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阎纲先生依然穿行于文学事业之中，2021年出版新书《我还活着》。王蒙认为阎纲“对文学是真爱、是真投入，是真钻进去，想要把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看法和对文学的体会说出来。”并寄语这位老哥“继续身体健康，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
蒋子龙感叹阎纲“沧桑作笑谈，坎坷任纵横，神思感奋，逸兴遄飞……”先生为文学而活着，活得强健，活得精彩。
阎纲先生今年93岁。他说：“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干不完的事，心无旁鹜，如此而已。”说得轻松，说得潇洒。
阎纲先生2015年8月到访乌兰察布。
2022年，91岁的阎纲先生出版新书《我还活着》，鲐背之年的他依然穿行于文学事业之中。
他活得强健，活得精彩。
他说，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干不完的事，心无旁鹜，如此而已。
他说得轻松，说得潇洒。
他还说，沿着这条路（文学）继续走下去，报效桑梓，终老于九嵕山下。
生于斯，长于斯，70年后他又回到这里。
是生活的回轮，还是生命的轮回？
他说，什么的不是，只是想叶落归根。这里有故土，这里有故知，有过往的生活和难以释怀的故事，还有文学和文学梦。
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看到《我还活着》一书说道：90岁的阎纲不仅“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精神健旺。
……
《我还活着》新书发行，似乎在说：90岁的阎老先生虽叶落归根，但没有颐养天年，还在笔耕不辍，还在继续释放着灼人又耀目的人生光焰。
他依然为文学而活着。
好几年没见到阎纲先生，上次去京，原本想顺便去看望他老人家，没想到诗人班清河说，阎纲先生已于两年前回到老家陕西礼泉叶落归根，安度晚年。还说，再了不起的人物，在故乡面前永远是个孩子，选择回归乡里，与那块生死相依的土地做着也许是最后的守望，真性情也！
作为资深老前辈，在中国文艺评论界，阎纲老师是无可争议的属于第一团队拥抱累累硕果的大作家和评论家。
1952年，阎纲先生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被分配到《文艺报》从事文学编辑。那时的《文艺报》被称之谓“文坛晴雨表”,张光年、侯金镜、冯牧、黄秋耘等文化大师云集于此，倾力打造着这块文学的黄金高地。他们之中，随便站起哪一位，在中国文坛上都顶天立地。24岁的阎纲和这么多“大师级”人物朝朝暮暮地耳濡目染，想不成名成家都难。
阎纲是从《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所谓的“三红一创”）等作品的评论走向全国的。尤其是《红岩》一书，因为全力宣传推介和书写评论，更是被作协同仁们称之为“阎红岩”的。
1961年12月，长篇小说《红岩》正式出版。次年初的冰封时节，《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带领“专职负责长篇小说”的阎纲“躲”进了北京颐和园云松巢,对当年全国出版的42部中、长篇小说进行边读边议的“巡视”和“盘点”。此时，在《文艺报》已十年砥砺的阎纲厚积薄发，仅仅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万两千字的评论文章《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便一气呵成。
1962年3月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出这篇文学评论，引起强烈反响。
之后，应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办的《红岩》杂志之约，又很快写出评论文章《〈红岩〉的人物描写》。
紧接着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向他发来有关《红岩》评论文稿的邀约。
此时的阎纲，凭着敏锐的才思和年轻的体魄，凭着对《红岩》的一腔热血，仅用六天时间写完六万言的长篇评论，而后一天修改，六天誊写，一天定稿。1963年3月，阎纲的《悲壮的〈红岩〉》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首印达51000册。1964年8月《悲壮的〈红岩〉》再版，印数达40000册。为此，阎纲受邀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读者介绍长篇小说《红岩》。
那一年，他33岁，在文学评论界已红透了多半个中国。
陕西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一块无可争议的高地，柳青、杜鹏程、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一串串闪光的名字，让中国文坛真正见证了文学的“高原”和“高峰”。而阎纲与这一串串在中国大地如雷贯耳的名字形成了一层又一层说不清道不明，又难以切割的文学联系。
他和路遥就《人生》《平凡的世界》写作、改稿、出版、评论以至于获奖事宜等多次通信交流，有时一封信差不多数千字之多。以至于他路过西安看望路遥时，一度穷困潦倒的大作家自己抽着劣质纸烟，却把两盒“红塔山”硬塞在阎纲的衣兜里。
他和陈忠实亦师亦友，两人就《白鹿原》彻夜长谈。陈忠实进京开会，不惮千里之遥的提携之苦，一下飞机便怀抱一大箱子“礼泉烙面”，直奔方庄老阎家里，而后才匆匆忙忙地赶往中国作协报到。
贾平凹听说阎老回老家休养，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从西安赶往礼泉看望阎老先生。
……
阎纲被视为陕西的骄傲，西安的骄傲和桑梓礼泉县的骄傲。
九嵕山下，一骑绝尘，让整个三秦大地都引以为豪。
乌兰察布以自己粗犷而壮阔的草原风光和“北方草原避暑之都”的美誉，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京都和全国各地旅游观光和避暑休闲的客人。曾经把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乌兰察布的作家出版社原社长、著名作家柳萌先生退休后亦有暇回来小住。处于对先生内心的敬重，我常忙里偷闲地去看望他。作为乌兰察布人，一种情不自禁的自觉行为，便产生一个想法：能否通过柳萌先生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将北京乃至于全国一些文化名人请到乌兰察布，在宣传和推介乌兰察布方面做点事情。柳萌先生在中国文坛是一名骁将，不仅在散文创作领域有很大影响，在作家出版社任职期间亦推出了众多高质量、有影响的作品和作家，他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在文学界有口皆碑。听了我的想法他非常赞赏，并愿意倾力相助。这便有了王巨才、邵燕祥、阎纲、蒋子龙、张抗抗、冯秋子、高叶梅、甘铁生、秦岭等数十名全国著名作家和文化名人一批又一批地相继来到乌兰察布。
首批名人的行列里，就彰显着阎纲先生瘦削而高大的身影。
阎纲先生是文艺评论大家（散文诗歌也有不凡之作），没有写散文或者诗歌，但并没有闲着。一天晚上，我去柳萌先生的房间，阎纲先生也在。看见我说道：“你是文联领导，又是作协主席，在市级领导中又担任过要职，当地作家队伍的培养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现在来了这么多的知名作家，你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除了写文章宣传推介乌兰察布之外，还可适当搞一些作家培训班、座谈会之类，一是让来的作家们与当地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直面接触或座谈，交流一下创作体会，基层的同志们怕是一生都未必有这个机会，也让他们拓宽一下创作视野和思路，这对他们的创作生涯肯定是个鼓舞和鞭策，甚至能影响他们一辈子，对于乌兰察布文学创作队伍建设很有意义。”
柳萌先生也非常赞同阎纲先生的想法。
这当然是作为市文联领导的我求之不得。之所以此前没敢安排，实在是担心这些大家们都是“国宝重器”级别的大人物，未敢贸然相邀。听了阎纲先生的建议，我立马顾虑全消。第二天下午，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座谈会在他们下榻的“蓝海博源”大酒店召开。除阎纲先生外，王巨才（中国作协原党组副书记）著名作家邵燕祥、柳萌、蒋子龙、甘铁生以及高叶梅（《小说选刊》主编）、宋向伟（时任《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现任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等十多位大作家和大编辑都参加了座谈，并且发了言。面对这么多文学艺术界的大咖，并聆听他们的高见，的确让乌兰察布当地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开了眼界并深受鼓舞。也是在那次座谈会上，阎纲先生就我的长篇小说《山里有棵大树》提出建议，他认为，创作一部长篇很不容易，不要轻易出手，可以放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去认真打磨和修改，这期间，可以把其中精华的部分抽出来先行发表，一来听听读者的声音，便于自己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也许会悟出许多新的想法来；二来扩大一下自己和作品的影响，先“热热身子”，对后来修改完善，正式出版很有好处。阎先生的建议与蒋子龙老师异曲同工。会后，我遂将这部长篇有意压了下来重新审视。在后来的时光里，先后举行了两次“改稿会”（一次由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主办，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著名作家、评论家里快先生主持，自治区十数位作家、评论家参加的改稿会；一次由《小说选刊》主编高叶梅·其其格老师主持，中作协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评论家徐忠志、《小说选刊》副主编秦万里、《人民文学》原副主编李平、《长篇小说选刊》主编顾建平等参加的改稿会）和说不清几次的“修改和打磨”。一年多后才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交稿，2017年9月，这部长篇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8月获第十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2022年7月，入选 “书写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十年成就展”。2018年，我的又一部长篇《九龙山·龙吟河》完稿后，阎纲先生的告诫言犹在耳，我遂从45万多字的书稿中抽出12万字的篇幅，再次重组建构，加工润色，被同年《中国作家》第10期选用刊发。这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次见诸于国家级文学刊物，成为自己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座意义深远的里程碑。之所以屡获殊荣，实在是与阎纲、蒋子龙等文学大师们关注和指导分不开的。
为使大师们给乌兰察布多留一些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我还专门安排《乌兰察布日报》和乌兰察布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邵燕祥、阎纲、柳萌、蒋子龙、王巨才、张抗抗等进行了专访。大师们除对乌兰察布之巨变极度褒扬外，更多的是对乌兰察布文学创作队伍及为学事业的发展寄予厚望。
在一次书画交流活动上，王巨才、柳萌、蒋子龙和书法家张克军等挥毫泼墨，尽展书法艺术风采。阎纲先生开始时只看不写，我悄悄问张克军老师，阎纲先生字怎么样？张克军老师立马竖起大拇指告诉我，先生书法绝对一流，朴拙中透着老道，幽默中尽显风流。我赶紧向阎老先生求墨，先生却有点憨厚地嘿嘿一笑说道：
“只能随便活动活动手脚。”原来先生笔墨印章都没带来，一时不好下笔。我也笑了笑说：“没事，赐我一宝，我只要先生手墨真迹。”先生说：“那不好意思了。虽无印方作证，但绝对真迹，如若有假，包退包换。”言笑中，居然略显拘谨和腼腆。在场的人也都为阎纲老师的谦和、真实、才情和可敬可爱笑了起来。
原来书法家们很讲究，各种型号的毛笔和印章都随身携带，书写内容，用什么纸，用哪支笔，出墨轻重都要仔细地琢磨半天。阎纲先生似乎没有那么多的说法和讲究，看了看笔墨纸砚，抓起一支毛笔便在已经铺好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一口气写下两句话：
“文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这两句源自于宋人，被明代冯梦龙先生《警世通言》中引用而传至今人的名句（原句：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在阎先生手里，一字之改，对于我来说，便有了特指意义。文学写作就该用最畅晓最接地气的语言和素材，方可打动人心，以至于拥有更多的读者和受众，才能流传久远。也许这是阎老向后生传授文学写作最基本也是最宝贵的奥妙和真谛。
我如获至宝，正要小心翼翼地收起，阎老先生却示意先放下，而后端详了半天，方呵呵一笑说道：“事先没说写字，我也没带印章，字写好了不盖个印章，总感觉少点什么。这样吧，摁个指头印算了！”大家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阎纲先生却很是认真地在版面上字里行间寻找着最合适的位置，之后才在右上角和左下角一本正经地各摁了两个鲜红又相对呼应的指头印。
手起“印”落，方仰脸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一声畅笑，一副墨宝，尤其两个指头红印，阎纲先生的才气睿智，通达敞亮和诙谐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
先生似乎兴致未尽，思忖稍倾，说要再写一张。我赶忙再次给先生铺纸取墨。很快又一副书法墨宝展现在我的面前：“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却笑江南客，梅落不归家。”
显然，正值金秋八月，草长莺飞季节，先生有意舍去唐人温庭筠《敕勒歌塞北》前半首的“大漠冷寂”之意境，而取之后半首，北方人民与南方客人和谐相处的寓意，诗意和境界全然翻新，先生书法之要义亦不言而喻。在人们的笑声中，自然少不了他的指头印。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原来阎老在快意挥洒之间，“梅落不归家”一句少了个“落”字。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随手在“梅”字旁边的右下角添了一个“落”字。我倒觉得作为书法作品，不仅无伤大雅，反而别有情趣。谁知先生在摁指头印时又专门在“落”字下摁了个指头印。一边摁一边还不无诙谐地说：“我的错，我得承担责任！”惹得人们又是一阵笑声。这样，又一副墨宝，三个红色指印艳若三点腊梅，倒让这幅书法作品无意间增添了几分灵动、幽默和生机。
幸哉！妙也！
80多岁的阎纲老人，依然是那样的谈吐敞亮中透着睿智和深邃，身板硬朗则更显康健和矍铄。
有了乌兰察布的缘分和十多天的朝夕相处，我与柳老、邵老和阎老他们建立了非常美好的联系。一来一往便成了我刻骨铭心的忘年之交。
乌兰察布是国家气象学会多方考察和考证而正式命名的“草原避暑之都”，柳萌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散文《乌兰察布的天空》和秦岭老师在《人民日报》发表 的散文《那块叫乌兰察的布》足可以证明并非“浪得虚名”。满目绿色的无限风光和凉爽宜居的城乡环境，成了许多北京人避暑休闲和文化旅游的打卡之地。每年夏天，“草原避暑之都”自然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作为第二故乡，柳萌老师常来乌兰察布小住一段时间。我因女儿在首都工作，也常去北京。在京期间，总希望能见到柳老、邵老和阎老他们。一次，柳老对我说：“北京地方太大，车多人多，加上你人地两生，找个人半天时间都未必能找到。想见他们，我来安排，电话通知他们到指定饭店吃饭，都能见到，省得你来回跑。”我担心邵老、阎老他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方便，柳老却说：没事，他们身体都好着呢。再说，别看这几个老家伙都80多岁的人了，电脑手机玩儿得一个溜儿，什么滴滴打车、手机导航都行。”似乎为了印证他所言不虚，随即给几位老朋友打起了电话，相约当天中午在他楼下不远的“渔公渔婆”酒家与我相聚。果然12点左右几位老师都如约而至。他们是邵燕祥夫妇、甘铁生夫妇、作家冯秋子、诗人班清河、现代文学馆的于润奇先生和《小说选刊》的张克军等。唯独阎纲老师迟迟没有来到。柳萌先生是个急性子，连催两三个电话都没打通。柳老说：“不等了，我们先开始吧。”我觉得不同妥，说还是再等一等吧。正在此时，阎纲先生给柳老返回电话。原来，出租车司机看他80多岁，身板清奇瘦削，担心体弱有病，万一路上有个好歹担当不起，因此几次都遭遇拒载。好不容易要了个“的”，却把他拉到距此两三公里远的另一个“渔公渔婆”，师傅说什么也不给往回返。见此情况我深为自己给老师们带来的不便和麻烦而愧疚，赶紧说，我去接一下吧。柳萌老师摇了摇头说，你人生地不熟，还是让他自己找吧，丢不了。甘铁生夫人马玲老师是个热心肠，人也年轻反应敏捷，马上站起来自告奋勇要了个“滴滴打车”，安顿阎纲老师千万原地别动，她去接他。
十多分钟后，马玲老师领着阎纲老师进了我们的雅间，大家赶紧站起来以示迎接，阎纲先生却用目光巡视一圈，看见我赶忙颤颤巍巍地转了过来，说是要先和我握手，倒让我显得有些被动和不好意思。柳先生还在埋怨，阎纲老师赶紧向众人频频拱手致歉。我有点过意不去，再三表示本应府上拜访，劳先生大驾，实在失礼。阎纲老师却说：“你来了大家高兴，岂有不来之理？再说我们几个老家伙平时也难得一见，你来正好给大家一个见面的理由，该感谢是你呢！”一句话说得在座的几位老先生都点头称是，也化解了他迟迟不到的小尴尬。柳萌先生提议赶快“开喝”，不想还没坐下来的阎纲先生却提议先照个相再说。还说，我从草原来，免不了大家多喝两盅，一会儿脸红脖子粗的，照相怕是不雅。张克军照相是行家里手，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率先赞成，并举起手机，从不同角度给大家拍了照。阎纲先生似乎觉得美中不足，又提议道：合个影吧，合个影吧。
看到几位大师级老先生因我而聚，因我而其乐融融，一种莫名的不安夹杂着隐隐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为结识他们而骄傲，也为能拜倒在他们门下而幸运。甚至能从他们相互间无拘无束的随意聊天中都受益匪浅。席中，我站起来给老师们一一敬酒，转到阎纲老师跟前，刚要说几句客套话，阎纲先生却摆了摆手说：“听说你的长篇已经定稿，好，好，先表示祝贺！”我赶忙说，“先生在乌兰察布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我又改了不少。”他又说，随机而言，说说而已，尽可不必当真。
因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不可能畅谈，但也足足有好几分钟。他总的意思：搞文学创作不能追逐名利，追逐时髦，文学作品着意追求的是它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除文学表现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写人性，写人物，写社会和社会问题，文学才能站得住脚，才能传至久远，才能有生命力。
说话几年过去，柳萌先生、邵燕祥先生、甘铁生先生都先后离开人世。90多岁高龄的阎纲先生依然精神矍铄，为文学而忙碌着。
谈到生死，阎纲先生很是豁达和坦然。他多次说过，“我不怕死，我已经死过几回了，但是，我想活着。做人事，说人话，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还不无幽默地说，“阎王爷是我的本家，他老人家说过：‘你先别来这儿，把你要写的写了，把你想说的说了，把你该做的做了，再来谈生死问题！’”
2022年阎纲先生又推出了他的散文集《我还活着》。著名作家王蒙看了阎纲先生的新书，说道：“阎纲是我所知道的、我所认识的，现在还不断在写文章的唯一一位老的评论家……他对文学是真爱、是真投入，是真钻进去，想要把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看法以及对文学的体会说出来。”并祝福阎纲老哥“继续身体健康，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
著名作家蒋子龙称“60多年来，每次见到阎纲老师都毕恭毕敬。”他说，“老，是一门学问。《我还活着》就是一本教人怎样能老得漂亮的书。沧桑作笑谈，坎坷任纵横，神思感奋，逸兴遄飞……”
……
按说，我这个在浩浩荡荡的作家队伍里“跑龙套”都未必够格，从未想过高攀这位文学评论大家。但文学之伟大，往往使一些大家和小家，大师和小徒，大帅和小卒相遇相知，且无论年龄大小，武艺高下都能平视平等地说不完的“文学语言”。
几次来京，没能见到阎纲先生，着实有点遗憾，也更滋长了我对阎纲先生写点什么的强烈冲动。好在现在通讯交通方便，茫茫人海何处都可相逢。也许在不会太久的将来，赴陕西，去西安，到礼泉，再次拜访阎纲先生，讨要他的新作、《我还活着》，送去他曾经关注过的我的长篇《山里有棵大树》《九龙山龙吟河》和其他两本书，也给阎纲老师由衷祝福：为文学而活着，活得精彩纷呈，活得福寿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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