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二的孩子最近在忙一个公益活动的策展，原本是想跟着上一届的学姐一起历练长长见识的，没想到学姐在忙自己的早升，而跟她一起加入的小伙伴们也跟她是一样的心态，都是想“蹭”经验值的，谁都没有策展经验，结果这事就变成了无组织状态，谁上心谁就成了自然的组织者。我们家孩子责任心重，不想让这事烂尾，就主动承担了很多，包括找场地、写文案，甚至去和人谈合同。
眼看就临近开展了，昨天孩子从下午就开始请假去布展，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我们去接她时，就听她一脸委屈的说这种事以后再也不要干了，说起来是几百人的中学生社团，最后实际参与干活的就五个人，结果还有三个人因为明天有考试早早就撤了，剩下她和另外一位男生在忙活，手忙脚乱中把手都给划伤了。最要命的是，由于一开始就没有做财务规划（据说之前办的顺利都是学姐的妈妈找的资源解决的，根本不需要考虑具体的执行），临开展了还没搞定经费来源，最后很有可能会由他们几个出力的来分摊这笔费用，想想都觉得很屈辱。
我问她：“有没有想过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这回应该明白为什么干什么事都要懂点经济学和管理学了吧？”她说：“原来以为就是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应该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我说：“就算是公益活动，也必须按照商业逻辑来执行，否则就会出现你们这种乌合之众的情况，大多数人都在等靠要，只能靠少数人的主动来推进，一定不会形成什么好的结果。就算是做公益，也要想清楚受众是谁，可以形成多大的影响效果，会有怎样的人来支持，能给支持者带来怎样的好处，然后再来看需要怎样的场地，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这些成本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分摊，最终做的是一个可以影响到目标人群且盈亏平衡的事情，这件事才具有经济可行性。否则就不该是由学生自发组织来做的事。”
说起来，我还挺欣慰她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遭受这样的挫折，我们像她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要靠父母养活，哪里会有半点经济意识。正好这周我连续转发了两篇关于国企被问责机制困扰的文章，很多朋友（特别是体制内的）深有同感，大家恐怕都会发现近年来国企审批的流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拖沓，往往很多事情都已经做了很久，结果流程都还走完，就会发生很多“先上车后补票”的情况，甚至很多款项被长期拖欠，让很多做乙方的都心有余悸。为啥国企会出现这种情况？说起来也是另外一种包装在严谨制度外衣下的乌合之众，正是因为没人敢担责，就会寄希望于程序上的责任分摊，但凡缺少一个根基深有魄力敢拍板的领导，很多事情就只能层层推诿，能拖就拖。
原来我还对几百万亿的国有资产盘活抱有厚望，后来跟很多深耕这个领域的朋友接触，跟踪他们的业务进展，就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死循环，原来之所以会形成这么多的低效存量就在于前任们的推责，现在要想盘活就一定得打破一些规则，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的还需要特事特办，就有可能踩线越界，盘出成绩了当然皆大欢喜，可万一要是出点什么差错，盘完了还不如不动，那责任算谁的？我就见过这样的国企领导，原本领导赋予重任让他去接一个更大的摊子，他却是苦笑连连，说原本在体制内就图个安稳，谁成想现在要让自己去顶雷！
有朋友说：“权力不可以继承，权力只有变成金钱后才可以继承。如果可以在体制内积淀一定的资源后再到体制外就令人羡慕了。”我回复他说：“确实很多人是这么想的才会想着进体制内的，不过现在有了追责机制（可以倒查三十年），体制内再有这种心思的就危险了，典型的利益输送都是有迹可查的，此一时彼一时，早就过了那个靠资源套利的时代了，吃进去的迟早都要吐出来。”
那么回到最开始的话题，怎么才可以不做乌合之众？怎么才可以把一个好的初心变成好的结果？答案就是一定要遵从人性、符合商业逻辑、用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协作关系，只有变成一个目标清晰、价值观一致、参与各方共益的组织，才有可能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乌卡时代把事做成。
基于这样的共识，经过四年的聚合，我们HuanXin终于从自然界最神奇的自组织蜂群中得到灵感，计划推出“Xin巢计划”，就是要把大家基于原始冲动的“抱团取暖”（也有人建议是“抱团打群架”）变成基于分工协作的紧密合作输出。这个周末我们就会开启连续四天基于的“HuanXin共创”，针对四家完全不同主体（有民营头部科创园区，有地方国有平台公司，有百年老字号，有创新先锋）的诉求，带领我们最核心层的会员Xin使组团出击，找到彼此最契合的链接。
这是一场组织进化试验，面对不可避免的乌卡时代来临，毫无效率可言的乌合之众必然死路一条，或许小蜜蜂们可以带我们走出迷途！敬请期待这次天津行我们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