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期间，毛泽东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和各界人士，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主张，争取最大的团结。据沙坪坝党史资料，9月6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先到松林坡中央大学拜访了青年时期在长沙的老同学熊子容，然后又到南开中学拜访了老友柳亚子。
当时，国民党宪兵司令部负责毛泽东的安保工作，但同时也执行监视任务，暗中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行动轨迹，汇编成一本《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此后这本小册子辗转两岸，2007年由重庆红岩联线购藏。
我很想看看这本小册子，核实了解毛泽东在沙坪坝访友的史实，可惜这本书是国家一级文物，并不容易看到。
重庆桂园
前不久，在一次学习参观时来到桂园，这里原本是国民党张治中的官邸，重庆谈判期间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办公会客地。参观中，我惊讶地发现，展厅里以图片方式展示了部分《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内容，其中正好有9月6日沙坪坝的记录。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动态》所载9月6日下午情况：
·下午三时五十分，毛等乘原车至沙坪坝中央大学，与该校徐教授晤谈约半小时……
·下午四时许，毛等至沙坪坝南开中学，与该校卢教授晤谈，并访张校长伯苓，与卢教授谈话时，其夫人出与毛握手谓：“毛氏之丰采，足可为一国之领袖。”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照片
看到这段记录我不禁愕然了，其中并没有提到熊子容，也没有柳亚子，怎么回事？这可是国民党宪兵的监视记录，是重庆谈判的第一手资料，难道我们以往的认识有误？
不太可能。毛泽东到中大访熊子容一事，已写入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校史（三校前身均系中央大学），也写入了沙坪坝区志，著史者必会严加考证。而且毛泽东在重庆时的秘书王炳南也有回忆文章（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谈及陪同毛主席到沙坪坝中央大学看“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虽然没有写出姓名，但很明显，这就是熊子容。可为什么熊子容在《动态》里影踪全无，只有一位徐姓教授呢？
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发现了相同的问题。柳亚子研究专家张明观先生2014年在其著作中提出《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一个疑点（张明观《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他发现柳亚子于8月30日与毛泽东相见于曾家岩，又于9月6日在津南村家中接待毛泽东来访，但《动态》中却无“丝毫踪迹”，这是疏忽大意吗，还是“刻意隐去”的？张明观先生希望随着史料挖掘，这一疑点能大白于天下。
看来，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好好地梳理，毛泽东去沙坪坝拜访了谁？真相究竟为何？必须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历史。就算不能找出真相，也要摆出事实、保留疑问，供后人研究参阅。
要解开疑问，就不能孤立地只看9月6日这两条记录，而要看《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全部内容，把毛泽东沙坪坝访友放进整个“重庆谈判”历史事件中才有可能看清这件事。幸运的是，根据张明观先生提供的线索，我终于找到了《动态》全文。
台湾有一个名叫徐宗懋的人，曾经做过《中国时报》记者，后来自己成立了“台湾文史工作室”，搜集海内外大量历史照片和资料，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了多本历史图文集。他在台湾大同大学教授曾德宜处，看到了一本《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小册子，将其中文字整理后，于2006年发表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49辑）》上。也就是说，在重庆红岩联线买到《动态》原件之前，徐宗懋已经将全部文字内容在大陆画报上公开发表了。
曾德宜又是如何获得这份珍贵历史资料的呢？
1945年8月，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国民党宪兵队以安保之名对他的行踪进行了跟踪监视，每日形成报告送宪兵司令张镇后，再通过军政部部长陈诚转呈蒋介石。这些报告后来抄录成一本小册子，被陈诚带到了台湾。陈诚可能随手将它夹在自己的书中，当他去世后，他的一部分藏书被捐给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辞修高中的图书馆（陈诚字辞修）。1980年代，某日值日打扫卫生的高中生曾德宜，偶然在图书馆准备丢弃的旧书中发现了名为《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小册子(徐宗懋《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毛泽东的报告》)。
曾德宜并没有意识到眼前这本小册子的历史价值，但本能地认为不能就这样扔掉，于是悄悄收藏了起来，一直到2006年。徐宗懋看到后，将其文字整理发表，这份报告才首次公之于众。随后，曾德宜将《动态》交给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拍卖，立刻受到国家文物局专家的关注，将情况通报给了重庆红岩联线。红岩联线请示市领导后，本想私下购买，但由于公告已发出，拍卖公司必须举行公开竞拍。最终，重庆以志在必得之心，以15.5万天价拍获（加上佣金共17.05万），创下了国内纸类革命文献的拍卖纪录。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拍卖记录
这份跟监报告封面写有“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卅日”字样，表明报告内容为毛泽东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的行踪，10月1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返回延安之间的情况没有纳入其中。实际上8月28日也只有毛泽东下飞机时的简略记录，真正的监视记录是从8月30日下午开始的，至9月30日刚好一个月。
宪兵是怎么监视和记录的呢？恰好当时负责桂园警卫工作的宪兵班长李介新有回忆文章（李介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警卫班的回忆》）。因前任班长管理无方被撤走，他在9月2日接手班长之职。警卫班全称是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特别警卫班，由司令部特高组从特务宪兵中选调10人组成：1个班长、8个上等兵、1个伙夫。
宪兵分工为：桂园门口设1名武装宪兵站岗，如果没有得到允许，不管“军统”“中统”还是其他国民党人都不许入内；另设1名武装游动宪兵，可在园内自由行走；伙夫负责到隔壁美军总部取饭，同时代购生活用品；如果有外出任务，就安排2名宪兵随车护送；门口传达室内还有1名内勤宪兵，负责与特高组通传信息、领发津贴和安排用车，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写每天的工作日报。
日报就是记录毛泽东一行每天的行踪，要求做到“事无巨细、有闻必录”。特高组约定，报告一律使用暗号，比如称毛泽东为“何先生”，称桂园为“18号”。对内容书写体例也有严格规定，比如何先生几时几分到18号，几点有某人来访，如果不清楚来访者名字，就要描述其像貌、身材、服装、年龄，如有车辆要写明车牌号码；客人停留多久，几时几分离去，何先生是否送出门；去赴谁的宴会，地址是哪里，然后又去了哪里，何时返回……
如果有出行任务，就由随车宪兵带回信息，内勤宪兵于每天规定时间整理好，特高组派专人取回，再安排人汇总红岩村宪兵警卫班日报，择要摘编后送宪兵司令张镇审定。
根据《动态》文本分析，张镇应是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再由陈诚转呈蒋介石。虽然是日报，但并不是每天送蒋介石，而是每隔3-4天送一次，最后一次9月23至30日中间隔了7天，这可能是因蒋介石去了西昌不在重庆之故。另外，宪兵日报每天是按流水帐记录的，但呈给陈诚的是经过“择要摘编”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动态》文本都很简略，可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
现在让我们复盘毛泽东9月6日去沙坪坝访友的详细行程，首先还是从他刚到重庆时说起。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往重庆
8月28日下午3点3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主任张治中陪同下乘机抵达重庆。随后前往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欢迎会。晚上8点30分，前往山洞林园赴蒋介石晚宴，夜宿林园。
8月29日，在林园与蒋介石首次直接商谈，随后双方人员继续就谈判的原则、方针、程序作长时间沟通，这一天又夜宿林园。
8月30日，由林园返回红岩村，下午5点15分乘车至桂园。由于红岩村地处化龙桥较为偏僻，会客不方便，周恩来与张治中商量后，张治中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桂园腾出来供中共代表团使用，从此毛泽东白天在桂园办公会客，晚上回红岩村住宿。也是在这一天起，宪兵警卫班进驻桂园，《动态》记录由此开始。
8月31日，参加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的午宴。邵力子与毛泽东是老相识，也是这次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之一。下午，会见了许多民主人士，畅谈长达10小时。
9月1日上午，国共代表继续商谈。下午，前往中苏文化协会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酒会，参观苏联图片展览，获得众多军政要人和文化人士的热烈欢迎。
9月2日，毛泽东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下一步谈判的八项原则性意见。晚8点，赴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的宴请。宴会之后，又与蒋介石作第二次商谈。
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后提交了中共谈判方案，国民党将商谈结果形成纪要提供给蒋介石参考。
蒋介石随后自拟了《对中共谈判要点》，要求国民党谈判团据此拟具对中共所提方案的复案。直到9月8日，国民党才正式对中共所提方案给予了答复案，所以在等待期间的9月4日至7日，毛泽东的主要日程就是访友、会客、参加活动、接受采访。
根据《动态》所录，9月6日：上午八时，有李某来桂园访毛之秘书王炳南，因王不在，改谒其副官，至八时二十分辞去。
这一条记录只写“李某”没有名字，可能内勤宪兵不认识，不是名人、也不是政商要人。这里也没有任何外貌描写，显然原来有，编辑时被省略了。
第2句：上午十一时，毛、周、王等乘车由办事处赴山洞，应于院长之欢宴。
于右任
于院长就是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他早年创办过多份报纸，宣传革命思想。毛泽东曾说自己生平第一次看到报纸，就是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后来两人曾在广州、上海共事过。于右任在山洞有名为小园的乡间住所，两人久未见面，此次毛泽东到重庆，他必当尽一般地主之谊。
《动态》中使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欢宴，想必宴会之上时时爆发出欢乐之声。据《新华日报》报道，当日参加宴会的还有丁维汾、叶楚伧、陈立夫、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人。
然而，下一条记录的起始时间是“下午二时三十分”，就算这顿午宴12点开席，难道花去了2小时30分钟？不， 这里少记了一项活动。根据《新华日报》信息，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还去访晤了同在山洞居住的居院长。居院长就是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也是国民党元老。
为什么不把毛泽东访晤居正的情况记入《动态》呢？居正的资历和职位跟于右任差不多，而第1条记录中的“李某”显然无法与之相比，为什么《动态》中有李某却无居正呢？李某所见的还并非毛泽东啊？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假定当时宪兵司令部内承担每日情报择要摘编之责的人为宪兵“X”，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上级对择要摘编所定的规则是什么？为什么舍弃明显重要的人物，而记录一个连名字都不清楚的人呢？而且于右任宴客，有众多国民党要人参加，为什么不列出姓名，上级无须知道吗？费解。
第3句：下午二时三十分，毛等乘原车至大石坪遗族工厂，与该厂主官杜步仁晤谈约五十分钟即离去。
遗族工厂是宋氏三姐妹为解决抗战将士遗属的生计问题，在小龙坎大石坪（或称大石坝）办起的一个纺织工厂。离开山洞后，毛泽东一行就来到了小龙坎。杜步仁看来是遗族工厂的负责人，但毛泽东为什么和他晤谈50分钟？为什么要来这个遗族工厂呢？史料中毫无记载，根本查不到杜步仁这个人，初看这条记录让人满眼茫然。
其实，这根本不是毛泽东的目的。据王炳南说，毛泽东很念旧，到重庆后开了一个“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让他去打听，准备登门拜访。当时，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去看望过去在湖南长沙的师友孙俍工。
孙俍工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但他与毛泽东亦师亦友。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时，认识了在附小任教的毛泽东，据说毛泽东曾向他学习书法。
孙俍工见到突然登门的毛泽东非常惊喜，事后写了一首《毛公天下奇》的赋文以志纪念。他写道：九月之六日，草堂午睡足，倏临故人来，跫然喜空谷，相逢各问年，殷勤话衷曲。意思是九月六日下午，刚睡醒午觉，突然看见老朋友来访，就象在空旷的山谷中猛然听到脚步声而使人欣喜，两人各自询问着对方年龄，倾心交谈这些年来各自的经历。
毛泽东给孙俍工的回信
请注意，根据这段描述，毛泽东并没有提前打招呼，他是突然登门的。孙俍工写好这篇赋文请人转交毛泽东，又说想请他吃湖南菜。毛泽东回信说：俍工兄， 惠我诗篇，感且不尽，约吃家乡饭，更领盛情。你的好意，永远记在心里。事冗不克再晤领教，惟有俟之异日。敬颂道安！
孙俍工当时在中正学校任教，中正学校就在小龙坎覃家岗（据说在今高滩岩西南医院家属区位置）（覃言《抗战时期重庆有所黄埔子弟学校》），与遗族工厂相邻。其实中正学校和遗族工厂是同时修建、同时开课开工的，它们可能隶属同一个部门，遗属中的女眷进工厂织布，孩子则进学校读书。
毛泽东到中正学校看望孙俍工，肯定吸引了周边不少人围观，作为邻居遗族工厂的负责人杜步仁想必也被介绍给了毛泽东，可最后选入《动态》的只有遗族工厂和杜步仁，中正学校和孙俍工竟了无踪影，这不是喧宾夺主吗？我们不得不再次对宪兵司令部那位整理信息的X表示出极大的不解。
第4句：下午三时五十分，毛等乘原车至沙坪坝中央大学，与该校徐教授晤谈约半小时……
许多资料都显示，毛泽东去沙坪坝中央大学是看望老同学熊子容，然而熊子容作为本来的主角再次“失踪”，这个“徐教授”又是谁呢？
根据一份1942年编印的《国立中央大学教员名录》显示，中央大学当时至少有徐姓教师18人（个别姓名看不清），其中教授5人，论资历最高、名气最大的是徐悲鸿和徐仲年。
徐悲鸿是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徐仲年是文学院外国语文系教授，不过与他们有关的资料，均未提及曾与毛泽东在松林坡会晤这件事。
不管这个“徐教授”是谁，意义并不大，宪兵X连他的名字也没写清楚（其实向学生稍一打听就会知道），显然是不希望人们去关注他。其实这一句和上一句都写得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如果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两句实在是蕴含深意。
从这两句的表述来看，根本看不出毛泽东到沙坪坝是来访友的，他似乎只是来遗族工厂和中央大学参观走访，在现场与人作了交谈，也就是说他真正的目的被隐去了。所以孙俍工和熊子容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出现的反而是毫不重要的工厂主官和一个名字模糊的教授，这对一份跟监报告来说，实在是太奇怪了。
不仅如此，在这一句里还隐藏着一个重大秘密。
毛泽东3:50到中央大学，晤谈半小时，离开时应该是4:20左右，可下一句写前往南开中学的时间却是“下午四时许”，也就是4:00左右，这根本对不上。
这会是一个疏忽大意吗？对一个承担跟踪监视之责的人来说，这是不该犯的错误，记录的每一步都要对手表，4:20绝不可能表述为“四时许”。但这又是一个明显的矛盾，为什么呢？
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的确到中央大学拜访熊子容，由于没有提前打招呼，熊子容不在，他没有见到就离开了（任建树《“刚毅的不可动摇的气度”》）。
《大夏周报》所载合影中的熊子容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朱茗
当时中大历史系有一个学生名叫任建树，他也是中共南方局在中大建立的地下秘密团体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负责人之一。据他回忆，1945年9月的一天下午，他看到很多同学突然蜂拥到校门口，于是也跟了上去，看到两个宪兵骑着摩托车刚停下，后面一辆小轿车也停下了，从里面走下两位年轻人，急急忙忙向校办走去。接着小车里出来“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任建树看着很象革命书刊上的毛泽东画像，于是上前几步询问站在他身边的年轻人，回答说是“延安的毛先生”。
那一刻，他“象是被一块强力磁铁吸引住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端详着他的面孔和神采。他和蔼安详，庄重沉毅，有一种刚毅的不可动摇的气度，给人以巨大的鼓舞与信赖感。”
去校办的年轻人很快就回来了，跟毛泽东说了句话，然后他们就上车走了。任建树目送轿车直到看不见才离开，事后得知“毛泽东是来拜访熊子容教授的”“不巧的是，熊子容教授那天不在学校。”他还特别强调，这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间不过是大约10分钟”。
事情是否真如任建树所说的这样呢？因为有许多人都描述过毛泽东与熊子容见面的情况，包括毛泽东秘书王炳南。然而《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一文虽然作者是王炳南，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发表在严肃的史学刊物上，而是1977年的《人民文学》杂志。可能事情太久远，王炳南已经忘记了，以致文章里都没有点出“熊子容”的名字，也可能是有人代笔，王炳南提供了基础内容，代笔者加入了很多文学想象。事实上，熊子容没有留下关于这次会面的任何资料，也没有任何当时在场人士写出会面的细节，很多文章应该都是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加工。任建树是事件亲历者，他所写的就是历史事实。
现在来看《动态》中的记录，毛泽东3:50到中大门口，10分钟后即4:00离开，正好是“四时许”，对上了。那么，与徐教授晤谈半小时呢？我的解释是：这件事并不存在，它是宪兵X虚构出来的记事。
毛泽东访熊子容不遇，宪兵X肯定再清楚不过，如果写只停留了10分钟即离开，那根本不象是来参观走访的，如果是找人，就必然要写出找谁，明确该人的姓名。为了避免写出毛泽东到中大的目的，于是虚构了一个与徐教授谈话半小时的事，也许现场的确有个“徐教授”在，但肯定没有谈话半小时。
实际上如果不仔细看，不会注意到“4:20”与“四时许”的差别，即使看到了，只会认为是宪兵粗心大意所致。在这本《动态》里还有几处明显错误，比如把王若飞写成王若兰，把张西曼写成张曼西。这些错误为什么没有被修正后再呈送上级？它们的存在，营造出一种底下人办事不细致的假象：这些宪兵实在太大意了，不但名字写错，连时间也对不上，不过都还算是小问题。于是，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内页
（张西曼误写为张曼西）
为什么宪兵X不修改前往下一站南开中学的时间点呢？把后面的时间相应顺延，不就能掩盖杜撰“与徐教授晤谈半小时”所留下的破绽了吗？我的猜测是不能这么做。宪兵X的信息来自各方面，有随车宪兵，也有驻点桂园和红岩村的宪兵，如果修改的时间点越多，留下的破绽也会越多，越容易被发现。
不管怎样，如果上述推测为真，有人想要隐瞒毛泽东到沙坪坝的真实目的，这确实是一招险棋。本来是负责跟踪监视的敌对之人，不但没有认真记录，反而虚构出根本不存在的记事，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第5句：下午四时许，毛等至沙坪坝南开中学，与该校卢教授晤谈，并访张校长伯苓，与卢教授谈话时，其夫人出与毛握手谓：“毛氏之丰采，足可为一国之领袖。”其邻居老小受其影响，多盲从附合。
有大量文章写到，毛泽东去南开中学是看望老友柳亚子。甚至有很多文章误认为，毛泽东就是这一次访柳亚子时赠送了《沁园春 雪》，其实不是，周永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专门考证，我以后会写专文讲述（周永林《毛泽东〈沁园春 雪〉首次发表的来龙去脉》）。然而不出意外，柳亚子又“失踪”了，《动态》里只有卢教授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为什么？
毛泽东与柳亚子
8月30日，毛泽东离开林园初到桂园，柳亚子即前往拜访。见面时，柳亚子赠送了自己写的诗，称赞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具有“弥天大勇”。或许是依据礼尚往来的传统，也或许应柳亚子的邀请，毛泽东就安排了9月6日到津南村柳家回访。
据柳亚子邻居刘兆吉回忆，9月6日早晨就有人来柳家传话，说毛泽东下午将来拜访。刘兆吉听说后非常激动，早早就在柳家门口等着，希望能一睹毛泽东的领袖风采（刘重来《目睹毛泽东蒋介石到访重庆津南村》）。
另一个同院邻居卢子才，南开中学教师。据他的儿子卢国琦后来回忆，其母卢夫人从柳亚子夫人口中也得知了这一讯息，立刻意识到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希望能留下点纪念。于是把长子卢国琦的纪念册交给柳亚子，托他请毛主席签名留念。当日下午，毛泽东一行到访后，卢子才全家在院中目睹他们进入柳家，向毛主席鞠躬致意。大约一小时后，柳亚子陪送出屋，卢家又目睹毛泽东一行离去。虽然近在咫尺，“但都没有和他握手”，只是毛泽东询问柳亚子邻居是谁，柳亚子作了回答（张明观《〈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一个疑点》）。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卢国琦纪念册题字
当柳亚子返回时，卢夫人急问纪念册一事，柳亚子笑答，毛周王三人均有题字，自己也打算写一写。当晚，柳亚子将题完字的纪念册交还给了卢家。
这个邻居卢子才，应该就是《动态》里的“卢教授”。只是卢国琦的回忆很清晰，他们与毛泽东一行仅有眼神交往，并无语言交谈，但《动态》中不仅没有提到柳亚子，而且还写毛泽东与卢教授晤谈。张明观先生惊呼，难道随行的宪兵“视而不见”？这样做的“用意何在”？
更奇怪的是，《动态》称：与卢教授谈话时，其夫人出与毛握手谓：“毛氏之丰采，足可为一国之领袖。”
卢国琦在回忆文中明确写到，毛泽东离开时他们一家没有与之握手，可《动态》中不但写了卢夫人与毛泽东握手，还有她的一句惊世之语。毕竟是四十年后的回忆，卢国琦可能记忆模糊了，不记得父母是否与毛泽东握手，但他也不记得母亲说过什么印象深刻的话吗？这件事可是值得一辈子反复回忆刷新的，不会轻易忘却。
不过在我看来，卢夫人说没说这句话都不重要，关键是这句话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纵览整个《动态》，都是记的流水账，会客、参访、参加活动均没有具体内容。警卫班长李介新曾说，他们不但要记录谈话内容，有时还要想方设法偷听，这说明日报原始记录中是有谈话内容的，只是择要摘编时都略去了。可唯有这一处，保留和引用了旁观者的原话，实在是神来一笔。
“卢夫人”的这句肺腑之言，提现了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宪兵X没有忘记自己的立场，在后面又紧跟了一句：其邻居老小受其影响，多盲从附合。意思是无知妇孺的见解，不用大惊小怪。既然如此，又何必写下来呢？上级不是更想知道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人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以及他们的所感所想吗？
既然保留下来，就是为了让人看到，在整篇《动态》里它是如此引人注目，任谁看到这一句都会划下重点。这或许是一种暗示，绝不会是无意义的。
另外，从李兆吉、卢国琦两篇回忆文章看，毛泽东拜访柳亚子至少是提前一天就决定的，所以才会派人早上去通知，而拜访孙俍工与熊子容则不同，他们可能是顺路才临时决定的，也可能是故意没通知，怕影响安全。
张伯苓
毛泽东离开柳家后还去拜访了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创校人，也住在津南村，而周恩来又是南开学子，可能正是在他的引荐之下才去了张伯苓家。
一周后，在一次全校集会上，张伯苓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毛泽东先生和周恩来最近到学校看过我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周恩来是我的好学生，他是我最好的一个学生。可惜过去却被我把他开除出学校去了。现在我要宣布，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听着，只要你们像周恩来这么有出息，今后即使我把你开除了，我也会再发给你一张毕业文凭的。”（《张伯苓年谱》）
第7句：下午五时四十分，有胡仁奎者来桂园晤毛，未遇即返。
毛泽东4:00左右到津南村，4:50离开，停留时间约50分钟，与前述卢国琦的回忆“大约一小时”等同（卢国琦回忆毛泽东抵达时间是下午两点，这一点有误）。
从南开中学出发，经沙坪坝、小龙坎，转土湾嘉陵路，过化龙桥红岩村，再到桂园，今天这条线路大概20分钟车程，当年也应差不多，也就是说毛泽东5:10就能抵达桂园。然而5:40有人来访时他已不在了，这说明在5:10至5:40这30分钟里，他又外出了。去了哪里？没有记录。
胡仁奎是谁？他是一个“余则成”式的传奇人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曾做过国民政府山西盂县县长。恢复组织关系后，按指示加入国民党开启潜伏生涯，到重庆做地下工作，成为中统特务，受到陈立夫的重视。他的夫人李伦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不知他的真实身份，差点因他的国民党身份而解除婚姻关系。据说重庆谈判期间，经胡仁奎牵线，毛泽东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中统头子陈立夫会面（何奇《“红色特工”胡仁奎》）。
9月4日至6日的动态到这里就结束了，可以看出，下午6点大概就是宪兵特高组要求警卫班整理信息上报日报的时间点。6日下午6点以后的动态，在下一部分里还有2条记录：
· 下午十时二十分，王炳南同一着西服之男子，年约三十余岁，步行至桂园。
这两条记录表面看写得十分详细，但没写出重点，而且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毛泽东7:10回红岩村后就结束了当天的活动，其实不然。《新华日报》（重庆版，1945年9月7日）告诉我们，毛泽东当天晚上还应邀参加了宋庆龄的晚宴。
《新华日报》 1945年9月6日
内容：昨日（六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应于院长午宴，席间到有丁维汾、叶楚伧、陈立夫、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七先生。宴毕先后访晤居院长和中正学校、中央大学故旧，暨柳亚子、张伯苓两先生。晚应中国保卫同盟孙夫人宴会，宴毕访问苏大使。
原来9月6日晚，宋庆龄在两路口自己的住所暨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宴请了毛泽东。毛泽东到重庆是她们初次会面，而这一晚的私宴，想必也是两人首次有深谈的机会。多年以后，宋庆龄在《追念毛主席》一文中写道：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观察《动态》所录的晚宴时间，大多安排在晚8点左右，所以毛泽东应宋庆龄晚宴，也应在前述记录“下午七时十分”返回红岩村以后。红岩村至宋庆龄旧居只需15分钟车程。宴席结束后还去枇杷山拜访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7分钟车程），想必这一晚又很晚才回到红岩村休息。
1945年9月6日，漫长的一日就此结束了。
回头再来看这一天的行程，毛泽东走了山洞、高滩岩、松林坡、津南村、两路口、枇杷山6个地点，拜访了8位官员和故旧，可谓行程满满。
然而这一天的行程在《动态》中并没有完整呈现，令人疑惑的是，重要人物的描述都极简略（于右任、张伯苓），一些主要人物没有出现（居正、孙俍工、熊子容、柳亚子、宋庆龄、彼得罗夫），还有一些本不重要的人物反而特别点出（李某、杜步仁、徐教授、卢教授、卢夫人、胡仁奎等），甚至有些事件疑似虚构。
警卫班的宪兵想必都认真做了动态记录，问题在于宪兵司令部内的那个X对信息进行了筛选和加工（宋庆龄晚宴和苏联大使馆没有出现，有可能是宪兵被要求不必跟随，但这不足以解释当日的其他疑问），如果不是多年后当事者的回忆录，我们很难了解那一天发生的真实情况。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动态》报告给人一种避重就轻、喧宾夺主、掩盖事实的感觉。
那个隐藏在宪兵司令部内部的X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据警卫班班长李介新所述，班长之上有中尉排长冯若浩、上尉连长王一峰、中校营长杨香（湖南常德人），其它资料显示，营长之上还有团长蔡隆仁，最后是司令张镇。我们很难知道信息是怎样逐级上报的，又是谁来负责择要摘编的，但有一个人必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宪兵司令张镇。
国民党指示张镇的宪兵司令部负责毛泽东在重庆的安保工作，他是第一负责人，想来每日报告必会送给他阅知。而择要摘编的《动态》也是经他审定后以他的名义呈给军政部长陈诚的，如果日报原始记录与《动态》报告有重大差别，肯定过不了他这一关。所以既然报告交到了陈诚手里，就说明得到了张镇的认可，他的意见对报告内容有决定性作用。
张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镇
张镇，湖南常德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时留校，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部工作。经军校政治部推荐，派往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因赞同托派观点，被遣送回国。此时正值北伐，张镇被蒋介石安排在总司令部工作，深得蒋介石信任。此后随蒋介石职务变化，又在国民政府主席兼三军总司令部、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1933年，军委会设特务团，他被任命为少将特务团长。次年，特务团改宪兵第一团，张镇任宪兵一团少将团长（张礼怀、许绍南口述，彭万保执笔，常德县文史办整理《张镇先生生平事略》，下同）。
宪兵是国民政府的精锐之师，士兵素质高，装备先进。但宪兵不受陆军司令部管辖，而是隶属宪兵司令部，只有蒋介石可以调遣，相当于他的特别卫队。1936年，张镇调任陆军第八师少将副师长，在淞沪会战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表现出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民族气节，此后升任宪兵副司令。1941年底，宪兵司令贺国光调任委员长行营主任，张镇升任宪兵司令。
张镇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据说他一生严守儒家道德规范，年轻时遵父母之命，娶旧式妇女为妻，官职显赫时也不遗弃。平时生活简朴，不讲排场、不事铺张，规定家中不祝寿，早餐常以剩菜食用，常以廉洁自守、克己奉公的道理教育晚辈。
关于张镇，网上广泛流传着一件事。据说周恩来临终前，曾嘱托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不要忘记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
罗青长曾经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明白周恩来所指的“二张”是谁。一位是张学良，另一位就是张镇。为什么是张镇？很多文章都解释为重庆谈判期间张镇对李少石事件的处理。
1945年10月8日，重庆谈判行将结束之际，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乘车自沙坪坝返城途中，路经下土湾被国民党士兵枪杀。周恩来得到消息后极为悲痛和愤慨，担心这是蓄意暗杀，对宪兵司令张镇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刻彻查此事，同时要保护好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于是张镇用自己的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安全返回红岩村，而且次日凌晨迅速查明真相，原来这是一次意外事件。
李少石所乘车辆路经下土湾时，因车速太快撞伤了一名国民党士兵，其他士兵喝令停车，司机反而加速离开，于是一士兵向汽车背后放出一枪，不意子弹穿过李少石后背，致其牺牲。网上传说，周恩来因为这件事对张镇心存感激，此后一直念念不忘。
然而这个解释很值得怀疑。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是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国共第二次合作，就不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良可谓居功至伟。而张镇呢？李少石之死已经调查清楚是一次意外事件，而且当晚即查明真相，负面影响没有超过24小时，张镇怎么就能与张学良并列呢？
可是，如果把《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所发现的疑点结合起来看，情况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重庆谈判期间，最令周恩来关切的一件事就是毛主席的安全，可以说这是所有工作的最重要者。毛泽东出行时他必陪伴同行，入住林园、桂园时，他都亲自检查房间安全；平时经常与宪兵警卫班长谈话，了解安全措施，做思想政治工作；访津南村柳亚子家时，卢国琦看到毛泽东从下车到步入庭院再进入屋内，周恩来在其左右连续变换3次位置给予保护。
毛泽东在重庆时，身边有延安跟随而来的“二龙一虎”负责贴身护卫；入驻桂园后，张治中把护卫自己的手枪班继续留在桂园，协助安全保卫。而国民党把安保重任交给了最精锐的宪兵，张镇则安排自己最信任的同乡、宪兵一团团长蔡隆仁精心挑选一个特别警卫班派驻桂园，配备专用汽车，制定严格工作制度，对管理无方的班长立即撤换。又安排宪兵三团团长张醴泉调集宪兵，凡毛泽东出行地点，接到电话通知后，要提前在现场布防确保安全，另在营地布置必要的兵力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张醴泉《在“重庆谈判”中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
根据《动态》9月6日记录分析，这份报告既不完整也不详细，我们无法从中了解9月6日的真实情况。同理，国民党高层也无法了解，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保护毛泽东的行踪，保护他的朋友和故旧免受打扰。如果这一切都是张镇主导的结果，那么他不仅在明面上安排宪兵保卫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暗地里还在情报信息上给予了秘密守护。
很多文章说，毛泽东到重庆后，是周恩来找到张镇，要求他必须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但是据宪兵三团团长张醴泉回忆，毛泽东还没到重庆以前，他就接到张镇亲自下达的命令，负责毛泽东在重庆的安保任务。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周恩来早已提前与张治中协商一致，将毛泽东在重庆的安保重任交由张镇负责。周恩来是张镇的老师兼老领导，他了解张镇、信任张镇，张镇可能是唯一能得到国共两党都认可的最佳人选。有没有可能，正是明确了张镇这一人选，周恩来才放心毛泽东的重庆之行？而重庆谈判期间，除了李少石这一偶发事件外，并未发生其他安全事件，直到毛泽东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举世瞩目，“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周恩来对毛主席的安全有多担心，他对张镇就有多感激。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在临终之前要特别提到张镇，把他与张学良并列。
可是，张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一位华裔作家，在她的书里直接指出张镇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并未出示相关证据。
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张镇任首都卫戌司令。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广州、重庆，前往台北，继续担任宪兵司令。然而到台湾只两个月，1950年2月17日就病逝了，1951年被追赠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关于张镇之死，有人提供了一段秘闻。说他的朋友听说他突然得了肝癌，于是请了一个高级医生同去探望，结果这个医生说并非肝癌，而是中毒性肝发炎。另有朋友说他是因庸医误诊，错打了杀伤力很强的药剂致死，可奇怪的是，张镇的夫人也在他之前两个月左右去世了。这个说法未经证实，对我们认识张镇又增添了一层迷雾。周恩来临终嘱托之际，还根本不知张镇早已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返回延安前在机场与张镇握手告别
让我们再来看《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9月6日是毛泽东重庆期间唯一一次登门拜访自己的老同学，孙俍工和熊子容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动态》上，这可能正是为了保护他们，以免将来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和利用。实际上，孙俍工的确做了有负朋友的事。当毛泽东《沁园春 雪》在重庆发表后，立刻轰动山城，获得无数赞赏，但同时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恼怒，要求组织文人写和词，要将毛词比下去，孙俍工就是其中一人。他在《沁园春 和毛泽东韵》中写道，“满目疮痍，遍地荆棘，国本何能再动摇！君且住，早回头是岸，勿待明朝”（1945年《新中国月刊》和1946年《周播》报纸）。毛泽东看到后很生气，对另一位湖南同学周世钊表达了不满（李鹏程《重庆谈判，孙俍工与毛泽东谈了些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新华日报》公开刊登了毛泽东的行程，为什么《动态》还要刻意隐瞒呢？两者的确存在矛盾。我无法获知其中原委，只能尝试猜测。也许并不能保证国民党高层每日都能看到《新华日报》，即使看到也不一定能注意到“豆腐块”新闻与《动态》的微小差别，就算注意到了差别，他该相信共产党的新闻还是自己的特务情报呢？不管怎样，这一步的确很危险，一旦有人发现《动态》记录与实际不符甚至大相径庭而深查下去，那个神秘的宪兵X很难平安过关。
如果《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内容既不完整也不详细，那么它的价值是否要降低呢？我认为不是。由本文分析可知，毛泽东在重庆的动态，事实之上有假象掩盖，假象之下又隐藏着更大的真相。它显示重庆谈判期间，可能还存在一个隐蔽的战场，这恰恰提升了这本小册子的历史价值。如果继续深入分析《动态》的其它内容，说不定还能发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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