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朱允炆被叔父朱棣夺了皇位，史载他自焚而死，可民间传说他在城破仓皇时削发伪装、逃出皇城，后来竟来到了重庆巴县，在磁器口宝轮寺住了四五年。于是人们就把宝轮寺改名为龙隐寺，寓意建文帝曾在此隐居。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心中涌起许多难解的疑问。
为什么建文帝隐秘的逃亡之路却广为人知？为什么要在磁器口住上四五年，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宝轮寺何时改名为龙隐寺，又是何时改回宝轮寺的？
这个传说找不到记载，这些疑问也没有解释，唯一的依据就是“龙隐寺”的名字。然而，单凭一个寺名就可以破解建文帝遗踪之谜吗？
重庆多地有建文传说，化龙桥、小龙坎、建文峰、御临河、圣灯山、皇庙等等（赵长庚《建文遗迹在渝州》），似乎凡是带“龙”字或与皇帝有关的地名，都与这位失踪的皇帝有关。仿佛建文帝在重庆各处转悠，均被当地人发现，唯独朱棣不知，还要派出郑和下西洋去寻找。
不得不说，这些地名传说均没有令人信服的史料证据。我直觉以为，口口相传的事情很难持续600余年，而且重庆还经历了明末清初的人口大锐减，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
难道重庆史书中就没有一处提及建文帝吗？不，的确有一处，不过不是追寻建文帝的行踪，而是辨析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还是潜逃了。
这本史书就是乾隆《巴县志》，文章题目《建文自焚辨》，作者周开丰。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任何文献引用或介绍过这篇文章。乾隆《巴县志》就象一个大宝库，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与研究。
乾隆《巴县志》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巴县地方志，对清初的重庆地情有很详尽的记录。如果我们要回溯建文帝重庆踪迹的历史，基本上最远就只能抵达乾隆朝了。换句话说，乾隆《巴县志》带给我们的信息，可以看作研究建文帝重庆历史最原始、最重要的证据。
建文帝朱允炆
下面我们就来细细品读周开丰的《建文自焚辨》，听听乾隆时期的重庆人是怎么看待建文帝自焚这件事的。
原文：
巴县故有龙藏寺，合州亦有龙游寺，皆以为建文避难之所也。而修《明史》者，则断谓建文实自焚，非出亡。余谓建文逊荒事，不自俗传。明人撰述不一而足，即少师朱平涵所著《史概》，大书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北兵入金川门，大内火，皇后马氏崩，程济等奉上逊于野，则建文之未殉已定也。尔时事势仓皇，初或传闻火死，旋亦知其未死。故燕王即位，辄遣使四出，托名访张三丰。此时大难未平，人心未帖，而急急焉访一无与国事之道人，何为者？故人皆知为访建文也。又平涵于《永乐纪》内书云：当日建文声息皆在云贵，则建文不死于火益明矣。平涵以明人书明事，其于逊国诸臣称叹嘉许，一无所讳，则出亡等说，岂无确据？而数百年后之人，其见闻反胜前人，直曰火死，正恐未足传信耳。况今史于本纪则断为自焚，于纲目则又涉及出亡，一人秉笔而矛盾骑墙，又何说也？
原文为繁体且没有标点，必须转为简体、加上标点，再翻译为白话文，方才便于阅读。白话文：
巴县过去有龙藏寺，合州也有龙游寺，都被认为是建文帝避难的地方。然而撰写《明史》的人却断定建文帝实际上是自焚而死，并非出逃。我认为建文帝退隐荒野之事并非仅仅来自民间传说，明朝人撰写的著述非常多，即使是少师朱平涵（即朱国祯）所著的《皇明史概》也明确记载建文帝四年六月乙丑日，北兵攻入金川门，皇宫起火，皇后马氏去世，程济等人侍奉建文帝逃到荒野，那么建文帝没有殉难就是可以确定的事了。那时局势仓促，开始或许有传闻说建文帝死于大火，不久就知道他并没死。所以燕王即位后就立刻派遣使者四处寻找，假托名义是寻访张三丰。这个时候大难未平，人心不稳，却急急忙忙地寻访一个与国家大事无关的道人是为什么呢？所以人们都知道是在寻访建文帝。另外朱平涵在《永乐纪》中写道，当时建文帝的消息都出自云南、贵州，那么他没有死于大火就更加明确了。朱平涵作为明朝人书写明朝事，他对于逊国的各位大臣称赞嘉许，没有一点避讳，那么建文帝出逃等说法难道没有确凿的证据吗？而几百年后的人，他们的见闻反而胜过前人，直接说建文帝死于大火，恐怕不足以让人相信。况且现在的史书在本纪中断定建文帝自焚，在纲目中又谈及建文帝出逃，同一个人笔下却出现自相矛盾、摇摆不定的观点，这又怎么解释呢？
周开丰进士出身，曾在福建为官，后返乡任重庆东川书院第一任山长，受邀担任乾隆《巴县志》的校阅兼采访之职，出了很多力。
他在文章开篇即指出，重庆时有建文遗踪的传说，在渝北的龙藏寺、合川的龙游寺。注意，这两个寺院也都带“龙”字，而且周开丰没有提龙隐寺，也没有提化龙桥、建文峰等。随后，他列举了多个事例，推断建文帝自焚为虚、出逃为实。
再接着看下一段：
其二。建文出亡，予固据史概辨之矣。然朱鹭犹万历时人也。既又得弘治朝香山黄廷美瑜《双槐岁钞》云：一日，高庙命懿文暨太孙咏初月。太孙云：“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上览之默然，盖心知太孙之不守而得免于难也。夫世有诗谶之说，或兆一事，或定终身。初月之影落江湖而蛟龙不敢吞，非其牢落四十年，流离滇、黔、楚、蜀、西粤之间，而卒获归老西山之豫兆乎？况明明有剃刀度牒之文也。然吾谓建文之火死出走无关于世故，可不必论。唯是从亡诸臣，一腔热血，辛苦数十年，无一毫怨悔者，不过为君臣大义，不如此则不安，非以冀故主之感激、兴朝之赠恤后代之揄揚，而数百年后，秉笔者直以一“无”字抹杀之，遂令忠臣义士姓名、事迹不转瞬消亡于荒烟蔓草、冷风凄雨中而莫之问也，不亦悲乎！又，松陵王诏游巴县治平寺，闻轮藏上嚄唶有声，迹之得废册，纪建文从亡诸臣有二十二人。蠹食之余，可辨者仅九人。诏为叙赞而传布之。岂亦凭空伪撰？平士君子植纲常、扶公义，即事或传疑，而可以风世砺俗者，犹委曲存之，以为人心劝。不此之图，而惟师己见，区区焉争建文之一死，何心也！然则当日龙逄陨身，萇弘化碧，孔子未尝言之，毋亦犹是乌有先生之流也乎！周栎园辑露筋祠题咏，刊为一集。或曰：“此非实事，乃蛟啮鹿死，露其筋尔。”栎园曰：“鹿与人，吾不深求也。即无其人，而其事可以激廉耻、重名节，而归之妇人，不亦美乎！有心哉，知言哉！”
这一段稍长，翻译如下：
另外，建文帝出逃这件事，我本来是依据《皇明史概》来辨析的，然而朱平涵是万历时期（1573 —1620 年）的人，后来又看到弘治朝（1488 —1505年）香山人黄瑜的《双槐岁钞》。书中说：有一天，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让懿文太子（朱允炆之父朱标）和太孙（朱允炆）吟咏初月。太孙说：“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皇上看了之后沉默不语，大概心里知道太孙不能守住江山，但却能够免于灾难。世上有诗谶的说法，有的预兆一件事，有的决定一生。初月的影子落在江湖里而蛟龙不敢吞，这不就是建文帝在滇、黔、楚、蜀、西粤等地漂泊四十年，最终得以归老西山的预兆吗？何况明明有关于剃刀度牒的记载。然而我认为建文帝不管是自焚还是出逃，与世间俗事关系不大，所以可以不必讨论。只是那些跟随建文帝逃亡的大臣们，一腔热血，辛苦几十年，没有一丝埋怨和悔恨，不过是为了君臣大义，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心中不安，并不是期望故主能够感激，新建立的朝廷能够给予抚恤，后代能够加以赞扬。然而数百年后执笔书写历史的人直接用一个“无”字将他们抹杀掉，于是使得忠臣义士的姓名和事迹转眼间消亡在荒烟蔓草、冷风寒雨中而无人问津，不也很可悲吗？又有松陵的王诏游览巴县治平寺，听到轮藏上有呼喊声（也有记是老鼠啃书的声音），追寻踪迹找到了一本废弃的册子，记载了跟随建文帝逃亡的大臣有二十二人。在被虫蛀蚀后的残余部分中，能够辨认的仅有九人。王诏为他们撰写了叙述和赞语并传播开来。难道这也是凭空伪造的吗？正直的君子树立纲常，扶持公义，即使事情可能有传疑之处，但只要能够激励世风、砥砺风俗，仍然应该委婉地保存下来以劝勉人心。不这样做，却只依据自己的见解，狭隘地争论建文帝到底是死还是没死，这是出于什么用心呢？然而历史上关龙逢因忠谏被夏桀所杀，苌弘蒙冤被杀其血化为碧玉，这些孔子也没有提过，难道他们也如同乌有先生一样是不存在的人吗？周栎园汇编露筋祠的题咏，刊印成一集。有人说“露筋女”的故事不是真实的，就好比是蛟龙把鹿咬死，露出了鹿的筋而已。周栎园却说：“那个鹿和妇人，我不深入追究其真实性。即使没有这个人，但是这件事情可以激励人们廉洁知耻、重视名节，并且将其归功于一位妇人，不也是很美好的事情吗？”真是有心啊，说得好啊！
周开丰举了一个比朱平涵时代更早的例子，说的是朱元璋在世时有诗谶预兆，建文帝将会流落江湖。如果说是预兆就带点神秘色彩，现代人自然不会相信，或许这就是一种巧合。然后他话峰一转，开始关注跟随建文帝逃亡的大臣，对他们的无怨无悔表示出了敬意，又为他们被历史遗忘而深感不平。
周开丰提到了一个人，说的是松阳有个叫王诏的人，游重庆治平寺时，偶然在轮藏上发现了一本残破的书，上面记载了跟随建文帝逃亡的22人情况，但书被虫蛀（或老鼠啃食）得厉害，能看清的只有9人，于是为他们写了赞语并留传开来。
北京智化寺明代转轮藏
轮藏是一种可以转动的藏经设施，通常为八角形，中心有立轴，上面分层放置经卷，人们可以通过转动轮藏来象征诵读众多经卷并获得功德。乾隆《巴县志》也收录了王诏为那9名亡臣所写的赞语，赞语前有一段简略文字：
松阳（今严州府）王诏尝游重庆治平寺，闻转轮上有嚄唶声，异之。缘视，得一书，载建文亡臣二十余人，纸浥烂不可辨，可辨者仅九人耳。因各为之赞。
注意，这段文字并非王诏所写，而是县志编修加上去的按语，内容与前述周开丰所说一致。有一点特别的是，这里强调了王诏所游的是重庆治平寺。但不管是前述“巴县治平寺”，还是“重庆治平寺”，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然而，《明史》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明史 列传》原文如下：
其后数十年，松阳王诏游治平寺，于转轮藏上得书一卷，载建文亡臣二十余人事迹。楮墨断烂，可识者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节皆定海人，同族，同仕于朝。田玉，官郎中，京师破，去为僧。良玉，官中书舍人，变姓名，走海南，鬻书以老。良用为舟师，死于水。中节好《老子》、《太玄经》，为道士。何申、宋和、郭节，俱不知何许人，同官中书。申使蜀，至峡口闻变，呕血，疽发背死。和及节挟卜筮书走异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亦去为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无考，与梁中节相约弃官为道士。余十一人并失其姓名。缙云郑僖纪其事，为《忠贤奇秘录》，传于世。
翻译：此后过了数十年，松阳的王诏游览治平寺，在转轮藏上得到一卷书，记载着建文帝逃亡大臣二十多人的事迹。纸张墨色残缺破烂，能够识别的仅有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节都是定海人，同族，一同在朝廷为官。梁田玉，官职是郎中，京城被攻破后，离开去做了和尚。梁良玉，官职是中书舍人，改变姓名，逃到海南，靠卖书度过晚年。梁良用做了船夫，死于水中。梁中节喜好《老子》《太玄经》，做了道士。何申、宋和、郭节，都不知道是哪里人，一同在中书省为官。何申出使蜀地，到达峡口时听到变故，吐血，背上长毒疮而死。宋和与郭节带着占卜的书逃到偏远之地，客死他乡。何洲，是海州人，不知道担任什么官职，也离开做了占卜之人，客死他乡。郭良，官职和籍贯都无从考证，与梁中节相约放弃官职做了道士。其余十一个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姓名。缙云的郑僖记载了这件事，写成《忠贤奇秘录》，流传于世。
按《明史》所记，王诏所游治平寺并没有说在哪里，而周开丰却明白说是巴县治平寺，把王诏发现建文亡臣遗踪这件事直接定位到了重庆。重庆的确有一座治平寺，很古老，就是今天渝中区著名的罗汉寺。
为什么周开丰认为王诏所游治平寺是在重庆呢？为什么不可以是其它地方呢？松阳，是浙江下面的一个县，距离重庆可太远了，难道有证据证明王诏曾来过重庆？我大胆猜测，《明史》记载的最后写“缙云的郑僖”，会不会有人把这里的“缙云”解读为重庆的缙云山？另外，《明史》记载王诏这件事的前文，还记了一个“补锅匠”，也是建文亡臣，说他“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会不会有人联想正是这个“补锅匠”或其他亡臣把那本神秘的小册子留在了重庆治平寺？
实际上，全国还有多个治平寺，大概都以建于北宋治平年间得名。有人说根据《明史》之前成书的《明史纪事本末》所记，建文帝逃亡来到了吴中，王诏所游的其实是吴中治平寺，即今天苏州吴中区的治平寺（王充闾《原来帝王是苦工》）。松阳与苏州显然更近，如果王诏事件为真，那么游苏州治平寺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松阳县旁边就是缙云县，它们同属今天的浙江丽水市，“缙云的郑僖”更可能是指缙云县人郑僖。
我不知道周开丰对王诏游治平寺发生在重庆一事还有何证据，可能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个观点，大概也得到了重庆不少人的认可。显然，这就在重庆与建文帝之间建立了联系。既然建文亡臣出现在重庆，那建文帝还会远吗？这会不会就是今天重庆各地出现建文传说最原始的那个理论依据呢？
让我们再看周开丰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缺2字）记载者十余篇，皆出于明人，而非明以后之人为之也。以明人纪明事，传述有本。故其各序从亡诸臣言行诗歌，莫不有不朽之血（缺1字）荼苦隐跃于若明若灭之间，可以动天，可以泣鬼，可以愁人，可以变物。所谓泪尽继之以血，悲极发而为歌，不求人知，且惟恐人知者也。若必谓建文火死，则必无从亡诸臣。无从亡诸臣，而凡撰述诸臣遗迹者，皆伪书也。此伪撰者，岂吃了自家饭，无处发其胸臆，不撰他书，而必举此一事，人人各骋其才，以悦世如稗官小说之流，以坏人心，伤世教哉？必不然矣。予故谓建文之死亡不必辨，而从亡诸臣（缺 133 字）而甘为雪庵之楚辞，篇篇沉诸水；葛衣之骨灰，点点扬诸风也。
虽然有缺字，但不影响理解。翻译如下：
记载这件事的书籍有十多本，都是出自明朝人之手，而非明朝以后的人所写。因为明朝人记明朝事，传述有根据，所以他们在记叙跟随建文帝逃亡的诸臣言行和诗歌时，无不有坚贞不朽的热血在字里行间若明若暗地呈现。这种情感可以感动上天，可以使鬼神哭泣，可以让人为之愁苦，可以改变事物。这就是所谓的泪尽之后继之以血，悲痛至极而发出的歌声，不求被人知晓，又唯恐被人知晓。如果一定要说建文帝自焚而死，那就必然不会有跟随他逃亡的大臣，没有跟随逃亡的大臣，那么凡是撰写记述这些大臣事迹的书就都是伪书了。难道这些伪书的撰写者吃了自家的饭没处抒发胸中之志，不撰写其他文章而偏要选这件事来写吗？难道他们是想各自施展才华以取悦世人，如同稗官野史小说之类，从而败坏人心、损害世风教化吗？必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建文帝的死亡不必去辨析，而那些跟随逃亡的大臣（缺 133 字）甘愿像雪庵和尚的《楚辞》那样，篇篇沉入水中，像葛衣的骨灰那样一点点被风吹散。
周开丰在此想说的是，世间有许多讲述建文帝从亡之臣的书籍，都是明朝人写的本朝事，可信度很高。如果建文帝根本就没有逃亡，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书存在呢？那些写书的人吃饱了没事干，不会选一些更好的题材，而偏要无中生有以此来取悦世人吗？这不合逻辑。虽然他说不必辨别建文帝究竟是不是死了，但实际他支持逃亡的说法。
然而，周开丰的逻辑并不严谨，即使建文帝自焚而死，他的旧大臣因为忠义不愿臣服朱棣，仍然会为了保全性命而逃亡。何况从记载来看，那些亡臣并没有集中一地，而是分散各处、各自为生，在关于他们的记叙里，也没有提及建文帝，比如上文最后提到的“雪庵”和“葛衣”。
《明史》对“葛衣”记录如下：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亻庸，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
翻译为白话文：甘肃河西有个雇工，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建文四年冬天，身披葛衣在城中行乞钱财。之后，来到河西在庄浪鲁家做雇工。他拿到工钱后买了羊裘，却把旧葛衣覆盖在羊裘上面，葛衣破破烂烂也不肯丢弃。辛苦劳作疲倦的时候，就自己吟诗，有时候夜里能听到他的哭声。过了很久，有京城来的官员到了这里，认出了这个雇工，想要和他交谈，他跑到南山躲避。有人问京城来的官员：“这个雇工是什么人？”官员也不回答。在庄浪过了几年，生病快要死了，叫来主人嘱咐说：“我死了不要入殓。等西北风吹起的时候，火化我，不要掩埋我的骨头。”鲁家听从了他的话。
这个河西佣想来也是建文亡臣，却连个姓名也没有留下，死了也不要求埋葬，只求火化身躯后任凭骨灰在风中飘散。读罢油然而生一种悲凉感，他心中一定有极度的不甘和渴望魂归故土的深切愿望。
另一人雪庵和尚，有人怀疑他是监察御史叶希贤，籍贯浙江松阳，与王诏同籍。乾隆《巴县志》有两处提到雪庵和尚，说他靖难初来到重庆善庆里，出家后号雪庵，在松泊滩结庐隐居。有人看见他朝夕诵经，仔细一听原来是《易经》中的乾卦。又有人看见他带着《楚辞》乘船至河中，翻开书卷大声朗诵，读一页就撕掉投入水中，放声哭泣，人们都猜不透这是为什么。
据说雪庵和尚曾与前述补锅匠一起喝酒唱歌吟诗，然后又一同大哭，人们也不知原委（赵治中《孤忠义士叶希贤》）。直到雪庵死前，才对人说自己是浙江松阳人氏。后来有个巴县人去松阳县教书，听说当地有一个叫叶希贤的人随建文帝逃亡不知下落，于是这才判定雪庵和尚就是叶希贤（余云华《建文帝传说圈及其重庆中心论》）。雪庵和尚的隐居地据说在长寿，据光绪《长寿县志》载，他死后被埋在县西北百里御封山无粮寺侧。
有很多古书都记载了雪庵和尚的事迹，后世也有不少人写诗纪念，这无疑使“雪庵为建文亡臣”的观念深入人心。结合以上所有分析，周开丰和他的文人朋友们在认识上可能形成了这样一套逻辑：
靖难之后，民间传说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潜逃出宫，尤其西南地区传言很多。《明史》载，王诏在治平寺发现记载建文亡臣的小册子，重庆就有治平寺，这件事怎么就不能发生在重庆呢？何况重庆一带就有雪庵和尚、补锅匠的传说，雪庵与王诏还是松阳同乡，怎么这么巧呢？如果重庆有建文亡臣的足迹，那么建文帝应该也来过重庆才对。重庆现在的龙藏寺、龙游寺，老百姓都说建文帝曾藏匿于此或来此一游，皇帝即真龙天子，这就是龙藏寺、龙游寺名字里的含义。
这一套逻辑看似合理，实则漏洞百出。对普通人而言，没人在乎什么逻辑推理，也没人在乎什么可靠证据，人们只注重故事所带来的情绪价值——有皇帝来过的地方就是与众不同啊。慢慢地，一些有知识的文人名士也相信了这种传言，并为之找到了“可信”的证据。
磁器口建文帝塑像，“老黄带你去旅游”（微博） 摄
主持编修乾隆《巴县志》的县令王尔鉴，也研究过建文帝的传说，他实地探访龙藏寺，写下了一首诗：
龙藏寺（俗传明建文帝避难于此）
忆昔燕王靖难兵，南下直捣来金陵。宫中一炬烽烟起，国亡与亡帝已死。如何蜀粤滇黔间，影落江湖到今传。当年妖僧缚大内，赝诗已毁伏其罪。老佛之号殊荒唐，此地犹说龙潜藏。四山云幕水幽咽，望帝魂飞杜鹃血。龙藏远吊金陵宫，古寺乔木空秋风。
翻译：回忆往昔燕王发动靖难之役，率军南下攻打至金陵。皇宫中一把大火烽烟升起，国家灭亡建文帝也已亡故。可为何在蜀地、广东、云南、贵州之间，到今天还有建文帝如诗谶所言的流亡传说呢？过去那个冒充建文帝的妖僧已被绑进皇宫，伪造的帝诗已被毁掉，他也已认罪伏法。还有传言说建文帝被明英宗迎回皇宫，尊为“老佛”，可这个称号实在荒唐。即使这样，重庆本地也还有建文帝潜藏的轶事流传。四周的山云雾笼罩、水流幽咽，仿佛古蜀望帝魂化杜鹃、啼血哀鸣。在龙藏寺远远地凭吊南京城过去的宫殿，古老的寺庙和参天古木在秋风中更显得空旷而寂寥。
王尔鉴对建文帝自焚或出逃、到过重庆或没来过重庆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这说明他内心是迷惘的。在这首诗的后面，他还附加了一篇短文，大意是说他曾经详细辨析了几种建文帝逃亡的错误说法，比如上面提到的“妖僧”“老佛”，他还曾到燕京实地探访所谓的“天下大师”之墓，然并没有找到，而且还指出记叙建文帝逃亡书籍中的明显错误，认为大多是街头巷尾小说中的内容。
针对当时一些名士也在传播这样的说法，王尔鉴认为：盖人心本不平，一闻此语，乐为口实以快意。不读书者闻之久，遂成典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据为正史，疑误将来不浅。意思是，大概人的内心本来就不一样，有人一听到这种说法就乐于作为谈资以获得快感，不读书的人听这话久了，就成了典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把这些当正史引用，其中的疑问和错误，将来可能会造成不小的误解。
当他站在龙藏寺，遥想着南京过去的皇城，望着古刹和参天大树，只觉得历史沧桑、传说纷纭，建文帝的终局或许永远埋藏在岁月的尘埃之中，成为了永恒的谜团。
建文帝之谜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但建文帝是否去过磁器口，仍然是有据可查的。
周开丰文章中提到龙藏寺、龙游寺有建文帝避难的传说，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当时重庆有此传说的就只有这两个地方呢？恐怕是的。为什么没有龙隐寺呢？因为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龙隐寺。
宝轮寺，天天（小红书） 摄
宝轮寺，建于宋代，最初的名字是白岩寺。明代磁器口称宝轮里，大概这个时候白岩寺就改名为宝轮寺了。为什么叫宝轮寺？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是因寺里有转轮藏，就如同王诏故事里的轮藏，实质上是一种能旋转的藏置佛经的书架。转轮藏可能产生于唐宋之际，明朝寺院得以广泛应用。
乾隆《巴县志》里，宝轮寺依旧是宝轮寺，今天寺名也还是宝轮寺，有人说寺名曾改为龙隐寺，但却无法提供任何史料记录。也有说寺中曾挂有“龙隐禅院”的匾额，但这个说法也未见权威考证，而且既使有这样一块牌匾，也不能证明寺名曾改为“龙隐”。如果真有龙隐寺，那又是何时改回宝轮寺的呢？既然龙隐之名含有帝王故事，为何不继续使用呢？
如果照磁器口传说，人们发现建文帝在宝轮寺隐居后，把寺名改为龙隐，继而把所倚之山改为龙隐山，又将所在市镇改名为龙隐镇，这一系列改名的源头在龙隐寺，即先有寺名，再有山名、镇名。可乾隆《巴县志》里宝轮寺的描写却是：
宝轮寺，一甲龙隐山白崖镇，宋治平年间建，明成化十一年重修，有万历时期邑人周宗武碑。大殿左危崖竦立，有观音阁。
为什么这里宝轮寺、龙隐山、白崖镇之名共存，却没有龙隐寺呢？山名已经叫龙隐了，寺名却仍是宝轮，可见“龙隐”语素并非来自寺庙。白崖镇也还是白崖镇，同治《巴县志》上也叫白崖镇，直到民国《巴县志》上才有了龙隐镇之名。这就说明，前面那个改名逻辑并不成立，宝轮寺一直就叫宝轮寺，从明代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过寺名，所谓“龙隐寺”只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之中。
更为关键的是，乾隆《巴县志》宝轮寺词条之下并未提及建文帝。如果宝轮寺真有建文遗踪，应如龙藏寺一样有专门的说明，然而并没有。可见，在乾隆时的王尔鉴、周开丰等人眼里，宝轮寺与建文帝并无关系。甚至同治《巴县志》、民国《巴县志》里，也没有宝轮寺和建文帝有关的文字。如果在清代和近代人眼里，宝轮寺都与建文帝无关，那为什么现在又成为建文帝的隐居之所了呢？难道近现代发现了王尔鉴时代也不知道的更权威的史料证据？但这样的事在媒体上从未见到过啊？
好巧不巧的是，甘肃平凉市有一座龙隐寺。相传唐代“安史之乱”时，太子李亨曾在此隐居避难，以后李亨称帝，于是把寺名改为龙隐寺。
这个故事与磁器口“龙隐寺”何其相似，会不会对某些人产生启发，因为磁器口也有“龙隐山”“龙隐镇”啊，再加上龙藏寺、龙游寺的传说，于是龙隐镇的宝轮寺就被硬冠以“龙隐寺”历史，并且与建文帝建立了联系呢？
乾隆《巴县志》里也没有化龙桥。民国《巴县志》载，1930年公路局新建化龙桥，为县属第一大桥。这应该是建设成渝公路时修建的公路桥。虽然民国《巴县志》记为化龙桥，但这个桥的原名应该是华龙桥，因为它一头连着华村，一头连着龙隐镇的龙隐路，所以就叫华龙桥。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文献里，还记录并使用了这个名字（《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红岩精神读本》）。“华”字本来就是多音字，可能有人读作huà，简写为“化”，后来“化龙桥”就成标准写法了。
小龙坎地名源自古代的龙坎，龙坎在《元史》中就有记载，比建文帝出亡的时代早了150年。建文峰以前叫建禹山，乾隆《巴县志》里有建禹山，但也没有附加任何与建文帝有关的文字，什么时候改名叫建文峰？只可能是近现代。圣灯山在乾隆《巴县志》里就叫圣灯山，说是因山下油井可取油点灯而得名，不知是谁说建文帝曾经攀登过所以有“圣登山”的叫法，拿不出任何史料证据的事情也敢这样随便说吗？
以此类推，重庆被指为与建文帝有关的地名由来，其实都站不住脚。建文传说，本质上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下的一个典型案例（丁修真《何以成传说：一个建文故事的终结》），重庆只是其中一个样本。如果只为小说创作、文旅宣传，也就一笑而过了，但如果作为历史来看，就必须严肃对待，追求真相。
最后，我又想起王尔鉴说过的话，虽然时代早已改变，但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他说的大意是，有的读书人乐于从一些不实的问题中寻找谈资以获得快感，但不读书的人听得久了就成了典故，如果把传说当作正史引用，其中的疑问和错误将会给后人带来误解，那可真是贻害不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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