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将近四年，重返北京，所想所思太多了，甚至让我无心感受街景的变化。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变化很大，但对于一个个人而言，深藏于内心的记忆有时会压倒世间的变化，而成为每一个细小的永远。母亲在疫情初期病逝，由于国际航班熔断，使我没能送她最后一程。这是我一生的痛，犹如刀割般的刻骨铭心。
母亲是历史学家，主攻明史以及社会文化史，阅读面广，藏书多，从小喜欢给我讲历史故事。不过，也许因为我是典型的学二代，有些感受往往是相反的，酷似“船在水中不知流“的感觉。
我移居日本将近40年，起初是为了留学，母亲鼎力支持，经常写信给我。后来，为了生计，我中途退学，放弃了深造的原计划，开始到一家鱼店卖鱼。为此，我与母亲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认为一个年轻人既然要做学问，就要锲而不舍，不应左右摆动，而我的看法是一个人只要执着只要不顾一切，无论做什么都是有价值的。我卖出一条鱼的快乐跟写出一本书的快乐一摸一样，两者如一，是同体的。争吵到最后，母亲对我的评价是“你不是一个好的学二代”。
后来，我的鱼生意做大了，一直发展到了远洋贸易。有一年去新西兰，我在渔港的附近发现了一家很小的书店咖啡，里面的书全跟哲学有关。于是，每天在验收捕捞上来的鱼之后，我一个人总会到这家店休息，看哲学书看得入迷。有些心得也写了信直接寄给我母亲。她在回信上写过一句话叫“好不好先不说，你是个学二代！” 实际上，这句话一直都在鼓励我，尽管我没跟她这么说。
再后来，我下决心把自己的经历用日语写出来，用非母语创作，从语言表达的层面上挑战自己。不过，这话说起来也怪，等我写出第一本日语著书时，竟然发现其中的内容并没有我做鱼生意的情景，取而代之的全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到日本各地采风的记录，文清如水，没有什么喧嚣与亢奋。对此，母亲写信跟我说：“你毕竟是个学二代”。1999年，我的日语处女作在日本获得了文学奖，母亲夸我，并说：“日语的事情我就不管你了。”
作为日语作家出道之后，从文笔的表达上说，我很少与母亲交流，因为毕竟是不同的语言，其中的接点几乎等于零。不过，母亲发表在报刊上的檄文，我经常读，觉得她的文笔十分刚劲，力透纸背。其中有一篇叫《青史有待垦天荒》，至今不忘。距今15年前，我开始在日本的大学任教，用日语给日本学生讲授《日本文化论》，有关理论上的问题，也曾经请教过我母亲。重返学界让我觉得年轻时的打拼值了。
这回在北京承蒙各方学人好友，还有学生们的帮助，我把母亲的全部藏书都捐赠给了太原师范学院，弘扬了功德，衷心期待与同学们共同进步。
另外，这回在北京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她留下的大批信件。除了我们的母子两地书之外，还有一批与学者之间的通信往来。比如与胡绳先生的通信就是这样。我原以为她写给对方的信是找不到的，但令我吃惊的是她自己写的信都用了蓝色的复写纸留底了。现在，我想起母亲生前多次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历史就是记录，除了记录还是记录。”
书信往来包括与钱学森、周有光、李泽厚等多位著名的学者，亲笔信就像活化石一样，已经变得很珍贵了。离开北京前，我到中国历史研究院，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夏春涛所长，替我母亲表示了感谢，感谢大家对她的爱戴与敬重。我跟夏所长说：“我是名副其实的学二代，我有一个责任，这就是要把上一代学人的治学风格与情感传承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学问的学与情。这不仅仅是我母亲一个人，最近我正在联系其他的好友学二代，依据相同的诉求，建立一个圈，打造出一个群像，让学问与学人都立体起来。”（下图与夏所长的交谈）
昨天上午，天晴。我手捧母亲的骨灰盒登机，从大兴国际机场顺利返回了日本。机窗外的白云正在缓缓流动，犹如岁月的洗礼。眼前空灵的景致让人心生向往，同时也让我觉得母亲从未离开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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