。
在这片最早被称为“沙坪坝”的土地上，生活过什么样的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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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沙坪坝是什么样子？
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由南京迁至重庆，借住在重庆大学的松林坡。开课不久，中大打算在附近修建农场，开挖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3]。
墓中没有尸骨，只有画像石棺两具，分别刻有伏羲女娲和青龙白虎像，这是典型的汉代墓葬风格。棺内一铜镜上又刻“元兴元年五月壬午”字样，“元兴”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启用于公元105年。可以确信，这是一座汉代的石棺墓。
沙坪坝汉画像石棺拓片，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
沙坪坝汉代古墓的发现，开启了今天重庆主城地区的现代考古进程。其后，嘉陵江两岸又陆续发现了数十座汉代古墓，分为石棺墓、砖墓和崖墓。
考古学家卫聚贤认为，崖墓是四川土人的葬仪，石棺墓与砖墓则源自中原地区。还有学者认为，四川所发现的汉代古墓中，画像石棺数量极少，它代表死者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
虽然考古信息十分有限，无法还原古代沙坪坝的样子，但画像石棺的存在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沙坪坝的信史就开始于——东汉。
然而，作为地名的“沙坪坝”，其身影在典籍中的首次出现，却已是明代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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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重庆府志》是重庆最早的两部明代地方志书之一，刊印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据载，当时的重庆巴县辖70里14乡10镇，其中有一个叫“沙平里”[4]。
“里”，由“田”和“土”组成，代表乡村居住之地，其作为基层建制名的历史十分悠久，几乎各个朝代都有“里”的设置。明代以“一百十户为一里”，设里长一人。“沙平里”就是明代巴县之下，由政府设置的一个叫“沙平”的基层行政单位。
“沙平里”就是“沙坪坝”地名的前身，它与“宝轮里（今磁器口）”同属白崖乡。“乡”，并不是地方建制名，只是一个习惯上的地理概念。沙平里与宝轮里相邻，两地互动紧密，共同的历史记忆促使它们融合成了一个“乡”。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地名也在不断演变，“沙平”慢慢变成了“沙坪”。清末，在一个外国冒险者的笔记里，终于第一次出现了今天的地名——沙坪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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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外国冒险者是一名英国富商，名叫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他的名字与重庆开埠史关系密切。
“马嘉理事件”之后，英国人享有了在中国自由旅行的权利，立德乐很快意识到，中国西部可能蕴藏巨大商机。1883年（光绪九年）2月，他与夫人搭乘轮船先到汉口，再改乘木船，经过40天的艰苦航行，终于抵达重庆。
立德乐所骑贵州马和路上的黄桷树
4月18日，立德乐接受朋友董九爷邀请，骑上一匹小马，前往重庆乡间的沙坪坝。穿过狭窄拥挤的街道，翻过陡峭崎岖的山路，终于到达目的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高墙围起来的宏伟住宅[5]。
这是董家的旧宅，立德乐称赞它是自己访问过的“中国人住所的最好样板”。他被告知这是上个世纪一个退休的藩台（即省级财务主管）所建，造价1万英镑。整个宅院占地4英亩多，比两个足球场还大，由一面10英尺高5英尺厚的石墙包围着。里面是一连串的庭院，每一个庭院都比前一个高出几步台阶。墙壁是砖砌的，地板是石材的，看起来象刚刚竣工一样崭新和辉煌。在最低处的院落前有一个深深的鱼塘，旁边还有一座雅致的石台，那是为露天戏剧表演准备的。
立德乐在沙坪坝住了一晚，当地许多有趣的传说令他陶醉。比如为躲避张献忠的屠杀，人们在“九石缸”里藏满了银子；江对岸“石马河”站立着一匹无脚的石马，每到晚上就会恢复肉身去偷吃庄稼……
在重庆，立德乐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虽然当时的中国贫穷而落后，但中国人的勤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如果有天才领袖的引导，（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1890年，在立德乐参与推动下，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由此开为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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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乐的记叙，为我们描绘了近代沙坪坝的一角，然而那个壮观的董家旧宅座落何处、后来怎样了、谁成了它的主人？我们均不得而知。只知道在清末，又有几座深宅大院出现在了沙坪坝上，其中之一是——饶家院。
重庆大学饶家院文化展示区
光绪年间，重庆有饶氏父子饶冕南、饶道源同榜考中举人，传为佳话。后来父子二人在京城谋得官职，离乡多年，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又双双回到重庆[6]。
饶冕南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饶道源任巴县中学校长，他们在沙坪坝买下一座宅院，建成了饶氏故居“饶家院”。
据说饶家院原是有着三重院落的四合院，层层递进，大门前石栏围绕一泓池水，旁边的松林坡也是饶家产业。饶氏父子从谁手中买下了这座大院，饶家院与董家旧宅有没有关系呢？现在我们只能猜想。
饶家院附近，还建有项家院、刘家院等。或许，沙坪坝作为重庆郊区难得的一块平地，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正是这种独特的山水地理环境，吸引了许多有钱大户在此建别墅宅院。
民国初期，重庆知名的颜料代理商高家，不仅在此建立了花园别墅，而且还有着更深的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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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后的重庆工商业发展迅速，很快有了“小上海”之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一个名叫高志敏的年轻人，从广州到重庆创业，他就是我们今天称为“高家花园”的创建者。
高志敏只身来到重庆，没有资源和背景，但他聪敏且善于把握机会，几年后，利用在广州学习的染织技术，开办了“美趣时”颜料行，依靠代理外国染料和化工原料，把颜料店开遍了四川各地，逐渐成为重庆资力雄厚、规模较大的殷实商户[7]。
然而，做代理贸易始终受制于人，高志敏从长远考虑，手里一有钱就在沙坪坝购置了几百亩田产，修建自己的别墅庭院，同时也为将来转型实业建工厂做准备。
高家的别墅是一个三合院，院中一棵高大的黄葛树，屋后栽种了各色鲜花，周围的居民都称之为“高家花园”。由于土地面积大，很多一时没有使用，高志敏就任由当地和抗战逃难来的农民开荒种地，不收租也不要押金。
抗战全面爆发不久，高志敏的长子高士愚，带着他的英国妻子留学归来。高士愚按父亲的安排，20岁即赴江苏南通纺织学校学习，随后又设法到英国理治大学深造。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与一名叫玛菊瑞·斯考特的英国女子结为伉俪，并为她起中文名“高施嘉德”，在战火弥漫的年代，两人一同回到了重庆。
高家花园的西式小洋楼
高士愚在老屋旁为妻子新修了一栋两层的小洋楼，又创办理治纺织染公司（后改为民治纺织染公司），在高家花园修建了工厂，开始生产棉纱。这正是高志敏多年的夙愿，不做贸易改做纺织，以实业救国。
高施嘉德热心而慷慨，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为支持抗战而四处奔走、募集资金，深得宋庆龄的赞许。她们保持了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宋庆龄也曾到高家花园作客。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大批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西迁重庆，深刻改变了重庆的面貌，当然也包括沙坪坝。
但是，要说沙坪坝真正的兴起，那还必须由重庆大学搬迁到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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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重庆，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繁华的商贸重镇。
工商业急需大量人才，重庆却没有一所大学，学子们往往要到成都，或远赴北京、上海等地求学，很不利于重庆发展，这让有识之士甚为着急。
1925年冬，巴县议事会议长李揆安提出议案，倡议创办重庆大学。然而办一所大学绝非易事，最基本的是要解决经费、师资和土地问题[8]。
在成都大学任教的一批川东籍教授沈懋德、吕子方、吴芳吉、彭用仪等，主动提出愿辞聘返渝、服务桑梓。重庆地方的绅耆宿儒李公度、朱叔痴、汪云松、温少鹤等，以及商界知名人士皆表态支持并捐资赞助。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刘湘亲自担任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通过在猪肉税中增加附加税，解决了办学的经费难题。
刘湘的支持，使重庆大学的筹办进程大为提速。在落实了经费、教授、组织、专业、招生等问题后，关于校址的紧迫问题摆在了眼前。李公度、温少鹤、沈懋德等人决定乘船上溯两江，沿途寻找适合之地。
来到沙坪坝，一眼望去“平川沃野，阡陌交错”，又见“松柏掩映，头依浮屠，面临嘉陵，景色宜人”。众人一致认为，沙坪坝土地平整，适宜建校，风景极佳，乃读书胜地，离重庆城不远，水陆交通都很便利，于是一致赞成把这里作为重庆大学的永久校址。
为解决秋季开学之急需，就先把菜园坝杨家花园作为临时校舍，待沙坪坝校区建成后再搬过来。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终于迎来诞生，这是重庆地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高等教育学府。
重庆大学理学院
重庆大学选中的沙坪坝地块，当时归属四姓地主所有，其中以刘、饶两姓占地最多。经过商谈，重庆大学最终以受捐和购买的方式，取得了沙坪坝900余亩土地，随即开始了校舍建设。按照近代大学的建设标准，修建了图书馆、礼堂、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公共自修室、学生宿舍、食堂、浴室、操场等设施，1933年春，重庆大学正式迁往沙坪坝。
饶家院正好位于重大沙坪坝新校区内，它幸而得以保留，并成为重大教授们的宿舍。工程学教授丁观海一家寓居于此，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史学系教授张圣奘也居住于此，著名画家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离婚仪式就在他家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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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重大建校不久，又一所学校准备在沙坪坝兴建，这就是天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
张伯苓
张伯苓以教育救国为毕生信念，创办的南开学校在全国声名鹊起，很多地方都邀请他去开办分校。由于日寇入侵，华北局势日趋严峻，张伯苓也有意开设分校，一旦天津发生战事，可在异地保存南开文脉。他考察了很多地方，最后选中了四川的重庆。
在张伯苓看来，四川是西南的文化中心，可以成为国家复兴的根据地。相比成都，他更属意拥有西南交通枢纽地位的重庆，而且重庆的学校数量比成都少很多。
下定决心后，他立即多方筹款，很快筹得了一笔资金，要求得意门生喻传鉴迅速入渝筹建。1936年2月，喻传鉴来到重庆，看了几处地方都不太满意。后来刘湘的妻弟周成虎愿捐出沙坪坝130亩土地，喻传鉴实地查看后，认为沙坪坝地势广袤、风景优美、交通便利，非常适宜建校[9]。
周家相邻的其他地主，原本不肯卖地，但听说是天津南开欲建新校，于是均表示愿意出让。然而航空公司和无线电公司也想得到这块地，打算建设飞机场和电台，可是地方人士均支持南开建校，最终喻传鉴拿到了沙坪坝800余亩土地。
接下来说干就干。五月学校破土动工，一边建设、一边筹钱，八月底校舍基本建成，立即开始招生，九月初开学行课。南开以惊人效率实现了当年建校、当年开学的目标，让重庆人见识到了南开人的实干精神。招生时，上千人报名，最终收了250余人，校名确定为“南渝中学”，意为南开在渝设校。
1936年11月，张伯苓第二次到重庆，看到沙坪坝远离城市之喧嚣，有山水之清幽，实在是开办学校的最佳之地。又见南渝规模初显、学风浓厚，这一晚他竟高兴地睡不着觉。
9
在接待中国工程师学会考察重大后，兼任校长的刘湘意识到，要办好大学，必须交由专业的教育界人士管理。于是他决定聘请工程师学会副会长，也是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执掌重大。胡庶华欣然同意，1935年8月接任重大第二任校长。
胡庶华是首个留学德国取得钢铁冶金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深入考察四川后，他认为四川有天时地利，“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这一观点与张伯苓不谋而合，或许这正是他选择到重庆任职的原因。
主政重大后，胡庶华推行了多项改革，使重庆大学在短期内获得飞速发展。他认真思考重庆文化教育发展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认为大后方最紧要的任务是“培养人才、提高文化”，要改造重庆文化必先从改造环境开始，而重庆城地域狭隘、人烟稠密、空气不良，只有郊外的沙坪坝，是建设新文化区的理想之地。
胡庶华发表文章《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
1936年12月，胡庶华发表文章《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首次倡议把重庆的学校都集中到沙坪坝来，打造新文化区，其光芒“不仅照耀重庆一隅，而且将四射到西南各省及整个中国。”文章发表后不到两个月，重庆市区的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首先响应，在沙坪坝购地准备新建校舍。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南开学校被炸，张伯苓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眼见数十年经营毁于一旦，他心痛至极，不过幸而还有重庆南渝。
南开大学奉政府命与北大、清华合并南迁，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天津南开学校本部则迁至重庆南渝。此后，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学校，寓意南开在重庆的延续，南开精神永存。
8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派出3支探路队，分别前往重庆、成都和湘鄂选择迁校的理想之地。
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系科最齐全的大学。罗家伦很早就预料中日之战不可避免，积极主动地做好了迁校准备。经过分析探路队回报的情况，校务会最终确定了内迁重庆方案，又经与重庆大学商妥租借松林坡200亩土地，9月中旬正式启动了迁校工作。
重庆中央大学
中大仅用42天就在沙坪坝松林坡建成了新校舍，借助卢作孚民生公司船队，转移保存了几乎所有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11月1日正式开学复课。这次迁校一步到位，使中大成为抗战时高校内迁最快速、完整、成功的典范。
西迁后的中大，不仅没有因为战争环境削弱其发展趋势，反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一流人才，创造了抗战教育史上的奇迹。
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驻重庆，大批学校、机关、企业和金融机构逐渐汇聚于沙坪坝，这片平静了上千年的土地一下热闹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产生了许多公共事务问题，亟需得到协商解决。而当时的沙坪坝建制上属巴县龙隐镇，旧体制已无法适应形势，新的管理模式呼之欲出。
1938年2月6日，国立中央大学、四川省立重庆大学、省立教育学院、私立南渝中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军政部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等单位负责人齐聚重大理学院，一致同意重庆大学提出的成立“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方案，共同参与实施社会治理。会议推举胡庶华为主任干事。
这一天，胡庶华格外兴奋。虽然“文化区”并非官方行政建制，不管怎样，成员单位已经接受了这个名称，他期待已久的“理想”开始变为了现实。这一天，也是沙坪坝得以“文化区”闻名的开端，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0
抗战以来，不少城市都沦陷了，被敌人的炮火所灭。但后方也有些过去不为人注意的、落后的地方，竟因此大大地繁盛起来，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市区，沙坪坝就是其中一个。
吴锡泽以一名内迁学生的视角，向人们这样讲述着沙坪坝的历史嬗变。
抗战之初，当他第一次来到沙坪坝时，这里是渝磁公路上的一个小站，只有几十户人家和几间小杂货店，与磁器口的热闹是不能相比的。可是短短两年后，这里建起了高楼大厦，长长的街道两旁，密密地排列着各色商店，从早到晚都是人头拥挤，汽车来来往往，黄包车夫拖着车子不停地奔跑。仅仅两个年头，“沙坪坝的进步竟赶上了两个世纪”！现在磁器口已无法与它相比了，就是连续被轰炸的重庆城也及不上[10]。
在吴锡泽看来，沙坪坝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区，学校之多，“确要占全国第一位”。除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还搬来了一个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新开办了一个红庙小学。
中央工校校长魏元光，天津南开校友、留美硕士，为了民族复兴毅然回国。他主张工业救国，而欲振工业必先训练人才，于是决心投身工业教育。1936年，魏元光受命组建中央工校，可学校刚成立不久，就遭遇抗战爆发。他率领百余师生辗转各地整整一年，最终在沙坪文化区南开中学旁购地200亩，把学校安顿了下来。
1938年，巴县龙隐乡开办小学，地点就在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对面的元真观内。由于观墙呈赭红色，也被称为红庙小学，抗战中期改名为沙坪坝中心国民学校，这就是今天的沙坪坝小学。
沙坪文化区甫一诞生，就表现出不一样的精神气质。这里没有弥漫重庆城的煤烟，没有戏院、舞厅，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学习，生活简朴而严肃，脸上洋溢着自由而畅快的笑意。有人说，即使有恶习的公子哥，来到这里也会被风气感染而改变。
学校多的地方，书店就多，沙坪坝的数量大概占了全市一半。每间书店都挤满了人在看书，不知疲倦地吸取着精神食粮。学术演讲也多，社会名流、知名学者竟相到这里开展演讲，学生们大都踊跃参加。有时几处演讲同时进行，学生常苦于不能分身而兼听。
沙坪坝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分布在坝上的每个角落。有人说，他们是坝的命脉，有了他们，坝子上才有生气，整个沙坪坝，完全是属于他们的。
这里就象一个“巨大的熔炉”，文化名人云集，学生们爱国热情和学习空气高潮，学术研究氛围浓厚，“诞生了许多在学术上、艺术上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形成了抗战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著名的《重庆指南》出版者杨世才登高瞭望，只见歌乐山下、嘉陵江岸、沙坪坝上，学府林立、校舍相望，蔚为文化中心，有如放射光明的学灯，闪耀着熠熠光芒。
他激动地为这一景致命名为“沙坪学灯”，寄望这个战乱中形成的文化区，将中华民族之文化发扬宏大！
11
风云激荡的年代，学校聚集的地方，也是党开展学生工作的重点地区。
当学校汇集于沙坪坝，中共川东特委决定，在沙磁文化区组建沙磁区委，领导该地区党的工作[11]。
沙坪坝与磁器口紧邻，明代就同属一个乡，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磁器口有省立教育学院、龙山小学、乡农小学等，于是“沙坪文化区”渐渐就叫成了“沙磁文化区”[12]。
1938年10月，中共重庆市沙磁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
为防止敌人破坏，成立大会在重庆大学临江的一个防空洞内秘密举行，时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杨述参加了会议[13]。按组织安排，蓝毓钟被任命为沙磁区委书记。
蓝毓钟从小父亲早亡，家境贫困，但他立志读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大学机电系录取。由于他追求进步，学习成绩好，在同学中有威信，成为学生组织的核心成员。1938年5月，蓝毓钟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从中大毕业，供职于经济部工业试验所。因家在沙坪坝，廖志高综合考量，决定把沙磁地区第一任区委书记的重任交托给他[14]。
第一届沙磁区委委员，还有重庆大学的学生曹自明、沙轶因，南开中学学生徐培光。
沙磁区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宣传抗日，与国民党势力作坚决斗争。
重庆大学纪念周恩来演讲的雕塑
1938年12月，沙磁区委与中大、重大党支部联合邀请周恩来到中大礼堂演讲，消息一公布，整个沙坪坝都沸腾了[15]。演讲当日，坝上的学生、工人、群众约3000多人挤满了会场，场面十分壮观。周恩来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和任务[16]，有力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分析了抗战的持久性，断言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抗战的中国人民，极大地鼓舞了群众们的抗日斗志。
然而，学校的反动分子也准备邀请国民党官员进校演讲。思想进步的学生们商量好，当演讲即将开始时，有人高声发出信号，现场学生立即一哄而散，只剩下聊聊数人站立着。演讲组织者被这样的“快闪”惊得目瞪口呆，却毫无办法[17]。
中大经济系有一名进步学生名叫曾联松，经沙磁区委第三任书记黄大明介绍[18]，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新中国成立后，曾联松参加国旗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精心设计的“五星红旗”幸运被选中，他由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
12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结束。消息传来，整个坝上都疯狂了！
人们从家里、宿舍里、教室里冲出来，欢呼之声传遍每个角落，满街贴满了标语，到处响起了炮竹声。兴奋之余，人们又开始思索，未来的中国何去何从呢？
8月28日，毛泽东以“弥天大勇”应邀来到重庆，与国民党就中国的前途发展进行历史性会谈。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往重庆
9月6日，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走进小龙坎、松林坡、沙坪坝，访晤孙俍工、熊子容、柳亚子等老同学和友人，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主张，争取最大的团结。当时许多生活在沙坪坝的人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有人称，看到他“有一种刚毅的不可动摇的气度，给人以巨大的鼓舞与信赖感”[20]。“重庆谈判”举世瞩目，这一天也被永远记入了沙坪坝的史册。
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有力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双十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接受了中共的“和平建国”方针，事实上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为战后国内和平发展带来了希望。
西迁的人们纷纷开始准备回迁，离别之时，都难舍对沙坪坝的眷恋。
他们预言，“沙坪坝，在将来的历史上将成为一个不朽的名字”；他们祝愿，“但愿她今后永远的前进，长保住这文化名区的美誉。”
繁华之后的沙坪坝冷落了不少，但很快又振作起来。人们已然接受了它“文化区”的美名，这里仍然是众多学校的聚集地。
青春的重庆七中
1945年，重庆中学由长寿迁入高家花园。这是一所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学校，可追溯至清乾隆年间的东川书院，重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所官办书院。校长吕子方，也是重庆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选择高家花园为永久校址。至此，经过九易校名、四迁校址，重庆中学最终落户沙坪坝，发展到今天就是重庆第七中学校。
次年，儒英小学创办于沙坪坝。“儒英”之名来源于创办人乐曼雍母亲王儒英。乐母临终遗嘱不办丧事，把殡葬费省下来办学，让更多人能识字。乐曼雍先生杨公庶是重大教授，他们夫妻克服困难，开办儒英小学，终于达成了母亲的遗愿。儒英小学就是今天的育英小学。
中央大学迁回了南京，其为解决教师子女入学而开办的小学交重庆大学管理，命名为重大附小，就是今天的汉渝路小学。
13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开始了新的建制调整。
抗战以前，沙坪坝隶属四川巴县龙隐镇。由于“沙磁文化区”的形成，1939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沙磁区临时办事处，将沙磁地区划归重庆市管辖。两年后，为设立防空疏散区，沙磁区临时办事处撤销，沙坪坝设为沙坪坝镇，与磁器口镇、小龙坎镇、童家桥镇等同归第十四区管辖。解放后，1950年，原十三区、十四区合并为第三区，区人民政府设在沙坪坝，后第三区改名为沙坪坝区。1953年，沙坪坝街道办事处设立，至今已71年整。
留在沙坪坝的中央工校，改名为西南工业专科学校。1952年，又调整并改称重庆土木建筑学院，即后来的重庆建筑大学，今天已并入重大。
重庆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
1960年，重庆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进入新千年，重大合并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此后入选“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
重庆大学迁到沙坪坝后，曾建立气象测候所。抗战时期中央气象局在此基础上成立，这是国民政府首次设立中央气象机构，统一管理分散全国的气象站，位置就在高家花园。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变迁，现在是沙坪坝气象局所在。
在原“中央气象局”旧址建成重庆智慧气象公园
高家花园还设有水厂。重庆虽然坐拥两条大江，但历来吃水是个大问题，普通百姓只能从江里挑水喝，大画家徐悲鸿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创作的《巴人汲水图》，就生动描绘了这一场景。1945年，渝西自来水厂在汉渝路成立，沙坪坝地区的居民和企业终于用上了自来水。解放后，为适应新工业基地的发展，1958年又新建了高家花园水厂。
沙坪坝滨江一带，曾建有永利化学公司、大成化学公司、民治纺织厂等知名工业企业。解放后，又建起了许多新型工厂，如西南制药厂、红岩玻璃厂、红岩缝纫机厂、鸽牌电缆厂等。
红岩缝纫机厂位于下中渡口，过去松林坡有小路经此延伸到江边，中大师生就从去这里去往江边挑水。如今已看不到当年挑水者的路径，取而代之的是国际创客港文创园区，其中一座缝纫机博物馆展示着“红岩牌”系列缝纫机型号，为我们保留了一代人珍贵的乡愁记忆。
鸽牌电缆厂已迁出沙坪坝，它留下的厂房交给了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经过改造，建成了重庆大学设计创意产业园。老厂房被赋予新生命，工业遗产得到合理保护利用，这一次创新改造，为重庆城市更新提供了极佳的典型案例……
改造后充满烟火气的建筑巷
沙坪坝因抗战而兴，以文化而名。过去，这里只是一个寂静荒凉的村落，因抗战一跃变为闻名全国的文化区。新中国成立后，沙坪坝街道又迈出了新步伐，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国街道之星”称号。
沙坪坝是梦想的孵化地，今天这里仍然是重庆最著名的学府路，无数莘莘学子怀抱梦想从这里起航走向世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
沙坪坝是沙磁文脉的重要传承地，每一个地名、每一幢建筑都在向人们讲述着它的传奇故事，那是时代留下的印迹，历史传下的文脉。
沙坪坝也是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重要承载地。胡庶华、张伯苓、魏元光、杨世才……他们都选择了沙坪坝，也赋予了这片土地弘扬中国文化，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大任。
今天的沙坪坝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在复兴道路上继续昂首阔步、携手奋进。
（本文完成于2023年5月，今次发表略有增删。）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吴锡泽：《沙坪坝杂诗》，《胜利》， 1940年第94期
[2] 也有说是棕黄色土地。
[3] 详见本公众号文章《读史笔记：沙坪坝汉画像石棺寻踪》
[4] 《万历重庆府志》（残卷），《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第178页
[5] 立德乐著、谢应光译:《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重庆出版社，2019年
[6] 刘琦：《明清老宅饶家院，重庆大学发源地》，网络文章
[7] 详见本公众号文章《高家花园主人今何在？》
[8] 重庆大学校史编写组：《重庆大学校史》，重庆大学出版社，1984
[9] 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10] 吴锡泽：《沙坪坝》，《今日评论》，1939年第4期
[11] 马英莉：《红色足迹 沙坪坝革命遗址遗迹图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12] 《抗战时期沙磁区学运史料选编》，中共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2015。根据1938年12月《商务日报》载《沙磁文化区各界宣言》，在国民政府1939年正式建沙磁区并划归重庆之前，就已经有沙磁文化区的叫法了。可以说，正是因为磁器口地区的学校、企业积极参与到文化区治理中来，共同发表对各界宣言，所以宣言名称不能叫“沙坪文化区”，更准确的叫法是“沙磁文化区”。
[13] 根据《红色足迹 沙坪坝革命遗址遗迹图文集》载，廖志高当时的职务较多，包括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特工委副书记、中共四川省工委副书记、中共川东特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黄大明在中大建党斗争回忆文中提到，“（沙磁）区委是县级，受川东特委青委直接领导”，由此可知，当时的沙磁区委是由川东特委领导成立的，杨述也以青委领导人的身份单线联系沙磁区委书记。
[14] 叶炯：《蓝毓钟：坚定地走革命之路》，《南京大学共产党人 1922年9月-1949年4月》。
[15] 谁邀请周恩来到中大演讲？据陶大镛回忆，他曾给周恩来写信，还当面邀请他去中大演讲，周恩来同意但表示须校方同意，为此陶大镛又去请示法学院院长童冠贤。又据黄大明自述，陶大镛向中大党支部提议邀请周恩来到校作形势报告，支部反映到区委后获得同意。再据《瑞安文史资料 第20辑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载，中大支部发出提议，区委书记黄大明同意，并向单线联系人杨述请示，杨述也表示同意，由此邀请送到八路军办事处，报送给了周恩来。由此来看，周恩来到中大演讲的事件背后，是多方积极努力的成果，此前从未有知名的共产党人到中大演讲。
[16]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沙轶因回忆是《目前的形势与任务》，黄大明回忆是《第二期抗战形势》，本文没有使用书引号的准确提法，而只说明了周恩来报告的主要内容。
[17] 雍文远：《一九三九年的沙磁区委》
[18] 根据黄大明在《重庆中大建党斗争的回忆》的自述，沙磁区委第一任书记是蓝毓钟，第二任书记是陈实，黄大明任区委组织部长，1938年12月陈实调走，黄大明接任第三任区委书记。
[19] 据有关资料显示，曾联松曾任第一届沙磁区委宣传委员，但也有资料显示，第一届沙磁区委成立时，蓝毓钟被任命为区委书记和宣传委员，两者之间存在矛盾，笔者还未见对此问题的详细说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曾联松曾担任中大老支部的书记。
[20] 详见本公众号文章《读史笔记：他去沙坪坝拜访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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