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杂志社的张克军老师在电话里告知我邵燕祥老师去世的消息，已是邵老去往天堂后的十多天以后。张克军说，疫情期间要求程序从简，这也符合他老人家生前的遗愿，只是许多朋友们和邵老的“粉丝”们感到遗憾，没能去送邵老的最后一程。
邵老是学界泰斗，是文化大腕，与我生活和供职的乌兰察布数百公里之遥，却有缘于这个偏远小城，有缘于我这个与邵老相比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后生晚辈的小人物，奢谈与邵老的交往，无论如何都似有高攀之嫌。
乌兰察布市坐落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是一个数不上“线”的地区级城市，在全中国都谈不上有什么知名度，但进入2010年后，各项基础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很快就便成了一个我国北方地区城市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原作家出版社社长柳萌先生的牵线搭桥下，2016年7月末，邵燕祥先生一行到访乌兰察布。
那是一次人数不多，但绝对称得上是“盛会”的采风活动。
来自京都的文学界的大咖们带着惊诧和欣赏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前两年还不起眼的新兴城市。同来的还有中国作协原党组副书记、中国散文学会会长、著名散文家王巨才先生，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著名编辑家、文艺评论大师阎纲先生，《小说选刊》杂志主编高叶梅•其其格老师、副主编秦万里老师，著名作家甘铁生老师和秦岭老师以及《长篇小说》主编顾建平老师等。当然，少不了这次活动的牵线人和组织者，著名作家、出版家柳萌先生。
那时，邵老已83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一点也看不出一个八旬老人差不多都有的迟滞和不便，每天和大家一样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采风、座谈和专访活动外，早晚都要与同来的夫人谢文秀老师（谢老师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广播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坚持到酒店附近的霸王河沿岸去散步。有一次还“私自”和夫人打车到市中心地带，又到旧区逛了一大圈，闹得我这个东道主和大家对这一对80多岁的老人担心了好半天。
邵老回到酒店后，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邵老，您可不能这样擅自行动。想去哪里您吩咐，我陪您去，至少派车派人送您，您老有什么要求有什么事情，我们帮您办。您这么大年龄，万一有点磕磕碰碰的，我们怎么给全国人民交代……”
邵老看了看和他一块儿“擅自行动”的老伴儿，呵呵一笑说道：“没事，好胳膊好腿的，能有什么事？再说还不是有她嘛，她比我强。”老伴儿谢老师也笑了笑，赶紧说，“没事，没事。乌兰察布能有多大地儿？没事。”
我知道邵老的初衷是不愿给我们添麻烦，在他看来自己能身体力行的绝不给我们多增加任何负担。我曾经从他的一个法国朋友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么一段文字：邵老和夫人谢文秀老师到访法国，婉言谢绝了朋友所提供的一切方便，两位耄耋老人，硬是自己打车把整个巴黎“自由自在”地游了个遍，甚至连巴黎郊区都没有放过。那天，本来是考虑到老师们连续两三天的车马劳顿，腾出半天时间，让大家休息调整一下，没想到老两口还是私自打“的”，来了个“集宁区半日游”，还到旧区“微服私访”了一把。
“哎，你还别说。”邵老似乎还有点余兴未尽，“这两天我们住在新区，看的也都是好地方，你也一个劲儿地给乌兰察布评功摆好。今天有点空儿，我们老两口一商议，随便走走，便打车去了旧区。还真的如你所说，旧区虽说不如新区舒朗、气派和新潮，但大街小巷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新盖的高楼大厦也不少。尽管人多车多，却井然有序，包括十字路口，我俩看了好半天，闯红灯的行人一个也没有。这在北京好多地方都做不到。”
邵老虽然是个大作家、大诗人、大学问家，甚至大思想家，但一直非常低调谦和，似乎也不爱多说话，但今天不知是因为私自外出让大家担心而心生愧意，还是对乌兰察布城市建设和管理由衷地欣赏，突然一半玩笑一半正经地对我说道：“小王呀，我觉得首都都该搬到乌兰察布呐！大气漂亮，干净有序，气候宜人，还不堵车。”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
因为这次来的都是大腕，是文学大家，给名人大腕不常来的乌兰察布留下点墨宝之类，似乎是必须的，日后一定是乌兰察布一笔难能可贵的文化资源。为此，我特意安排了一次规模不大但绝对是国家级别的高层次书法笔会。没想到这些大作家、大诗人和文化大家，都是有备而来，人人弹衣捋袖，个个跃跃欲试，在文房四宝面前一派书法家和“才子佳人”的大范儿。
蒋子龙老师的书法遒劲雄健，大开大合，绝对地挥洒自如。
王巨才书记的书法清瘦挺拔，柔中带刚，张弛间似有数说不尽的内涵。
柳萌先生的书法老到娴熟，飘逸俊秀，下笔于行云流水之间。
阎纲先生的书法则圆润内敛，拙中见雅，成书于亦庄亦谐之中。
《小说选刊》杂志社编辑部张克军主任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又是中国书协书法考级高级注册教师，绝对的书法大家。他的书法作品曾两度搭载宇宙飞船伴随航天英雄们遨游太空，被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收藏，在书法界名声不菲。此时此刻，他身手大显，笔摇墨转，张弛有度，大有“来如雷霆收震怒”的妙不可言。
大家们各显其能，气氛极为热烈，唯独邵燕祥先生如闲云野鹤，只看不写，静若止水，大有“坐看云起云落之势”。
我随即铺纸研墨，请邵老赐墨，邵老谦和地摆了摆手，说道：“不用了，不用了。别人的笔我用不惯。”过一会，他又小声和我说，“回去，回京后我一定认认真真地给你写几句寄来。”我以为邵先生向以不事张扬，或许这种场合不愿表现，或许真的用不惯别人的东西，甚或于对书法不感兴趣，或许根本不屑于我这样一位最底层文学小卒的求墨之请。提笔间隙的张克军老师却对我说：燕祥老师毛笔字非常有功底，那是从小练就的“奶功”，只是习惯于一般不在公众场合表露。听此我也不再勉强邵老，至于邵老说回去给我写几句寄来，我只以为是敷衍之举。我知道名人名家是不会轻而易举给一个无名小辈允诺点什么的。
第二天，我们安排到凉城岱海参观游览，旖旎的岱海风光给作家诗人们增添不少乐趣和话题，邵老自然对岱海风光赞不绝口，一再说“好水，好水！”突然朝着我一笑说道，“岱海者，一泓玉水也！”说完自个儿先嗬嗬笑了起来，惹得一群人都哈哈大笑。我知道这是邵老的玩笑之言，但还是为这一前所未有的幸运而心中美滋滋的。
见对岸是规模浩大的现代化岱海电厂，邵老又不无忧虑地问道：“电厂不会对岱海有污染吧？”我勉强笑了笑说道：“应该不会吧。”其实，此时的岱海已经开始因电厂和旅游开发有负面影响了。但似乎也在听说，对岱海的保护和治理，已引起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的关注，“引黄入岱”项目已列入议事日程。真希望，岱海永远是“一泓玉水”。
邵老似乎又想起笔会时的允诺，再次对我说道：“字，我回去给你写。”
见邵老一副认认真真的模样，我赶紧说：“谢谢，谢谢邵老！”谁知，邵老回去没几天，便从北京给我寄来了他的一幅诗书精品。墨宝是用毛笔精心写就的他吟诵岱海的一首短诗：“凉城七月得新凉，水色深青山影苍。千古白云多变幻，天天临镜试新装。”落款“八月二日游凉城岱海，玉水先生两正。燕祥乙未京门”还盖着他赤红而清晰的印鉴。
邵老没有虚以应酬，也没有信手拈来书法家们常常一挥而就的“四字经”，或一句所谓的“心灵鸡汤”和人们司空见惯的短语，应付或满足我这个忠实“粉丝”的虚荣之心，而是把作为“崇拜者”的我所熟知的“山水湖海”作为意象入诗，精心创作一首足可以与我产生共鸣的他畅游岱海的最新诗作，并用书法的形式与我共享。诗作充满着对凉城、对岱海的吟诵和希冀，且刻意选用有古色古香的山水素描隐画作为背景的优质宣纸，实实在在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足见其做诗、书法选纸诸多方面的良苦用心和真诚所至。
看着邵老寄来的诗作墨宝，我很是激动。一个偏远小城不知名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邵老这样一位中国知名甚至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学界泰斗如此认认真真地记挂和兑现承诺，幸哉，运哉！
还赋晚辈“先生”之称，羞煞我也！
又是一个“先生”（“阅正”且不说）。
我从作家冯秋子老师的口中已知道先生新出版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很有影响，虽然是自传但对历史研究很有价值。如今老先生把他的新书（现在看来亦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本书）签名后亲自赠送于我，且称我为“先生”，还要我“阅正”，未免内心深处升腾起一丝激动和诚惶诚恐。虽然我知道这是先生的自谦，认真阅读自不必说，可不知天高地厚地去“指正”是万万不可能的，但还是打心眼里对邵老的才高八斗而平和礼让，学富五车却虚心自谦的君子之风和腹有江山万里，而依然装得下我这个凡夫俗子的博大胸怀而感佩不已。
邵老一生辉煌灿烂，也历经风雨洗礼。1933年6月，他出生于北平一个职员家庭。1946年13岁的他便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积极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并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期间，写了不少杂文、诗歌、散文和小说。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终止了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到北京电台工作。195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5出版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成为20世纪50年代很是具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散文和杂文作家。1958年，他同千千万万个有文化、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一样，被错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1979年初才恢复名誉。从1980年开始，先后出版了诗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八本和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等。
邵老的一生是辛勤坎坷和辉煌多彩的一生，更是不断思考和奋笔疾书的一生。人民大学文学院前院长孙郁曾这样评价道：“二十世纪的晚期，也许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带有浓重的鲁迅风骨……他的文字所挟带的冲击力，常常使我想起 ‘五四’那一代人。他抨击时弊，直面生活，他苦苦咀嚼着人生的涩果，有时文字中也夹带着鲁迅式的冷傲……”从“文革”结束至今，邵燕祥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此前，他已经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包括《沉船》《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和《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等回忆、反思的著作，《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正是这类反思作品中的一部，也是最后一部。
有人说邵老是“现实的批判者”，是“当代的鲁迅”，甚至有人说邵老是“持不同政见者”，作为邵老的忘年之交，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学爱好者，实在不敢苟同。《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记述了邵老1945年至1958年间的亲身经历。他说：自己年近暮年，才来重数自己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他在那本书的“自序”中坦言自己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者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邵老又说，“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而是“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是“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书中文字简单、直接、纯粹，让我看到的是一位垂垂老者经历半生痛苦挣扎后不知疲倦的旧事重提和叙述，是对历史的剖析和反省，也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深刻反思和拷问。在邵老的作品里，很难发现有一丁点的“鲁迅式”的嬉笑怒骂的辛辣语言，恰恰看到的是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思维，是和风细雨式的评析和确切真实的述说。他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以他憔悴苍老的一人之力与这个强大而一直前行的社会背道而驰，而是在小心翼翼地不断地发现和挑明有可能对“前行的路上”形成阻力和障碍的泥淖、石块，抑或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灰尘和雾霾。有人说，如果把那些勇往直前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者的奋斗行为比作为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高楼大厦添砖加瓦的话，邵燕祥和邵燕祥们就是这些砖瓦缝隙里的泥浆和砂石，“高楼大厦”因他们的存在和被挤压而更加坚实和稳固。邵老他们等一大批文化人和未必是文化人的人，不是在以“不同政见者”的身份“批判现实”，而是在“现实”的另一个侧面，以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还有他们瘦弱的躯体和绵薄之力，用心扛着这个社会的墙垣，不容其有一丁点的倾斜和动摇，而后与这个社会和国家相向而行。
那一次聚餐之后再没有见过邵老，只是在电话里和朋友的口中知道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有时还写点东西。
邵老赐赠我的那本书，从1945年写到1958年，那时他才25岁，是年轻人，甚或还是个“毛头小子”，但已经过早地经历了现实和历史的苦痛和沟沟坎坎。25岁以后呢，或者说1958年以后呢？谁都知道，之后几十年更大更浓重的历史风云、现实迷雾，抹不去的生活重压和思想困惑决不会绕他而过或离他而去，而邵老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邵老的聪慧和睿智、邵老的良善和直言，决不会没话可说。
我们还等着呢。
听说邵老是在睡梦中去往天堂的。在他去世的头一天还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晚上睡觉时亦与平日无二，第二天却再也没有醒来。他如此平静地离开，就没有遗憾？就没有尚未说完的话？
我忽然想起邵老的一首诗：当我成为背影时……只须悄悄地挥一挥手，如送一片云 一阵风，如送落日不再升起，如送不知何往的流星……岁月的尘埃，落下又飞起……不用问我到哪里去，不用问早年青春如梦，不用问路上雨雪霏霏……
诗人已成背影，但他的淡定与大度又一次得到印证。活着的时候不必曲意逢迎，不必唯唯诺诺，更没有浑浑噩噩……
该说的、该做的、该经历的义无反顾地去说、去做、去经历。
这些都是过程……而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坦坦荡荡，甚至心无旁骛地从容离去……那些该说的话，该做的事，自然有后人去说去做。
背影身后的世界依然在轮回中隆隆向前……
2020年12月初写于乌兰察布
2024年8月修改于乌兰察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