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下来，每回返京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无疑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形成的，尤其是自从建立了家族墓之后，无论多忙，我都会与彼岸的亲人打招呼。当然，在我们之间的纽带是人的思念，这是唯一的，而且是不可复制的。
我常年在日本生活，加之对佛学感兴趣，了解此岸与彼岸的诸项繁花，也做过这方面的论文与翻译，由此而略知一二。不过，与学识相比，反倒是与市井以及凡僧好友的交往更让人心动。
2002年春节期间，诺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2023）为拜访中国作家莫言而访华，全程是由我担任的翻译，在北京入住长富宫酒店时被一群日本高中生认出来了，随后有一名女学生拿出了一个笔记本请大江先生签字，提前还深深地鞠了一躬。大江先生很爽快，当场答应，他把笔记本放在酒店的前台上，摘下眼镜，写好后说；“我的字写得不好看”。
拿到签名的女学生跟其他同学一起再次鞠躬，而且鞠躬鞠得非常整齐，充满了仪式感。大江先生笑了，笑得很灿烂。等我替大江先生办完入住手续之后，大约没过多长时间，有一位日本僧侣走上来，很礼貌地问大江先生：“我也能得到先生的签名吗？”
这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大江先生板起了面孔，只说了一句；“不”。他的日语原话发音是“IYA！”，听上去十分干脆，给人一个落地有声的感觉。僧侣依然很有礼貌，对大江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其深度跟刚才的女学生们是一样的。
在后来的旅途上，我虽然心存好奇，但从没问过大江先生为什么会拒绝一位日本僧侣的请求，这就算我个人的一个公案吧。
这话说来也巧，上月有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正在撰写跟大江健三郎有关的论文，题目是《彼岸的浮出与消失》，因为他的指导教授是我好友，下月返回神户时，打算找来拜读一下，看一看我的公案是否能得以解答。
入秋之后的北京，天高云淡。我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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