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传说：1889年1月3日，意大利都灵，阿尔伯托广场，一个马夫正在狠命地鞭打一匹老马，尼采冲上前去抱着马的脖子痛哭，尼采昏厥过去。第二天，尼采醒来，疯了。
老马、马夫、鞭子分别寓意了什么？尼采为什么要痛哭？如果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真正理解尼采，真正明白尼采哲学的主张到底是什么，真正理解尼采那句震耳欲聋的呐喊意味着什么。要理解尼采，不能不理解叔本华，因为叔本华是尼采的哲学之师。叔本华的哲学叫意志论，概括起来就一句话：世界是我的意志，世界是我的表象。而尼采最终否定叔本华是因为他发现了意志论哲学的一个“惊人的秘密”，一个两千年来一直遭到曲解、压制和遮蔽的秘密：意志的方向通过价值转换被扭转了。什么东西把价值转换了？尼采认为罪魁祸首就是理性！人类的所谓理性，把人本身具备的“真实意志”扭曲了，也就是说，叔本华哲学里的意志不是“真实意志”，而是被理性“扭转”了的意志，这样的意志促成的结果一定是悲剧主义。![]()
尼采把所有问题的矛头指向一个原点，那就是从古希腊就开始出现的“理性思想”，随即，他在古希腊文化中找出日神来对应理性，找出酒神来对应（真实）意志，他竭力推崇酒神精神，他鄙视理性对真实意志的扭曲与摧残，最终，他喊出“上帝死了”这句话，彻底砸碎了理性。上帝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所谓的上帝，其实就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追问，既然上帝死了，理性就灭绝了，这就是尼采哲学的核心要义。回头我们看尼采疯了前一天的那个故事，这匹马虽然老了，但它仍然具有“真实意志”，鞭子象征的是理性，马夫用鞭子抽打老马，意味着（这匹马的）真实意志一直在被理性扭曲、摧残，这让尼采愤怒，他认为实际上这匹马应该是极具活力的，但现在这匹马站立在那里任凭马夫鞭打，已经变得衰老无力，这样的场景不正是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吗？尼采触景生情，于是痛哭，他哪里是为了这一匹马在哭，实际上，他是在为这个世界痛哭，他极度热爱这个世界（真实意志），也就极度痛恨理性，最终，他振臂高呼：上帝死了！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尼采，我们还可以看出，实际上尼采并非是全盘否定叔本华，他的哲学主张其实是建构在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上的，只是，他不认同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就是那个本体，他认为由于理性的强力介入，这个本体早已被扭曲并扭转了方向，所以，我们可以说两人的哲学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现象在欧洲的哲学发展史上是很常见的，后人总是延着前人的思路进行开拓延伸，尼采之后，存在主义哲学、语义论哲学、后现代哲学都是按这样的时空顺序一步一步展开的。一个人如果疯了，就意味着他失去了理性，尼采用自己最后一段人生践行了他自己开创的哲学思想，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酒神”，他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真实意志”。
灵魂一问：人类真的能抛弃理性吗？
（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清晰地划出二道时间线。严格意义上来说，中世纪的定义，仅适用于欧洲，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终于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最终融入文艺复兴运动和大航海时代中。这条线我们大致划在1500年，也就是十六世纪的开启年。第二条线：古典主义哲学被全部建构完成，认识论终结，“人的存在”被奉上神坛。这条线我们划分在1900年，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开启年。正是这一年，尼采去世了。1905年，萨特出生，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3个月，死亡1600万人，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6年，死亡超5000万人。1945年7月，原子弹被研发成功，一个月后即被投入战争，仅二颗原子弹，就造成数十万人的伤亡，人类为自己又制造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一条时间线之前，是长达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神性压倒一切，起始于古希腊的理性萌芽被摧毁殆尽。第二条时间线之后，人类之间的争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仅在20世纪前半叶，就发生了二次世界大战，理性被彻底摧毁，非理性开始统治世界。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就发生了美国世贸大厦911恐怖袭击、全球性新冠病毒爆发、俄乌之战、以哈冲突等等事件，非理性继续大行其道，即使高科技突飞猛进，绝大部分人依然感受不到安全感，互联网及智能手机只是带来了工具的变革，却丝毫没有改变“对存在的遗忘”。最耀眼的光芒，照洒在了第一与第二条时间线的中间，这就是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四个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的人文艺术、哲学体系、科学根基全部建构在这四百年中，堪称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黄金时代。这是理性“活得”最好的四百年，从幼苗开始，被不断灌注进养分，最终长成了一棵理性的参天大树，它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或许，只能用盛极而衰来形容了，当理性张扬到极点时，意味着非理性即将粉墨登场。二十世纪开启的非理性时代并非是由某个人或者某一些人塑造成的，事实上，“上帝死了”这句话并非是尼采第一个说的，尼采的呐喊只是一个巧合，一种象征，一场玩笑。简单梳理，由这二条时间线分割成的三个时代，处于最顶端的核心理念是不一样的，其推崇的分别是神性、物性、人性，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参考系完全不一样，由此，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角色，就会经常出现转换。其直接导致大多数交流直接转化为争吵，一方认为的理性，在另一方会被认为极不理性，反之也然。其结果是，任何人，如果期望能理性交流，大都会以失望告终。这就是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概念，并倡导“交往理性”理论的时代背景，我们来看看他的二个基本出发点：对于技术与科学，哈贝马斯认为其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媒介伦理学者克里福德·克里斯琴斯的技术哲学观点是相呼应的，他们都批判工具理性，认为技术与工具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与人形成了一种“共谋”，每个人也都在积极地或不自主地践行着与技术的这场“合谋”，因而才有了“传统的统治是权威的统治，而今天的统治是技术的统治”的说法。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并不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认为需要对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进行摧毁式的、史诗式的批判和拒斥；也不是如马尔库塞一样，提出将价值或审美要素纳入理性之中，去纠正理性的偏差。他反而是站在他一直坚持的理性世界里，思考所谓的“反工具理性”。在他看来，要反对工具理性，不是要通过反理性来达到非理性，而是要变依靠工具主导的理性为依靠交往主导的理性，由此才诞生了后来被人们熟知的“交往理性”。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兴起，使得传统的认识论被终结。这种数据为上，科学无误的认识一方面缺乏对科学自身的反思，另一方面也使理性的内涵和外延受限。于是，哈贝马斯提倡建立一种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通过强化认识论的力量，冲淡由于过度重视技术而带来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以技术主导的劳动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生活，使得技术地位升高，因此，要减少过分强调技术，将注意力转向认识论上，则应该更强调交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由于哈贝马斯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性，因此，在他看来，劳动是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而交往的双方是主体-主体的互动，它能使人不至于被物化。自此，哈贝马斯就开启了他毕生为之努力的交往行为理论。关于“对理性单纯的时代考量”，我在蛮久前就写过一篇文章《理性的消亡 | 世界有理，人生无理》，不能说这个时代完全不讲理性，只能说，至少在“交往”中，已经很少有“理性”的成份在里面了，我想，绝大多数“理性思考者”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
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全球化及互联网的双重环境下，公共领域呈现出来的必然是空间似乎越来越大但分歧反而越来越小的特征，所有的“他者”都在走向“消失”，虚无主义泛滥，越来越多的人的内心彻底走向孤独，因为，唯有孤独可以屏蔽这一切！最终，“自我”将彻底从“公共领域”里游离出来，而所谓的“公共领域”，则沦落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的“空洞”。![]()
（四）
哲学的追思消失，人的存在被遗忘，一元的最高真理被无数的相对真理取代，多元的神、多元的世界、多元的人重新组合，由此构造出了当今这个灿烂的“生活新世界”。
最多的选择，其实就是没有选择，人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坦然接受，然后，慕名奇妙地继续活下去。
这个生活新世界会走向何方？没人知道，或许，也没人想知道。。。
不一的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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