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前，犹太人大都在做放贷及金融生意，由此他们发了大财，这与一战后德国民众相对艰难的生活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纳粹希特勒紧紧抓住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原罪，然后展开其强大的宣传攻势，一步一步把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出现的德国反犹浪潮推向了最狂热的巅峰，最终导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运动的发生，整个二战期间，有约58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集中营。历史早已作出了定论，纳粹法西斯针对犹太民族施展的暴行是反文明的、反人类的、反人性的，但奇怪的是，此次以哈冲突爆发以后，国内竟然有不少人开始赞美起小胡子了，他们针对的，同样是犹太人的职业偏好，即犹太人主要从事极度压榨普通民众的金融生意，这个世界就是被犹太人操纵得越来越“败坏”的，犹太人因此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其代表着“邪恶”，人人皆可诛之。根本无需反驳，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任何民族都有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轻易把生存方式设定为一种极端的罪恶，这完全违法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观。不过，犹太人为什么会集中从事放贷、金融生意，这个问题倒是可以讨论一下的，本节引述的相关资料主要来自于下面这本书。![]()
沃伯格家族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家族之一，它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备受尊崇，被视为犹太皇族。这个才华横溢的家族在诸多领域创造了奇迹，最终傲立于德国（后来还包括美国）犹太人的巅峰之上。它的成员皆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私人银行之领袖、美联储的总设计师、三获诺贝尔奖提名的学界精英、捐助巴勒斯坦的大慈善家……然而，当纳粹反犹浊流袭来的时候，他们却脆弱得像一根稻草。《沃伯格家族：一个犹太金融家族的传奇》是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罗恩·彻诺继《摩根财团》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以严谨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引人入胜地讲述了沃伯格家族的百年传奇，涵盖了两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经济危机、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战争，以及以色列的建国历程，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全景图。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犹太圣殿之后，犹太人北迁至莱茵河流域定居。迁徙并未带来惶恐，这些葡萄种植者和酿酒技工很快就扎根于德意志的土壤。但他们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被11世纪的宗教狂热破坏了。为躲避十字军的屠杀，他们被迫背井离乡，以放贷为生。在黑死病蔓延期间，流浪的苦修者诅咒说是犹太人向水井里投毒，从而导致黑死病的暴发。他们也被控告从基督教儿童身上抽血，用来烘焙逾越节的无酵饼，从而酿成历史上的"血诬案"。就像来自一个恐怖神话故事中的黑暗画面，在德国人心里，犹太人是披着人类外衣的食尸鬼。这个观念可能会沉睡在民族文化中，但不会消亡。沃伯格家族有时声称自己是西班牙系犹太人，并试图将他们的宗谱追溯到中世纪的意大利。但他们已确认的祖先最早出现在1559年﹣-那一年西蒙．冯．卡塞尔（ Simon von Cassel ）从黑森州迁移到由查理曼大帝建造的威斯特伐利亚镇。这风景如画的镇子建有城墙，有四个石砌瞭望塔，沿着弯弯曲曲的卵石街道，可以看到罗马式教堂和小木屋。沃伯格家族的祖居建于1537年，现在依然存在。
西蒙从帕德博恩的领主兼主教手中设法获取了特许状，从事货币兑换和典当。由于教会禁止放贷取利，贵族们招募宫廷犹太人来代理他们的非法活动，从而刺激了贸易。由此形成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情况﹣--个少数民族被聚集在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内。由于当时邦国林立，有300个王国、城邦和公国，"德国"需要犹太商人进行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
宫廷犹太人是一个特殊阶层，地位尴尬（沃伯格家族严格来说属于宫廷犹太人的一个小类别，称为"被保护犹太人")。在富有的表象背后，他们的生存取决于统治者的容忍程度，当统治者债台高筑难以承受时，他们可能遭到拒付。他们就像被悬挂在金线上，在上层非犹太人和下层犹太人之间摇摆。在舒适的氛围下又隐藏着何等的焦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虽然西蒙一家的宗教自由能得以保障，可他们仍然要承担比基督教居民更高的税率。西蒙在家乡建立了犹太教堂，但犹太人死后仍要埋在城墙外一个特殊的墓地。
犹太人并不是因为对金钱的操弄具有先天禀赋，从而进入金融领域。中世纪的教会禁止他们经营手工业，地方法令又不允许他们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他们不得不从事贸易或放贷。在沃伯格市，他们不能酿造啤酒、销售鞋子或衣物。可见，如同许多所谓的"犹太人特性"一样，放贷生意是人为设置的反犹太壁垒造成的，虽然后来的反犹太主义者又大声谴责犹太人"操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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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知晓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那么早就进入金融行业并不是他们的主动行为，而是被迫的，他们被禁止从事手工业及农业，“放贷生意是人为设置的反犹太壁垒造成的”，更由于教会禁止放贷行为，犹太人实际上充当了别人不愿意干却极其需要的“黑活”，只是，后来放贷、金融生意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商业时代最赚钱的行当，而他们最早做，也做得最出色，因此，才造成了后来的局面，他们因祸得福，然后又因福得祸，直至遭遇二战期间被纳粹残酷迫害的悲惨命运。本节摘录自《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该书是一部思考资本主义在文化、道德和政治方面衍生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学科广度上，作者杰瑞·穆勒将"市场"置于更加多元化的学科背景之中，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而不拘囿于经济学家的独力诠释。在时间跨度上，作者从18世纪商业和物质追求逐渐在知识分子的观点中占据重要位置写起，着力铺陈近三个世纪中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概念及其形象的创造与改造。该书的第七章写的是卡尔·马克思，本节的标题直接选用了这一章的分标题，文中所述均只代表作者的研究成果及观点，特此说明。![]()
马克思出生在1818年的莱茵州特里尔市（ Trier )，那一年黑格尔正响应德国改革家们的号召奔赴柏林大学。家族姓氏马克思，是从其祖父的名字摩德凯（ Moderchai ）变化而来。卡尔的父亲赫舍尔·马克思是一支中欧地区犹太阶层拉比（犹太教律法专家或智者）的后裔。他们自16世纪就一直生活在特里尔市。卡尔的母亲亦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拉比家族的后代。《论犹太人问题》是卡尔·马克思重要的文章之一。马克思与他的犹太种族渊源经常被提及，却又往往被曲解。尽管评论家们试图将他的思想称作"塔木德经典式"，然而事实上卡尔的成长过程中却鲜有犹太元素。如果给他一本《塔木德经》（犹太法典之一），他甚至不知道书的哪边应该朝上。因为赫舍尔·马克思年轻时就与他的家庭和犹太教断绝了关系，所以没有给孩子任何犹太教内容的教育。卡尔出生时，赫舍尔已经是特里尔市高等上诉法院的一名律师。在卡尔的青少年时期，他的父亲积极参与莱茵州的民主运动，要求建立君主立宪议会制度。作为受尊敬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员，他成为特里尔市律师协会的主席。那样的尊敬来自彻头彻尾地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即使在哈登堡政权废除了对普鲁士境内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之后，犹太人依然被排除在国家公务员岗位之外。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莱茵州划归普鲁士控制，而普鲁士官僚认为这样的法律也应该适用于莱茵州。赫舍尔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允许出庭并保留犹太人籍。当他的上诉被驳回后，他选择了在1817年皈依基督教﹣﹣普鲁士的国家宗教﹣﹣以维持他的谋生之道。同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更像是日耳曼民族的"亨利希"( Heinrich )。他妻子则直到1825年她的拉比父亲逝世后才接受了洗礼。此前一年，当孩子们达到入学年龄时，马克思一家让他们也接受了洗礼，包括最大的儿子﹣﹣卡尔。关于犹太教的内容，卡尔·马克思知之甚少。他的父亲浸染在法德思想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之中；与其说他是神学的新教徒，倒不如说他是道德上更为专注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他最喜爱的作家是伏尔泰和卢梭，因为从小亨利希给他的儿子读的不是圣经而是伏尔泰的文章。卡尔的叔叔（亨利希的兄弟）在他成长的小镇做拉比。但是因为改变了宗教信仰，亨利希已经与犹太亲戚们断绝了来往。因此，卡尔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他家庭的犹太渊源，但对于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却没有积极的依恋。他对于犹太事物的知识几乎完全来自非犹太资料，他对于犹太人的评价也几乎全部来自犹太民族的敌人。尽管如此，他仍被很多人看作犹太人，他的黝黑肤色暗示着他的闪米特人出身，由此被戏称为"摩尔人"。马克思的文化理想主要源于德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 Bildungsburgertum ）的文化。18世纪以来，中产阶级就已经开始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风格和理解自我的新方式。它反映出一种崭新的自我价值观，受人尊敬不再是因为世袭的社会地位( Stand ）或者履行宗教和社会赋予个人的职责，而更多地是因为每个人的独立个性。新出现的理想典范必须是多元化个性的培养，通过多种形式去表达，包括哲学和文学、戏剧、音乐以及视觉艺术。文化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读书成为开发人参思想，与更多思想在典籍页面上互动交流的一种方法。人们开始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应该能够通过写诗歌（或者至少记日记）、演奏乐器和创作美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美术从一种礼拜仪式和装饰性的功能定位中解放出来，其自身具有一种被珍视的宝贵价值。通过培养在各种文化领域的美学感性来实现个人发展成为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标志。这样的发展路径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浅涉文艺"( dilettantism )。马克思从其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邻居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 Baron Ludwig von Westphalen ）那里比从他父母那里吸收到了更多的文化思想。男爵非常喜爱年轻的卡尔，使他得以更多地接触荷马、莎士比亚和古罗马诗歌。在这一时期建立起的对戏剧和文学的品味影响了马克思的一生（几十年后，尽管他和他的家庭濒临破产，马克思仍然将他的孩子们送进私立学校学习语言和文学，接受音乐和歌唱方面的指导，培养了孩子们对戏剧的浓厚兴趣，以至于他的三个女儿都立志于成为演员）。当马克思进入大学时，他考虑过成为职业诗人，随后又矢志于成为剧作家、戏剧评论家。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奉献给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并最终娶她为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发展里程碑之一是《论犹太人问题》( Zur Judenfrage )。这篇文章在1844年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出版。由于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的长期争论，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与传统的反犹太形象结合起来，这并不是为了加强反犹太主义观念，而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立场。在19世纪上半叶，犹太人的身份问题是德国政治评论家热议的话题；有人估计，1815~1850年犹太籍和非犹太籍作家发表的关于此话题的文章有2500篇之多。"对保守派来讲，政权和基督教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政权保障人类的信仰，而宗教使政府合法化。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政权可以容忍犹太人的存在但不允许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同样地，在各种行会中，宗教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因此犹太人又被排除在许多非政府的职业岗位以外。关于犹太人社会地位的理论起点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前提，即现代政权对于宗教应持中立态度。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权代表着自新教发展而来的对于个人自由的理解。但是，政权本身应保持宗教上的中立，为个人自由选择宗教派别提供基础保障﹣﹣这也是国家政权保护民众个性的另一种方法。"但即使在自由派当中，对于给予犹太人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国民权利也是存在怀疑的。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正是犹太教自身导致了他们与社会的隔绝。犹太人主动回避其他的职业选择而青睐于商业和金融业，被认为是这一有害特性的进一步证明。因此，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唯有犹太人拥抱基督教，或者他们根本性地改革犹太教以剔除某些特定元素，才可以授予他们平等的权利。"1843年，关于如何对待犹太人的辩论重新燃起。这次是由马克思自己圈子里的人﹣﹣布鲁诺·鲍威尔﹣﹣点燃的。他是一名激进的黑格尔主义分子，当时马克思正计划与他合作出版《无神论文库》。如同其他的黑格尔学派哲学家，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鲍威尔认为黑格尔在还俗基督教概念时做得不够彻底。基督教自身首先应该被无神论超越。然而在他自己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鲍威尔套用了黑格尔的论点，认为基督教代表着比犹太教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犹太教是一种富有特性的宗教，仅适用限定的一群人，而基督教有着适合所有人的更为广泛的教义，代表着更高阶段的哲学意识。当下社会的发展阶段要求超越基督教达到更为普及的世界观点，同时否定基督教的神学基础。但是，鲍威尔认为，犹太教不经历由基督教带来的意识转变是不可能从部落式的特性跳跃发展到哲学的普遍性的。他写道，犹太人在希望努力成为全球公民的同时，却不愿放弃他们独立的身份和特性。鲍威尔把对给予犹太人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的攻击与刻画犹太人形象融合在一起（后来他虽然放弃了在哲学上的激进主义，却仍然保留着对于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反感）。"与许许多多的德国哲学激进主义者一样，他将犹太教定义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鲍威尔声称犹太人对于文化、科学和哲学都毫无兴趣。"他攻击犹太人的重中之重是他们的排他主义，认为犹太人始终将自己保留在行会之外并代之以从事高利贷盘剥的事实，就是佐证排他主义的最有力证据。马克思专注研究的领域正是排他主义、个人主义和高利贷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的反应是坚持认为，即使鲍威尔是谣传中的激进王义者，他的分析其实也不够激进。鲍威尔曾经争论犹太人是否适合获得政治解放的议题，但是马克思表示反对，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解放他们，给予他们全部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宗教的政权；那就是"将国家政权从宗教手中解放出来"。但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进行政治解放是没有价值的，马克思认为，因为这样不会带来真正的人类解放。宗教是一种具有虚假疗效幻象的体系；像鸦片一样，它只能够麻痹痛楚。激进哲学家的任务是探究痛楚的根源，首先是寻找产生宗教需求的世俗的人类生活经历。马克思将美国社会作为例子﹣﹣一个宗教和政权完全分离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在美国，宗教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马克思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民主并没有消除产生宗教需求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证据。马克思认为，政治改革带来的宪法秩序以保障个人和财产权利﹣﹣这一自由主义的信条﹣﹣是没有价值的。激进主义者倡导的民主的公民权利也同样是没有价值的。并不是政治改革而是社会和经济革命才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市场制度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划分才是人类不满的真正根源。这种不满来自缺乏真正的团结一致和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而团结一致在文明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民主国家，个人理应表现为良好的公民，关心公共利益。但是在当代境况下，那种团结一致仅仅是一种幻想。因为生活中真实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环境是文明社会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只能作为积极的"私人，将他人作为一种手段，将自己也降级为一种手段和外部力量的玩物"。"这里存在的只有完全私人的利益，没有人去追求公众利益。犹太人是个人主义者，如同鲍威尔批评的那样吗？当然是的，马克思回答道。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犹太人是自私自利的吗？完全正确，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除了私人利益并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鲍威尔将犹太人描述为"受到约束的人"( beschrinkte Wesen )，这样对吗？当然对，马克思回应道，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所有人都是受到约束的。犹太人是否主动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割裂？是的，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社会，"权利"代表的就是这些自私自利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权利、受到约束和自我封闭的权利。所有这些都衍生于最高的自由权利：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在黑格尔看来就是个人随心所欲的权利（ willkurlich )；在马克思看来，即是个人行为无须顾忌"他人利益"的权利。个人私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马克思认为，正是这一基石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在道德上的可怖（尽管他从未使用这一形容词）和虚假。因为人类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唯有通过互相合作方能实现共同目的的"物种"( Gattungswesen )。而现代文明社会恰恰是建立在与这种公共利他主义相对立的基础之上。在其辩论的高潮部分，马克思对德语词汇" Judentum "的多重含义加以利用。Judentum 既可表示犹太教（宗教）、犹太民族（人群），也可以等同于英语的" jewing "（讨价还价的，一种饱含贬义色彩的描述）。马克思还利用了另一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 Schacher "。这个词多用于口语，常被解释为零售小贩的令人厌烦的讨价还价。而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词更多地用来表示"唯利是图，随时准备为了任何利润而做出卑鄙的行为"，同时也是那个时代"高利贷"的代名词。"在这些不同含义中，相通的元素就是" Schacher "一词几乎总是与犹太人相关联。"事实上，这个词就是从希伯来语中表示交易的词根" sachar "演变而来。"因为在德国经济中，犹太人被法律和社会习俗排除在许多行业之外，往往依靠沿街叫卖养家糊，售卖任何可以买卖的东西，包括旧货和借贷。"尤其是在商人和银行稀少的农村地区，犹太人承担起了所有商业职责。在一个地主和农民的社会，他们是经常算计物品的相对价值和盘算通过买卖如何盈利的少数人群的主流。因而，" Schacher "往往代表着与犹太人相关联的、被耻辱化了的经济活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附带提到另一个词" Selbstverschacherung "-﹣将自己变成唯利是图的对象﹣﹣来表达自己对于土地和劳动力成为买卖对象这一事实的不屑。而马克思则利用" Schacher "的多重含义展开了他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让我们不要从犹太人的宗教里探究犹太人的秘密，而是从真正的犹太人身上探究犹太宗教的秘密。
什么才是犹太人的世俗根基？实际的需要和个人的利益。
什么才是犹太人的世俗膜拜仪式？讨价还价（ Schacher )。什么才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金钱。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解放就应该是从讨价还价和金钱中解放，即是从讲究实际的、真正的犹太主义中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将消除讨价还价存在的前提，消灭交易的可能性，同时使得犹太主义不再成为可能。在社会富有活力的空气中，宗教意识将会像陈腐的迷雾一样烟消云散。另外，当犹太人认识到自己处处务实的核心精神是无效的，并且努力去否定和超越这种务实精神时，他就是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发展阶段，在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工作了，因而他也就是反对使得人类自我隔离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处处讲究实效的行为方式了。
所以，我们认识到犹太主义中的反社会元素。这种元素如今到处都是，而犹太人却充满激情地参与到这种邪恶的关系中，并且推至最高程度，而这一程度必将自行崩溃。犹太人解放的终极意义是人性从犹太教义中的解放。
犹太人解放自身的犹太方式不仅是通过获得金融力量，而且是通过犹太人自己使金钱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将犹太精神转变为基督徒的讲究实效的精神。犹太人解放自身的程度仅仅是将基督徒转变成犹太教众。"
马克思支持鲍威尔重申的所有对犹太人性格的消极界定，并且额外增添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他这么做是为了贬低市场经济行为。因为马克思的策略是支持基督徒认为与犹太人相关联的市场活动的贬义刻画，同时坚持认为这种刻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代名词，甚至包括基督徒自身。犹太人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性而参与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而基督教传统中对犹太人及其从事的经济活动的羞辱成了抨击资产阶级的大棒。对于马克思而言，痛击犹太人等同于猛击资产阶级。如同一个多世纪前的伏尔泰一样，马克思强烈批评犹太人顽固的排他性特点。但是，市场在伏尔泰看来是一种克服排他主义的工具，而在马克思看来却是特定（排他）利益的普遍化。如果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基督徒也是个人主义者和排他的，那么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一个更加普遍化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样不仅仅是跨越了宗教差异：所有的自身利益，个体的和集体的，都将随之消失。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马克思谈到鲍威尔提及的观点，即犹太人缺乏对高等文化、哲学和人类终点的兴趣。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观点太对了。但是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染上了金钱人（ Geldmensch ）的特点，除了梦想发财致富以外，对其他一概兴趣索然。尽管犹太人心胸狭隘、思想局限，但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同样如此。"马克思断言，犹太人的民族性是不真实的，如同商人（ kaufmann ）的民族性一样。"他同意斯密的观点，并认为在商业社会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成为一个商人。不同的是，对马克思而言，这种观点带有完全否定的含义。在文章末尾，马克思引用了鲍威尔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比犹太教更加具有普遍性。正是在基督教普遍主义者的支持下，一真正的普遍主义进程正在发生，即市场的扩散（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它之所以普遍是因为所有集体间的人际关系均被个人之间的和单独个人的利益需求（ eigennutzige Bedurfnis )撕裂，分解为类似于单个原子一样的诸多个体，相互敌视。马克思向他的读者们断言，犹太人真正的上帝是金钱，并且像圣经中会嫉妒的上帝一样，在它的面前不允许存在任何其他的神，金钱不允许其他关系的存在：它将所有自然物和人际关系转变为可交换的商品。激进的黑格尔主义者，如费尔巴哈，声称上帝应被理解为源自人类而超脱类的精华部分，因为集聚了人类的爱与力量从而成为人类顶礼膜拜的虚幻对象。马克思暗示，金钱也是一样的，金钱就是人类存在和劳动的超脱的精华部分，一个控制着人类并让人感到敬畏的外部存在。"伏尔泰认为在伦敦交易所上演的对于金钱的追逐是有益于社会的，因为它避免了人类之间为了关于上帝的争论而战斗。马克思则表示抗议，认为这样使得人类开始崇拜金钱本身。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总结道："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主义中解放。"《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持有两面观点。稍加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传统基督徒和现代后基督徒﹣﹣伏尔泰和鲍威尔﹣﹣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所有的贬义道德评判全部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马克思反复强调了犹太人及其扮演的经济角色的诸多负面特性，对于马克思观点稍加演绎就可以推断得出，马克思的任务就是将资本主义从犹太人那里解救出来，除掉犹太因素。这就是后来的反犹太作家们﹣﹣从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到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直至纳粹思想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Alfred Rosenberg )-﹣写作的一贯主题，尽管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在与《论犹太人问题》同期出版的另外两篇文章中，马克思首次将知识分子的文化困苦与市场经济受害者的物质需求关联起来。马克思将他们共同的敌人描述为"市侩庸人"-﹣那些缺乏教化的、胆怯的人们，他们盲目地支持普鲁士君主制的压迫性和带有宗教色彩的政策。他们默然接受屈从的地位而全然不顾大多数同胞所遭受的经济苦难。"工业和贸易，以及财产和剥削制度，"马克思写道，"导致了今日社会的断裂。""敢于思考的人们所受到的苦难和压迫必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市侩的动物世界所不能理解和解决的问题，因为市会们总是被动地且毫无思想地生活着。""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的表述更为具体，力度也丝毫没有减弱。另外，在德国社会中存在着"市侩中庸"，突出表现在中产阶级的政治胆怯上，他们不敢发动革命。"革命将来自像他一样的批判性哲学家与"无产者"社会阶层的结合。他们的贫穷并非来自自然；正如黑格尔所提出的那样，它是"人为产生的贫穷"。刚刚在德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将侵蚀传统的、以工匠为核心的社会中层( Mittelstand ）力量，并将最终导致传统社会的"迅速瓦解"。在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马克思将特殊利益与私有财产和金钱经济联系起来，并公开谴责这三者。现在他发现了一个新兴的群体，马克思坚持认为这一群体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因为它没有任何财产：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群体不仅缺乏获得在文明社会中的地位所需的财产，并且不可能被那个社会同化。它是"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却不属于文明社会的阶级，一个代表所有阶级瓦解后的阶级，因为普遍的受难而形成普遍的属性的社会范围"。一旦知识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在道德上存在根本缺陷，并与因受压迫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建立起适当的联系，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爆发革命。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将自己的事业和精力都放在证明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上。因为这些文章中包含了马克思后续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多数主题思想，尽管尚处于萌芽阶段：劳动价值论、金钱的力量（如资本）、市场扩张导致文化个性的消失、对商品的炽热崇拜。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将马克思的道德批判与他们后续著作涉及的社会和经济范畴在理念上牢牢地关联到一起。希特勒的传记据说有几十本，此书只是其中的一本，作者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1952年生，德国《世界报》记者，传记作家，纳粹德国史专家，著有《戈培尔传》和《隆美尔传》，编有《戈培尔日记：1924-1945》。《希特勒传》侧重从政治史角度解读希特勒与纳粹德国的兴起与毁灭，史料翔实，立意别致。![]()
本节摘录的主要是纳粹反犹主义思想的由来及与前苏联达成战略联盟的往事点滴，通过阅读这些史料，我们完全可以确认的一个事实是：反犹主义并非是希特勒的发明，希特勒只是把反犹主义推向最高顶峰的一个人。不单单是纳粹，包括沙皇时期的前苏联都有很强烈的反犹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反犹主义并非是二次大战时期德国发明的专利，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其形成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在一个个俄国民族主义流亡圈子里，所谓隐藏在这些目标后面的东西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东西：犹太人的意图就是通过瓦解和削弱各民族来夺取统治权。这套陈词滥调的基础是沙皇帝国时代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在沙俄帝国，所有犹太人必须住在那些所谓的移民大栅栏区内，也就是一种大型的犹太人居住区，它们位于白俄罗斯和俄国南部，不过加利西亚也有。为了推卸对大众那无法描述的贫困的责任，沙俄政府一再将犹太人当做替罪羊，因而导致了一系列大规模迫害。最为严重的是沙俄政府于1905年革命时在移民大栅栏区内策划的一次次大屠杀。当时人们站在沙皇家族一边谈论说，那是一种"爱国的基督教居民对犹太革命者的抗议和复仇行动"。也就在那一年，宗教狂热分子瑟尔基·尼路斯将《锡安长老会纪要》收在《渺小中的伟大》一书中出版。该书的中心是虚构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会议纪要，这次代表大会在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的领导下于1897年举行。其实那次巴塞尔会议的内容是创建一个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共同家园，建立家园遵循的原则是平等，因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社会主义的。然而在尼路斯的这个小册子里，这次会议却成了犹太领袖们策划征服世界的密谋会议。1911年这本已在整个俄国流传的书又以《即将到来的反基督政治》为标题出版，书中表露的末世情绪在沙皇帝国的神秘宗教世界里起到了它的反犹作用，而且使这种作用成倍增长，因为这一虚构的犹太人密谋被比作了邪恶反对上帝秩序的战斗。在普通人看来，这种密谋就是一种严重至极的威胁。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反犹主义又被用作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工具，此时这本拙劣之作也就产生了其真正的作用，因为《锡安长老会纪要》中作为纲领表述的乌托邦式的极权主义似乎已经成为现实﹣﹣里面就有这样的文字："全面的恐怖［……］将从我们这里发出。"大概也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引起极大反响的《纪要》（人们猜测其伪造者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在生活在德国的俄国民族主义革命流亡者中间被看做"终极真相"之书。很快它就不仅仅在一个个泛德意志圈子里被当做这样的书了。一个名叫路德维希·米勒的人极其仇视犹太人，早先就写过辱骂海因里希·海涅的东西，1920年他化名戈特弗里德·贝克出版了这本拙劣之作的第一个德文译本，出版日期标的是1919年，书名叫做《锡安长老会的秘密》。由于俄国革命仿佛一夜之间就将蔓延至德国，"那些秘密"好像即便在这里也有了现实意义。和在俄国一样，这本书在德国很快就广为流传，它和其他一些文章书籍从此开始推波助澜，使得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士形象与反犹主义的怨恨逐渐融汇在一起，而此前这种怨恨本身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于世界大战败北以及因此正在到处寻找替罪羊，在德国许多感性反犹主义者眼里，犹太人开始成为当前威胁的组成部分。后果就是：反犹主义蔓延开来﹣﹣这是一种新的极端的反犹主义，在拉狄克拟就的1923年共产国际的备忘录里这样写道：它是"住在德国的那些俄国流亡者的工作成果"。从此艾卡特开始在慕尼黑自己家里接待希特勒，帮助他深入了解各种族的纯属臆想的本质及其矛盾冲突。"迪特里希．艾卡特本人所进行的那些研究的起点是思想丰富的文献的观点，不过他能驾驭整体，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希特勒1929年回忆说，"思想丰富的文献的观点"指的就是他所研究的种族理论，即克里斯蒂安·拉森、戈平瑙和张伯伦的论著。张伯伦出生于英国，他在自己的《十九世纪诸基础》中得出的结论是，雅利安人"是文化之灵"，只存在着两个纯种族：雅利安种族和犹太种族。前者承载着古代文化的遗产，即希腊的艺术和哲学、罗马的法以及未经天主教会篡改的初始基督教，是选定的"主宰种族"，其使命为战胜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的时代思想并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张伯伦认为，其前提就是"保持纯洁"的种族，因为"闪米特人唯物主义的教条［……］与所有雅利安混血种人格格不入，高贵人种将因为它永远失去灵魂并被排除在'追求光明氏族'之外"。后来将张伯伦本人介绍给希特勒的艾卡特还研究过利斯特的拙劣作品。利斯特宣扬的也是"雅利安主宰人种"，雅利安人来自北方，曾为整个人类带来了文化，然而现在其生存却因与南方劣等种族混杂血统而面临着威胁。只有通过"析离杂质"、严格地与"劣等人"隔离开来并战胜所谓的"国际化的人"（他指的是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雅利安日耳曼主宰人种"才能恢复其原先的身份：由神确定的世界主宰者。与《埃达》曾做出过的预言一样，利斯特在其1899年出版的《不可战胜的人》中宣告那个人作为神的化身和"来自上天的强者"即将到来，他将率领他们投身那场必不可少的、伟大的、雅利安日耳曼人的世界大战，并带领他们走向"最后的胜利"。在艾卡特看来，哲学家奥托·魏宁格的生平和著作就是犹太人具有危害的证明。这位由犹太教改信新教的人1903年写了一本类型学的书，书名叫做《性与性格》，他在书中将人分为男性和女性，男性为雅利安人、具有创造思想的人，女性为犹太人、本能和破坏型的人。当患有神经性疾病的魏宁格二十三岁自杀时，反犹主义者认为一目了然的是：他是从他自己的不堪忍受的犹太人生存中得出了这一结论，因而也为犹太人堕落提供了证据。后来艾卡特也认为，"他结识的只有一个正直的犹太人，即奥托·魏宁格，当看出犹太人是靠危害其它民族性生存时，他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希特勒最大的诡计，关于它1939年8月21日晚"德国新闻工作室"发了一条短新闻，其内容如下："帝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已达成一致，将签订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外交部长封．里宾特洛甫将于本周三﹣-8月23日，抵莫斯科进行签订该条约的谈判。"开始没有人真愿意相信这条消息，因为它确实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第二天早晨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证实了这一轰动世界的消息，这就成了令人震惊的确定无疑之事：这两个巨大的极权政府及其此前互为死敌的领袖结成了盟友。不过也有很少一部分人预感到：他们是在利用这个条约为以后相互之间的争斗改善各自的条件。签订该条约的倡议是苏联方面提出的。希特勒预感到自己的胜利，让人将他撕毁反共产国际条约的行动告知全世界。事先他也给盟友们打过招呼。关于可能会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死敌结盟，他曾这样对"领袖"解释："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已经发生了向一个民族俄罗斯的生活形式的转变。"他绝不想向墨索里尼透露自己的计划，不想告诉他这只是一个带有目的性的短期联盟。墨索里尼对于"元首"的转变感到十分震惊，他在前一年秋天已经宣布准备驱逐所有1919年之后进入意大利的犹太人并取消他们的意大利国籍﹣﹣他在弗利声明："法西斯主义在种族问题上也要旗帜鲜明。"1940年1月他在一封信里谴责希特勒背叛了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纲领。感到震惊的还有《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盟友日本。外交部告知此事后，失望的大使大岛浩立即向东京报告了他的惊愕并请求召回。在东京，人们觉得撕毁条约是对自己的侮辱，它引发了政府的更迭和日本帝国外交政策的改变。首相阿布新行和外相野村吉三郎领导的新政府于8月30日上任，它努力争取在欧洲各类事件中严守中立，改善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并与美利坚合众国保持平衡。克里姆林宫满意地看着形势朝"帝国主义战争"发展，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种战争被看做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殖民地、原料等方面分为贫穷和富有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相互争斗，关于"伟大领袖"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小型会议上的长篇大论，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39年9月7日这样写道。"我们不反对它们相互大打出手自我削弱﹣-如果德国能够动摇一下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特别是英国），倒也不是件坏事［……］我们可以巧妙地挑动一方反对另一方，让它们斗得更欢﹣﹣那个互不侵犯条约将在一定程度上给德国帮忙﹣﹣下一步是煽动另一方。"按照季米特洛夫记下的文字，斯大林想尽全力使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升级，正因为如此他不想再分什么"民主制政府和法西斯主义"。1935年"统一人民阵线"在共产国际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的形势。依照苏联独裁者的意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站出来坚决反对各自国家的政府，反对这场战争"。与此相应，斯大林让人准备一份红军进军波兰东部的声明，声明中称"因而苏联有必要向受到德国威胁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提供帮助"，于是只有德国是作为侵略者出现在那里。此时斯大林毫不顾忌被指为希特勒的同谋，如德国空军在波兰领空投入战斗时就获得了明斯克苏联广播电台的导航帮助。德国方面通过大使弗里德里希·维尔讷·封·舒伦堡伯爵多次提出抗议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才就一个文本达成一致，该声明对波兰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提出了想法，还称鉴于波兰内部状态不稳，波兰居民应当获得帮助。在此期间德国国防军已经把布格河以西的所有波兰军队团团包围，9月17日，两个苏联军团进入波兰东部，消灭了在德国人面前溃逃的波兰部队，苏联红军给波军造成的损失达二十多万人。四天之后红军挺进至加利西亚的伦贝格，紧随其后的是令人恐惧的秘密警察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斯大林派去的地方长官和地区专员尼基塔·赫鲁晓夫。对希特勒来说，宣传部长所说的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安抚"被占领的波兰地区，分界线另一边的苏联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重建安宁与秩序以及确保当地居民生活安宁"的口号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出自《德苏边界和友好条约》的前言），苏联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数十万人被谋杀或抓走，其中包括一万波兰军官，他们被处死之后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的一座森林里。那些被占领地区都划入了苏联版图。![]()
第一反应是略感惊讶，不过很快就心平气和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听到或看到任何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必须毫不在意、坦然接受，并且不能发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否则。。。。。。《我的奋斗》于1925年首次印刷出版，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8年之前，不难推测，希特勒最终在1933年登上德国政坛的顶峰，这本书功不可没，此书的核心，是宣扬了许多纳粹后来实行的种族主义观点，包括贬低和镇压犹太人、斯拉夫人等等，也就是说，引发二次大战的真正“理论依据”正是民族主义，而且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如果读过德国近代史就会发现，反犹主义并非是希特勒的发明，犹太人在德国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以至于马克思也专门写过一篇《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本人是犹太人，但他的这篇文章对于犹太人的评价，用现在的词语形容的话，很明显是偏向负面的。因此，希特勒只是把反犹主义推向最高顶峰的一个人，反犹主义并不是《我的奋斗》中最“精华”的内容，那么，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想真正读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最好的“注疏”是另外一本书：《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
我并没看过《我的奋斗》这本书，不过之前在别的书中看到过这样一段摘录：居压倒多数的人民在天性和态度上是如此地脆弱，以致用严肃的推理远不如用情感和感情更能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种感情并不复杂，而是非常简单，千篇一律。它并没有多方面的细微区别；它只是肯定和否定；爱或恨，正确或错误，真理或谎言，决不一半这一半那，决不要么部分、要么全部。——《我的奋斗》第183页作为希特勒最忠诚的追随者，戈培尔在《该死的钩十字》上写了下面这段话，戈培尔写这段话是为了回答犹太人是不是人的问题。如果有人用鞭子抽你母亲的脸，你会对他说"谢谢你"吗！他还算个人吗？凡这样做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畜生！犹太人给我们的德意志母亲不知带来了多少更恶劣的灾难，而且现在仍然这样对待她！犹太人已使我们种族堕落，耗干了我们的精力，破坏了我们的风俗，败坏了我们的力量。……犹太人是活生生的腐朽的魔鬼，向人民下了罪恶的毒手。二次大战已经过去了近80年，历史从来不是能被准确预测的，或许希特勒在他的地堡自杀的时候都不曾想到，反犹主义会死灰复燃，他的《我的奋斗》一书又会成为一本畅销书。战争的历史中有狂喜、有痛哭、有生存、有死亡，有满腔的仇恨，也有复仇后的快感，但这都不是我们该汲取的东西，引用哲学家山潭野纳说过的一句话：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知识的人，必将重蹈覆辙。是的，最重要的，是对战争的认知，这才是最值得讨论的，人类的智慧、理性，绝对不应该用在战争本身，而应该用在如何避免战争发生上。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同时也是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活跃分子萨义德（1935——2003）曾对巴以关系表达了他的期许：在过去的35年中，我不遗余力地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权利与自决，但是我始终不曾忘记犹太人民的现状和他们曾遭受的苦难，包括迫害和大屠杀。最重要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间应该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即和平共处，而不是进一步的压迫和否定。只可惜，萨义德逝世二十年后，和平再次被战争打破。2023年10月7日，以哈大规模冲突风云再起。。。不一的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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