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蒋子龙先生到访乌兰察布，不久，他的散文《乌兰察布的风》便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值得提及的是，在赞美乌兰察布“天下大美大绿为最”的同时，又以自己敏锐和极具穿透力的目光，与众不同地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分干预所带来的隐患和忧虑，其独具慧眼和先见之明，居然超前于专家学者们好多年。
蒋子龙先生著作等身，鼎鼎大名响彻于中国乃至于世界。早几年，一位大人物曾说过，文艺创作的“高原”上缺少“高峰”，蒋子龙先生和他的作品在文学创作的这块高原上，无异于一座立地擎天的高峰。站在他的身边，只能以高山仰止的目光，欣赏和钦佩，仰慕和膜拜。
做这个题目，我真的不够格。
蒋子龙何许人也，中国作协副主席，著作等身，鼎鼎大名响彻中国乃至于世界。我呢，小地方一个小小的文学爱好者。站在他的身边，无异于泰山脚下一座小土包，只能以一种举头仰望的目光，看着他顶天立地。
但见到了，遇到了，有来有往，且铭心刻骨，不去写怕是连自己也对不起了。
第一次认识蒋子龙的名字，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刚刚跨入一所全国最不起眼的高等学府读中文系。教当代文学的刘培文老师对我说，你应该读一读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并说，作者蒋子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青年作家，一出手作品就发表在国家顶尖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上，这是多少文学大家都可望而不可及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早在几年前的1975年，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就出现在《人民文学》复刊后第一期的头条位置上。让人没有想到甚至啼笑皆非的是紧接着《人民文学》第二期就开始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是“大毒草”，并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当时文化部领导要蒋子龙写检查，蒋子龙不仅坚决不写，还表示从今往后再不写小说。《人民文学》副主编，文艺界“当红老帅”李希凡先生不得不出“车”保“卒”，除了代他写了“检查”，居然又低眉顺眼地在领导面前替他作“口头检查”，这种状况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文坛初露锋芒的蒋子龙随之愤而罢笔在文坛消失多年。1979年夏,多灾多难的中国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人民文学》编辑部专门派人到天津向蒋子龙道歉并约稿。蒋子龙没有得理不饶人，编辑走后，他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并在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中拔得头筹。按说，是非曲直早已明断，争议和质疑却依然不绝于耳。此时的蒋子龙似乎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表性作家，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首开“改革文学”的先河，之后陆续发表了《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和城市改革的中短篇小说，差不多每推出一部作品都会引发社会的轰动，仅就这一点，恐怕全中国再找不出第二人。直到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的问世，再一次引领人们把目光和思考从城市转向农村。自然又是一场足以撼动每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大地震”。
蒋子龙是当今文坛上不可多得的“重量级”作家，出版的著作多达八九十部，一千多万字，摞起来怕是比他这个“大个子”还要高出一头。当然，各种奖励也纷至沓来，且多是国家顶尖级大奖，拿出任何一项都会让一名作家引以为豪和终身享用。诸如：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以及《当代》《十月》等众多文学奖项。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全国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蒋子龙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其中之一。需要说明的是，100名改革先锋中，文学界只有两名，另一名是积劳成疾已经离开人世的路遥先生。
和先生的交往中他从不谈起获奖的话题，甚至很少谈及文学和文学创作。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炫耀自己的长处是一种傲慢，彰显别人的优秀是一种境界”。蒋先生追求的不是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和欣赏，而是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人生境界。
40多年前在狭小的校园里，我之于文学充其量只是一个爱好者，除了对蒋先生的大名和他的大块头作品高山仰止外，连个“豆腐块”也没有在一家刊物上出现过。30多年后跨界于文学领域，成了地方上略为人知的文学写作者和工作者，看到的依然是他的赫赫大名和一部又一部让整个社会都“不安分”的皇皇巨著。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更是一座峰峦叠嶂的巍巍青山，可举头仰望而高不可攀。当然从未想过有一天能与蒋先生零距离的求教和交往，更没有想到敢没遮没拦地和他谈文学，谈生活，谈家长里短，甚至对酒当歌。
2015年7月，在著名作家和出版家柳萌先生的牵线搭桥下，蒋子龙先生一行到访乌兰察布。同来的除蒋子龙老师之外，还有著名作家、大诗人邵燕祥，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大师阎纲，中国作协原党组副书记、散文大家王巨才，著名作家甘铁生和秦岭老师等。《人民文学》原副主编李平，《小说选刊》杂志主编高叶梅•其其格、副主编秦万里，编辑部主任宋向伟、张克军以及《长篇小说》主编顾建平老师等也都应邀相继而至。
柳萌先生是先行来到乌兰察布的，并与我们一道策划和组织这次活动。
这么高层次的“文学盛会”，作为一个地区文化艺术界的小人物自然不敢怠慢，连时任市委领导都出乎意料。这位领导之前曾长期在工业战线工作，又担任过一个地区市的宣传部长。听说来客名单中有蒋子龙的名字非常高兴，专门把市委、政府两办秘书长和接待办主任叫到办公室，除“三头对面”安排好接待工作外，还专门向他们发出“特别指令”：从今往后，王主任（之前笔者曾担任过乌兰察布市人大副主任）的客人就是他的客人，全权接待不必请示。看来蒋先生和几位文学“大咖”的到来，除了在乌兰察布文坛引起轰动外，对刚刚兼任市文联党组书记不久的我也加分不少。
我向领导表态，一定想办法让这些大腕人物给乌兰察布留下“印迹”，为宣传推介乌兰察布，写点东西。谁知领导站位更高，看得更远，说：不必强求，他们能来本身就是文化，就是对乌兰察布的认可和宣传，写不写由他们自己。还说，这些大作家都是有个性的，尤其蒋子龙是绝对的“硬骨头”，不是几顿饭，几杯烧酒，几句好话就轻易给你“唱赞歌”的。你们只管好好接待。
作为全程陪同他们的地方文学艺术界的“小头目”，我决定亲自到北京去迎接他们。因蒋子龙老师和秦岭老师都是天津人，我提前一天安排他们在京相聚同行，并设晚宴接待他们。
当我赶到我市驻京联络处时，刚好在电梯里和蒋先生打了个照面。他不认得我，但我第一眼便将印象中的照片和那张纹理清晰的“大人物”的脸型对上了号。打个招呼后，我便说明联络处已经安排好晚宴，他却说要去看女儿就不参加了。我说，车送他去，他说不用了，女儿的车在楼下等着呢。我虽然有点遗憾，但看他那主意已定的脸色，便感觉不是轻易就能让他改变主意的，只好悻悻然任其进了电梯。谁知第二天早餐时，蒋先生却主动与我握手致歉，并说昨晚失礼，受到柳萌先生的批评，说我专程到京迎接，他却一走了之，为此连说几个对不起，这倒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知道柳萌老师也是天津老家，同为津门骄子，蒋子龙先生称柳先生在文学艺术界“交友三千”，是“无冕之王”，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柳萌先生的随便一说，居然还让他当了真，认了“错”。
乌兰察布是内蒙古距北京最近的草原，三大草原之旅是少不了的文化品牌。
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广袤无垠，脱脱的漠南风光。数千年底蕴深厚的沧桑历史自不必说，成吉思汗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的。如今，作为中国宇宙飞船的回收基地，神舟飞船系列巡天归来都要在这里向祖国报到。当航天英雄杨利伟和他的继任者们每每走出返回舱的一瞬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片浩瀚神奇的草原上。
察哈尔右翼中旗辉腾锡勒草原，世界稀有的高山草甸型草原，据说北纬41°全世界只有两块，另一块在遥远的西半球的北美高原上。辉腾锡勒草原植物门类达400余种，其中200多种都是中草药，堪称活生生的中草药“博览会”和“大百科全书”。这里还是世界单场面积最大的风力发电场，绵延700多平方公里，装机总容量达150万千瓦。呼啸转动的巨型风机叶片下，游人们刹那间都状若蝼蚁，形若虫蟊。
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草原，绿茵拱拥之上星罗棋布地聚集着20多座全裸型的大小火山，举目望去蔚为壮观。当年被盗挖的两座火山，有点恐怖地突兀其中，不由得让人怀疑火山内部也有骷髅和骨骼，它硕大宽阔的横断面，歪打正着地把火山的内部结构一览无余地展露在游人的面前，那种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力搅动着游人们内心的震撼，在全世界的火山游旅中独具风采。若非小日本富士山有名在先，怕是东洋人也得漂洋过海来中国看个稀罕。
老师们在三块风光各异的草原上尽饱眼福，尤其游牧文化的古朴沧桑和现代化味道十足的风力发电，让多少人惊艳和激情燃烧。我谨记领导的告诫，对蒋子龙们写不写东西，始终三缄其口。谁知不久蒋先生的一篇散文《乌兰察布的风》便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值得提及的是，在赞美乌兰察布“天下之美大绿为最”的同时，又以自己敏锐独到的目光，与众不同地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分干预所带来的隐患和忧虑。文中直言不讳地提出，毫无节制地大面积风力发电，会不会对大自然的风形成一种“切割效应”，会不会让偌大一块高原上“千山鸟飞绝”？会不会对环境气候和生态平衡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先生是作家，他是以文学的手段发人深思，在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一些专家学者便对风力发电提出质疑，观点居然和蒋先生早他们好几年的担忧如出一辙，只不过比蒋先生温和善良的提醒有点过犹不及，甚至把“京畿之地”接二连三的雾霾天气都归罪于与它西北方向几百里之外乌兰察布的风力发电，弄得内蒙古不得不出手对风力发电进行大幅度的打压和抑制，以至于收回曾经下放了的风电发展的相应指标和权限，乌兰察布领导既言不由衷又万般无奈地向上级有关部门做出“若干年內”风力发电全部退出草原的允诺，邪乎程度让草原上的人们都瞠目结舌。
蒋子龙先生的独具慧眼和先见之明，居然超前于专家学者们好多年。
察右中旗辉腾锡勒草原风光旖旎迷人。这里有沧桑神秘又妙不可言的“九十九泉”，有第四纪冰川地质遗存和奇石涌动的黄花沟，当然还有讲不完的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和浓郁的蒙古族风情。
享用完草原上独具特色的炒米、奶茶、美酒和手把肉，旗委领导已经吩咐工作人员在一栋西式小楼里摆开了台案和笔墨纸砚，希望蒋子龙先生等能给景区留下点墨宝。业内人都知道蒋子龙先生的书法好生了得，轻易不动笔，动笔则绝不糊弄于人。先生与书法家张克军交换了一下意见，便挥毫泼墨，在早已铺开的宣纸上写下了刚拔雄放，挥洒天地的四个字：“辉腾锡勒”，张克军老师则写了“高山花海”四个字。两位大腕的强势出手赢得了一片掌声，景区领导自然如获至宝而喜出望外。谁知蒋先生却左视右瞄地看了半天不甚满意，随即又一次铺纸重写，依然觉得不尽如人意。这时，深谙书法奥妙的张克军老师才一语道破，是纸质和毛笔都不太讲究，书法效果难以显现。这让旗委和景区领导都有点尴尬，批评工作人员服务没有到位。蒋先生则笑了笑说，不要紧，晚上回去再写。晚餐过后，已经回到市里的蒋先生还惦记着让我找个合适的地方，继续中午没有完成的“任务”。我想了想何不趁机让几位大佬（同来的柳萌、邵燕祥、阎纲、王巨才都是书法家，张克军老师的书法作品两度登上神舟飞船遨游太空，被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收藏）来一次书法表演的“盛会”。遂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梁能伟老师负责安排。晚8点后，我们便在市文联会议室像模像样地摆开了“擂台”。纸墨笔砚都是梁能伟老师的“私货”，自然都是上好的。老师们也都有备而来，随身携带各自的毛笔和印章，很是正规和讲究。反复试笔之后，蒋先生方气定神闲地在宣纸上又一次写下了“辉腾锡勒”四个大字。这次一举成功，连书法大家张克军看后都连连称绝。一直从辉腾锡勒草原跟到市里的旗委和景区领导感慨万端，不仅是对蒋子龙先生的书法赞不绝口，而是蒋先生这样一个“国宝重器”的大人物给一个小小的景区题名居然也这样孜孜以求，实在让他们感动和难以想象。
随后，蒋先生又以如椽之笔给乌兰察布留下了“天下之美大绿为最”的八字墨宝，他说，这是他乌兰察布之行最为深切的感受。
就在蒋先生给我题写书名的前一天，由我的主持在他们下榻的博源蓝海酒店召开了一个规模不大却规格超高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蒋子龙老师外，邵燕祥、阎纲、柳萌、王巨才、以及甘铁生、高叶梅·其其格等十多位名满全国的大作家和大编辑们尽数莅临现场，并做了精彩的发言。我市十多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也参加了座谈，聆听大师们的高见和教诲，面对这么多文学大腕儿，我市的与会者们自然不敢贸然多嘴多舌，座谈会一开始居然有点冷场。蒋子龙先生率先打破拘谨和僵持，直言不讳地说道：“当地把我们从北京、天津请到乌兰察布，自然是想听听我们说点什么。那就我先说吧。”
这当然是我们的初衷和愿望，客观上也给我这个会议主持者解了围。
蒋子龙先生侃侃而谈。他先是谈自己对“文学来源于生活”的理解。他说，什么是生活，生活在哪里？生活就在你的身边，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关键是你怎么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理解生活，怎么从生活中领悟和提炼出有意义值得写的生活本质和精髓。蒋先生的本意实质上是把“文学来源于生活”拓展到社会的整个界面以至于每一个“犄角旮旯”，对传统的狭隘的“一线论”似乎是一次不大不小的颠覆。先生还认为，年轻作家不一定在自身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就盲目地急于写长篇或大部头创作，而应该扎扎实实地从短篇、中篇开始，一定先把自己最精彩的佳品奉献给读者。等到自身积累、写作功底，创作经验都达到一定储备厚度和高度后，再去涉足长篇创作或大部头的写作。他说，厚积薄发的才可能是好作品。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催动读者精神上的觉醒，而不是用粉饰太平来哄骗读者。他还针对我的长篇创作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不一定要着急出版，一是要精心打磨，向精品努力；二是可以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抽出来先行发表，给正式出版做好铺垫。接下来发言的阎纲先生也同意他的这个观点（2018年，我依然记着蒋子龙老师和阎纲先生的忠告，将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九龙山·龙吟河》由45万字压缩到12万字，投送给《中国作家》，并发表于《中国作家》第10期）。
座谈会上，乌兰察布的土作家们既开了眼界，领略了大师风采，先生们的高屋建瓴如醍醐灌顶的宏论和赐教也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2015年10月中旬，我和任致中老师一起在北京参加一个红色文化活动，约好去看望柳萌先生，柳先生却回了天津宁河老家。电话中柳先生邀我们到天津七里海一游，还说他可以再邀上几个我熟悉的朋友在七里海小聚。柳萌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文学前辈，我也知道老人家的脾气，他执意邀约不去肯定不行，便和任老师驱车去了天津。很快高叶梅、张克军和李平老师他们也赶了过去。第二天，远在厦门的秦岭老师得知我们去了天津，遂安排他的朋友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肖克凡老师和天津文学界的几个作家接待了我们，并安排了“五大道”一游。
到了天津，我们无论如何得去拜访蒋子龙老师。电话联系后蒋先生非常欢迎，当我和任致中老师到先生住宅的小区门口时，他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们好半天了。我说：“蒋老师太客气了！告诉我们几楼几户就是了。”先生却说：“那怎么能行？你们驱车几百里，从内蒙古来到天津，我怎么能不到门口接一下呢？再说，小区这么大，怕你们也不好找。”
蒋老师的家在一栋普通的旧楼房三楼，没有电梯，得爬台阶。先生的住房似乎和他这个大作家有点不相匹配，大约有100多平米，客厅也显得有点局促。说话间蒋老师老伴已经将刚沏好的茶端了上来，蒋老师支开老伴，要亲自给我们倒茶，并很是风趣地说道：“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们谈工作，谈创作，谈家庭，谈各自的身体健康状况，谈乌兰察布的发展变化和他所认识的朋友们的情况，不知不觉已过一个多小时。谈起乌兰察布，先生依然赞不绝口，他说，有时间还真的想再到乌兰察布一游。
蒋先生要给我们安排晚饭，我们执意不让，因为柳萌先生还在七里海等着我们，蒋先生这才作罢。离开时，先生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外的马路上，说怕司机不知道行车路线，他不放心。
2019年8月，我再度邀请蒋子龙老师到乌兰察布放松休息一段时间，先生有点遗憾。原因是，他不慎摔了一跤，腿部受伤，前不久才从医院出来，还拄着拐杖呢，只能在家休养。我听后便有点着急，决定到天津去看望他老人家。
自从高速公路开通后，到天津也就五六个小时。由于是第二次到访，到天津以后顺风顺水地找到了蒋老师家。让我感动的是，先生是拄着拐杖到楼下来迎接我们的。我不知道已经快80岁高龄的蒋先生是如何一瘸一拐地走下楼的。同来的葛振彦先生见蒋老师走路艰难，赶紧跑过去挽扶他，他却说，不用不用，自己走可以把握分寸，别人扶着反倒不行。不知他是有意谦让，还是真的不行，我们只好跟着他的身后慢慢地往上走，用了好长时间才进了蒋老师三楼的家里。
蒋先生虽腿脚不太方便离不开拐杖，但看气色依然不错。闲聊了一会儿，我将他题写书名的《山里有棵大树》一书恭恭敬敬地赠送于他，并简要向他汇报出版后曾获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和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时，他非常高兴，连连说道：“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我知道这是先生礼节性的认可和鼓励，与先生的皇皇大作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先生还惦记着我尚未出版的那部长篇，我也如实告诉他还在修改阶段，但是尊从先生建议，从45万字中抽出12万字重新谋篇布局，从简为一个小长篇，已先行发表在《中国作家》上。蒋先生连说几个“好，好！”
见先生情绪不错，我又出言喏喏地说，想请先生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再次给我尚未出版的这部新书题写书名，先生十分爽快地应允：“没问题，应该的，应该的！你先留下书名，这两天还不方便，过段时间我写好寄给你。”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先生精心写就的“九龙山·龙吟河”几个字，还顺便写了一个大大的“龙”字一并寄给我。同去的葛振彦先生也收到了一张“天道酬勤”四字横幅。这个意外之喜让葛先生说起来都激动不已，觉得先生太平易近人，和他想象中的大作家，大文人一点都不一样。
与蒋老师的近距离接触中，丝毫感觉不到早先文学圈里关于他“天生一张拒人于千里的脸”“走近他还真需要点勇气”的传说。恰恰相反，满满地都是热情谦和，睿智幽默和大家风范。他以自己理性和才思，用文学引领着那个时代的人们也生发思考和知行。他性格直率，笔锋犀利，不全为时代唱赞歌，却无愧于时代。早几年，一位大人物曾说过，文艺创作的“高原”上缺少“高峰”，但我始终认为，蒋子龙先生和他的作品在文学创作的这块高原上，绝对是一座巍然挺立的高峰，是中国的珠穆朗玛。
这座高峰雄拔隽秀，无与伦比又高不可攀，我们只有欣赏和钦佩，仰慕和膜拜。
2024年1月于北京
