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晴朗的上午，迈步走上沙坪坝后面的山坡，许多战时建筑的房子，零零落落的散布着。在沙坪坝合作社新村不远的一栋瓦房前面看见丰子恺先生[1]。丰先生的门口正玩着猴戏，周围吸引着许多小孩和妇女。丰先生坐在门口一条长凳上，旁边放着一杯清茶，慢慢地吸着纸烟，悠闲地韵味着这民间艺术。他看见客来了，连忙起身招呼。他不叫我进房子里去，却请我同坐在一条凳上，欣赏猴戏。
我不禁笑了一笑！
“丰先生也喜欢这玩意吗？”
“还有点意思。这也是一幅很生动的画面。在乡里住久了，寂寞得很，热闹一下，等于过新年。”丰先生也笑了。
一直等到猴戏闭了幕，我们才余味未尽的走进屋子里。丰先生满面笑容，两鬓却比以前花白多了，我问着他：
“丰先生连年逃难，也苍老许多了？”
“不是吗？民国三十年冬天我初来重庆的时候，会着许多新闻记者，他们看见我飘飘然的胡子，总是这样问：“丰老先生今年六十几了？”我的回答是“五十五”。其实我那时只四十五岁。他们先叫我“老”先生，接着是“六十几了？”如果我答“四十五”，别人以为和他开玩笑，所以我就加上十岁。别人总是减少年龄，我却一涨十岁！这并不是想逃避兵役。”
我们都笑了。
“丰先生住在这里，空气很好！”我移转话头。
“空气太好了！风从四面八方进来，无法抵挡。逃难以来，好容易在这里筑了这样一栋捆绑房子，但现在胜利了，总得要回去，在这里也住不了好久。”
“缘缘堂没有全部毁掉吧？”
“什么都没有了！前几年看到上海新闻报登了一篇缘缘堂被毁的新闻，将来回去，只有遗迹可供凭吊了。”他有点感慨。
“将来重建也很容易的。”
“现在已无家可归，回去的时候，恐怕只好借住寺庙了。”
我想他是信佛的，他说借住寺庙，或者不是一句笑话。但我问他这些，只有增加他的感慨，便再转话头：
“乡间寂寞，也常常进城吗？”
“有便总得进城玩一两天的。”
“住朋友家里的时候多吧？”
“住在尼姑庵里。”
我怀疑地望着他。他觉得这句话也有解释的必要：
“都邮街华华公司附近有一个尼姑庵，那些尼姑要我画观音大士像，就认识了她们。庵里前面的厢房住着两个和尚，刚好走了，我就住在那里。”
“丰先生是吃素的，在城里吃饭不大方便吧？”
“还好，紫竹林的素菜倒不坏，进城总得照顾它。还有留香园的黄酒，味道很醇，常去干几杯的。”
“丰先生近来酒量很好？”
“差多了！初到四川，他们都吃大曲，味太猛，头有点晕，后来看见铺子里卖花雕的，买了几瓶，都是假货，味淡如水。又看见有卖葡萄酒的，只是一点甜水，实在不够味见儿。最近才有点好黄酒可以买得到。前几天有朋友送来一醰陈年的，很不错，我们今天痛快的喝几杯吧！”[2]
酒菜上了桌，竟有肥鱼大肉，我很诧异：
“丰先生近来开荤了？”
“星期天小孩子们都回来了，很热闹，所以多弄点菜。我是不吃肉的，鱼可以吃一点。朋友看见我身体不大好，劝我吃点鸡汤来滋补。我喝了两汤匙，就觉得翻胃，再也不能喝了。现在每天吃一点鸡蛋牛奶，吃饭总是青菜豆腐，尤其是豆腐，每餐都不能少。有人批评我的画像吃豆腐一样，有点轻松味儿。吃惯大鱼大肉的人，偶然吃一点豆腐，倒也另有一种风味。”
看丰先生的神情，觉得批评他的画像吃豆腐一样是知音。但我却这样说：
“丰先生现在的画比从前谨严多了；字也是一样。我还是喜欢丰先生从前那种随便的笔意。”
“许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不过我吃醉了酒，还是可以写出从前那样的作品的。”
丰先生的字是学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的，所以我就谈起弘一法师。他说：
“民国二十六年弘一法师在福建，我由上海搭船去看他，刚刚七七事变发生，只好临时折回。后来弘一法师竟圆寂了！我前年到乐山，和马湛翁（一浮）先生商量，要写一百首偈，刻在各寺庙里去纪念他。”
丰先生又干了一杯，不断的劝我喝。我说：
“丰先生的酒量太大了，改天我来请。”
“今天喝个痛快吧，我要戒酒了！”
我觉得有点惊奇，不好怎么问，只望着他。他知道我的意思，便接着说：
“弘一法师圆寂，我戒了一百天酒；现在夏丏尊先生又归道山，我又要戒一百天酒。我生平戒酒，现在是两次了。”[3]
丰先生师友情深，我也不好怎么说，互相沉默了好一会。
醉熏熏告辞出来，在乡村崎岖的小路上走着，有点东歪西倒。走了一程，恍惚听得后面有声音，猛然回头，远远地一个壮汉向我飞奔而来。我四面一看，没有行人，心里不觉暗暗吃惊，“棒老二”的利害是早已闻名的，于是急步向前，想逃出险关，而后面追的更急。究竟追的人太快，实在无法逃避。一时心神飞越，正预备背水迎敌；待仔细一看，却是丰先生的令郎华瞻[4]，跑得气喘喘的，把我的帽子恭恭敬敬的送到我手里，才恍然过来。一时啼笑皆非，只好连说几声对不起，拔脚就走。不觉想起丰先生在“教师日记”里写的一段：
“下午返家，途中便急，入马路里面田角大便。将帽子、围巾、书籍及白报纸一大卷（学生画稿）置田边草坡上，即就其旁登坑。事将半，遥见远处有二男子手持竿棒，向我奔来，分明是来袭之势。我想起前日两江墟上一胖子晨间被盗刀伤劫财事，大惧，急起立，向马路奔逃。回头一看，二人已停立不追，且作笑语。我亦停步，互相注视。旋闻其一遥语我曰：“看错了！难为你了！”至此我始放心，上前探问：“君等为何攻我大便？”二人掩口胡卢，久之始曰：“我等远望，疑是一男一女在此为桑间濮上之事，故追攻耳！”语毕，皆大笑而散。盖坡上之物件，远望形似另一人也。我仓皇起立奔逃时，香烟嘴落地上，后竟忘拾取。”
这真是无独有偶，不禁哑然失笑。又想起丰先生这位令郎，毕业时国文会考第一，报纸上似有意和丰先生开玩笑，把“令郎”改为“令爱”。一字之差，关系太大，害得丰先生急于登报更正，生怕一般青年大投情书，错认对象，忙煞公子。父母爱子之心，真是无微不至！但反过来说，做父亲的心里正想借此物色一位贤媳，也是说不定的。
在归途上想到这里，不觉独自笑了起来。倘丰先生知道我的意思，也许会做会心的微笑。
注释：
[1]丰子恺先生在多篇文章里自述，居住在沙坪坝庙湾特五号自造的抗建式小屋，但具体地点不明。从本文得知，丰先生居住地距沙坪坝合作社新村不远。沙坪坝合作社新村可能简称沙坪新村，地点就在今天的重庆大学新华村，很符合“沙坪坝后面的山坡”这个描述。
[2]丰子恺好酒，喜欢晚酌，另写有《沙坪的美酒》详述。本文中提到的“最近才有点好黄酒可以买得到”，可能正是《沙坪的美酒》一文中所提到的重庆人仿造的黄酒。
[3]李叔同（弘一法师）和夏丏[miǎn]尊是对丰子恺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简单来说，李叔同对他进行艺术启蒙和人格培养，夏丏尊则给予他文学指引和情感支持。
[4]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出生于1920 年。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1948年至1951年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学成回国后，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在学术领域有较高的地位。他还是上海外文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中西诗歌比较》《世界神话传说选》
[5]1942年初冬，丰子恺举家迁往重庆，在沙坪坝庙湾租地自建小屋居住。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离开重庆。本文发表于1947年1月30日，当时丰子恺已经离开了重庆。本文在《新重庆》杂志中排列于丰子恺文章《谢谢重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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