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有历史感的人，大概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一个世纪前，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居住过，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
很遗憾，一百年前没有沙坪坝居民详细记录身边的一切并留传下来。幸运的是，一个外国人曾经来到这里，还写下了游记出版，于是我们才得以窥见百年前沙坪坝的样貌。这个外国人名叫——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立德乐
立德乐，英国商人，1859年来中国，之后在九江、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商贸公司。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英国人被允许进入中国内陆，立德乐于是开始筹备他的西部探险之旅。
自从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欧洲，就引发了欧洲持续的“中国热”。马可·波罗讲述了四川成都的富饶，但此后几百年，欧洲人都没有深入中国西部，“即使是已在中国安家落户的欧洲人，他们对中国伟大的西部地区也是一无所知”（谢立山《华西三年：三入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所以欧洲人千方百计想要进入中国西部获取信息，从而评估其商业贸易前景。
1883年4月7日，乘帆船自上海溯江而上的立德乐，经汉口、宜昌，终于抵达重庆。通过英国驻重庆领事馆人员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本地人，接受了不少饭局邀请，也借此仔细观察这座山水之城的风土人情（立德乐著、谢应光译《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
重庆旧照 立德乐夫人 摄
他发现，这里几乎看不见平原和光秃秃的山，所有土地都种上了庄稼或是长着树木。吃饭时，人们围着方桌而坐，桌子中间摆着的热菜不断被替换，一顿饭要换十多道菜。吃饱以后开始喝酒划拳，他也学会了这种吵吵闹闹的游戏并乐在其中。
如果添了饭，就必须把碗里最后一粒饭吃掉，否则会被认为不礼貌。饭后上了茶就不能再沾酒了，因为酒是种子做的，而茶是叶子做的，如果吃了茶再喝酒，就是把儿子置于父亲之上。如果有教书的先生参加宴席，会被安排在尊贵的座位上。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到处都可以看见人们对教师极为尊敬，在欧洲，教师却因极为贫穷而被人看不起。
尽管立德乐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认为有很多缺点，但他也承认中国人有很多美德。他们容易相处，彼此和睦，维护宗族关系，殷勤好客，非常勤勉，忠于雇主，奉公精神达到欧洲人难以想像的程度。他认为，如果有天才领袖的引导，中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立德乐认识了一位有钱有势的董姓朋友，因排行老九，也称董九爷。他拥有一个煤矿、一家肥皂厂和几家纺丝织染企业，城里还有几家店铺销售自家产品。董九爷希望立德乐帮助引进抽水机，为此邀请他到自己在峨岭附近的乡间住所小住几日，随后又邀请他参观自己在沙坪坝的工厂以及北碚的煤矿。
4月18日早上8点，立德乐和董九爷一行骑着马从重庆城内出发，9点，到达峨岭董家住所享用早餐。当时的上层人士每天只吃两餐，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商人为了谈生意则会在晚间九点加一顿宵夜。近11点时，一队人马继续出发，过佛图关、小龙坎，下午时分，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沙坪坝（Sha-ping Pa）。
立德乐所骑贵州马以及路上的黄桷树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小山丘上一座高墙围起来的宏大庭院，这是董家搬到鹅岭石马槽之前的旧宅。
必须说明一下，董家旧宅所在的“沙坪坝”与今天的“沙坪坝区”含义不同，那时它还只是一个小地名，所指的就是如今重庆大学A、B区，一中，三中所联结成的一大片区域，核心在重庆大学A区内。
立德乐骑着小马，踏上一段石梯，穿过一片宽大的台地，进入到了宅第里。高墙围起来的是一连串平层的庭院和高高的大厅，墙壁是砖砌的，地板是石材的，每一个庭院都比前一个高出几步台阶，房子维护得很好，看起来就象刚竣工一样。立德乐赞叹，它比自己在重庆看到的任何建筑都好，甚至可以说是自己“访问过的中国人住所的最好的样板”。
他被告知，这里原由上个世纪一个退休的藩台（即省级财务主管）所建，造价是一万英镑。整个庭院占地4英亩多，也就是1.6万平方米，比重庆大学思群广场和团结广场加起来还要大（标准足球场面积约7140平方米）。庭院石墙有3米高、1.5米厚，就连仆人住的外屋、厨房和马厩也修建得很大气。
董家已经把这个旧宅卖给了重庆天主教会，但还没有使用。院子附属房屋中有一栋高耸的砖瓦仓储式建筑，这是董家仍在经营的“织坊”，包含约 20台织布机和一些纺纱设备，大约 100个男子正在工作。
织坊生产出来的商品质量很不错，通过城里的门店进行销售。太平天国时期，上海西边的丝绸之乡湖州遭受战火蹂躏，董家生产的丝绸被大批量用船运往东部，发了战争财，赚取了大笔利润。然而，“四川的丝绸没法跟湖州相比，这种贸易现在已日渐衰落”。
在这所宅第的前庭，还有“一座雅致的石头舞台”，这是为露天戏剧表演而准备的。并不是每个富裕之家都会建戏剧舞台，这或许说明董家不仅家境殷实，而且重视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立德乐没有描述这座董家大院的确切位置，但是他说离大院不远就是嘉陵江，所以很让人怀疑大院就在今天的重庆大学A区内。他又说，“在最低处庭院的前面以及这个庭院与外厅之间有一个深深的鱼塘，由石砌的码头围着，有两座弯弯曲曲的石桥跨过塘面，建桥的石头是雕刻过的”，这不禁使人想到，重庆大学过去也有一个古宅“饶家院”，门前也有一个鱼塘。
饶家院老照片
据说，光绪年间重庆有饶氏父子饶冕南、饶道源同榜考中举人，后来父子二人在京城谋得官职，离乡多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又双双回到重庆。饶冕南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饶道源任巴县中学校长，他们在沙坪坝买下一座宅院，建成了饶氏故居“饶家院”（饶如龙《重庆饶冕南父子的陈年往事》）。
饶家院与董家大院究竟有没有关系？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但立德乐游重庆是光绪九年(1883)，饶氏父子也是光绪时期人，时间很接近，从立德乐的记叙以及两座大院所处的位置、面积、环境等来看，很让人怀疑它们是有继承关系的，饶家院可能是在董家大院部分庭院基础上修建而成的。
饶家院复原图
可是饶家院现在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重庆大学A区主教学楼，不过饶家院门前的鱼塘还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幼年在此居住过，2014年当他重返故地时，曾在鱼塘前驻足良久、凝神观望。
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
我在第一篇笔记中提到，1938年1月，松林坡附近发现一座汉代古墓，出土了两具画像石棺（《沙坪坝汉画像石棺寻踪》）。而立德乐在游记中也提到，董家大院附近有一座古墓，它们会不会是同一座古墓呢？
立德乐游记谈到，当他和同伴来到嘉陵江边时，“在我们背后，从一个树木覆盖着的绿色的小丘上，伸出一副巨大的石棺的一角。同伴告诉我，这个石棺曾经被不知疲倦的‘贝特拉’（即贝伯尔，也译为巴伯）在一次夜间造访沙坪坝时打开过”。
嘉陵江边，一个树木覆盖着的绿色小山丘，看到这个描写，稍微熟悉沙坪坝的人都会联想到——松林坡。沙坪坝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这里地势平坦，树木并不多，所以被绿树覆盖着的小山丘才会显得很特别，进而得名松林坡。
贝伯尔，是比立德乐更早来到重庆的英国人、驻华领事、探险家，他曾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三次深入中国内陆，其中 1877年前往川西高原，是第一位登上大瓦山的外国人。
贝伯尔著有《华西旅行考察记》一书，书中提及他“偶尔会住在郊区的一座大宅子里”，但没有说具体在哪儿。透过立德乐的记叙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在沙坪坝的董家大院小住，而且还发现了附近的一座古墓。
他说，“在离房子100码开外处有一个土丘”，他觉得是一座古墓，但四周已经变成了稻田，附近又竖起了一座新墓碑，轮廓已经很难分辨了（巴伯著、黄田译《华西旅行考察记》）。
一天，他经过那里时发现地表有一条浅浅的直线，于是扒开泥土，很快就发现了一块长方形的砂石石板，长约七英尺，宽约两英尺半（约2.1米×0.76米）。从阿拉丁的故事（在最初的故事版本里阿拉丁是中国人）得到启发，他判断在石板之下隐藏着一个地下洞穴，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由于石板上没有吊环螺钉，贝伯尔无法独自把它揭开。他也知道，在中国干这种事情是死罪，所以等了几个星期才找到机会，花了很大力气把石板挪开，发现它是一口简陋石棺的棺盖，棺内除了湿泥空无一物。
贝伯尔认为，石棺埋得太浅，可能并没有装过尸体，这或许只是一个障眼物，真正的石棺可能埋在更深的地下。这块棺盖的一端比棺材主体长，形成了棺盖檐，而就在几天前，他听说自己的房东在这里发现了一把无柄的石斧。
资料图：甘肃大地湾文化时期蛇纹石斧
它是用打磨得很光滑的蛇纹石做的，刚出土的时候品相非常好，可惜房东一位不识货的朋友，认为石头里藏有黄金，于是把它掷向一块岩石，想砸开里面，以致于严重损毁了刃口。不过它质地非常坚硬，就算遭到破坏仍然保持了漂亮的外表。这块石斧最终由贝伯尔保留，这也是他收藏的第一件四川石器。
这块石斧是做什么用的？显然与丧葬有关，当地人认为它的用途是钉上石棺棺盖，但贝伯尔认为这可能是陪葬品，不管怎么说，肯定不是被石匠遗忘在棺材里的工具。
贝伯尔并没有描述石棺太多细节，以致于我们无法判断它的具体年代，只能粗略估计它不是出自清代，而是更遥远的年代。
1938年，中央大学农学院建农场宿舍开挖地基时，发现了两具汉代的画像石棺，里面没有尸骸，似乎被人盗过。这两具石棺经常被称为松林坡汉画像石棺，但它们的出土地点并不在严格意义的松林坡山上，而是在松林坡前农学院租借重庆大学的农田里，与贝伯尔描述的位置属同一区域（立德乐的描述很模糊，但贝伯尔的描述很清楚）。它们都来自遥远年代，埋得很浅，可能同被盗过，不同之处在于，贝伯尔只提到了一具石棺，而中央大学发现的是两具汉画像石棺。但这个问题并不绝对，因为贝伯尔没有把石棺整个挖出来。
综合来看，贝伯尔描述的石棺与半个多世纪后中央大学发现的汉画像石棺有可能是同一物，但也只是可能，缺少进一步的证据。
立德乐在沙坪坝只停留了一日，第二天一早，又出发前往董家在北碚的煤矿参观。返回重庆城时，他一路都在回味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当地许多有趣的传说令他陶醉。
比如，传说一位受人尊敬的官员跳进小河自杀身亡，他的遗体化作一块岩石，仍在石门上游不远的地方阻碍着航行；为躲避张献忠的屠杀，人们在“九石缸”里藏满了银子，这是为了报答一位有公益心的官员，他把岩石从河道里清除了出去……
立德乐的游记，从一个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百四十多年前沙坪坝的样貌，为今天解答沙坪坝历史上的疑问提供了线索，客观上也拓展了沙坪坝的城市文脉。
如果没有英国人立德乐的游记，我们对百年前的沙坪坝就会一无所知。如果没有重庆史学会原会长周勇先生历经40年不懈努力，推动立德乐、贝伯尔等外国作者关于近代重庆的著作翻译出版，我们也无缘得见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
有许多人为保存历史、延续文脉付出了巨大努力。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史书、史料存世，但具体到一时一地，历史记载仍有许多断裂。比如，从立德乐记董家大院再往前数一百年、两百年，我们对那时沙坪坝的认知就太少了。
我们珍视立德乐游记的历史价值，但也必须认识到，立德乐写重庆游记并非单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英国殖民扩张、进一步掠夺中国提供情报信息，本质上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
中国的历史理当由中国人自己来记录。如今，赓续文脉的历史任务落在了我们这一辈人肩上。
今天的我们，必然会成为一百年后人们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遗憾前人没有留下更多记录，那就应该为免后人也产生同样的遗憾而记录好当代，让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这就是地方史志部门的使命，也是每个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责任。
你可能会喜欢的：
一个地名揭示一段尘封的历史
清代翰林重庆巴县李为栋佚史
真实的革命故事比小说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