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乔生｜我的老资产父亲
文摘
2025-02-04 19:04
江苏
在这之前，我写不少文章都写到母亲，却很少提起父亲，因为我觉得父亲很难写。在我看来，母亲的性格清晰、明确，而父亲则复杂、晦涩得多；母亲倔强、果决，在蒙难的路上，她忍受着皮鞭和铁链的抽打，却不躲避，如果前方五十米处是她的目标，头上淌着血，嘴里噙着青丝，哪怕一只眼睛被打瞎，哪怕只剩一口气，她还是要爬到50米外去。而父亲则不同，他同样处于斗争的旋涡，灾祸像一个时而诡秘、时而狂怒的阴谋家，频频向他招手，只要稍一疏忽，他就可能坠入无边的深渊。可以说，老爸天性谨慎，此后变得尤其小心，每走一步，都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了不被时代的狂流吞没，他不得不学会见风使舵。如果一个外人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洞悉了他变化的整个过程，一定会无比惊诧和感慨:这前前后后，是同一个人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和父亲之间，很少有坦诚的对话，他多次说过一段话，“我赚钞票给你们吃饱了，吃好了，三年灾害期间，到黑市上花大铜钿去买鱼买肉，也要让你们吃饱，就是为了让你们以后写我大字报。”这段怨气十足的话清晰地表明了父子之间曾经的关系。坦白地说，那时我不可能想到日后会有兴趣去嚼父亲的陈芝麻烂谷子。而他们更是觉得自己那些灰色的往事，太不符合新时代，早该扔进垃圾箱。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随着我的成熟，父亲在我脑子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像晨曦照在从暗色中徐徐显出形状的荷叶上，发出晃眼的光泽。我明白，看懂了父亲，不仅是看懂“一个人”，而是看懂了一大批人，即上海的老资产。好似你拿一把放大镜，带一个听诊器，去叩问已经长眠于地下的他们，那他们就会从地底下摇摇晃晃爬起，抖抖衣衫，走到热闹非常的马路上去。你会惊喜地发现，他们曲折苦涩的经历，他们每个人色彩斑斓的个性,就像尘封的木乃伊，蕴含着丰厚的历史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现在这些老资产几乎全都去世了，但某种意义上他们依然活着，他们不甘的亡灵，依然精彩地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父亲和我讲那段故事，是他离世前不久，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趋向缓和，亲情终于战胜了阶级理论。这个故事是他一生创业的转折点，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二战结束后，父亲来到台湾，那时宝岛百业萧条，生意十分难做。他静下心来，仔细观察，发现岛内棉花稀缺，所有的棉布都涨了两三倍。同时得到一条消息，日本的棉布严重过剩。父亲的脑子中亮过一道闪电，商机？他踌蹰再三，下了决心，把所有的财产都押上去，连母亲手指上的钻戒都抵押给当铺，还向银行借了钱，随后向航运局租了一艘一千多吨的货轮，驰往日本。母亲把亮闪闪的钻戒放入父亲宽厚的手掌中，担心地问，你有把握吗？父亲点头，又茫然地摇头，接着更坚决地点头。我看见父亲从历史深处的迷雾中走出来，他剃着寸头，独自站在船头，船舱里空无一物，但在他眼中却是满满实实的,装着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天空乌云密布，天光黯淡，太阳失辉，疑似即将到来的战争风云。台湾的天气就是这样，一场台风刚过，另一场更大的台风就要袭来。 岸边，母亲牵着两个幼子，她心里难受，不时向父亲招手，她举起孩子的小手，让他们一起招，两个孩子边招手边喊：“爸爸，早点回来呀！”父亲眼睛湿了，心里发酸，大声说，“你们回去吧，我很快就会回来！”途中货船被台风追上，父亲倒在舱底呻吟，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还在吐酸水。有人提议，到舟山港避一避吧。他挣扎着抬起半个身子,说，不行，时间要紧！这个故事一直在我心里折腾，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是父亲人生的一场豪赌，为此,他押上了这个世界上他拥有的一切。我曾经无数次想过，如果他赌输了，我们家会陷入什么境地？那时的通信不像现在，要是消息有误，日本不是棉布过剩，也和台湾一样，价格昂贵，或者费尽周折运到台湾，宝岛已经不缺棉布了，一整船棉布都押在手上，会有多惨？现在我的笔跨过二十年，来到1966年，外面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喊声阵阵。父亲躲在他的卧室里，关紧房门，面对一堆黄金和珠宝首饰，他心惊肉跳。这个时候，私藏黄金是非常危险的，按照时兴的理论，新中国流通的是人民币，一个资本家家中藏有黄金，就是不相信人民币能永远坐天下，和变天账差不多。父亲知道必须争分夺秒，抓紧卖掉，但一次不能卖太多，会被人盯上。他取出三分之一，包好了，匆匆赶到中国银行。早排起长龙了，父亲知道排队的人都和他性质相同，大家面面相觑，眼光落在地下。这时的父亲已没有当年租货轮时的意气风发了，早已变得乖顺。他找好自己的位子,排在一个胖胖的穿黑绸衣的老女人身后,他发现队伍中有几张熟面孔，只当没有看见。登记户口簿、秤金子、填表格、签字、押手印，一道一道手续，每个人都要耗费二十分钟。时间无比漫长，父亲不停地喘气，身子颤抖，他一再告诫自己镇静。前面那个穿黑绸衣的女人气喘得更粗,像在拉风箱，忽然倒地下，父亲惊叫一声，张着两手,想扶又不敢扶，队伍里发出骚动。有工作人员走来，把老女人扶起，扶到墙边，在长椅上坐下。老女人很快醒了，晃晃摇摇走过来，嘴里喊,我是排在这里的。父亲忙让出空位。总算轮到父亲了，也是一道道手续，等他拿到一叠钞票，已经三个小时过去了。度过漫漫的一个长夜，早晨醒来,他依然心惊肉跳，还要继续卖。他又取出三分之一黄金，刚要出门，发现户口簿不见了，问女儿，才知道被我拿走了，不好，出大事了！我要在这里扮一个角色，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原来我的名字好好的，却受了弄堂里一个少年伙伴的影响，他绰号叫小牛，大名叫周先根，却自认为没有战斗气派，辜负了红色时代，就拿了户口簿到派出所去改，还唆使我一道去改名。我犹豫不决，但经不起他的怂恿，就把户口簿偷出来了。派出所的柜台上装着铁栅栏，他先把户口簿递进去，说改成“周剑”，民警问了他几声，改好了。从此，他就以周剑的名字混迹江湖。轮到我，我说我改成“沈战”，民警却冷冰冰说，不可以。也不讲理由，就把户口簿丢出来了。所以，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还是叫沈乔生，只不过私下把“侨”字的单人旁拿掉。当时我在派出所门口呆怔半天，没想到却浪费了父亲的宝贵时间。他不时跑到门口张望，看有没有我这个逆子的身影，还叫我的两个妹妹满世界找我。时间在一秒一秒流逝，父亲站起来，坐下去，跑到门外，又紧张地跑回来，活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个俚语，我小学二年级就接触到，但认识肤浅，真正认识深刻的,就是这一次。父亲实在等不及了，就赶到湖北路迎春坊，拿了他继母的户口簿，等他惊恐不安地赶到中国银行时，红卫兵也快马赶到，进驻了，黄金交易中止。父亲带去的黄金全部充公，一分钱都没拿到，只拿回一张收条。父亲回到家中，惊魂甫定，想起家中还有三分之一的黄金，又从椅子上跳起来，还有金色的变天账,这还了得？不能卖了，能藏到哪里去？他忽然想起一个朋友，藤邦吾。“阿有坏的棕棚藤棚修伐？”老上海一定都听过这吆喝，用上海话吆喝是十分有味道的。我听到这吆喝，就会想起藤邦吾，没有任何理由，他跟棕棚藤棚浑身不搭介，但我就是会想到他，潜意识中，那时候资产阶级都要修理。藤邦吾也是一个资产，却是一个穷资产，在1949年前已经破产，家徒四壁，父亲曾经接济过他，两人有些交情。所以，父亲情急之中想起他。父亲溜出家门。马路上红旗招展，高音喇叭不停地叫。父亲低了头走，把自己大身子努力缩小。在他的意识中，世界末日不过如此。他敲藤家的门，门开了，他闪进去。这点黄货在你这里放一放，放一放……父亲把沉甸甸的包裹塞过去,一迭声地说。藤邦吾不是傻人，当即明白，点头说，没有问题，我对啥人都不会讲，一个字都不会讲。藤邦吾拿起右手，拍起自己干瘪的胸膛，右手拍过，换左手拍。父亲棉布生意大获成功，满载的货船驰回来了。一时间，台北、台中、高雄、基隆、台南、各个市内的大大小小商铺都摆满了父亲运来的棉布，白晃晃、亮扎扎，店内顾客盈门。父亲一边指挥伙计干活，一边擦去头上热气腾腾的汗，他感到有些疲惫，在日本进货时，他两天两夜没有好好睡觉。坐下来才一会，又窜起来，体内不断有活力涌现出来。那时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勇于进取，大概觉得自己像一个凯旋的将军.那天晚上，大摆宴席，大家轮流向父亲敬酒。他平时喝酒不多，可是那天却来者不拒，结果酩酊大醉，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过来。母亲那时已经开始学西医，抱怨他没有节制。父亲终于完全清醒了，搔搔寸头，说，“以后我不再抽烟、醉酒，最多喝点啤酒，学习做人。”母亲说，这就好。我想，如果他预先知道了今后的遭遇，还会这样大言不惭地发布宣言吗？父亲从藤邦吾家中闪出后的第二天，造反派就砸我们家的大门了。这是第一次抄家，是父亲的商店和母亲在的体校两边联合行动。商店里来的是店员，他们平时和父亲相处得不错，逢年过节父亲还发红包，请他们吃饭，所以面目不恶，甚至可以说是客客气气，不像来抄家，倒像是来家访。而体校来的都是运动员、教练员，说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是没有道理，而此刻他们被邪恶控制,身上有的是无处发泄的暴力。因此，两拨人在一起，好像自然界两条不同颜色的河流流到一起，但泾渭分明。而店员看我父亲身体发颤，推过一把椅子，叫他坐下说。体校的红卫兵对着我8岁的小妹妹，把皮鞭狠狠抽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妹妹哇一声哭开，母亲冲上去，把她抱在怀里。接下我省去二百字，聪明的读者看到红卫兵直奔藤邦吾的家就明白了。门开了，藤邦吾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红卫兵迎头给他一皮鞭，他转身进屋，搬过梯子，爬上阁楼，摸索一阵，下来时手中提着一个包，体校造反派打开看是黄金，又给他一皮鞭，被店员挡住了。找来一只锣，牵着藤邦吾游街，他边敲边喊，“我有罪，我替人私藏黄金，罪该万死！”藤邦吾心里却叫着别样的声音，沈老兄，你一再叮嘱我，不能对人讲，却自己先交代了，什么人啊！现在我想起父亲，经常看见这样一个画面，他穿了件咖啡色的丝棉袄，伸出右手的食指，在空中比划，有时要比划半天。我猜他在空中写字，但没有人知道他写什么，也没有人问，这是一个谜。父亲的字其实是有功底的，我在北大荒时，他给写过我几封信，他的钢笔字遒劲、恣肆放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想起来，大概学过怀素，还有王铎的韵味。但我那时没有读过草书，阅历浅，不觉得他的字好。我们7个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人说父亲的字好，反而说我的字好。他搔搔寸头，宽厚地笑笑。长大后我学了草书，读了古往今来的许多名帖，才知道父亲的字是有法度有根底的，我十分羞愧，实在是井底浅蛙。那么，他到底空中写什么，或许也想铺开纸墨，正正经经写一些，想想作罢，那是什么年代，赤脚都追不上，还有时间铺开宣纸？有可能他是写思想改造的检讨，先在空中打草稿；也有可能他想写一些与检讨迥然不同的内容，属于他内心的隐秘思想，却不敢落下白纸黑字，所以只能在虚空中挥毫。啊啊，任何一种猜测，都使我无限怅惘。现在我认真猜想，最大的可能是父亲写检讨，除了写在白纸上，还把检讨写在无形的空气中。曾几何时，写检讨是中国人的必修课，是让灵魂享受煎熬的极佳模式。国家主席都曾经反复写检讨，何况一个资本家。现在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理论有很大的缺陷，它揭示了劳动者受剥削的奥秘，但是它忽略了当商品无法流通，剩余价值无法兑现时，资本家遭受的损失远超工人；还有，谁是社会上分蛋糕的无形之手，极为重要。当然，这些深奥的理论，当时的父亲不可能懂，他只知道自己有洗刷不净的原罪；大部分人也都不明白，所以，写检讨是资本家的天经地义。不由记起了蓝印纸，现在年轻人不会见到了，但我小时候一直和它打交道，严格地说，是我的父亲和它一直打交道，但他总要叫我去买，到复兴中路上的复兴书局去买，这样我就和它结上不解之缘。蓝印纸上的颜料很容易脱落，往往弄得手上都是蓝色，而且它只能复印两份，第三份就看不清楚了，但它刚好符合父亲的需要。他的检讨不是领导做报告，不需要印很多，三份就足够了，一分给党支部书记，一份给公方经理，一份原写的自己留底。所以那时我的理解是，蓝印纸是资本家的专用品。父亲从台湾归来后，他的商店就在南京路上，在永安公司的西边，隔一条小马路，叫华新公司，蚊哥后改名叫金桥。那时候，上海市长陈毅经常问部下，今天有多少空降兵？我想父亲一定看见过空降兵，天天在南京路上走，不可能不看见。再说，他的妹夫就是畏罪跳黄浦江的，所以，他决心不走绝路，而是坚决跟党走。他虽然内心憋屈，高度紧张，但动作不含糊，他以创业一般的勤奋来写他的检讨。我有资格替父亲买蓝印纸，应该是空降兵之后六、七年后的事情，也就是说，父亲用蓝印纸的历史一直在延续，他始终在享受高规格的灵魂煎熬。如果一段时间内，我光顾书局十分频繁，那证明父亲正处于享受的巅峰；如果去的次数少了，说明那段时间父亲的灵魂相对风平浪静。现在回忆起来，复兴书局有个奇怪的规定，一次不让买多，不能整盒买，要拆开了买，一次至多买三纸。所以我十根手指常常是蓝色的，如果我的哪个同学警惕性高一点，还疑心我参加了蓝手党。我的印象中，父亲的一生，非常迷恋美食。我晓得上海人都讲究吃，吃得文雅精致。但父亲那时的吃很不一样，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力度，而当时食品极度匮乏，想起他寻找美食的神态，就好像看见一头饥肠辘辘的雪狐，眼里闪出幽蓝的光亮，在雪原上到处挖洞抓土泼鼠。“说实话，那时的资产是倒而不臭，或者说像上海的臭豆腐，闻闻臭，吃起来香。他们变着花样享受。但是，当时的上海滩的享受极为有限，于是他们在狭窄的空间里，使尽全力，最后也只剩一个字：吃。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惊恐，取得心理平衡，资产们别无他法，只能用手中仅剩的钱抓紧吃。我的一些少年伙伴，围在一起回忆，都会提到，那年月，父亲们最热衷的事，就是赶来赶去吃饭。他们中间常常传递一些消息，这家店的响油鳝糊呱呱叫，上海滩数它第一家。那家店的清炒虾仁好，食材新鲜，大师傅手艺高。这家店的牛排崭！他们赶过来，赶过去，没有黄包车了，挤公共汽车，外加１１路两条腿。中菜饭店有新雅、梅龙镇、杏花楼、燕云楼、老正兴、扬州饭店、王宝和等；西菜的有红房子、德大、天鹅阁、莱茜等；买奶油蛋糕的有哈尔滨食品厂、上海食品厂、老大房、凯斯林。他们如数家珍，他们是这里的常客。有时还窜到七宝，窜到龙华。那个时候，上海滩上象点样的饭店，时时都印着老资产的脚印。”我承认，父亲是其中积极的一员，他们交流的心得是，响油鳝糊，关键在响，汤汁浇上去，哗的一声，声音一定要清脆响亮，鳝糊鲜美，但不能有土腥味。龙井虾仁色泽要好，近于透明，茶叶是碧绿的，讲究的是色香味。白斩鸡要酥，但不能烂，要富有咬劲。虽然这样交流，但总体达不到要求，因为那个年代到处都打下短缺、馈乏的烙印。父亲吃蔬菜喜欢吃时新菜，什么季节什么菜上市，他都清清楚楚，都要想办法吃到，上市第一天比第二天好，第二天比第三天好，一个星期之后就不是时新菜，不好吃了。对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排斥的。然而当我有了阅历，以一种通达的眼光来看待世事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可以说，父亲们早年奋斗创业的意志有多顽强，那么他中年之后寻觅美食的决心就有多坚决。能量守恒，当金钱无法变成资本的时候，必然要转化成美食。我不打算再写奢华的享受，只落笔于父亲蒙难后觅食的一件事。我家被扫地出门时，父亲已经 70岁了。道生里的房子，楼梯狭仄、曲折、幽暗，现在我很难想象父亲走楼梯的情景。我仿佛看见，他在遥远的时空里踏上了道生里的楼梯。他左手小臂上挂了一根拐杖，手里拿了两根油条，他右手抓紧扶梯把手，把庞大的躯体斜过来，因为楼梯板放不下他的脚。右手朝上移一格，脚就往上抬一步，走走歇歇，在转弯角停下来喘气。每每看到这梦幻的场景，我就心潮起伏。一天，我带着未来的妻子走上道生里的楼梯，当我们走上三楼时，她探头回看，说，真难走。我们走进三楼的后间，看见的情景使她合不上嘴，近80岁的父亲坐在那里，静静地调制自制色拉油。用豆油调的，打出一只鸡蛋黄，油一点点加进去，不能心急，每加一次都要调匀，再加，再要调匀，慢慢的就厚了，如果加得快，就会嘎掉。父亲一边讲，一边示范，十分耐心。很快她就坐下来，接下了未来的公公手中的工作。这是没有色拉油买的日子里，上海人的办法，父亲精于此道。这是我未来的妻子终生难忘的情景。我永远记得父亲的背影，每当换季的时候，他就会打开一只只樟木箱，把7个孩子换季的衣服全都找出来，无论是从6月转入夏季，还是从12月转入冬季，莫不如此。西北风吹来了，梧桐树的叶子瑟瑟落光了，天麻麻亮，我钻在热烘烘的被窝里，惊醒我的是父亲厚实的背影。那时我大概是小学5、6 年级，两个哥哥在复旦大学读书，姐姐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跳舞蹈。我一人睡在三楼，箱子都摞在斜角那一边。父亲的背影是和迷朦的晨光一起进入我的房间。他虽然身躯壮实，但动作依然灵活，他的背很厚，手臂不是很长，樟木箱是很沉的，他一手抓住一个铜环，腋下扯得很开，一用力搬起来了。我钻在被窝里，看见的是他的背影，只觉得这背影很温暖，很有力量。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那背影是落寞的，稍有臃肿，而我父亲的背影则要朝气蓬勃得多。父亲搬动樟木箱，打开来，兜底翻，找出每个孩子们当换的衣服，一件又一件。我们是7个兄弟姐妹，可以想象他的工作量有多大。干不一会，父亲头上就热气腾腾，滚下汗珠，这时如果他发现我已经醒来，就会叫我帮他一起搬。我就爬起来，两只手抓住一个铜环，还会呲出牙齿。兄弟姐妹们要起床了，该换的绒线衣、毛裤、棉袄，已经放在他们的被子上了，他们边穿衣服边叫，唧唧喳喳，像一窝雏鸟发出悦耳的鸣叫。 父亲80多岁时候，还动手缝被子。那时很少用被套，汰一次被子，都要一针一线缝起来，父亲都是亲力亲为，多少年过去了，妻子始终记着我的老父亲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的情景，她一直当故事讲给朋友听。我还记得他搬过椅子，巍巍颤颤踏上，去弄窗帘，那年他已经 87岁。我连忙扶住他，让他下来，但他还是站在椅子上，坚持把窗帘弄好。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年暮的勇士站在山峰上。我以为，除了暴发户，资本家在他创业的早期一定是勤快的，不勤快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不可能发家致富。他曾经告诉我，在上海南京路的商店里，在台北的商场里，他经常自己上柜台，顾客要看，蓬的一声，八尺的被单全打开，欢喜这花样和颜色吗？不欢喜，没关系，再打开一条，还是不欢喜，蓬一声再打开。当你打开到第8条，第9条，顾客很少不买的。我父亲48岁时我出生，我的儿子诞生时我36岁，我的父亲已经84岁了。一天，我收到了他从上海寄来的儿子的小衣服，织锦缎的，有墨绿的，有朱红的，非常漂亮，儿子穿了，像个小财主。我和妻子十分高兴，心里充满感恩之情。父亲是做棉布生意的，懂得布料，这都是84岁的父亲到淮海中路一家家商店去寻找，买来的。有一年我在回黑龙江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解放军干部，他在哈尔滨。我在农场收到他的信，说他要结婚了，都知道上海的衣服好，想买上海衣服，他和未婚妻结婚时穿。我心里尊重解放军，无法回绝，这个任务只能交给老父亲，请他代劳。那时父亲已经70岁，也和我一样尊重解放军，他一次一次跑淮海中路，按照军人的要求，给他买衣服、皮鞋，还给他的未婚妻买了许多衣服和皮鞋，皮鞋的尺寸一定不能弄错。这时，军人经常写信给父亲，总是千恩万谢，弄得父亲劲头十足。妹妹后来告诉我，大热天父亲也在淮海路上，这家店进，那家店出，回来时面孔通红，都怕他中暑。后来都买齐了，从邮局里把包裹寄走，同时父亲写出一封信，在信里开出明细账单，每件衣服多少钱，皮鞋多少钱，每角每分都算得清清楚楚，剩下多少钱，全都给他汇回去。但接下来的，使父亲很不高兴，那军人从此不来信了，父亲还等着他回执呢，衣服有没有收到？余款收到没有？父亲是商人，是上海人，他甘心义务劳动，来去都是清爽的，怎么可以风筝突然断了线呢？父亲发财后，很多亲戚朋友都来向他借钱。他的至理名言是，对于来借钱的人，如果你不情愿，而面子又拂不过，那就送一半钱他。比方说他借一千，你送他五百。以后不再提起，想都不要想，就当没有这件事。他还喜欢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什么事情记下来好。东西用完要放在固定的地方。我们家在蚊哥中被抄两次家，第二次干脆扫地出门。第一次抄家时，父亲刚去银行卖了黄金，得了些钱，领队的一个红卫兵头没有全收走，留下三千块。过了两年，又来抄家了，就有造反派问，三千块钱呢？母亲拍拍肚子说，吃到肚子里去了。造反派勃然大怒，叫起来，老板娘太嚣张了！母亲遭到一顿暴打。而父亲胆小、谨慎，从来不和人硬上，经常灵活转弯，所以在蚊哥中也没有遭打。他晚年时，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在电视上看足球赛。现在我称之为A B两队，A队1比0 领先，他就开始替A队担忧，嘴里不停念叨，输了，输了，踢不进了。没想到B队奋勇反击，连进两球，以2比1反超。父亲就调过来了，替B队哀叹，完了，完了，5分钟就结束了，返不回来了，完了……我默默看着父亲，陷入沉思。我不明白，他壮年时租了货轮驰向日本，也是这样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吗？他那种破釜沉舟、坚定沉着的精神到哪去了？我凝视着满头白发的父亲，心里感慨不已。我想，在他漫长的一生，外部世界彻底改变了他。父亲一生有三次破财大灾。第一次在台湾，1950年，那时很多有钱人都逃往台湾，而父亲却携妻带子，逆向而行，离开宝岛，途经香港回到大陆，他在台北的房子、店铺都委托给了朋友。谁能想到两岸隔绝三十多年，等开通之后，房产都成了他姓资产。第二次大陆公私合营，生产资料全部赎买。第三次最惨烈，一次比一次彻底，我家在蚊哥中被扫地出门，搬进南昌路道生里的亭子间，扔给我们两只竹榻、钢筋锅、面盆、马桶。父亲发财后，附庸风雅，买了不少名人字画，抄家时抱走一部分，其余的放在弄堂里烧，弄堂里的人都围着看，还用铁钎挑起艳艳的火苗，烧了半天。等我长大也学习书法时，眼前常会出现恐怖的火光和打旋的浓烟。最近，原来的邻居告诉我，我们在襄阳南路扫地出屋的那片房子要拆迁了，我们家那栋至少补偿2千5百万元人民币。我微一笑，不作声。大概为了安慰我，她说，“老天也罩着你们，你们家的孩子都很有出息。” 平时，父亲很少提起他的灾难，偶尔也有只言片语流露。我知道，他心中有着深深的伤痕，这样的大灾大难必然留下血痕。这是一个上海商人在波谲云诡的历史中的待遇，比他惨的有的是，他终还是幸运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核算抄家物质时，留下一份清单，上面记载着被抄走的钻戒，红宝石戒、蓝宝石戒、猫眼、翡翠等，折卖价格极其便宜，一枚猫眼不到两元人民币，总共3326.79元。家人复印了好多份，我们每人保存一份，算是对父母过往的纪念。我的父亲一生无病灾，从来没有生过大病，身体上没有动过一次手术，离世前半个月，还独自吃了一只红烧甲鱼，堪称奇迹。他于90岁过世，真正的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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